新青年丨滕璐阳 徐赣丽：日常生活视角下的趣缘群体实践——基于对某剪纸群体的参与观察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滕璐阳，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代民俗学、文化遗产。

徐赣丽，女，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代民俗学、文化遗产。

本文关注到趣缘群体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指出其自主性、灵活性与变动性决定了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文章提出立足现代民俗学视角考察趣缘群体内部文化建构的新路径，为理解趣缘群体提供了全新思路。通过剪纸趣缘群体的实例，生动展现了成员间紧密的情感联结与融洽的日常实践方式，以及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稳定快乐的努力。这不仅丰富了趣缘群体的研究内涵，也彰显了现代民俗学的理论活力与实践价值。

日常生活视角下的趣缘群体实践 

——基于对某剪纸群体的参与观察

滕璐阳 徐赣丽

现代民俗学立足于流动的、变化的社会现实，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情感、记忆与边缘性的文化再生产，从本质上改变了其回应现代性的方式。在此基础上，现代民俗学开始将因兴趣爱好结合而成的社会群体，即趣缘群体纳入研究视野，一方面这与学科内部的理论反思密切相关：在打破了对“民”的集体性、同质性、匿名性想象后，“小群体”（Small Group）开始被接纳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同时，各类新的文化现象督促学界通过趣缘群体思考民俗传承等经典问题，趣缘群体也成为把握“我群”的重要切入口，为都市的田野调查提供了方向。趣缘群体作为现代都市人际结合的方式之一，相对因血缘、地缘、业缘建立的关系，具有更大的自主性、灵活性与变动性，是民俗学面对变动不居的现代社会所要考量的研究对象。从这一角度来说，是现代民俗学需要关注趣缘群体，这样既可以拓展研究对象，又能更好地应对社会变迁、完成学术使命。换言之，研究趣缘群体具备学术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反向思考的是，民俗学能够为趣缘群体的研究贡献什么？具体而言，就是我们要用怎样的视角、从哪些方面展开研究呢？

回顾学术史可以看到，最早对趣缘群体的关注源自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学对城市生活变迁的敏锐探索。当工业化、城市化使得以血缘为纽带的初级群体遭遇重创时，美国芝加哥学派注意到城市居民因生活、工作和兴趣产生的新的人群集合与社会关系的变迁。20世纪70年代，在“社区解放论”（Community Liberated）的主张下，跨越地域的“脱域的共同体”（Dis－embedded Community）走入学术视野。延续这一观点，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下，趣缘群体被理解为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在社会互动视角下，兴趣团体建立的非正式关系被视为获取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此外，伴随着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兴起，在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也涉及对趣缘群体的讨论，其中行为风格、表意实践、身份认同等问题得到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使社会结构发生改变，民间团体的兴起与城市社区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推动了趣缘群体的研究。本土趣缘群体的成长受到学界关注，其中对各类运动爱好群体与网络青年群体的研究最多。整体来看，现有成果大多从社会互动、社会资本、亚文化等视角入手，探讨了趣缘群体的形成过程、内部规范、传播策略和价值意义等。从中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我国对趣缘群体的研究过于依赖西方理论，“共同体”“市民社会”等概念被不加反思地使用，忽视了中西方社会进程的差异；第二，在研究内容上，社会学、传播学注重普遍性问题，比较缺乏对差异性的分析，导致对趣缘群体的讨论日渐单一、趋于僵化，仅有少数研究关注到趣缘群体内部的生活经验、情感表达等丰富面向。

一方面，立足于现代民俗学，日常生活的研究视角恰好可以弥补上述不足。不同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的日常生活研究，民俗学关注的是“以生活世界为基础和以实践理性目的为条件的完整的日常生活”，其目的在于“推动日常生活正当化”，强调民众建构生活的过程，即日常生活的生成性。在这样的研究取向下，民俗学要从当前历史出发，反思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性，即“持续地质问身边不起眼的、司空见惯的‘日常’”，关注知觉、经验、行为的主观性与主体赋予行动的意义。其中，日常性与日常知识可以作为民俗学理解日常生活的两个支点。日常性意味着日常生活是普遍的、广泛的，也是重复性与模式化的，强调的是民众自主选择并不断践行着的日常以及由此带来的稳定感和本体性安全。对于趣缘群体中的成员，加入群体、参与活动就是他们主动选择、自我建构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这种普遍的、重复性的日常中享受着趣缘带来的支撑。日常知识则是“日常生活的现实建构”和“日常交流的基本依据”，指导着民众的文化实践方式；它是一种主体间性知识，“需要在主体交互中呈现并得以实现”。事实上，每个趣缘群体都在互动中形成了特有的日常知识及其稳定的文化实践方式，成员们正是对具体的实践赋予意义从而建构起具有安全感的日常。而这些内容并不能被西方理论或日渐趋于僵化的研究框架所包含，趣缘群体内在的理论活力并没有在现有研究中得到充分显现。因此通过日常生活视角，从内部揭示特定趣缘群体的日常实践方式，理解民众建构生活的逻辑与意义生成机制，或许是民俗学能够为趣缘群体研究带来的新的理论增长点。

另一方面，现代趣缘群体的性质与特征也呼唤日常生活视角的参与。在前期的田野调查中可以发现，在都市中较为流行的手工、宠物、动漫等趣缘群体中，兴趣是促成人际交往的唯一主导因素，以往研究所重视的阶层、身份、资本并不是标识群体的重要特质。可以确定的是，我国现代都市中的很多趣缘群体与古代的文人雅集、西方的俱乐部具有本质差异，这也提醒我们要超越阶层、资本，从新的视角来看待趣缘群体。在宏观层面上，以趣缘群体为代表的自发联合组织是私人生活的一种组织化形式，是结构性的系统、制度与生活联结的新方式，亦是在个体化时代从“关系本位”出发重建个体自主性的中国出路之一。而广泛出现的趣缘群体正昭示着民众主体性的整体复归与社会活力的激发，是理解当下都市生活与文化的重要切入口。在微观层面上，趣缘是因兴趣爱好产生的人际联结，这就决定了趣缘在本质上指涉民众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关切到“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伦理问题。这也进一步说明，趣缘群体不应仅被看作处于主流文化边缘的亚文化现象，成员的行为动机也不应被完全解读为工具理性下的身份炫耀或资本交换。本质而言，趣缘群体就是民众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建构生活意义的策略性选择，这正是现代民俗学对趣缘群体的理解与定位。在此基础上，现代民俗学提供的正是一种不带前提假设的现象学分析和能够更加充分理解复杂性的“扎根”视角，唯有此才能将趣缘群体从既往的研究框架中解放出来，重新发现其之于我国社会进程和民众生活的意义。基于此，文章以上海市一个剪纸趣缘群体为例，立足于日常生活视角，考察生成于群体内部特定的日常实践方式，探究民众建构生活的逻辑与意义生成过程。

2020年末，我们结识了上海剪纸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周梅以及其与学生组成的趣缘群体。周梅自幼跟随外祖母学习剪纸，后从事幼教工作，退休后定居闵行区颛桥镇。周梅从2001年起专门从事剪纸创作，成为“颛桥剪纸八贤”之一；2005年4月，周梅向其所在的颛溪五村居委会提出开设公益剪纸班的想法并得到大力支持，于是社区剪纸班自当年5月起正式开办。剪纸班不设准入门槛且不收取学费，任何想学习技艺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由于地缘的便利，学员大多为颛溪五村和附近社区的居民，同时也有从黄浦区、奉贤区、金山区等地慕名而来的爱好者。在一批批往来的学员中，有13位一直坚持学习、与周梅保持着密切联系，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剪纸团队和趣缘群体。

成员上至“40后”、下至“80后”，年龄跨度较大，其中只有一位男性。不同代际、不同生活经历使每个人学习剪纸的原因呈现出一定差异性。其中既有喜欢热闹氛围前来捧场的老邻居，也有为补偿儿时梦想勤加练习的“狂热”爱好者，还有借此化解家庭矛盾的中年成员和增进亲子互动的全职妈妈。可以说，学习剪纸对于这一趣缘群体中的每位成员都具有特别的意义，都是处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女性主动选择、积极建构生活的结果。对周梅而言，从事剪纸创作并主动将技艺惠及更多人，是她选择的热爱的生活方式，有效避免了老年生活的无聊空虚。

除寒暑假外，周梅每周四上午都会召集大家到家里上课，时常一般为1.5小时。作为传承人，周梅经常出席政府举办的文化活动，只要有机会她都会带领学员一起参与、共同准备作品，这样既能扩大颛桥剪纸的影响力，又能快速提升学员的技艺，其中有4位学员已经成为区级传承人。在长期的相处中，趣缘群体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实践方式，聚在一起做剪纸、谈论家长里短、分享美食以及外出学习、参加展览等，已经成为群体共享的日常生活实践。无论周梅还是学员，访谈中只要提到每周一次的会面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开心，并多次提及彼此的关系早已超越普通师徒而“像家人一样”亲密。

2021年5月13日至2022年1月6日，笔者以剪纸爱好者、手工艺研究者的身份对剪纸课堂进行了参与式观察，总共学习14次，其工作包括上课时把重要的资料拍照保存，课后及时完成田野笔记，对课程内容与所感所思进行记录。此外，在课余时间笔者还对周梅及部分成员进行了深度访谈。这种人员稳定、见面时间与实践方式固定且成员互动深入的群体，正是我们研究现代趣缘群体方便、合适的切入点。

曾有学者指出，网络社群的形成基础类似于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秩序”，“即系统内部自组织产生的秩序，是人的行为的产物，而不是人为（有意识）设计的产物”。实际上，在线下趣缘群体中也存在“自发秩序”的特征，群体成员经过自然而然的“民俗协商”逐渐形成最舒适、最融洽、最愉悦的实践方式，并经由这些日常生活实践形成紧密的情感联结。通过对剪纸课堂的参与式观察，本研究选择了空间、创作、互惠三个方面的实践。其中，在周梅家里学习是这一趣缘群体独特的空间实践，为成员间的日常交往奠定了物质基础；剪纸创作是群体聚会的核心实践，也是趣缘关系得以形成的根本所在；分享型互惠则是超越于兴趣的交往实践，进一步推动了成员间情感纽带的形成。

（一）“在家里”学习：地方感的养成

在老师家里学习，是这一趣缘群体非常鲜明的特征。相对于学校、活动中心等公共场所，“家”具有非正式、私密性、封闭性的特点；相应地，不同于正规化、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在家里学习指向更加自在、更具协商性的小群体聚会。2005年，颛桥社区剪纸班初创时，居委会提供了一间单元房，但由于环境潮湿、设施不完善，周梅就决定在家里上课，并将北面的次卧收拾好用作教室。后来居委会在小区旁加盖了活动中心，专门预留出剪纸教室，不过周梅仍习惯于在家里上课。

对于这一趣缘群体，周梅家作为集体学习的空间具有特别意义。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大卫·西蒙（David Seamon）基于现象学的视角提出“在家里”（At－homeness）的概念，他认为“在家里”的空间体验具有“有根的感觉”“对特定空间的占有”“让生命蓄积力量”“环境舒适”“人情温暖”五个方面的特征。这意味着“家”不仅是物理空间，“在家里”还可以唤起人们的情感认同与精神眷恋，而这正是其他学习空间所不具备的特质。段义孚（Yi－FuTuan）认为，人们会“根据自己的身体或者与其他人接触获得的经验”来感受空间。当人们一旦对某一空间完全熟悉，或为空间进行定义和赋予意义时，空间（Space）就变成了地方（Place），这种转换来自内心深处难以表达的亲切经验（Intimate Experience），即“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来源。实际上，多年来的集体学习早已使大家对周梅的家非常熟悉，由此触发与积累的亲切经验也让每个人对这一空间产生了独特的“地方感”。

家是生活起居的私人空间，具有一定私密性，这是其区别于公共教室的基本属性。一楼昏暗的采光、潮湿的木地板、样式古旧的家具、一做饭就弥漫满屋的香味以及70多平方米空间内堆放的剪纸用品，构成了来人对这里基本的空间感知。作为教室，次卧稍显局促的空间反而更有利于情感的培养。如果在活动中心宽敞明亮的教室上课，周梅站在讲台示范，“老师－学生”的等级关系会更加明确。而家里局促的空间和截然不同的布局则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心理距离。次卧不到15平方米，上课时大家围绕着中间的方桌而坐。周梅习惯站在靠近门边的桌角位置讲话，这样示范剪纸时每个人都能找到合适的角度观摩，大家围坐在周梅身旁更像听一位长者的谆谆教诲而非被居高临下地说教。上课时大家不会一直正襟危坐，身体姿态较为放松，对空间的使用也非常自如，总体而言是舒适、自由的状态。

“家”这一特殊空间还为趣缘群体的实践提供了更多可能。最显著的一点便是大家可以在“观看”中学习。作为非脱域的空间，在家里大家可以看到周梅真实的生活与创作环境，能够在有意或无意地“观看”中自然而然学习到与剪纸相关的知识。其中，手工书籍与周梅不定期更换的剪纸挂件是被重点观看的对象。在学习之外，“家”作为审美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功能也被充分使用。周梅喜欢养花，每次买的新花株都会不自觉地引来众人观赏，大家围绕品种、花期、栽培方法等问题互相请教，拍照留念更是常态。此外，“在家里”也为制作、享用美食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一点将在后文详细阐述。总而言之，正是对“家”的各种功能的延伸利用，趣缘群体在集体学习中的实践更加丰富多彩。

在传统社会，由于师徒之间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学徒在师傅家里学习是很常见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伴随着学校教育与工厂传习的兴起，住家学习逐渐销声匿迹，手艺人的“家”在学习过程中并不是必然出场的空间。正因如此，这一剪纸趣缘群体“在家里”学习才更显特别与珍贵，群体实践才得以在更加舒适、自在的空间内展开。周梅常说，这个群体是“温馨的大家庭”，在她眼中学生们并不是“外人”，因此她非常无私与信任地接纳学生到家里学习，愿意将个人的生活空间与日常生活片段坦诚地展现。在多年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们对周梅的家也早已非常熟悉与适应，甚至逐渐产生了“跟自己家一样”的情感认知。所有的感受、思考与行动都构成了大家在这一空间内不言自明的亲切经验，由此产生的“地方感”就成为群体成员共享的体验与情感纽带。如今，“在家里”学习已成为一种标志与默契，是大家保持开心、收获情感支持的重要实践方式，奠定了这一趣缘群体日常生活实践的底色。

（二）技艺共学：“和而不同”的日常创作

剪纸创作是每周群体聚会的主要内容，也是趣缘关系得以建立的关键所在。由于群体成员已具备较为扎实的基本功，上课时周梅几乎不再讲解基础的剪纸技巧，而专注于带领大家做出更有趣味、更具生活气息的剪纸作品。大家的目标并不是追求技艺的难度，而在于尽情享受剪纸的过程，同时希望能够完成更好看、更加赏心悦目的作品。但“好看”并没有固定标准，而是一种在互动中逐渐生成的多元的审美感知。这一点既离不开周梅的引导，也得益于群体轻松自在的互动氛围。

毫无疑问，周梅作为趣缘群体的核心人物，在技艺上享有一定权威。但在创作方面，周梅则非常尊重不同的审美，鼓励大家多看、多学、多交流，并非只有“一家之言”。正是在这样开放、自在的氛围中，每个人都被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并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晓玮自2010年就跟随周梅学习剪纸，她天资聪颖且勤奋努力，特别喜欢做精细、雅致的作品。巧玲学习剪纸已8年有余，她喜欢做旗袍、蝴蝶、十二生肖主题的作品，每到新年都会创作带有生肖元素的福字剪纸送给亲友。燕子是一位全职妈妈，相对刻纸她更乐于自如地使用剪刀，并且特别注重剪纸过程中的身体感，常常做一些极为精美复杂的图案。周梅十分支持大家自由创作，上课时也总把“互相学习”“互为老师”挂在嘴边。因此学员们经常在课堂上展示平日的创作，大家在观摩、学习的同时，还会根据个人兴趣对作品进行“再创造”，碰撞出更多创意和灵感。

剪纸作为一门技艺，相比于广场舞等要求动作整齐划一的休闲娱乐活动，其独特性就在于每一幅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周梅也恰好非常尊重每个人的审美选择，不强求群体风格的统一，这就决定了群体“和而不同”的创作特征。一方面，经过多年学习，大家的技能日渐娴熟与精湛，展现出群体的高水准。特别是在外出参加活动时，在周梅的带领下，这一趣缘群体就是“颛桥剪纸”的代表，这一标签背后是群体多年来对外形成的集体认同。另一方面，在群体内部大家又不必过分仰赖附和“权威”，每个人在日常创作中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并擅长的风格，最大限度地形成个体认同。因此，成员既可以在集体认同中确认个体的社会价值，又可以在日常创作中保持自我，从而在“和而不同”中达到集体与个人之间的适度平衡。

（三）分享型礼物：群体中的互惠实践

虽然剪纸是趣缘群体的联结契机，但在课堂的日常实践中，大家在剪纸之外还会产生更多的交往实践与情感互动，进一步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亲密度。

前文提到，“在家里”上课为趣缘群体的实践提供了更多可能，其中制作与分享美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每次见面，周梅都会准备零食或水果，大家也会不定期带食品或其他小礼物进行分享。分享礼物的人并不固定且不会提前告知，因此大家经常在课堂中收获到未知的小惊喜；但分享不是强制性的责任或义务，是完全出于自愿的行为，因而每个人分享的频率都不尽相同。在大家心中，分享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分享并不期待获得必然的回报，就如同分享也不具有强制性一样。多年来，这样“礼尚往来”的互惠已成为群体的惯习，这既是对周梅无私教授剪纸的感恩，也是大家在一起共同收获快乐的方式。

但要说明的是，这种互惠并不是简单的“馈赠－回报”关系，其核心在于群体内部的分享，背后蕴含着彼此的关心与惦念，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这里互惠并不意味着“两不相欠”，恰恰相反，大家就是要通过有所“亏欠”的方式形成更为紧密的情感联结。因为每个人所期待的并不是在特定时间从特定的人那里得到馈赠或回报，而只要分享这一行为得到传递与实践即可。事实上，这就是分享型礼物的互惠。分享型礼物是介于礼物交换与纯粹分享之间的过渡性交换，人们在馈赠礼物时注重分享与表达心意，而不在乎对方是否给予回报；而分享型礼物的互惠关系通常发生在由相互熟识的人组成的“类家属”（Quasi Family Members）圈子中。在剪纸趣缘群体中，大家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形成了“类家属”的关系，彼此分享礼物只是出于心意的表达而不渴求回报，互惠实践具有不确定性的同时兼具传递性，由此群体中长期稳定的总体性互惠得以实现并对成员关系的维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另外，群体在多年来的相处中还逐渐衍生出另一种参与度更高、互动性更强的分享型互惠——在一起做饭。相比每次上课的零食分享，大家在一起做饭的频率并不高，往往还需要某个特定契机的带动，但每个人都参与其中，颇有家人团聚的氛围。本质而言，一起做饭是分享型互惠的变体与延伸。每次发起做饭的人不固定且完全出于自愿，大家看重的仍是心意表达而不在乎下一次是否必须有人发起、必须获得回报。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分享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分享作为结果的礼物转向每个人共同参与制作过程，无形中延长了大家在一起的相处时间，为课后交流提供了更多便利。那些烦琐的制作步骤在人多热闹的氛围中不再被认为是麻烦的，每个人身处其中都能感受到积极、热情的互动与自足的快乐。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课堂中超越于剪纸的群体实践，这对于成员间形成稳定而亲密的情感联结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大家最初的目标是学习剪纸，那么数十年来坚持到周梅家的动力则早已超越技艺本身。大家不太在意一定要在每次上课时收获全新的知识，每个人所享受的是互相尊重、自由而平等的创作氛围以及在一起的愉悦时光。因此，掌握剪纸技艺渐渐由学习目的变成大家在周梅家相聚的契机，其中分享型互惠就是增进彼此感情的重要的日常实践方式。多年来大家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互动模式，看到有趣的物品、尝到美味的食物自然而然就想要带到课堂上一起分享。这进一步说明，成员经由趣缘建立的关系延伸到更为广泛的生活中，彼此形成的情感联结已经超越趣缘而存在。而能否在兴趣之外产生更加多元的实践，正是判断群体联结是否紧密、情感是否深厚的标志之一。

文章从空间、创作与互惠实践三个方面，探讨了爱好者在趣缘群体中收获开心快乐的实践方式及其赋予实践的意义。事实上，经由剪纸建立的趣缘关系已经成为群体成员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十多年来大家见证了彼此技艺的提升与生活的变化。目前，大部分成员已步入中老年，生活重心逐渐由打拼事业、照料家庭转向愉悦自我。而每周四来周梅家上课就是大家愉悦自我的途径和惯习。经过不断地协商与调适，群体成员找到了目前最融洽、最愉快、趋于理想的日常实践方式，每个人在其中都能收获到正向的情绪反馈、愉悦的创作体验与稳定的情感支持。一旦进入课堂，意味着大家从原有的家庭与工作关系中抽离出来，所有的生活烦恼和不良情绪都被搁置，每个人只需在趣缘关系中享受在一起的快乐，这种情感体验是独自进行剪纸创作所不能体会的。曾有研究表明，手工艺团体为女性提供了日常喘息的机会，为她们在“不确定”的大环境中提供了生活的稳定感。在文章的个案中，群体内稳定的情感联结也正是很多人坚持来学习的动力，大家深知只要来到周梅家，就会收获到确定的快乐。同样，为了维持群体的存在，周梅无私而信任地将自己的家作为集体学习的空间，大家愿意在课堂进行分享型互惠，接纳“和而不同”的创作风格，这也是每个人为群体做出的“集群努力”（Group－making Effort）。

在此，文章无意夸大趣缘群体的作用，也无意过分理想化地呈现成员之间的感情或刻意掩饰群体中工具理性的存在，而只是去探索大家在趣缘群体中收获快乐的方式，因此文章所作的不是批判性的而是实践性的民俗学分析，即从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去揭示趣缘群体的文化建构方式及其之于每个人的意义。这些实践方式构成了趣缘群体稳定的日常，实践行为的表象背后是成员们经过“民俗协商”所自然而然形成的日常知识，亦是生活智慧的显现。在这样一个关系融洽的中老年剪纸趣缘群体中，能够看到成员们形成的超越剪纸的紧密的情感联结。在现代社会，类似的趣缘群体还有很多，无论是活跃于社区的文化小团体，还是相识于网络的青年亚文化群体，人们都有可能形成特定的实践方式，将趣缘关系进一步延伸至更为广泛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建构起稳定的日常与本体性安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指出，“生活方式”（Lifestyle）不是被“传承而得”而是被“采纳而得”，这意味着人们“在多元化的可能性选项中进行挑选”。换言之，趣缘群体是现代人在实践理性目的下主动建构生活的结果，表达了民众对有尊严、有趣味、有意义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人们在趣缘群体中的种种实践表明，这份期待不仅是可欲的还是可能的。在叠加压缩的中国个体化进程中，民众一方面在精神层面寻找安身立命的资源，一方面还要面临脱嵌后的个体如何再嵌入的问题，而兴趣与群体的结合则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出路。从这一角度而言，趣缘群体是现代人在“内卷”或“躺平”之外，另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选择，也是民俗学理解当代社会生活变迁的重要切入口。

目前，趣缘群体的现象虽已引发广泛关注，但极少有研究细致而丰富地呈现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实践。无论是“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还是社会资本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抑或是符号与身份认同的研究，都是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去阐释趣缘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作用与形成机制，这些研究取向在我国现代民间兴趣团体初步兴起时无疑具有启示性意义。然而伴随着城市文化与互联网的发展，趣缘群体的数量和类型日益增多，现有理论假设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况不免有些捉襟见肘，研究逐渐趋于僵化。而引入日常生活的视角，恰好可以突破现有理论的桎梏，从内部视角去探讨民众在趣缘群体中建构美好生活的过程与行为逻辑。当然，这与现代民俗学的研究旨趣密不可分。立足于现代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更关注于日常生活的‘日常性’并从民众立场出发强调日常生活作为意义生成机制的价值”。一方面，由于日常性的差异，即意义生成机制的不同，关注个体的文化实践成为现代民俗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要求我们并不以追求普遍性、规律性为首要目的，而是以“建立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整体的正当性”为目标，承认民众实践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从这一角度而言，关注趣缘群体特定的日常实践方式也就具有了本体论的价值。同时，我国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与丰富的趣缘现象也督促学界呈现更加立体、多元的文化实践，以展现由“复数的”日常实践所交织的社会图景。这也意味着，在日常生活视角下，趣缘群体不应被视作类型化的存在，通过趣缘群体民俗学应该有更为丰富的经验研究去实现其对日常生活的整体性关照。另一方面，现代民俗学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也为了“探究每个人在不确定性之中生发了怎样的生活智慧以及其中蕴含了怎样的自我表达和文化创造”。趣缘群体作为意义生成的机制，是人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收获快乐、确立意义的方式之一，因而我们有必要去关心这种“日常”是如何诞生的、群体内形成了怎样的默会知识与实践方式等等。在此基础上，民俗学还可以立足于其他具体的研究对象，进一步在经验层面探索人们如何组织生活、如何更好地建构生活。要特别提及的是，建构生活并不意味着一定是“逃避”或“抵抗”，我们需要在尊重与理解差异性的基础上做出阐释。在这样的研究取向下，日常生活转向之后的现代民俗学“是一门发掘日常生活的美好意义，将日常生活转变为增进彼此认知的方式的良善学科”。当然，任何对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都不免有所疏漏，生活的复杂性无法穷尽，而文章仅是一个探索性尝试。虽然这样的尝试不免显得有些琐碎、平淡，但相信在更多个案的积累下，日常生活视角下的现代民俗学研究会走向成熟，民俗学会真正成长为关心人及其生活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