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有你
1974年暑期，组织上要我与攸县二中童文炎对调，我们两人都是各自学校的社会科学教研组长，通过对调，都能离家近一点，可顺便照顾家庭。于是，我从网岭攸县六中调入曾经读过六年初高中的母校攸县二中，在那里一干就是十年。这是我工作生涯中待的时间最长的单位，也是我政治上业务上进步最大的单位。
（一）幸遇良师，得以进步。
我调入二中最大的收获是遇到了一位人生楷模——地下党员吴汉林书记兼校长。吴书记与我同乡，他不但是一名资历老的地下党员，而且是攸县教育战线一名老领导。他来二中之前，就是攸县一中校长。他的突出特色一是艰苦朴素，埋头苦干，一身农民着装，常在校园的田土里忙碌着。二是对自己和对教职工双严格。他以身作则，凡要求别人做的，首先自己带头做到。他不苟言笑，尤其是对年轻教师要求更严，因为他把年轻人看作学校的未来。
我刚调入二中时正好是30岁，老吴凭他的直觉要把我作为一个培养对象来对待。一是要我担任社科教研组组长，领导五六十名文科类教师；二是凡是食堂来了煤车等要人卸车，还有晚上要人到学校渠道入口守水（不要让校外生产队卡断水源），或者春天守护围墙内的竹笋等事，他总要我带人上场；三是1976年下期安排我脱产到县五七干校（党校）学习；四是1977年7月校党支部发展我入党。那时新党员没有预备期，同年秋季开学时我就担任了团委书记，接着担任党支部委员，次年又任党支部副书记。他外出开会期间，总是指定我主持学校工作。由于有这样一位好领导、老领导的关怀培养和榜样作用，我政治上取得了较快的进步。1980年下期，老吴调县里工作，我被任命为二中副校长，协助新校长的工作。我担任学校领导工作20多年，如果说有点苦干实干的精神，深入实际的作风，以身作则的行动，甚至包括不苟言笑的“蛮相”，所有这些，很大程度上是吴汉林同志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结果！
（二）劳动传统，长盛不衰。
我在关于攸县二中三年高中生活的回忆文中，就讲了二中那时的艰苦劳动情况。这次调回母校工作，深感她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传统，真的是长盛不衰。
记得的重要劳动有：①1974年下期至次年下期师生自己动手扳红砖、烧红砖（约10万块）然后用这些红砖建成环绕300亩校园的围墙（约两公里长）。②1975-1976年，开挖学校围墙内沿坪阳公路一线的渠道约200米，整修田地数亩，作为学校的蔬菜基地。③1975年冬，师生到丹塘村参加园田化劳动，时值霜冻期，带队的党支委丁凤腾自己带头打赤脚，也号召大家打赤脚，我作为建党积极分子，响应了丁的号召，硬是把鞋子放在田岸上，赤着脚搞劳动。④1976年春，我和贺凤梅主任率高43、44、45班学生到共和大队支援插秧，师生住在共和供销社楼上，睡地铺。⑤有一年，师生到湖南坳公社帮助当地社员收摘油茶。⑥有一年，师生到伍家岭生产队支援双抢。⑦1980年前后，我个人下到笔增大队金盆生产队，时间将近一个月。白天与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开会宣讲农业学大寨，吃饭固定在生产队长刘其祥家。那时，其祥的父母蓬七爷夫妇还在，两位老人待我很热情。
（三）教学质量，达到空前。
1977年，邓小平复职，他领导全国各项工作拨乱反正，其中一件振奋国人的好事就是恢复被文革中断了11年之久的高考。此举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从此，全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教学秩序逐渐走上正轨。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机遇，从1977年秋季起，我这个北师大政教系的毕业生开始教政治了。个中原因有二，一是我暑期入了党，取得了教政治的资格，此前我只能教语文；二是政治挂帅，是高考的必考科目，而且文史、理工、医农类全覆盖，靠非专业的领导人兼教政治课难以应对高考要求。
从1977年下期至1984年上期这8个年头14个学期中，我都担任高三或补习班的政治课。每到高考前的紧张阶段，学校就安排全年级政治上大课，即在礼堂晚上用幻灯上课。幻灯片的内容是我编写的，片子上的文字是请贺爵华老师写的。
高中三个年级的教学好比是三台大机器，各个学科好比是其中的零部件，需要科科运转正常，形成合力，促成教学质量提高。高三教学更是如此。攸县二中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教师团队人才济济，大家心情舒畅地工作着，同心同德把质量搞上去，每年高考敢于挑战攸县一中，高考成绩曾与一中难分伯仲，在全县赢得了较好的声誉。
（四）办学条件，逐渐改善。
我刚到二中时，校舍基本上还是我读初高中时的那几栋：东区3栋8间红砖平房教室，西区3栋12间土砖平房教室，东西区之间还有1栋3间老土砖教室。老师办公室在老丹陵祠堂遗留下来的四合院平房。师生宿舍都是红砖或土砖平房，中间开走廊，房间打对门。食堂搬在最后面最底下的区域。总之，一所堂堂完全中学，竟没有一栋钢筋混凝土楼房。直到80年代初期才新建了一栋两层楼砖混结构的教师宿舍12间，一栋两层楼的学生宿舍，间数比教师宿舍多一些，但楼板却不是钢筋混凝土，而是用竹片代替钢筋打小板，为什么敢于这样蛮干呢？那是苦于经费紧张才不得已而为之。好在没发生坍塌，不然，当时是刘发富书记兼校长，我副书记兼副校长，两人必定脱不了干系！
要说改革办学条件，我在二中任职期间最大的“政绩”是添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可能是改革开放初年才有的，二中校园第一台电视机是洪觉锐、吴育霞夫妇添置的，很小，像个收音机。老师从未见过这种既有图像又有声音的东西，晚上就到洪吴家看电视。但是那个年代要求教师晚上也要集体办公，而且要考勤登记，我也有点“左”，知道有老师看电视去了，就在洪吴家屋后窗户查人，然后在会上批评这个事，弄得大家都不高兴。批评并不能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有的老师仍然要去看。于是，我就同刘校长商量，学校添置一台大电视机，每逢周六晚上在礼堂开放。刘校长听后一拍即合，通知总务处速战速决，把电视机买回来了。这下热闹了，每周六下午放学后，礼堂就摆满了椅子，小孩们尤其急不可耐。一到夜幕降临，电视就开播。老师们每家大小，还有未回家的寄宿学生，济济一堂，笑语声声，好不热闹。通过此事，我更加领悟到：1、物以稀为贵。要是现在哪所中学在礼堂放一台电视机，周末晚上开播，即便是大屏幕平板彩电，恐怕也很少有人光顾。2、精神文化生活是人的一种正常需求。紧张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紧张学习和工作获得快乐和幸福，才是目的。这是常识，领导者们理应知之。
作者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