窖藏基本状况
大同桥观塘坳铜钱窖藏,位于攸县大同桥镇界江村(原大板村)易家场组观塘坳东南坡(图1)。1982年10月11日,当地村民易长林在取土烧砖时,发现该窖藏。在当地公社、大队及民众的大力协助下,县文化局会同县公安局、省博物馆及原湘潭市文物工作队对窖藏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土钱币15500多公斤,现分别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株洲市博物馆、湘潭市博物馆和攸县博物馆。
观塘坳地处攸县中部丘陵,南面是彭家岭,北面300米有枫仙岭。西2000米有攸水,东面还有珠丽江和界江,三者在观塘坳南2.5公里处交汇。土地肥沃,水陆交通便利,自古为攸县交通要道。
出土钱币介绍
窖藏发掘工作结束后,省、市博物馆对出土的铜钱有过一次初步清理。共清理出钱币标本4种114型,其中最早的是汉初半两,最晚为公元1127年至1130的南宋高宗建炎通宝(详见1991年出版的《株洲文物名胜志—宋元明清文物》)。2011年11月至2012年5月,攸县博物馆对收藏于攸县的钱币(图2)进行了全面清理。除部分钱币因锈蚀严重需作进一步处理外,共计清理出钱文较清晰的钱币17242枚,根据其规格、重量、形制、背文及铸造工艺等特征,可分为45种197型。加上前次清理发现的三国蜀汉直百五铢、梁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唐开元通宝铅钱和南唐大唐通宝等5种钱币,目前已总共发现50种202型。其中汉代(含新莽)3种,三国2种,南北朝2种,隋1种,唐2种,五代十国6种,北宋32种,南宋1种,金朝1种。前次清理已发现的钱币种类不再赘述,此次清理新发现的有88个品种。种类之多,确属罕见。
重点钱币小议
所谓重点,所指四个方面:一是此次清理新发现的钱币;二是从钱币史的角度考量,时间上较早;三是从存世量考量,比较缺稀;四是相对于该窖藏而言,意义上比较重要。
半两 两枚,青铜质。窖藏中已知最早的钱币。内外无郭,钱体圆洁,穿孔方正,背平夷,仅有一个较窄的铸口。文字略浮于钱面,笔画方折而清晰。“十”字两。其中一枚“半”字两横等长,另一枚“半”字上横稍长,更接近汉文、景、武三帝所铸四铢半两钱。
无字五铢 该钱为此次清理发现,仅此一枚。外形近似椭圆,无字,无周郭,面、背不分,一面有较浅薄的穿郭。钱体轻薄光洁,穿孔方正。虽然无字,但从其铜质、锈色及广穿的特点来看,仍具有汉五铢钱的特征。献帝时,董卓败退长安,铸无字五铢,该钱大概就是这个时期的。
曹魏侵轮五铢 该钱为此次清理新发现,1枚。文字狭长,“铢”字笔画纤细而拥挤。钱面无穿郭,周郭浅薄,钱背无周郭,但有宽而浅薄穿郭,工艺粗糙,好像一个加了边郭的剪凿五铢钱。
隋五铢 1枚。字形狭长,“五”字左端有竖纹,好似内郭,但其他三面都没有。钱面周郭较宽,钱背则内好均有宽郭。钱体圆洁,穿孔方正,其特征接近隋文帝开皇年间所铸五铢钱。
会昌开通元宝 共6枚。会昌背文开通元宝此前已发现背文“昌”“洛”“润”三种,此次新发现背文“京”新品,另有两枚因锈蚀,背文模糊难辨。史上有两次毁佛铸钱,此钱为首次。
乾元重宝 此次清理出乾元重宝25枚。新发现背月文钱5枚,其中仰月1枚,偃月4枚。而背偃月钱中又有一枚背郭外沿锉有一圈稍稍倾斜的齿状纹饰,分布较规律,间隔1—2毫米,深及周郭一半。
天汉元宝 小平,1枚。外径仅有2.2厘米,穿径0.7厘米,重2.92克,钱文隶书,旋读,“汉”字模糊。钱体轻薄,工艺粗糙。天汉元宝为前蜀高祖王建铸于天汉元年(917),此次清理新发现。
光天元宝 1枚,小平。钱文草率,“光”字作行书,其余三字为隶书,钱面穿、周郭尚规整,而钱背穿、周郭近平。铸造工艺粗陋,肉薄量轻。光天元宝为前蜀高祖王建铸于光天元年(918),其小平钱存世稀少,此次清理新发现。
周元通宝 3枚。后周世宗毁佛所铸。因其系毁佛铸钱,由此衍生出许多关于此钱能治病和辟邪的说法。因此,虽然该钱的铸造量较多,但存世相对较少。
南唐开通元宝 此次新发现,2枚。该钱篆、隶成对,为对钱之始,对后世,特别是宋代的钱币铸造产生较大影响。
图1 大同桥观塘坳铜钱窖藏全景
图2 大同桥观塘坳铜钱窖藏出土的部分钱币
唐国通宝 此次清理出唐国通宝6枚,其中1枚大字、窄缘较少见。另一枚其“唐”字开头两笔,左长右短,与普通钱左右等长的写法有异,其“国”字近方,不如普通钱“国”字圆润,也较少见。
宋元通宝 北宋开国钱。具有较高的历史意义。其中一枚背穿右有一竖划。
淳化元宝 原来只发现草书字体,此次新发现隶书和行书,为行、草、隶三体对钱。宋太宗亲书钱文,开了御书体先河,也为行书和草书入钱文之始,此后改元铸钱的制度也是由此创立,具有较高的历史意义。
咸平元宝 为楷书入钱文始,具有较高的历史意义。新发现有至和通宝、篆体至和元宝、楷书嘉祐元宝、篆书嘉祐通宝、治平通宝楷书。
庆历重宝 折二大钱,为北宋大钱铸造之开端,由此了形成南宋以折二钱币为主体的钱币制度,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崇宁通宝 大观通宝 徽宗御书瘦金体,铸造精美,堪称宋代钱币杰作。
穿孔宣和通宝 1枚,篆书折二,“和”字与“宝”字之间有椭圆形穿孔一个,孔沿光滑,应是有意所为,可能曾作佩钱使用。
建炎通宝小平篆 楷对钱 建炎通宝小平篆体钱为此次新发现。建炎通宝为南宋开国钱币,其小平篆、楷对钱少见。宋代小平对钱的铸造到此结束。
建炎通宝 建炎通宝折二大钱对钱。
正隆元宝 窖藏中已知年代最晚的钱币。金海陵王完颜亮正隆二年铸,为金朝铸币之始。
结 语
隋以前铜钱铸造主要采用范印法,早有定论。唐以后铸币主要采用翻砂法的观点已占主流,但也还有人主张范印法。此次清理的钱币中,发现唐至南宋期间相当数量的钱币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范现象。错范现象有两种:一是平移,有的移范程度不大,有的移动距离达到钱体直径的三分之一。二是旋转,最大程度的旋转有45度。轻微的平移现象用范印法也还勉强解释得通,但较大距离的平移和大角度的旋转,用范印法就无法解释。所谓牵一发而动千钧,随便哪个位置发生旋转,特别是大角度的旋转,整个钱范就会大幅度错位,铜液就无法浇铸。翻砂法是利用母钱在沙箱中均匀排列后,压制钱模,起箱后再将母钱起出。在起出母钱的过程中,母钱发生位移,或掉落沙面造成钱模损坏的现象时有发生。重新整箱压模费时费工,只要对损坏的个别钱模进行修复就可以了。因为沙箱上下两面已经分离,修复时无法精确把握位置与方向,旋转和偏移现象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因此说,这些错范现象的存在,支持翻砂法的观点。而唐以前的钱币错范现象极少见,这与其采用范印法的铸造工艺是相吻合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唐宋时期的翻砂法铸币工艺。
修复模印时,方向不好把握,从而产生了钱币背面的旋转现象。假如能在母钱的背穿上方加个标记,排列母钱时,无论是钱面还是钱背朝上,都能够将母钱垂直摆放,这个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么?月纹的来源,民间传说是文德皇后的指甲痕,断不可信。现代钱币界则认为,背文系各个铸炉的标记,以做质量验证的凭证。此说现已被绝大多数学者及藏家认可,似无争议。但仔细推敲,漏洞也不少。若是炉别标记,应该有更多样的纹饰,更多种位置,且都应有一定的数量,才能分清炉别。而大多数的钱是背穿上仰月,难道偌大的一个国家用的钱,大部分由一座铸炉铸造不成?这显然违背常理。如果将背文理解为方向标记,倒是解释得通。其他诸如穿左、穿右和穿下背文,皆为母钱旋转90度或180度而产生。背面有纪年或纪地文字的钱币,因为纪年和纪地文字本身兼有指示方向的功能,所以鲜有背文。
关于窖藏是何人所为,无外乎军队埋藏和大户私藏两类。
当年窖藏清理记录记载“窖藏全系掏挖而成,窖面封土仅0.5米。铜钱用麻绳小串入窖,散乱放置,无包装和其他防水措施。可见为匆忙埋藏,未作充分准备。”据此,有人推断非私人窖藏。又根据上一次清理的最晚钱币建炎通宝,将下窖时间确定在建炎年间或稍后,从而进一步推断窖藏为南宋叛军曹成被困攸县,“轻取安仁”时所为。此次清理,发现的正隆元宝,将下窖时间上限延至绍兴27年(1157),此种猜测已无可能。相反,笔者认为私人窖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理由有五:
其一、公元1157年至此后数十年间,宋金战争大都发生在黄河流域,南方并无较大战事。遍查宋史,此间也无军队转战或兵败攸县的记载。
其二、《宋史食货志》提到“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宋史职官志》也提到“每斗(米)折钱三十文”。窖藏中的钱币,若统一按小平钱每枚3克来计算,折500万文钱,可以买到大米70万公斤,无论是对私人还是军队,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若不是万不得已,绝不会埋入地下,也不会有长时间不取出的预设因此,不能根据埋藏时未作充分准备而排除私藏的可能性。
其三、南宋发行大量纸币与铁钱,“民不乐用”,纷纷将铜钱私藏或熔铸成农具和其它用具以牟利,导致前所未有的所谓“钱荒”,这也是宋代铜钱窖藏有较多发现的主要原因。
其四、南宋绍兴八年,高宗向金国纳贡称臣,自此近百年间,南宋政治较稳定,北方居民大量迁入,经济文化获得较大发展。攸县色江《王氏族谱》记载,足可证明当时攸县手工业的发达程度。观塘坳地处三江交汇之地,交通便利,沃野百里,传统的农、林、渔业本已发达,这为个别地方富豪敛集大量财富提供了丰厚的经济基础。
其五、该窖藏中,已发现宋以前的钱币有16种35型2033枚,占已清理钱币的11.7%。以窖藏钱币15500公斤来计算,前朝钱币可能达到1800公斤以上。如此大比例的前朝钱币,如果说是传世品,断不可想象,估计为盗墓所得的可能性极大。观塘坳北200米枫仙岭已发现大量汉、宋墓葬,这为这些前朝钱币的来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责任编辑 罗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