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有你
（一）有幸考入北京师大
被录取
1962年8月的一天，我的高三俄语教师梁志坚老师来到我家，未进门就大喊：“贺喜，贺喜啊！继志考上北师大了！”进门后就把录取通知书给了我。这时，全家人沉浸在一片欢喜之中。说起被北师大录取，还有一个插曲。高考后，学校组织学生填志愿。那时正赶上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大学招生人数极少，在湖南招生的院校也少。我反复查看高校招生计划，瞄准其中两所大学，一个是无锡轻工学院食品加工系，心想学这个专业好，毕业后分到食品加工厂不愁没饼干吃，因为被三年困难搞怕了，真想有饱东西吃。但是只有医农班的学生才能填这个志愿，而我是文史班的，可望不可及！那就换一个：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心想到了图书馆，古今中外什么好书都可看到。指导填志愿的老师们也摇头，他们苦口婆心地说：按你的成绩进北大可能没问题，但是按你的家庭情况，进北大就有问题了。到北大要交学费，你家穷，交不起。而上北师大，不但不要交学费，而且吃饭也不要钱，你还是填北师大好一些。我听从老师们的劝说，就填报了北师大政教系，而且心想事成，被录取了！
喜入学
这年8月底，我带上亲戚们这个送3块，那个送5块，家里也挤出一点，凑拢不到30块钱，祖母给我一床红花棉被，高中语文教师翁晖老师送我一只绿色帆布提包，从其瑞表姑父家借一只红色木箱，坐火车来到了北京，从此成为一名北师大政教系的学生。
我被编入政教系六二级第一班，（番号为3621班，“3”是政教系的代码，“62”即62级，“1”，第一班。）全班36人，班上有党支部和团支部，我入学时非党非团，群众一个。年龄差异很大，最大的是刘玉荣大姐，1933年生的。她六一年考入北师大教育系读了一年后转到我班从头读起。她是老党员，在班上享有崇高威望。最小的是我，1944年生的，又矮又瘦，个子当时不足1米6，同学们一律称我“小王”。即便后来我年迈古稀了，但是玉荣大姐、志超姐、李卫大哥等校友与我见面或通电话时，仍然喊我“小王”！
我们班有两大特点，一是政治上追求进步。党员在各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团员争取入党，青年争取入团，我是六四年“五四”青年节入团的。此时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正式发表，我班排演了造型朗诵剧，因我的个子和脸形适合演雷锋，就扮演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造型，军装和步枪还是向学校旁边小西天的部队借的。二是互相关心，十分和谐。每年除夕，大姐等组织不能回去的外地的同学们在一起包饺子过大年；每年暑假，回家的同学返校时都带各自家乡的土特产给大家品尝，而且特意优惠我这个“小王”多吃一点。班上还组织开展各种活动，例如六三年清明节到八宝山扫墓，那天见到了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并与杨大姐合影。有一年冬季游八达岭长城，乘火车经过南口、居庸关，领略了长城等隘口的雄姿。我记得，李卫同学带我到位于西单大木仓胡同教育部的家里吃饭，他还送了衣服给我过冬。王浩夫同学教会我骑单车。还有几个同学在太平湖教会我滑冰。最令人感动的是，即便是文革时期，本班同学从不因各自加入的红卫兵组织不同而闹派性、打嘴皮仗。毕业离校时，总是后走的送先走的，长亭古道，依依惜别。我1968年8月离校时，就是梁日明、阎雪芹等同学把我送到北京站，他们看着我坐的火车启动后才挥手告别的。
（二）丰富多彩大学生活
1、心无旁骛求学识。
在北师大这六年，我始终牢记祖母、父母对我寄托的厚望，始终牢记我到北京来是干什么的，诚惶诚恐，生怕有辱使命。加上那年代国家的大环境正气满满，北师大校园的小环境学风浓烈，丝毫不敢玩物丧志。再者，我穷书生一个，也不能玩物丧志。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六年中，除去上级安排参加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外，只要在校，那就是专心专意做一件事——搞学习。
一是认真听课。我至今还记得大一、大二、大三的专业课分别是李连英、孟繁荣先生的党史课，程树理、叶维琪先生的政治经济学课，曲家齐先生的哲学课，我要感谢他们为我的专业成长所作出的卓有成效的贡献。马特教授的逻辑学课引发了我的学习兴趣，他讲话粤语方言很重，例如讲词语“配搭不当”，“配”总是说成pì，变成“pì搭不当”。我在他那里打下了较好的逻辑学基础，所以上世纪80年代攸、茶、炎三县电大的形式逻辑、法律逻辑课都是我一人承担。还有中文系一位韩老师刚从复旦读研毕业就来给我们上古典文学选修课，才气横溢，引人入胜。我后来喜欢上古诗词，与听了他的课不无关系。
二是进图书馆、阅览室学习。北师大图书馆内有一大间政治阅览室，我几乎每晚都在一个靠近资料室入口的座位上借阅、摘录、制卡片，不到下晚自习决不离开。外国有句谚语：“好脑袋不如笨笔头。”徐特立老人甚至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我对这些名言深有认同感，这种求知、治学的方法、曾经伴随我读书、教书乃至终身学习的全过程。
2、下乡下厂劳动锻炼。
第一次下乡劳动。1962年国庆后，我班到了延庆县一个地方帮助农民挖马铃薯。那是长城外的农村，风沙铺天盖地，狂风刮起小手指头那么大的沙粒，直扑人的额头和脸上，逼得眼睛都难以睁开。我用洗脸手巾蒙住头，刚来北京上学就尝到了塞外风沙的厉害，南方人很不习惯，我被沙子打得流眼泪了！这次劳动时间只有几天，确实是一次锻炼。从此，我只要在报上、电视上看到延庆的消息，马上就条件反射：风沙太厉害！
第二次下乡劳动。大约是1963年春夏之交，我班来到大兴县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垡上营大队参加麦收，与当地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这里的自然条件、社员生活水平比延庆县强多了。这里地处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一片金黄的麦田预示着丰收在望，社员们的脸上绽开着丰收的喜悦。那时农业生产未见机械化的影子，我们与社员们一起挥镰割麦，然后把麦秆挑到坪里，把麦粒打下来。还有一道扬场的工序我们就不会做了，社员们个个都是老把式，扬起场来得心应手，煞是一道好风景。这次夏收劳动与社教四清相结合，时间较长，垡上营的风土人情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直至早些年，我有一次从报上看到关于大兴县垡上营的消息，内心觉得十分亲切。
此生唯一一次下厂劳动。1966年上期开学后不久，我班即开赴石景山钢铁厂石灰石分厂劳动锻炼。石钢后来发展成巨型国企——首钢，再后来搬迁至河北唐山曹妃甸工业区，更名为首钢京唐钢铁公司。我们主要是在石灰石厂的车间里搞劳动，由工人师傅手把手教我们钳工、车工技术。首先将原材料按产品所需的尺寸锯成一节一节的粗坯，然后制作成螺丝等零部件半成品，最后打磨光滑、车制螺纹（弓丝）。特别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是，厂里知道我们大学生个个梦想开火车，于是让同学们轮流到运矿石的小火车机车上当司炉工，师傅教我们怎么掌握添煤的火候和方法。经过三两天掌握了司炉技术后又教我们开火车，当火车到达自动卸车倒料位时，还教我们按动一个机关，车厢里的矿石就自动倒入位于铁路下面的碎石车间。开火车最过瘾，我简直有点乐不思蜀了。没想到这年六月一日，北大聂元梓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预示着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将会席卷全国，我们接到速回学校的紧急通知，就匆匆告别了石钢，告别了可敬可亲的工人师傅，回到学校停课闹革命。
上述三次校外劳动，我首先从感性上觉得大兴比延庆好，石景山比大兴好。久而久之，将这个缩影扩大到全国，上升到理性认识：我国确实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它们归根到底是贫富差别。
3、到延安参加社教（四清）运动。
1964年10月至1965年6月，我们班远赴延安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又名四清。我记得很清楚，大约是10月18日，当我们乘坐的汽车经过洛川县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和赫鲁晓夫下台这两则消息，我们在汽车上欢呼、鼓掌，一股扬眉吐气的激情笼罩在汽车里经久不散。到达延安后，先是学习，接下来加入延安县松树林人民公社社教工作团，我和几个同学分在高窑子大队，工作组正副组长、秘书都由延安地区的干部担任。
在延安这八个月的经历，我不但见证了当地的艰苦和落后，而且受到了一次难得的人生历练。
松树林公社是当年359旅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主阵地之一。“如今的南泥湾，陕北的好江南”，作为艺术创作，可以高于生活，这样唱，无可厚非。但应承认，作为南泥湾地域的组成部分，这里与“好江南”很难沾边。自然条件可用“穷山恶水”来概括。山上只有一些灌木和荆棘，很少见到乔木，山下的小溪只有一点点水流。由于严重缺水，不但农作物产量很低，而且牛羊等牲口都难以群养发展。农民吃的很差，每天吃两顿粗粮，而且干稀搭配。每家一口硕大的腌大头菜的缸子，当地人把这个菜称为蔓筋，送饭就是这个腌菜，一缸吃一年。老百姓的穿戴就更差了，成年男子一条白头巾，冬天都穿一件破旧棉袄或羊皮袄，腰间用一根草绳捆着。卫生条件很差，由于严重缺水，老百姓几乎一年到头不洗澡，我们住在社员家，也没法洗澡。我记得很清楚，这八个月内，只有春节期间回到延安市内学习《二十三条》以及社教结束经延安到西安，才美美地洗上了澡！社员家的厕所都是露天的，用矮篱笆稍稍围挡一下，要大便就蹲在地上，解完手后拿起地上一个鹅卵石擦两下就完事。难怪中国人把上厕所叫做“方便”，延安农村这样上厕所太过于方便了！当地流行“克山病”，该病解放前始发于黑龙江克山县，该县穷山恶水，居民严重营养不良，患心脏病和水肿。同样是穷山恶水的松树林一带也有此病流行，而且患者多伴有手脚关节肿痛，故当地又称之为“大关节病”。
冬去春来，寒暑轮回。1965年6月，延安社教运动宣告结束。现在回想起来，这几个月我和同学们基本上都是白天与社员同劳动，晚上与社员同开会，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好。至于“四清”（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折腾了8个月，也没抓到一个走资派和坏人！这也好，当地干部可平安过关了，我们大学生可回京上课了！
作者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