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学刊》| 吴晓隽等：老龄化对新兴国家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基于跨国样本的实证

老龄化对新兴国家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

——基于跨国样本的实证

吴晓隽，蒋文佳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051）

0 引言

随着全球老年人口占比的日益增加，人口老龄化现象正在成为世界范围内一个主要且可预测的人口趋势[1]。依据联合国数据，2018 年全球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首次超过5岁以下儿童数量。预计到2050 年，全球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2019 年的9%上升至16%，8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将增加两倍，其中，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速度是发达国家的两倍①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EB/OL]. [2022-07-11]. 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对旅行强度、旅行行为和旅游活动产生了显著影响[2]，给旅游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3]。根据世界旅游理事会的报告，到2025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的旅行数量将翻一番，为旅游业带来超过1.8亿美元的收入②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网. WTCC: 2017年全球旅游行业经济影响报告[EB/OL]. [2021-11-15]. http://www.199it.com/archives/678750.html.。鉴于出境旅游在国家和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关注人口老龄化和出境旅游需求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关于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尚未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而且现有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认为，由于体力精力方面的限制，老龄化对出境旅游人次产生负面影响[4]，但是另一些研究却表明，老年人有较高的购买力和较充裕的闲暇时间，相对于较年轻的群体有更为强烈的旅游需求[5]。而更为普遍的观点是，老龄化对旅游需求的影响有异质性，不同国家和世代的旅游者在进入老龄阶段时，对旅游商品和旅游体验的需求会有所不同[6]，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出境旅游需求之间的关联存在差异，需要把研究嵌入具体的国家类型[7-9]、社会文化和世代情境之中[10-11]。除此之外，目前的研究文献通常从个人层面考察老年游客的心理建构（如旅游动机、态度和重访意向），从宏观层面解释老年人出境旅游需求时也主要考虑经济结构因素[10-11]，对于文化价值观差异对出境旅游需求和行为的影响考虑较少。事实上，在研究老龄人群的出境旅游需求时，在国家文化价值观层面加深对影响出境旅游的机制理解也同样重要。因为老年人相对年轻人更传统，其旅游意愿、动机、态度和行为更易受到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从而在国家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值得进一步分析。

目前，关于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影响的研究大多围绕发达国家展开[12-14]，鲜少采用针对新兴国家的跨国样本。作为经济发展程度介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家群体[15]，新兴国家近20年来的出境旅游发展迅猛，其出境旅游支出占全球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10迅速上升到2019年的近1/3①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The UNWTO tourism data dashboard[EB/OL]. [2022-08-12]. https://www.unwto.org/tourism-data/global-and-regionaltourism-performance.，已成为全球旅游市场的重要贡献者。然而，针对新兴国家出境游热潮展开的研究倾向于关注年轻游客[16]，事实上，新兴国家在2000 年左右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当前新增老龄人口正好经历了其所在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期。这部分老年群体在年轻时期往往因经济条件有限或正处奋斗阶段，少有时间或金钱用于娱乐消费，但到了老年时期，他们的经济积累远超前几代老年人，消费能力更强，闲暇时间更充裕。此外，由于心理上的弥补需求，他们对出境旅游有更强烈的动机。因此，以新兴国家为样本，研究老龄化对出境旅游的影响，对出境旅游市场的开发者、运营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均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新兴国家人口老龄化与出境旅游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国家文化价值观的相关理论，进一步探讨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机制。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1）从宏观角度基于跨国数据，研究了新兴国家的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2）创新性地引入国家文化价值观，运用文化维度中的权力 距 离（power distance）、个 人 主 义/集 体 主 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不 确 定 性 规 避（uncertainty avoidance）、男 性 主 义/女 性 主 义（masculinity/femininity）、长期主义/短期主义（longterm/short-term）来解释挖掘不同国家之间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影响的差异。

1 文献综述

1.1 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因素

关于出境旅游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已被广泛讨论，相关理论框架也较为成熟。学者们通常采用游客到达/出发数量、旅游支出/收入、停留时间、住宿天数等指标来衡量出境旅游需求[17-18]。其中，旅游人数和旅游支出是最常用的指标，但两者的影响因素略有差别。旅游人数更可能受到来源地的收入、口碑及习惯效应的影响，而旅游支出则更可能受到来源地与目的地相对价格的影响[19]。

通常而言，经济因素是影响出境旅游需求的重要因素，出境旅游需求被认为是收入、价格和汇率的函数[21]。其中，收入是最受广泛讨论的核心变量之一，学者们常采用名义或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或其人均形式来衡量游客收入[22]。大多数研究表明，收入对出境旅游需求有积极影响，且出境旅游需求的收入弹性超过1[17]，这意味着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出境旅游仍是一种奢侈品。此外，相对价格是影响出境旅游需求的重要因素，较高的相对价格对出境旅游需求有消极影响[14]。现有研究主要采用目的地国的消费价格指数除以原产国的消费价格指数作为相对价格的代理变量。同时，汇率常被用于调整相对价格或作为单独变量纳入旅游需求模型中。交通成本是旅游支出的重要部分，现有研究通常应用航空旅行价格[23]、旅行距离和汽油价格[24]来衡量交通成本。除了上述因素外，人口变化、城市化、目的地竞争力、季节变化、营销支出、种族、移民、外商投资、游客受教育程度及年龄分布、失业率等因素也会影响出境旅游需求[18,22,25]。

1.2 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

老龄化主要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26]。国际上通常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即认为该国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27]。随着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群体在旅游市场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和意愿出国旅游[28]。老年人将成为休闲旅游服务市场中越来越重要的需求主体[29]。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开始开展老年旅游的相关研究。

根据消费者效用理论，消费者在预算和时间的约束下，会选择旅行活动和非旅行活动的消费组合，以最大化自身效用[30]。因此，旅游需求可被视为效用最大化决策的结果。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个人的旅游行为会因收入和闲暇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基于年龄效应，一国的老龄化水平会影响出境旅游需求[31]。与年轻人相比，老年群体在退休后通常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储蓄，他们可以分配更多的资金或时间用于旅行[5,32-34]。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群体会受到健康和行动能力的限制，其出境旅游倾向会降低[34-35]。Bernini和Cracolici通过探讨人口变化对旅游决策的影响证实，年龄对旅行欲望有负向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出境旅行的可能性会降低[4]。然而，不同年龄群体也属于不同的出生队列，每个队列在其生命周期会有独特的经历，这些经历会影响每个队列的态度和行为[31]。因此，现在的老年群体的旅游行为与过去老年群体的旅游行为会有所差异。基于队列效应，有学者指出，年龄最大的队列比年龄最小的队列更倾向参加旅行，这可能是因为近十几年来老年群体拥有更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更开放、更注重自我放松娱乐的态度，这促进了出境旅游行为在老年群体的流行[4,31]。

一旦老年群体决定旅游，他们在旅游消费方面往往比年轻群体花费更多[4,36]。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在生命早期往往倾向购买耐用品，而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往往减少对耐用品的支出，转而消费娱乐和休闲用品[37]。因此，消费占当期收入的比例会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渐增加[36]。

此外，不同年龄段老年群体的旅游市场存在异质性。Fleischer和Pizam在调查以色列老年人时发现，55～65 岁年龄段的老年人因休闲时间及家庭收入的增加，其假期停留天数会增加；而在65 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中，收入下降和健康状况恶化会导致他们休假停留天数减少[38]。Hong等发现，年龄与旅行支出呈曲线关系，旅行支出在老龄化早期增加，而在老龄化后期减少[13]。这表明年轻老年人由于收入较充裕，相比年长老年人，更有可能在旅行上花费更多。

1.3 老龄化与出境旅游需求：国家文化价值观的调节作用

旅游市场具有全球性，同一目的地的游客来自不同的国家，具有千差万别的国家文化价值观。而国家文化价值观是一个国家人民所共同体现的信仰和价值观，是长期社会化的产物，常常被认为是影响游客目的地选择、满意度和时间分配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5,39]。因此。在老龄化与出境旅游需求的关系中，国家文化价值观的调节作用不容忽视。

在旅游和接待业研究中，Hofstede 文化维度是最常用的国家文化价值维度之一。Hofstede把文化价值分为6个维度：1）权力距离：社会可接受权力不平等的程度；2）个人主义程度：个人利益比团体利益的重要程度；3）不确定性规避：社会成员对未知、不确定情况感到担忧、受威胁的程度；4）男性主义程度：社会成员追求成功，将竞争、物质主义视为驱动力的程度；5）长期取向：关注未来、鼓励节俭勤奋的程度；6）放纵指数：克制欲望、本性的程度[40-42]。由于国家文化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由其群体共同创造并世代传承，具有相当的稳定性[40-42]。实证研究同样证实，Hofstede文化维度在衡量来自不同国家游客的集体倾向方面具有较好的稳定性[43]。

目前，已有学者针对国家文化价值观在调节老龄化与出境旅游需求方面的作用展开了研究，尽管相关研究仍较为有限。黄鹂等运用Hofstede文化维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家文化观在收入、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的影响中存在调节作用[5]。此外，有学者通过调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旅行行为的差异，来研究国家文化价值观对出境旅行的异质性影响。例如，Zhang等的调查显示，来自低权力距离文化、个人主义文化、女性主义文化、长期主义文化的居民比其他国家的居民更倾向出境旅游[44]；Money 等研究发现，来自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旅行者通常旅游停留时间短，而来自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旅行者则通常旅游停留时间长[45]。

研究表明，持有不同国家文化价值观的游客行为偏好存在差异。来自高权力距离文化背景的游客看重个人社会地位和财富，他们容易受到这些信号的影响而做出消费决策[46]。因此，具有高权力距离感的老年人更有可能购买旅游产品，以展示自己的成就，满足其追求地位的需求[5]。在个人主义主导的文化中，个人乐于寻求多样性和享乐体验[46]。因而在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下，收入较高且闲暇时间充裕的老年人更倾向于旅行，以满足休闲放松的需求，丰富人生体验[5]。在男性主义文化中，个人热衷于追求权力、财富和成就，因而来自该文化背景的游客更倾向在旅行中购买昂贵的商品以彰显自身地位[47]，且更容易因逃离日常的动机而选择旅游[48]。来自女性主义文化的个人则关注工作生活的品质[49]，认为旅行是追求生活质量的一种方式[44]。不确定性规避程度是影响老年人旅游决策的重要文化维度，随着年龄增加，与旅游相关的风险偏好会下降[50]。来自高不确定性规避程度的游客对风险的厌恶度高，不会轻易做出旅游决策[47]，他们通常旅游停留时间短，更倾向选择团体游[45]。而来自低不确定规避程度文化的游客则乐于冒险、喜爱新体验[51]，通常旅游停留时间长，更倾向个人游[45]。在长期导向的文化中，个人注重未来，崇尚节俭和勤奋，热衷储蓄[42]。因此，在长期主义文化导向下，老年人通常积累更多的储蓄，而更丰厚的财富积累通常对他们的出游决策有积极的影响[5]。

2 数据、变量及模型

2.1 数据概况

本研究选取20个新兴国家为研究样本，数据跨度为1995—2019 年。根据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MSCI）2019年的划分标准，全球共有25个新兴国家。剔除信息严重不完整的国家（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后，最终选取以下20 个新兴国家为样本：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埃及、希腊、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波兰、巴基斯坦、南非、泰国、土耳其。研究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World Bank Open Data，WBOP）、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UNWTO）数据库、联合国数据库（United Nations Data，UNDATA）、Hofstede 数据库。个别缺失数据使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构成面板数据集。

2.2 变量定义

根据数据的完整性与可获得性，本研究将出境旅游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衡量出境旅游需求。

解释变量是老年人口比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对年龄的划分标准，本文使用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老龄化水平。此外，本文将60～74 岁人口划分为年轻老年人；75 岁及以上人口划分为年长老年人，以观察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对出境游需求的异质性表现。

控制变量包括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计算的GDP、官方汇率、交通费用、人口、性别结构、预期寿命。本文从客源地角度考察出境旅游需求，因而无法获得目的地的物价水平。为了控制相对价格，本文采用了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该指标不仅是收入水平的代理变量，还考虑了不同国家的综合价格水平。汇率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国际金融统计中的官方汇率，表示1美元可兑换的当地货币。交通费用指的是国际出境游客为国际运输支付的费用。人口基数用一国总人口数量表示，性别结构用男性占总人口比重表示，健康水平用出生时预期寿命表示，该变量是反映人群健康长寿的重要指标[52]。

调节变量是国家文化价值观的5 个维度，包括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程度、男性主义和长期主义。国家文化价值观的数据来源于Hofstede文化价值观数据库。

在回归分析中，为了减小异方差问题，本文参照Wooldridge 提出的处理方法[53]，对变量出境旅游支出、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交通费用、人口基数及国家价值观的5个维度做了对数处理。比例类数据、年度数据则未进行对数处理。有关上述各类变量指标的定义和原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参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N=500）
Tab.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N=500)

2.3 模型设定

2.3.1 基准模型

本文在出境旅游需求基本函数的基础上，增加了影响出境旅游需求的其他变量，设定以下基准模型：

式（1）中，i表示客源国；t表示第t年，t=1,…,T ；被解释变量OTERit 表示客源国i 第t 年的出境旅游支出；解释变量agingit 表示客源国i第t年的老年人口比重；Xit 为控制变量，其中包括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的对数、官方汇率、交通费用的对数、人口基数的对数、性别结构、健康水平。 μi 为各个国家的个体效应；vt 为时间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

2.3.2 调节效应模型

为了检验国家文化价值观对出境旅游需求的调节效应，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权力距离、个人主义程度、不确定性规避程度、男性主义程度、长期主义及其与老年人口占比的交互项，构建了以下模型：

式（2）中，ρi 表示客源国i 的国家文化维度，包括权力距离pdi、个人主义程度idv、不确定性规避程度uai、男性主义程度mas、长期主义程度ltowvs。

3 实证研究

3.1 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

本文通过Hausman 检验，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2展示了本文核心问题的回归结果。基准回归模型1 的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老年人口比重对出境旅游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1 个百分点的老年人口比重，出境旅游支出将增加13%。

表2 新兴国家中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2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aging on outbound tourism demand in emerging countries

注：***p<0.01，**p<0.05，*p<0.1，下同。

该回归结果表明，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退休后老年群体拥有充裕的闲暇时间与丰厚的财富积累，这保证了他们在出境旅游中有更长的停留时间与更强的消费能力。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角度看，人们在老年阶段的消费会大于储蓄，老年人会用中年阶段的储蓄来支付旅游出行这类的消费支出[37]。此外，出于弥补消费的心理，老年人有更强烈的动机通过出境旅行来弥补年轻时的出游遗憾。

从其他变量上看，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汇率、交通费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出境旅游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与出境旅游需求理论相一致。人口数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出境旅游需求有正向影响，即一国人口数量越多，出境旅游总支出越高。男性比例对出境旅游需求无显著影响，这表明性别比例可能并不会影响出境旅游需求。人口预期寿命对出境旅游需求无显著的影响，这与良好的健康水平促进出境旅游需求的结论不一致[33]，这可能是因为预期寿命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当预期寿命更长时，人们需要更多地考虑未来的支出，从而可能会减少当下的出境旅游消费。

3.2 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3.2.1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异质性

前文的分析指出，老年人的旅行意愿会因年龄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年轻老年人时间充裕且收入充足，有着更高的出境旅游需求；但年长老年人受健康状况的限制，旅行意愿会降低。本文通过检验年轻老年人与年长老年人对出境旅游需求影响的差异，来展示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影响的异质性。如表2 中模型2、模型3 所示，年轻老年人口比重对出境旅游需求有显著正向影响，年轻老年人口比重每增加1%，出境旅游支出增加14%；年长老年人口比重对出境旅游需求不存在显著影响。该结果表明，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的出境旅游需求存在差异。与年轻老年人相比，年长老年人面临更高的出境旅游安全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可能受到疾病困扰、认知和身体功能的限制，产生更复杂的健康和社会需求，这些因素影响了老年人独立进行日常生活的能力，进而对他们的出境旅游产生了阻碍作用。

3.2.2 不同老龄化程度的异质性

尽管新兴国家步入老龄化的进程普遍较晚，但不同新兴国家间的老龄化程度仍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探讨不同老龄化程度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异质性。国际上通常依据某一国家或地区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老龄化程度分为3个级别①国家统计局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2021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EB/OL].[2021-05-17].http://www.stats.gov.cn/sj/sjjd/202302/t20230202_1896489.html.：占比大于或等于10%且小于20%为轻度老龄化；占比大于或等于20%且小于30%为中度老龄化；占比大于或等于30%为重度老龄化。本文依据上述标准对样本进行分组，尚无新兴国家步入重度老龄化。同时，为了减少分组样本量过少带来的有偏性，本文应用最小绝对离差估计法，通过Bootstrap命令重复抽样1000次来获得稳健的标准误。

在表2中，模型4和模型5分别展示了轻度老龄化和中度老龄化国家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在轻度老龄化的新兴国家中，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轻度老龄化国家的老年人口比重每增加1%，出境旅游支出将上升33.9%。而在中度老龄化的新兴国家中，老年人口占比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中度老龄化的新兴国家已步入老龄化进程的中后期，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度老龄化国家的老年人旅游市场更成熟稳定，市场潜力有限。相反，在轻度老龄化的新兴国家中，老年人旅游市场处于兴起阶段，新兴的出境旅游产品的涌现及生活水平的提升，为老年人选择出境旅游提供了更强烈的拉力与推力。

3.3 文化价值观对出境旅游需求的调节作用

为了检验国家文化价值观对出境旅游需求的调节作用，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基础上逐步加入了各国文化维度、老年人口占比与文化维度的交互项，并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6～模型10中，国家文化价值观对出境旅游需求存在调节作用。其中，高权力距离、男性主义和长期主义显著加强了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正向影响，而个人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程度显著削弱了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正向影响。

表3 文化价值观对出境旅游需求的调节作用
Tab.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ultural values on outbound tourism demand

相较于低权力距离文化的老年人，来自高权力距离文化的老年人更加追求财富与地位，将出境旅行视为展示其财富和地位的方式之一。因此，他们更倾向出境旅行，并在旅途中购买昂贵的商品，以满足其炫耀性消费的心理需求[5]。来自偏男性主义文化的老年人也热衷于追求财富和地位，拥有更强烈的探索欲与挑战欲，且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促使他们更偏好出境旅游来放松或展示自身的财富地位。来自长期主义文化的老年人更容易适应变化的环境，且有强烈的储蓄和投资倾向，因此，在退休后拥有相对更充裕的财富，为其出境旅游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此外，来自长期主义文化的老年人更易适应出境旅行，会更早制定计划为顺利进行出境旅行做好充足准备[44]。

不确定性规避程度更直接地影响人们的旅游决策。相比国内旅行，出境旅游涉及的风险性与未知性更高，来自高不确定性规避程度文化背景的游客会更加担忧出境旅游的风险，并在进行出境旅游决策时更加谨慎。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风险偏好会下降[50]，因此，不确定性规避程度的调节作用在老年群体中尤为突出。

个人主义显著削弱了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正向影响，该结论与先前文献不一致。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容易受到集体行为的影响[54]。在集体主义社会中，相互比较和竞争性较强，个体会通过出境旅游来逃离紧张的日常生活[55]。相比之下，个人主义的影响方式则不同。表1 描述性统计显示，大多数新兴国家的个人主义文化维度得分较低，说明大多数新兴国家更偏向集体主义。在这些国家中，个人旅游决策更容易受到潮流驱动。而出境旅游作为一种奢侈消费，往往被认为是彰显财富、地位和品味的行为，在集体主义主导的新兴国家里可能更容易成为一种潮流。因此，在低个人主义的新兴国家中，老年人更容易受到他人或社会潮流的影响出境旅游消费，而高个人主义文化的老年人则较少地受集体影响进行旅游决策。

3.4 稳健性检验

本文模型可能存在以下内生性问题：第一，可能存在遗漏变量，不同国家间可能存在的一些不可观测的变量，但这些变量会影响出境旅游需求；第二，部分数据存在小部分缺失值，本文对缺失值进行了清洗筛选及插值处理，这可能会导致测量误差。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参考王宇和李海洋的研究[56]，采用工具变量和替换变量的方法对结果进行再次检验。首先，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参照倪鹏飞等的研究[57]，使用老年人口比重aging的滞后项作为老龄化的工具变量。老龄化的滞后项被视为外生于当期扰动项，且滞后时期越长，外生性条件越能得到满足。同时，老龄化水平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变迁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具有路径的依赖性，因此，在时间上具有相关性。为了保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研究选取老龄化水平滞后5期作为工具变量。Hausman检验与异方差稳定的Durbin-Wu-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aging为内生解释变量。如表4中Robust 1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所示，一阶段F 统计量为835.11，F 统计量的p 值为0.000，这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并证明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有较好的解释力。最终，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文结果得到验证。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4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其次，本文选取了新兴国家出境旅游人次peo，对原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出境旅游支出OTRE进行替换并再次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 中Robust 2～Robust 4 所示，核心自变量的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和原模型基本保持一致。因此，无论是采用工具变量法还是替换自变量进行回归，都得出了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促进作用，且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的出境旅游需求存在异质性，该结果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老龄化与出境旅游需求的关系，通过运用双向固定效用模型分析1995—2019年20个新兴国家的面板数据，探讨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并进一步纳入Hofstede 文化价值观的调查数据，验证国家文化价值观对老龄化与出境旅游需求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有显著正向作用。老年人口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与丰厚的财富积累，为他们的出境旅游提供了经济和时间基础。此外，基于补偿心理，新兴国家的老年人有更强烈的旅游动机，进一步促进了出境旅游需求的增长。

第二，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具体而言，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口比重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年轻老年人比重对出境旅游需求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年长老年人比重则对出境旅游需求不存在显著影响。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年轻老年人受时间约束的影响较小，且财富积累达到顶峰，健康约束尚未显现，这对旅游决策有积极影响。但随着年龄增加，收入约束逐渐显现，健康约束到来，老年人对出境旅游的决策会变得更加谨慎，从而不利于出境旅游需求的增长[38]。

此外，老龄化程度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在轻度老龄化的新兴国家中，老年人口比重对出境旅游需求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中度老龄化的新兴国家中，老年人口比重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度老龄化国家的老年出境旅游市场已然进入成熟期，老年人口比重增加不能显著促进出境旅游需求。而在轻度老龄化国家，出境旅游市场仍处于新兴阶段，老年人出游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因此，老龄化的加深会显著促进出境旅游需求。

第三，国家文化价值观对老龄化与出境旅游需求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高权力距离、长期主义和男性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显著加强了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正向关系；而高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和个人主义则显著削弱了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正向影响。

与先前研究相似，在高权力距离与偏男性主义的文化中，人们追求权力、财富与社会地位，老年群体偏好通过出境旅行来展示自身的财富和地位。在长期主义文化中，人们崇尚节俭并有储蓄的习惯，因此，老年时期会拥有更多的财富以支持旅游意愿。在高不确定性规避程度的文化中，人们的风险偏好低，而出境旅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即使老年群体的收入与闲暇时间充裕，考虑到目的地安全性与风险性，他们可能也不会轻易做出出境旅游的决策。而在低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人行为更容易受到集体行为的影响，且低个人主义社会具有竞争性，因此，老年群体会更容易受到潮流的驱动或出于逃离紧张生活的动机做出出境旅游决策。

4.2 研究贡献

相较于以往研究，本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首先，已有研究大多将出境旅游市场视为宏观样本，或者以某一具体客源地或目的地为样本，而对于出境旅游市场中不同国家文化价值对出境旅游需求影响的异质性挖掘比较匮乏。本研究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系统总结了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因素，并推进了“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是否在国家间存在作用差异”及“为什么存在这些差异”的问题的研究。其次，本文以新兴国家为样本，分析了老龄化对出境旅游的影响。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并且证实了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水平与出境旅游支出存在正相关的关系[12]。而本文研究发现，新兴国家的老龄化水平同样对出境旅游需求有积极影响。新兴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旅游产品的丰富、出境门槛的降低及老年人消费心理的转变和财富积累的增加，显著地推动了新兴国家出境旅游需求的增长，为出境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发展空间。最后，本文创新性地引入了文化价值观与老龄化的交互项，应用Hofstede文化维度模型，证实了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程度、男性主义、长期主义对老龄化影响出境旅游需求的调节作用。这一研究拓展和补充了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影响的机制，为理解老龄化与出境旅游需求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4.3 研究启示

随着全球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旅游作为一项能推动积极老龄社会发展的标志性活动，既能引导老年消费需求、推动老龄产业发展，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有着不同的旅行特征与偏好，这必然对老龄旅游产业的发展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因此，本研究的发现对国际老龄旅游市场的开发、营销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为各国应对老龄化挑战，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出境旅游企业和目的地营销机构应重视新兴国家的老龄出境游市场。传统上，国际老龄旅游市场开发的重点是发达国家，但正如本文的研究结论所揭示，新兴国家老龄化与出境旅游需求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联，反映了新兴发展中国家“新”富起来的老龄人群出境游的强劲需求。因此，应针对新兴国家老年群体的特点，开发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产品。除了要关注老年群体因年龄、健康状况、闲暇时间、爱好、经济能力等特点，开发诸如健康游、怀旧游、医疗游等适老化的出境游产品之外，还需要更深入地把握新兴国家“新”富之后老年人的特殊心理。比如有针对性地设计价格实惠的淡季出行团体游；在考虑节奏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拉长线路，以满足其价格敏感与补偿消费并行不悖的心理。

第二，针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老年出境游产品需因地适宜，进行差异化设计。本研究发现，高权力距离、男性主义和长期主义显著增强了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正向作用，而个人主义、高不确定性规避主义显著削弱了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正向作用。因此，在针对新兴国家老年游客市场进行出境旅游产品营销时，可以优先选择以高权力距离、男性主义、长期主义、集体主义和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价值观为主导的国家作为目标客源地，因为来自具有这些文化特质背景国家的老年游客更有可能做出出境旅游决策，从而使得目的地的营销努力事半功倍。此外，出境旅游企业需要关注不同文化背景老年群体的行为特征及出游偏好，因地适宜地推出他们喜爱的旅游产品，从而更为精准有效地开拓这些新兴国家的老龄出境旅游市场。比如对于高不确定性规避主义占主导的客源国，对老龄出境游产品的设计需要降低其不确定性感知阈值，提高目的地安全系数、完善医疗设备，且主推大众化、知名度高的景点，并全程提供多导游陪伴，强调旅行产品的安全性。同时，旅游企业须更多更及时地提供旅游产品的相关信息，减少游客因不确定性产生的焦虑。而对于来自高权力距离文化及男性主义背景的老龄游客，则可以针对性地安排一些高层次活动，满足游客的炫耀性心理。

第三，目的地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旅游设施，为老年人提供不同于大众旅游的有针对性的设施、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或提高他们在旅游活动中的便利性，促进银发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例如，交通枢纽（如无障碍火车站、无障碍公交车站、无障碍机场）和景区应建设无障碍通道，实现旅游目的地无障碍旅游；对酒店进行适老化改造，使酒店设施更能便利老年人的使用和通行；配备具有专业护理能力的服务人员，全程陪同老年人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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