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上书毛主席
我于1960年7月从茶陵一中高中毕业,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母亲提议高考填报志愿为湖南师范学院。9月,如愿被湖南师范学院化学系录取。此时,湖南缺粮因饥饿而死人的现象已经普遍。当时的我血气方刚,觉得应该把湖南农村饥荒死人的情况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1961年2月5日,我在无任何人知晓的情况下,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农村饥饿死人的状况。信投在湖南师范学院邮政所一个邮筒内。为什么要向毛主席写信呢?因为我为当时饥荒死人所震惊。高考结束后,我们几个同班的攸县同学(记得有刘国为、尹选君、詹亦凤、刘雪霞等)结伴串门。一天步行到鸾山,路上遇见一送葬队伍,没有锣鼓,不放鞭炮,整个场面十分凄凉。死者是因饥饿而死亡的。最令人震惊的是:抬灵柩的“金刚”中,有人因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而体力不支。1960年下半年,我已到湖南师院就读。开始时生活尚可,不久就开始了“苦日子”。早晨吃稀饭,由于量有限,同学们盛稀饭时争先恐后,生怕抢不到,于是自侃:“我们是稀饭学院”。周六食堂用木桶装蔬菜供同学们“加餐”。有个同学因饥饿难捱,破窗到食堂偷食饭菜,被玻璃划破了手,鲜血直流。为了减少体能消耗,学校号召学生尽量减少运动,多卧床休息。尽管如此,我还是得了水肿病,学校发了“营养粉”补充营养。当时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大学都是如此,更何况广大农村呢?记得一个周末,我路过岳麓山脚一饭店。一个成年男子突然抢夺别人餐桌上的饼干吃,遭到了殴打。尽管遭到殴打,那人仍不顾一切地将饼干往口里塞。如果不是极度饥饿,哪能如此没有羞耻呢?
当然,向毛主席写信,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记得投信时我双手都发颤,不知前景如何。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9年反右倾,那些敢于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的正直人,都是吃了苦头,挨了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主席亲自倡导的,如果向党中央、毛主席直书农村情况,会被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那无异于飞蛾扑火,重则打成反革命,送入监狱,轻则被开除学籍。我自小丧父,是母亲和哥哥们辛辛苦苦将我培养成人接受教育的。如果出现那样的结果,我如何对得住母亲和哥哥呢?但信既然已经发出,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只能接受命运的判决。我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盼啊,盼啊,终于收到了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信函。(见图一)信封上是:湖南师范学院化学系六○级四班单文生同学收,落款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室。我用抖动的双手撕开信封,一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专用信笺打印的信函赫然在目(见图二)。信函内容是:
单文生同学:
2月5日致毛主席的信收到了。请把你了解的农村情况详细地写来,以便处理。此致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盖章)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看完复函后,我激动不已,想不到我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一封信函,竟能得到党中央的重视,并在日理万机之中予以复函。同时,我的担忧也化解了,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再次上书毛主席
在收到中央办公厅复函后,我将写信给毛主席的这一秘密告诉了在历史系读书的同乡同学张文生(今攸县六中退休教师)。他大吃一惊,经过思索后批评我:“写这样的信,一定要经过基层党组织。”1961年3月2日,我将同学批评我一事,再次上书毛主席,报告了自己的想法。3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再次给我回信。(见图三)回信说:
单文生同学:
三月二日写给毛主席的信收到了。你直接给中央和中央负责同志写信是完全可以的,并不需要经过本单位的组织上审查和同意。你可向批评你不应擅自给中央写信的那位同学进行解释,说明直接给党的领导机关写信,是人民群众的一项民主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应当干涉。
此复,祝你进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盖章)
一九六一年三月卅一日
中央办公厅给我的再次复函,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舞,我就更加放开了胆量,增强了信心,决定要利用暑假回到农村进行详细调查,将农村的真实情况向党央和毛主席报告。
第三次上书毛主席
1961年暑假,我带着党中央的嘱托,回到家乡步行到茶陵的下东、思聪等公社,深入普通农户进行调查。有位60岁左右的农妇撩开衣服,指着瘦得皮包骨的身子哭诉着受饥饿之苦。具体的因饥饿而死的人数我也进行了调查。回到学校,我用32开的练习本写了十多页纸,将我的所见所闻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寄给了党中央。从此,我就转入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纠正“左”的错误。这次大会参加人员扩大到县委书记(攸县县委书记阎明润、县长颜家兰参加了)。大会以后,宣布解散人民公社食堂,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但这些措施的实施也给了广大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为自己能为纠正全国范围的“左”的错误上书毛主席有一种光荣感,是人生中值得留念的闪光点,也为党中央当时能如此真诚处理一个学生的信件而欣慰。
(责任编辑 罗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