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家境
我出生在湖南攸县新市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家乡正东面是巍峨宏伟的罗霄山脉中段的武功山,山那边则是江西莲花县:正西面是湘江,江边则是有72峰高耸入云的南岳衡山。一条逶迤百里的攸水流经我家门前。家乡盛产煤铁木竹茶,而主打产品则是稻谷和生猪。乡亲们沿着攸水两岸密集而居,从事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劳动。每当见到由安徽、湖北逃荒避战的难民来家乡乞讨时,我庆幸家乡的风调雨顺和安定自在,体会到家乡确实是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
祖父曾是个给地主扛过18年长工的雇农。经过他与我父母近30年的艰苦创业和奋力拼搏,我家完成了由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的发家演变过程。到1935年11月我出生时,家有余粮剩米,是个殷实的家庭,且日渐向富裕中农、富农方向发展,家境日显兴旺发达。
姐姐陪读
我家离小学不到1公里。当时小学实行春、秋两季招生,7周岁入学。1941年春,姐姐7岁多该上学了。我只有5岁吵着也要上学。父母同意我去试试。至于年龄,只好作假,各多报两岁。父母告诉了我如何应对老校长(我家世交)的问话。当我跟着姐姐去报名时,校长问我“几岁?”“7岁。”“你姐姐几岁?”“9岁。”“那她为什么拖到9岁才来上学呢?”“她是女的,念不念书无所谓。今年是因为我该上学了,爸爸才让她来陪我念书,所以她才来报名的。”老校长(他心知肚明我的年龄)哈哈大笑说:“好,我录取你了,但有一个条件:你的学习必须超过陪读的姐姐。不然的话,我就留你的级。”我兴高采烈地答道:“我才不会让你留我的级。”
结果,初小3年的学习成绩,我不仅期期超过了姐姐,而且还是班上的尖子生,深得老校长和老师的喜爱。
经畬是谁?
我对1944年春季初小升高小的考试很有信心。可是红榜上却找不到我的名字:易金如。只见榜上的第一名是易经畬(我不认识第3个字)。这个易经畬是谁?我猜想大概是别的村的(当时初小的招生半径是3—5里以内,高小的招生半径则是10里左右)。我边哭边跑回家告诉爸爸说,肯定是学校拉下了我的名字。爸爸领着我来找老校长问个究竟。老校长(就是北师大校医院易鹤汀大夫的父亲)笑着说:“‘金如’两个字太俗气。我擅自按近音词原则改为‘经畬’,表示耕种经营开垦过两年的田地,即生荒地变为熟耕地,肯定能丰收。”我破涕为笑。
我很感激和喜欢老校长给我改的名字,它有很多好处:很少有同名者,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与生人打交道时易于引起话题等。在与刘广徽谈恋爱时,她母亲初见此名,第一印象特别良好,认为我家必是书香门第。但也闹过笑话。当我第一次去广徽家时,刘伯母把我介绍给她的陪嫁侍女张妈老太太时说:“这是珠珠(广徽小名)的男朋友和同学,名叫易经畬。”我补充说:“我的名字最好记,是一斤鱼两斤肉的‘易经畬’。”她连连点头说:“好记好记。”可当我第二次去时,她开的门,刘伯母在后院问她谁来了,她大声应道:“是一条鱼来了!”使我们忍俊不禁!
躲兵逃难
我家背后300米处就是浏(阳)攸(县)公路(现为106国道)。1944年6月,日军就沿公路节节向南推进,乡亲们不得不躲兵逃难。由于坚壁清野工作做得较好,各家都几乎把整个家搬走了,躲进离家20多里的武功山山麓中,过着缩衣节食、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一躲就是半年,致使学校停课,晚稻田荒废,颗粒无收。特别是我家损失惨重。我家祖屋建有一间宽约1.5米、长约4米的暗仓(夹墙),由楼上开启用梯子上下,其时我父亲已弃农经商,做谷、盐生意。于是把几十石谷、十来石盐藏在里面。不幸被日本鬼子挖开墙壁后掠夺一空。我们对日寇更加恨之入骨,父亲则气得满口吐血,一下子病倒了。
六字遗言
父亲患的是痨病(肺结核),久治不愈,于1946年夏走到了他41岁生命的终点。儿女都围在他膝前,唯独我在上学。临终前他久久不能断气,手在空中乱舞。母亲问他是否要等经畬来,他示意是。于是母亲差堂姑疾步到学校把我从课堂上拉回家。我跪在他跟前哭着说:“爸,我是经畬,我来了。”他微开双眼有气无力地说了6个字:“经畬,鼓劲念书!”—随即断了气。
这6字遗言像针一样深深地扎在我心里,使我永世不忘。在我求学的征途中,它时刻都在伴随着我、鞭策着我、鼓励着我去努力念书。
当时我家有自耕田20亩并有轻微的剥削(雇有短工和月工),已经是富裕中农了。父亲的去世成了我家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即由蒸蒸日上转为每况愈下。但祖父和哥哥决定让我继续上学,争取将来能学有所成以光宗耀祖。
初考状元
然而求学的征途是艰辛的。当时我县只有两所中学(没有高中):县中(现一中)在我家正南方40里处,丹陵中学(现二中)在我家正北方40里处。1947年6月:只有11岁半、个子矮小且从未离开过家的我,肩负着美好的理想和家庭的重托,独自一个人步行40里来到县中参加全县小学升初中的会考。与今日父母陪子女赴考或入学的情景不可同日而语。我考了个第113名,被二中以第13名录取。祖父气得拿着放牛鞭要抽我,并骂道:“你这个白吃饭没有用的东西,不好好念书,那就在家作田吧!”我求饶说:“爷爷,你先不要打我。只要你让我补习一个学期,我保证考上县中。”于是我每天步行5里在镇上步武小学补习。
步武高级小学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上乘。教我们的有语文老师罗作云,数学名师尹鸾英。我们更有幸的是五位中共地下党员彭秀实、贺湘楚、尹辉贺煌夫妇、蔡力平教师教我们。半年后他们转到县中任教,我考上县中后,又受到他们的教诲。
1948年1月我再次参考。终于不负众望,在参考的800多人中,我名列第一,成了全县的初考状元,轰动了邻里乡亲。学校给前3名考生的唯一奖励是坐“荣誉席”。我连坐了两年荣誉席,结果把背都趴驼了。因为该课桌与椅子是连体固定的,是按大个子学生设计的,而我们3人却是全年级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这影响了我们身体的发育。
步行训练
在一中求学的两年中,我特别感激并至今还受益匪浅的,是每周两次风雨无阻的步行训练。每周星期六放学后,我与沿途的同学结伴回家,用不到4小时走完40里路。第二天再走40里赶回学校吃晚饭上自习。经过两年大约160次这样定时定量的长途步行训练,对我身体素质的提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来在长沙求学时,寒暑假回家从醴陵下火车走120里路,我都是用12个小时走完的。现已是73岁的老朽了,我还经常从北京语言大学步行6公里到北师大外文学院开会,以每分130步的速度用60分钟走到。
祠堂助学
我们易氏祠堂设有积谷会,每年青黄不接时,向族众发放低息贷粮,夏收后还贷。为了培养本族人才,积谷会下设了奖学金分会。奖金来源有三:本族公田所收的租谷;由积谷会直接拨款;社会贤达捐赠。奖励的对象与标准:凡易氏子女,初中生奖学费的三分之一,高中生奖学费的二分之一,大学生的学费全包。这主要是为地富子女服务的,贫下中农子女连念高小的也很少。当年的学费不菲。我之所以能上初中念书,是本族的乡亲父老用他们的血汗钱帮助我解决了三分之一的学费。对此,我特别感激并没齿不忘。
迎接解放
从1949年6月起,不断有大批的白崇禧的国军路过我们家乡。后来干脆驻扎下来不走了,各家各户都驻满了广西兵。他们加紧备战,准备与解放军大打一仗。他们在公路两旁和我家后山上,挖战壕,筑鹿砦,架设机枪重炮。大仗即将打响,情况十分危险,乡亲们不得不逃到对河的亲友家避战。由于要参加衡(阳)宝(庆)战役的会战,这些国军连夜向南逃窜,跑得无影无踪。我也随即返回学校参加迎接解放军的活动。8月7日,上万群众抬着朱毛巨幅画像游行,打腰鼓,扭秧歌,放鞭炮,欢天喜地迎接攸县的解放。
土改纠偏
1950年1月,由于交不起下学期的学费,我念完初二后不得不失学了。离校前夕,正好部队与机关来一中招兵招干。为了寻找出路,我也去报名坚决要求参军参干,由于年龄太小(刚满14岁零2个月)均被拒绝。我只好回家务农。
旋即,我们新市乡作为先行试点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其来势极其凶猛,锐不可挡。农协会先是组织民众去地主家“吃大户”(即数十人连日到地主家吃喝),继而将地主家扫地出门另行安置。同时召开控诉地主罪行的诉苦大会,并将大部分恶霸地主枪毙,有的地主则被迫自杀。我家被划为富农,被挑走了几十石谷。祖父则被拘留在乡公所。每日三餐由我和姐姐轮流去送牢饭。不久,原土改工作队撤走了,来了新工作队来纠偏。我家被划为富裕中农(四清时改称上中农),是团结而不是打击的对象。一个可能影响我们一家人一生命运的极其可怕的厄运终于避免了。结果我家反而也分到了土改的胜利果实,一些地主家的浮财(如家具、衣物之类的东西)。
真正农民
我们哥姐仨怀着对共产党极其感激的心情积极投入了春耕生产。我开始跟哥姐学习各种农活:从挑肥、撒肥到犁田、耙田,从育种、拔秧到插秧、放水,从除草、耘田到割禾、脱粒,从晒谷、收秆到入仓、送粮;从早稻完了栽种晚稻到晚稻完了播种油菜与草籽;这一整套南方农业生产的流程,一个也不能拉下。这种持续繁重、高强度的劳动,使我对“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这种农活与现在靠各种机械化农具和化肥的农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当时我家8口人种20亩地,平均每人种2.5亩地,而如今每人只种6分地,是其4倍。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劳动是何等艰辛。
经过一年半的磨练与拼搏,到1951年夏,我虽只有15岁半,可是所有的农活我都能干,而且干得很好。可以说我已成了一个真正地道的农民了。后来在长沙上学时,寒暑假回家参加初级社、高级社劳动,我的劳力底分被社员们评为9.5分。所以我一直认为,后来提出的“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政策不适用于我,因为我在15岁就已是货真价实的农民了。
也摆地摊
我家田多,当然谷多。吃不完的稻谷就得加工成大米到集市上出售。加工稻谷时,我专管拉砻(像磨,木制的,半径约30厘米,去掉稻壳的工具),使其飞速旋转,高速才能减少碎米提高出米率。当需要粜(出售)米时,我就挑上几十斤去集市,占一个较好的地方摆地摊,等待顾客的光临。为了粜出个好价钱,哥哥和我就到40里外两县交界的大集市去。用独轮车装上两三百斤大米,天未亮就出发,我在前面拉,哥在后面推,吱呀吱呀缓慢地向前移动着。
驾船拉纤
富裕中农成分高,处处受到歧视。我多次申请入团,根本不搭理我。抗美援朝招干时我要求参干,也因成分遭拒绝。我对外面的大千世界一无所知,深感在农村将永无出头之日,对前途极为悲观。怎么办?首先必须跳出禁锢我的农业、农村这个环境。唯一的出路就是跟舅舅学驾船,当个航运工人。于是,1951年6月开始了我的船工生涯。我们时而驾小舟逆攸水而上,到丛山峻岭中装运生铁、煤炭;时而驾大一点的船顺洣水而下到湘江,运载粮食、杂货至株洲和长沙。返回时逆水而上,舅舅掌舵,我就沿湘江边拉纤。经过半年的学习与操练,大伙都夸我将来一定是驾船的好手。殊不知命运却安排我立即弃船登岸奔赴省会长沙。
奔赴长沙
解放后由于家庭的政治变故和经济恶化,大批的初中生、高中生不得不失学在家。而国家急需培养建设人才,于是各地开展了劝学运动。祖父收到了我的堂姑父、攸县革命老前辈陈向民寄自长沙劝我上学的来信,就与哥哥决定让我去长沙考初三插班。我如获至宝,高兴得热泪盈眶,认为这是我改变一生命运、实现自己理想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我荒废学业、务农驾船已整整两年,现在要考省城的学校,且只有10天的复习时间,谈何容易!但时不再来,机不可失,我决定倾全力作最后的一搏!
1952年2月,在姑父的安排下,我和失学的堂侄两人怀着碰运气的心情,在堂哥的带领下,向西走山路去衡山朱亭火车站搭火车去长沙。跋涉了逶迤百里的羊肠小道,终于到了火车站,第一次坐上了火车。到长沙后当即买来报纸,寻找招生广告。我俩报了5个同一的学校。出乎我俩意料的是,5个学校我全都考上了,他却一个也没考上。他只好返乡务农,现已去世多年。
职业抉择
我选择去大麓中学(现长沙市第九中学)读初三(上)。入学一个半月,全校举行政治时事测试比赛。对我这个两年来不闻国事、与世隔绝的来自农村的新生而言,确实是勉为其难。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在全校颁奖大会上,当校长宣布“第一名易经畬(shē)”(“畬”字有两个读音:yú和shē)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学期快结束时,学校突然宣布我们这一届要提前毕业,准备参加中考,并要求我们尽快与家长商量报考志愿。
我旋即赶回家。我学习成绩优秀,特别爱好语文、数学和史地。我的理想是上大学,学文学理均可,但必须报考高中。祖父和哥哥考虑到上高中和大学负担不起学费,决定让我报考中师,可免交学费。经济是基础,我只有放弃理想,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去报考中师,将来老老实实地去做一名小学老师。
求学一师
1952年9月我跨进了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它是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时、李维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母校,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光荣革命传统和良好教育传统。这是一所蜚声海内外的名校。它始建于1903年,其前身为南宋创办的城南书院。2008年12月,这所享有“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美誉的中师,已升格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院占地1346亩(北师大占地800亩),设39个专业,有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1万3千余人。
一师给了我们深刻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使我们在政治素质、思想品德和人生价值观上有了极大的提高;它也给了我们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初步的教学实践能力。
第二学期初,我终于入了团。以后连任过学习班长,实习时任二附小的实习教导主任。我喜欢文学,课下经常练习写诗和电影剧本,并决心毕业后去落后的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从教,拟在教学的同时也能体验生活,为今后的文学创作积累素材。
1955年毕业前夕,学校宣布从本届160多名毕业生中推荐数人参加高考(不是保送免考),其中就包括我。本来中师毕业生是不准参加高考的,这次是因为高考生源不足而放宽条件按比例推荐人数的。这样,我又有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来实现自己上大学的梦想了。终究在课程设置上中师与高中有所不同,即使同一课程在教学要求上也存在较大差距。对参加高考而言,中师生明显处于劣势。我只有使出浑身解数来备考,才有可能使理想变为现实。
全乡唯一
我报考的专业使老师和同学们大惑不解。他们根据我的强项都劝我报中文系,我却报了俄文系;第一志愿是北京外语学院,第二志愿是北师大。我对他们解释说:中文没有老师可以自学深造,可外文没有老师却入不了门。如能考上外语学院,我就可以把翻译与文学结合起来,当个文学翻译家。当时并不知道师范生只能报考师范院校,外语学院是不可能录取的。
我同社员正在田间劳动。突然,母亲在嫂子的陪伴下来到了田头,手中挥舞着一封信。我一望便知,那是我翘首盼望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是我理想实现的公证书,是祖国召我赴京学习的调令!我拆开信向大家宣布:我已被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录取了!大家围过来向我祝贺,我顿时心潮澎湃,激动不己。
我是新中国成立后全乡的第一名大学生,也是55级唯一的大学生。家里并没有摆宴席庆贺、谢师,只请来摄影师照了张赴京留念的全家福。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整理行囊。我曾经千方百计想摆脱三农(农民、农业、农村),如今真的要远离乡亲故土时,恋恋不舍之情油然而生,我热泪盈眶,感慨万千。
我揣着录取通知书和户籍迁移证,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和爱我帮我的乡亲,来到了母校一师。得悉我们报考的数人中,有3人考上了北师大。我花17元购买了火车票,与他们俩结伴,坐了近40个小时的火车(包括乘轮渡过长江),于1955年8月29日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开始了我新的人生旅程。
(责任编辑 谭贻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