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的故事

文摘   2024-09-17 23:19   湖南  

作者  刘正平


大概是1979年开始吧,我常去武汉汉正街贩回一些针头线脑之类的小百货,去一些偏远山村里叫卖。别看这个小买卖,当时还得遮遮掩掩,轻则叫非法经商,重则为投机倒把。大帽子塌下来,顶挡不起。
衣兜里就装着借来的两三百块钱,恨不得一个子儿掰开两瓣用。坐的是慢车、硬座,从株洲到武昌票价8.5元,全程大小七十几个站,每站必停,慢慢悠悠二十多个小时才到达终点站。吃的是馍馍和包子,住宿多在候车室和车站广场,但有一样却是万万省不得的:粮票。当时,去饭馆就餐、商店买任何粮食制品,没有粮票,有钱也白搭。

城镇户籍,可拿粮本去粮站领取,领多少,便从粮本里扣除多少定量指标。农村户籍的就难多了,要生产大队出具介绍信,公社审批,刨根问底,换多少、做什么用,无盲流和倒卖之嫌,便盖上大印。

因为常出门,老求人换粮票。有个姨表姐,在416地质勘探队当工人,我常常背着米去勘探队驻地的菜花坪换粮票。有时,她也白给我三五斤。千恩万谢,感激得涕泪满面。

一次,我背着半石棉袋谷子,走向十五里路外的拓桑渡粮站。粮站的职工看完介绍信,称了稻谷,便问:“油呢?”

呵,不懂这规矩:一斤粮票里面还含有一钱的食油指标。第二天,提上油再去,才换回了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

1984年,我有了一本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来到网岭,租了两间临街的小房子,名正言顺地开始做生意,常去武汉一皮鞋店采购那种价格便宜、外表粗糙但结实耐穿的皮鞋。这时候的武汉,吃饭和买食品可以不用粮票,用钱变通,该收一斤粮票的食物,加收三角钱。这个价钱有点黑,比方半斤米的白饭,交粮票只收一角钱,不用粮票则要二角五。粮指标的价比饭价高出许多。

偶然路过汉囗粮食市场,挤挤挨挨的全是各种粮食、豆类的摊子。粮摊上摆着许多用皮筋箍扎着的小把粮票,在公开、或半公开地兜售。以粮票面额和种类论价:武汉市粮票每斤六分、湖北省粮票每斤八分、全国通用粮食每斤一角。全国各省市的粮票都有,价格不等。面额最大的伍斤。最小的半两,即25克,外加两分钱,可买一只拇指大的煎饺。还有更绝的:1960年,南京市粮食局发行的一钱面额粮票,只有五克。全称是:南京市粮食局流动购粮凭证。

这以后,我老买着武汉粮票,去买餐,还真很省钱。顺便也买些全国通用粮票回家买米。举家都来到了网岭,没种田,一家六口都靠买米为炊。这也合算:市场米价每斤二角八至三角。粮店的米才一角三分八,再加一角的粮票,合计二角三分八,且还可买上每斤七角二的茶油。

一次比一次带回更多的粮票,从粮站买回米和油。吃不完,把米挑到市场去卖。还买了一台手摇压面机,准备用粮票买回面粉,加工面条。

每逢集日,黄丰桥都有几个少妇来网岭买米,贩回去再倒卖给煤炭窑上做工的。她们常在我的小店里喝茶、寄放米,见着我从粮站买回米,挑着去市场卖,便劝道:你把粮票卖给我,不省事多了吗。

很对,她们更省事。米太沉,要等运煤的回程车捎米回去,往往等到很晚。据说,为了讨好司机,她们间还有人与司机有染。

尝到了甜头,胆子越来越大,决定孤注一掷,干一次大的。1986年夏,我凑着全部现金,并借来些钱,辗转武汉、郑州、天津等地,历时十二天,收集了一万六千多斤全国通用粮票。

从天津返程,下午七时许,前方就是湖北孝感站。列车查票,一个大个头乘警开路,后面跟着几个列车员,地毯式地铺开。我只一个小提包,应该没有携带危险品的嫌疑,不知咋引起了大个头的怀疑。他一见里面都是一扎扎齐刷刷的粮票,便把我带到乘警室。他根据我的供述,简单地做了个笔录,这时已到孝感站了。便把我和这只小提包,转交给孝感车站派出所。

已是晚上八时许,派出所只有两人在值班。两人叽咕了几句,便说:“你去找个旅社住下吧。明天来处理。”

第二天上午走到派出所,昨日那两人不在。等到下午两点才来接班,一见我,他就说:“你这屌事不归我们管,已移交车站工商所。就在这后面,你去吧。”

车站工商所很小,只有一间平房、一个精瘦的老头,又长又大的中山装穿在他身上,就像晾在衣架上。他提着一串砝码,正往市场去校秤。他说:“你这个事儿,我没这么大的权限,已转县工商局了。”

我打问了一下,去县工商局有好几里地。天色已晚,只好候明天。

案子落在县工商局市场股一个胖胖的女人手里。她口叼香烟,满口黑牙,边问边做笔录。我又将对那高个头乘警的交待重述了一次:怎样从郑州、石家庄、天津等地收购来的。拿着粮票回去,买面粉压面条出售。始终瞒着要害的情节没说:把粮票卖给米贩子。

她做完笔录,眉头深深地皱起来了:“五千斤以上,万斤以下,属大案。你属特大案,若发生在早几年,轮不上我们处理,抓住了就关押,没有个七八年,你出不来。现在的处理办法有两种,一是给你开个罚没单,案子就了结了。二是转地区工商局处理。”

吓得我一身冷汗,忙诉苦衷: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这是借着钱、几乎押下身家性命买来的。

她吐了口烟气,脸上露出丝丝怜悯:“我手上只有这点儿权力,那就转地区工商局吧。”

走出县工商局,时间还早,上午十时许。但案子还没转到地区工商局,跑过去有咋用呢。我又换个旅店住下,心里七上八下,惶惶不安,到处打听孝感地区工商局的地址。

那年,孝感还没建市,孝感地区机构也设立在孝感县城里。市工商局离县工商局,不到一里路。

已是来孝感的第四天了,吃罢早饭,我壮着胆子走向地区工商局。

当时的孝感地区工商局很简陋,也就是一栋较大的砖木结构普通民房。人有点拥挤,木质楼梯被上上下下的人踩得嘭嘭响。办事的速度快,只听我说了两句,他们就答复:“十天内,你拿着县以上工商部门的证明,来听候处理。”

一下子,我如跌入冰窖。哪去弄县以上工商部门的证明呢。找谁去呢?我的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中,连一个做生产队长的人都没有。所谓的压面条,只买了压面机,未配套安装,还只是一个囫囵的铁坨坨。而卖给那几个少妇米和粮票的事,却一查就会穿帮。

(攸县收藏家张柯亮先生供图)

回家后,我把所有认识的人都摸排了一遍:

网岭工商所卢所长和倪副所长,常在下午下班后来我小店闲坐。工商所就租住在我对面几间民房里,只有几十步远。他们对我的事不可能一无所知,只不过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他俩待我好,现在东窗事发,要他们赌上饭碗,去说瞎话、作伪证,是万万不可以的。

县城有个刚刚成立的县文联。文联章程里有一款:协会保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当然不含违法犯罪。文联主席刘建兵,很看重我。想他找门子通融一下,但他当时还是一个文化馆的临时工,心有余,力不足。

思来想去,还有一个实权派人物:蔡冠华,县政府秘书,也是个业余作者,仅有几面之识。他当时二十岁左右,身材单薄,做人低调,无丝毫官本位神态。当时文化馆的干部,和一群业余作者也很不把他当回事,或叫小蔡、或直呼其名。每次开会,他都不声不响地坐在后面。

万般无奈,只好找他。这不光彩的事,只好把他叫到县府临街的一堵围墙下。他面露难色,迟疑许久,抬起腿,往墙根踢了两脚,答道:“你明天来啰。”

大概这阵子去里面办不方便。 第二天,觉着不妥,没再去找他。孝感要的是县以上工商部门的证明,县府的证明不管用。

快到十天的时限,突然出现转机,网岭工商所的倪副所长,升任莲塘坳工商所所长。他没在网岭工作,倒可以避免些嫌涉。恰好我当时是莲塘坳户籍,便找到他。他冒着风险,很爽快地给我出具了一份证明。再拿着去县工商局,经了一番周折,县局也在材料纸下端的空白处写上:情况属实。

郑重声明:所谓的“周折”,绝非请客送礼,只不过费了一番唇舌。回想起来,那时社会风气确比现在好。从孝感到攸县,我找过那么多人,几乎没散过一支烟。

已超限两天,我急忙赶往孝感。孝感地区工商局看了攸县工商局盖有的大印后,决定:将案件移交原籍处理。

当时邮寄粮票有规定:每次限寄一百斤。他们当即叫来几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数的数,装的装,将一万六千多斤粮票分装在一百六十多个信封里,用普通挂号信寄往攸县工商局。普通挂号信邮资二角,叫我交了三十三元邮费,回家等候处理。

十天后,我到县工商局交纳了三百元罚款,领回了那一堆信封。

当时的三百元可不是小数目。当时匠人的每天工值是一元至一元二角,需要起早贪黑劳作250至300天。如果按现今的每日工值200元计,即五万至六万元。

此后,我见着粮票就后怕,不再染指。紧接着,粮票也很快失去了它原有的神奇价值。1955年11月1日发行的第一套粮票,至1993年2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粮票才彻底退出了它占据了三十七年的历史舞台。

新江流韵
《新江流韵》由攸县作家协会新江文学社、攸县诗词楹联协会新江诗社、攸县历史文化研究会新市分会联合创办,是集诗词曲赋、散文、历史文化为一体的地方乡土文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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