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学刊》| 陆 林等：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的知识体系构建

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的知识体系构建

陆 林，花玉莲，陈劼绮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0 引言

1 构建基础

1.1 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基础

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指导，是构建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础。旅游活动作为地球表层人类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需要依附于一定的地域，并与地域范围内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特质紧密关联[17]。一方面，地域环境是旅游活动的物质基础和物理场所，不同地域类型空间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存在显著差异，制约着旅游发展的方向、速率和水平[23]；另一方面，旅游活动是特定地域空间内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对地域范围内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的意识观念产生塑造作用，重构了特定地域空间的人地关系系统[17]。人地关系构成了地域演化过程和空间格局最基本的关系，其表达效果、作用机理和产生的影响均呈现出区域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的基本属性，这三大属性也是旅游研究的独特特征。因此，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是综合研究不同地域类型旅游的空间结构、地域功能、时空过程、整体效应和驱动机制的理论基石[24]。

20 世纪90 年代初，吴传钧先生系统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指出人地系统是由“人”和“地”在特定地域中按照一定规律组合、交错构成的复杂巨系统，内部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机制[25]。在这个巨系统中，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相结合，形成了发展演化的机制[25]。旅游“人地关系”是指在旅游地域空间中所形成的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客观关系，其中，“人”是指从事旅游活动相关的社会人，包括政府、旅游从业人员、地方居民和旅游者，“地”是指与旅游活动相关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17]。旅游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由旅游活动系统和地理环境系统共同构成，具有鲜明的旅游性、地域性、动态性、综合性、多尺度性等特征[17]（图1）。系统论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重要思想，构建地域类型视角下的旅游学知识体系应以系统论为基点，解析旅游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实践现象和实际问题。同时，旅游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一个不稳定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状态的耗散结构[25]，旅游人地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地域类型上的旅游活动系统和地理环境系统之间的要素流动与能量交换推动了旅游人地关系时空变异的“有序化”过程，需要重视“人地综合”视角中的时空观，以推动旅游人地关系的耦合协调和可持续发展[17,24]。总体而言，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基于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深厚的实践经验，阐释了人地互动的普遍规律和现实逻辑，成为旅游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和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知识体系构建的思想源流与理论基础。

注：根据参考文献[17]改绘。

图1 旅游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构架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tourism regional systems

1.2 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和中国旅游发展的实践基础

以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和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特征为导向，是构建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础。构建中国自主的旅游学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国家政策，深刻揭示不同地域类型旅游的实践逻辑和发展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国土空间是支撑各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载体，国土空间管控是进行国土空间宏观调控治理和微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26]。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的知识体系构建以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为基础，“三区三线”划定农业、生态、城镇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重建“全域全要素”秩序、促进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为指导地理学、城乡规划学、地理信息科学和旅游学等多学科理论创新提供实践基础[27]。

构建中国旅游学的知识体系，还需要遵循以客观主义逻辑为导向的实践性原则，坚持中国旅游发展的地域实践基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物质和精神资源富足、地域差异巨大的国家[25]，中国的旅游发展实践具有旅游者数量多、旅游业体量大、旅游地类型广等特征。改革开放40多年来，旅游业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引擎之一，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空间能级提升、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13]，为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的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生动的实践素材。中国旅游发展实践均发生在“三区三线”的地域范围内，“三区三线”中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富集，这些遗产富集区域称之为遗产地，遗产地旅游以其资源价值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成为旅游活动的主要地域类型之一。根据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的划定方案和中国旅游发展的地域实践，本研究将地域类型旅游划分为城市旅游、乡村旅游、自然保护地旅游和遗产地旅游。

2 构建原则

2.1 基于知识管理和学科体系建设的价值原则

以知识管理和学科体系建设为核心，是构建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知识体系的根本价值原则（图2）。现代社会中的“时空脱域”（disembedding）现象引致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受时空限制的影响减弱，社会关系不断从局部的互动情景中“提取出来”，并在跨时空尺度上重新建构[28]。在此背景下，现代社会知识生产与扩散的速率不断加快，旅游业作为全球化时代重要的新兴产业，其发展致使旅游学呈现出知识体系庞杂、内容碎片化、知识更新周期短等特征。旅游学的知识管理是推动旅游知识吸收、知识整合和知识配置的重要途径，促进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和动态循环[29]。知识管理作为一种学习与创新机制，强调多元知识的流动和共创平台的搭建，有利于推动高校遵循知识迁移、转化的发展规律，构建多元化、时代化、创新型的教学组织形式，实现易教、易学、易懂的教学目标，引导与提升中国旅游学学科的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质量[30-31]。

图2 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原则
Fig.2 Principles used in constructing a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tourism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types

学科体系是揭示学科对象本质和规律的体系化理论与知识，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的知识体系构建是完善中国旅游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命题，为中国旅游学的知识管理提供了有机的逻辑体系和谱系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其中，学科体系作为三大体系之首，是支持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依托[32]。当前，中国旅游学学科体系建设仍面临学科归属不清、构成要素和内在结构尚不明晰、旅游知识点庞杂且缺乏具有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知识体系等现实困境。因此，亟须遵循旅游学发展的客观逻辑和旅游知识管理的认知顺序，构建一个有学理、含脉络、强逻辑的中国旅游学知识体系（教材体系），形成中国旅游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机统一的完整学术生态体系，助推中国旅游学的可持续发展[31,33]。

2.2 基于系统、时空和尺度逻辑的认识论原则

随着空间尺度变化和时间推移，不同地域类型上的空间结构发生组织序变，不同地域类型之间的功能组合关系呈现规律性变化[24]，因此，需要遵循时空逻辑的认识论原则，揭示不同地域类型旅游的分异规律、演化格局和作用机制。伴随旅游地域系统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特征日益凸显，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尺度之间旅游要素的流动强度和依赖程度不断深化，不同地域类型的空间结构和功能组合呈现由平面化结构（即单一尺度空间）向立体式结构（即多维尺度空间）转变[36]。因此，基于尺度逻辑重新审视“流空间”背景下不同尺度地域空间旅游要素的相互作用和不同地域类型旅游影响的多尺度效应，解析地域类型旅游的尺度转化、尺度嵌套、尺度重组、尺度跃迁等现象，是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知识体系构建的认识论原则之一。

2.3 基于类型学的方法论原则

以类型学的方法体系为基本遵循，是构建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原则（图2）。类型学是基于概念和演绎推导，通过已有信息识别多个“理想类型”以实现观察现象复杂性最小化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探索实际现象中的普适规律和有效类型的理想构造[37]。类型学是一种以理性思维论证旅游地域实践，顺应旅游地域发展规律的方法论体系，强调从基本概念出发生成中国旅游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准则，本质上是一种区分“元”与“对象”层次的内在结构，根据不同地域类型，旅游可通过“元语言”构建新的“对象语言”，形成“（现状）形式–原型–（更新）形式”的过程[38]。

旅游发展总是依附于一定的地域空间，不同地域类型的地理空间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需要按照地域类型进行不同的旅游研究。基于类型学的方法体系，将各旅游地域空间的概念按照一定的逻辑体系和分类准则进行描述、区分与关系整合，从而构建起一个强逻辑、可实践、易理解的中国旅游学概念框架和知识体系。运用类型学方法论体系构建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的知识体系，深入剖析不同地域类型旅游的系统性、复杂性和特殊性，深刻揭示地域类型旅游整体与局部、共性与个性的交互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类型学的分类体系是在相对意义上进行的，不同地域类型旅游具有交错、嵌套和重叠的旅游现象。

3 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的知识体系

旅游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中国旅游学的知识体系构建需要立足于中国式旅游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历经40余年的发展实践，中国旅游业逐渐从一个外在于国民日常生活的简单经济子系统发展为涉及中国经济、生态、文化等全方位发展的复杂网络巨系统[39]。在此背景下，中国旅游学应基于“实践-理论-再实践-理论提升”的思路，面向国家与地方旅游战略和行业发展需求，高度凝练和概括具有学术价值的相关理论和知识体系，为更好指导旅游发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17]。中国式旅游现代化的地域实践蕴含丰富的本土化实践经验、研究议题和理论内涵，亟待构建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的知识体系。因此，本文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和中国旅游发展实践，构建“三大主体”（城市旅游、乡村旅游和自然保护地旅游）和“一个特殊”（遗产地旅游）的中国旅游学知识体系，旨在为进一步提升中国旅游学的研究水平和学科体系构建提供支撑。

3.1 三大地域类型旅游：城市旅游、乡村旅游和自然保护地旅游

3.1.1 城市旅游

城市作为一个自然生态子系统和经济社会子系统耦合复杂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人口密集、产业发达、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域空间[40]，城市地域的空间属性和旅游产业形态的经济属性相互作用构成了城市旅游的根本动力机制。城市旅游是指以城市为目的地、以城市为旅游吸引物的各种旅游活动的总称，包括旅游者在城市中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消费活动[41]，城市性（urbanity）是城市旅游的核心特征。在全球化、信息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城市旅游在城市化进程、城市功能转型、城市空间拓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塑造了现代城市产业和城市空间，逐渐成为展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从城市旅游发展的旅游吸引力要素和旅游活动类型来看，城市旅游包括城市游憩商业区旅游、博物馆旅游、节事与会展旅游、主题公园旅游、海洋旅游、城市系统旅游、都市圈旅游、城市群旅游等，经历了由单体旅游向系统旅游再向城市群旅游的发展转变，实现了城市地域旅游吸引物的尺度跃迁和跨级发展，日益成为城市居民生活、休闲、消费的重要方式和城市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柱。

城市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RBD）是指为城市居民和旅游者提供集购物、餐饮、住宿、娱乐、游憩等功能于一体的休闲区域[42-43]，其旅游吸引力要素包括以城市商业地标为代表的点状吸引力要素和以城市特色街区、城市滨水区为代表的线状吸引力要素，日益成为城市的新生产动能和主要功能区。博物馆是城市地域的标志性文化设施，是一个城市乃至国家历史文化遗产集中展示的媒介空间[44]。伴随文化旅游和遗产旅游的发展，博物馆呈现出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特征转变，其旅游、休闲、娱乐等功能日益凸显，博物馆旅游寓教于旅的空间行为实现了博物馆文化资源向文化旅游体验的转化，是推动“文化旅游化”和“旅游文化化”双向融合的重要载体[45-46]。节事旅游是指以各种节日、事件的庆祝和举办为核心吸引力的一种特殊旅游形式，会展旅游是节事旅游的重要分支[47]。节事与会展旅游具有时间层面的“峰聚”现象、选址层面的“裂变”效应和运作层面的“网络”交互等特征，可触发城市旅游要素的有机流动，重新配置与组建城市旅游新的产业链，引导城市旅游地域空间的有序发展和跨级跃升[48]。主题公园作为城市主要的现代旅游产业，是围绕一个或一系列特定主题，以景观、环境、游乐设施和舞台展演建设为核心内容的综合性休闲娱乐空间，具有主题特殊性、游客普适性和投资与占地规模大等特性[49-50]，已经成为优化城市资源配置、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构建全新产业链条的重要力量。海洋旅游是沿海城市旅游的重要内容，是指以海洋资源为基础，包括海洋游览、休闲娱乐和观光度假等旅游活动的总称[51]，滨海旅游[52]、海岛旅游[53]、海港旅游[54]和邮轮旅游[55]是海洋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系统是由多个适应性主体作为“共同生产者”广泛参与、相互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系统，遵循“有序-混沌（边缘）-涌现-新有序”的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跃升的规律[56]。城市系统旅游具有统一和整体形象的旅游吸引物体系，已经成为城市地域的重要旅游活动之一，对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和城市品牌价值塑造产生重要影响。都市圈是21 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元和国家旅游创新发展的战略平台，汇聚了传统的旅游发展要素和新兴的旅游发展要素，旅游产业体系完备、规模庞大[57]。都市圈建设为都市圈旅游提供新的发展机遇，都市圈旅游为培育都市圈新经济增长极、实现旅游业综合实力跃升、发展旅游创新实践提供新动能，对全国乃至世界旅游发展具有显著引领示范作用[57]。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旅游是指以城市群为空间单元，通过城市之间的现代交通工具和发达信息网络将不同城市的旅游目的地和各行动主体有机结合，形成一种具有整体效应和总体形象的新型城市旅游[58]。城市群旅游不仅关注单体城市的旅游发展，更强调不同城市间的旅游合作和协同发展，是推动城市间旅游要素流动与旅游资源整合和实现城市群旅游目的地一体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59]。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地域空间不仅是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更是文化与旅游创新的策源地、孵化地和集聚地，旅游装备业、旅游企业总部、旅游新业态、旅游科技创新集中生长在城市地域。旅游企业是旅游创新的主体，旅游人才是旅游企业竞争的第一要素，城市依托高度密集的科研院所与高校、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和高质量的文旅企业形成旅游创新高地，并通过创新价值链和创新生产网络等媒介通道对外围地域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从而提升整个城市地域系统的旅游创造能力和创新水平。

乡村地域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一定乡村地域范围内，人类活动与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表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自然-经济-社会”综合体[60]。乡村旅游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域的一系列旅游活动，乡村性（rurality）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和独特的卖点[61]，乡村旅游为乡村地域内外部系统的要素流动提供媒介支撑，有效助推了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伴随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城乡居民休闲度假的重要消费方式和乡村经济社会体系结构性转型的新兴动能，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和美乡村的现实路径，是对“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的科学论证与理论建构，对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障碍，实现城乡融合与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重大实践意义[62-63]。从乡村旅游发展业态的要素构成、要素组合方式、要素组合主体、业态空间形态及旅游需求来看，乡村旅游包括传统村镇旅游、农家乐、乡村民宿、乡村度假酒店、风景道旅游、田园综合体、旅游小镇、农产品产业链旅游等，不断推动乡村旅游创新发展，形成以乡村观光、休闲、研学、度假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64-65]。

传统村镇是在长期农耕文明传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能较完整地反映地域范围内的建筑风貌、地方特色和民俗文化，是乡土文明和乡村旅游的重要载体。传统村镇旅游具有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旅游、传统村落旅游和村落的景区化建设等表现形式，以旅游开发为驱动的传统村镇空间实践有利于盘活乡村土地价值、保护与更新古民居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66]。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农家乐是乡村旅游发展初期阶段的典型旅游业态，是指以农户家庭为基本旅游空间，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乡村文化等资源，以农业体验为特色的乡村旅游活动[67]，其经营模式主要包括农户个体经营、“农户+农户”“公司+农户”“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开发模式和股份制经营模式等[68]。乡村民宿、乡村度假酒店作为农家乐转型与升级的重要业态，是乡村地域的新型生产方式和乡村旅游的重要载体。民宿最早可追溯到英美B&B（bed & breakfast），乡村民宿是一种集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业态，以其非标准化、空间异质性特征为旅游者提供“有温度的生活”“有情感的体验”和“乌托邦式的美好向往”，通过裹挟主客群体逐步实现乡村地域的地方营造与文化认同，是一种新质的乡村旅游空间[69-71]。乡村度假酒店是指集住宿、餐饮、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其旅游发展不仅结合乡村地方性生产要素，更强调资本、知识、人才、品牌等外部性要素的注入，标志着乡村旅游步入以规范化、精品化和国际化为特征的新发展阶段[65]。

风景道旅游是乡村线性旅游的重要业态，是由政府统一规划建设，依托区位、交通、景观、文化等乡村资源本底，串联乡村与乡村、城镇与乡村之间各自区隔的旅游景点与空间，在促进乡村共同富裕、保育乡村生态环境、满足审美游憩需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72-73]。田园综合体是指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等业态为一体的多功能、复合型、创新性乡村综合发展模式，是一种基于“三产”深度融合实现“三生空间（生产、生态、生活）”协同发展的乡村新型业态，在空间结构上具有向城乡两端辐射与渗透的作用机制，是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74-75]。旅游小镇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独特发展模式，是人口、产业、城市、文化融合发展的旅游休闲产业集聚区，存在都市近郊型、集散型、资源依托型、产业主导型等发展类型，旅游小镇将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充分融合，为实现我国就地城镇化提供了有益探索[76-77]。伴随旅游发展由封闭的自循环向开放的“旅游+”融合发展模式转变，乡村旅游上下游产业链之间的“化学反应”催生了农产品产业链旅游。产业链旅游是以某种产品或产业的产业链（依附产业链、母产业链）作为核心吸引物，通过产旅融合方式形成的耦合性链型旅游形式，具有母产业依附性、链型体验性、多元创新性等独特特征，葡萄酒产业链旅游、茶产业链旅游、花木产业链旅游等是农产品产业链旅游的典型模式[78]。

自然保护地是指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79]。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共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和重大举措，在保育自然生态环境、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统筹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80]。自然保护地旅游是指以自然保护地为空间载体，以自然保护地良好的资源与环境为核心吸引物形成的旅游活动，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自然保护地旅游系统是一个关涉自然、管理者、社区居民和旅游者等多元主体的复杂适应性系统，包括自然保护地、旅游和地方社区3个部分[81]，自然性（naturality）是自然保护地旅游的本质特点。自然保护地旅游发展是人地关系问题中的特殊领域，要特别重视因地制宜、文化沉积和恋地主义原真性等自然保护地旅游开发与管理原则，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80]。60 多年来，中国已经建立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2023 年，国务院新闻办《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中明确指出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依据管理目标与效能并借鉴国际经验，中国将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3种类型[82]，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在旅游的发展方向、规划建设和游憩活动上有所差异。

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域综合体[83]。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规定，“国家公园是指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同时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以彰显国家公园的公益性、科学性和全民共享性[84]。游憩功能是国家公园的重要功能之一，国家公园依托游憩功能区开发满足旅游者观光游览、运动健身、休闲娱乐、文化与自然教育等旅游产品[85-86]。国家公园旅游发展始终面临平衡“人（尤其是地方居民）”和“地”之间的关系问题[80]，保障社区居民基本权益、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创新生态补偿和社区参与等管理模式是国家公园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87-88]。

自然保护区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分布广泛的地域类型，对维系区域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作用日益凸显，逐渐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文明的象征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示范地[89]。自然保护区是指国家为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以及各类典型精美的自然生态系统，为进行自然保护教育、科研和宣传活动提供场所，并在指定的区域内开展旅游和生产活动而划定的特殊区域总称[90-91]。自然保护区以其高质量的自然景观、人文资源和美学价值成为国民休闲游憩的重要场所，旅游作为一种发展要素介入自然保护区后，自然保护区逐渐由“内源性自生式封闭系统”向“外源性网络化开放系统”转变。

自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地系统的重要类型，分布广泛、类型多样，是指保护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具有较高的生态、观赏、文化和科学价值，可持续利用的区域，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海洋公园、水利风景区、湿地公园等是自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92]。生态旅游是自然保护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与自然保护地的自然保护事业发展、社会经济建设、科学文化教育等实践需求高度契合，以实现自然保护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93-94]。协调生态保护与生态旅游之间的平衡关系、调节社区与景区的矛盾冲突、开发绿色生态旅游产品、创新旅游管理模式是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3.2 特殊地域类型旅游：遗产地旅游

遗产作为地方长期自然环境作用和人地互动的产物，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遗迹留存和历史见证，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代表人类共同的财富与资源，具有唯一性和稀缺性的遗产资源是遗产地旅游发展的主要吸引物和物质基础[95]。遗产地旅游是指以遗产资源（特别是世界级遗产）为旅游吸引物，到遗产所在地欣赏遗产景观，体验遗产内涵的一种特定形式的旅游活动[96]，遗产性（legacy）是遗产地旅游最重要的吸引力。遗产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性开发是遗产地旅游发展的根本指引和基本遵循。同时，遗产地旅游是权力博弈、资本循环和社会建构的结果，各行动者通过文化符号和话语主导形塑文化脉络、延续空间价值、凝聚地方认同，是遗产资源保护、人类文明赓续、地域空间重构和生态环境重塑的迫切需要[31]。依据遗产的类型，可将遗产地旅游划分为自然遗产旅游、文化遗产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和红色旅游，将红色旅游单列以凸显其在中国遗产地旅游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自然遗产是指从科学保护和自然美学的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自然生物学和地质学形态、濒危动植物物种栖息地以及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和保护价值的自然地域空间综合体[97]。自然遗产以其独特的美学价值、景观价值、生态价值和生物多样性价值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为旅游者提供了一个逃离惯常生活环境、自然教育、增进人与自然情感联结的地域空间，自然遗产旅游是实现遗产资源保护、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是将“绿水青山”增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新型发展方式[98]。

文化遗产旅游是指以艺术、建筑、习俗、考古遗址等文化传统和文物综合体为旅游吸引物，在文化遗产地欣赏遗产景观、体验遗产氛围的一种特定形式的文化旅游活动[99]。在文化遗产旅游消费背景下，符号化运作是文化遗产旅游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径选择，旅游者置身于充满符号意义（文化遗产）的符号交换话语体系中，充分发挥文化遗产的教育、社会、文化、精神等功能，实现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和谐共处[100-101]。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和工业遗产旅游是文化遗产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文化遗产是指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土地利用系统和独特农业景观，具有显著的活态性和系统性，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类型[102-103]。工业遗产是在城乡流动、社会变迁、人群置换等时代更迭中遗留的珍贵城市记忆，可以向旅游者传递富有场域精神和历史文脉的工业遗存和旅游吸引物[104-105]。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非遗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民族的记忆”和“历史的活化石”[106]。旅游作为一种非遗传承的重要生产机器和有效活化方式，旅游者通过具身体验非遗传承人的“身体建构”和“文化展演”，理解特定时空关系中（旅游与展演）非遗文化的价值、记忆和“感情”，进而生成和建构了旅游者个体与国家集体的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一个完整的旅游系统（旅游者、展演者、政府、旅游企业等）助推了非遗产生新的遗产系统（遗产地空间、实践和行动者）[107]。

红色旅游所依托的红色文化资源是一种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功能于一体的中国独有的革命文物和革命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31]。红色旅游资源和红色基因分别作为红色记忆的文本系统和意象系统，借助红色旅游活动的仪式系统（符号过程），在红色旅游者中将红色符号的能指与所指（革命精神与红色基因）有机联结[108]。因此，红色旅游是传承红色记忆和红色文化基因、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深化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有效载体，最终实现个体（归属感和自尊）和社会（凝聚力）的共赢[109]。

3.3 中国旅游学的地域类型知识体系

基于地域类型的研究视角，遵循中国旅游学学科建设的体系化和科学化的发展需求，根据中国式旅游现代化地域实践区域性、综合性等特征和中国旅游学应用性、交叉性等属性，构建中国旅游学的知识体系。旅游活动总是依托一定地域范围的空间载体，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建立以“三区三线”为核心的空间规划分区，统筹布局农业、生态、城镇等功能空间，与城镇、农业、生态等功能空间相对应的地域类型旅游分别为城市旅游、乡村旅游和自然保护地旅游[110]。在三大功能空间中，拥有一些富集突出价值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富集地被称之为遗产地[110]。遗产地具有典型性、精美性、脆弱性等特征，将遗产地旅游从城市旅游、乡村旅游和自然保护地旅游中单列出来，以凸显遗产地旅游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总体来看，中国地域类型旅游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动态演化过程，由作为旅游主体地域系统的城市旅游、乡村旅游、自然保护地旅游和遗产地旅游共同构成，形成“三大主体”和“一个特殊”的中国旅游学知识体系（图3）。

图3 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的知识体系
Fig.3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tourism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types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旅游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化增长动力的新兴动能[13]，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国家战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中国旅游学的实践发展日趋丰富，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不断完善，学科视野也随之开阔，中国旅游研究在人才、机构、成果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中国旅游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源于中国旅游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土壤、实践经验、实践智慧和实践理性。中国式旅游现代化的发展实践是中国旅游学原创性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富矿”和“鲜活素材”，为中国旅游学学术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要素和话语要素。中国旅游学自主的知识体系扎根于中国式旅游现代化的本土实践，孕育于中华民族的独特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致力于构建中国叙事体系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需要[20,33]。从地域类型的视角来看，中国式旅游现代化的空间表征是地域广泛和多维的，不同地域类型上的旅游发展实践和理论构建上呈现出不同表现方式、不同发展特征和不同建构逻辑。

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和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结合学科体系和认知管理特征，以易懂易教易学为目标导向，遵循地域要素的系统逻辑、时空逻辑和尺度逻辑，构建“三大主体”和“一个特殊”的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知识体系。在城市旅游方面，城市依托高度密集的产业、人口、知识等成为主要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同时是旅游发展的创新高地，城市游憩商业区旅游、博物馆旅游、节事与会展旅游、主题公园旅游、海洋旅游、城市系统旅游、都市圈旅游、城市群旅游等是城市旅游的主要旅游吸引力要素和旅游活动。在乡村旅游方面，乡村旅游依托优良的自然环境、田园风光和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和美乡村建设、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兴要素和重要动力，传统村镇、农家乐、乡村民宿、乡村度假酒店、风景道、田园综合体、旅游小镇、农产品产业链旅游等是乡村旅游的主要业态。在自然保护地旅游方面，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地球生命共同体发展的核心载体，自然保护地旅游要特别重视在“两山”理论指引下，坚持“可持续发展”“因地制宜”“文化积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发展原则，国家公园旅游、自然保护区旅游、自然公园旅游是自然保护地旅游体系的三大类型。在遗产地旅游方面，遗产以其典型性、精美性、脆弱性等特征在旅游研究中居于独特地位，遗产的可持续性利用是遗产地旅游发展的基本遵循，自然遗产旅游、文化遗产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和红色旅游等是遗产地旅游的主要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四大地域类型旅游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性，不同地域类型上的空间结构和人地矛盾不尽相同，需要注意不同地域类型旅游的发展方向和开发强度。基于不同地域空间的自然和经济社会本底特征，以服务国土空间保护与利用发展和中国旅游实践需求为宗旨，设计、规划不同地域类型旅游在开发和保护中的核心功能定位，城市地域可成为旅游优先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乡村地域应为旅游适度开发区域，自然保护地和遗产地应为旅游限制开发区域甚至禁止开发区域。正确把握不同地域类型旅游的核心功能定位是旅游地合理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指南针，对优化旅游地地域空间格局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指导性的作用。

4.2 讨论

在知识管理和学科发展的根本遵循下，将地域类型视角下的中国旅游学知识体系学理化、逻辑化、系统化归纳为城市旅游、乡村旅游、自然保护地旅游和遗产地旅游，但是在中国旅游丰富多样的发展实践中，地域类型旅游往往具有交错性、嵌套性和网络化特征。例如，城市旅游、乡村旅游与自然保护地旅游存在地域上的重叠和功能上的耦合。国土空间规划中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线等“三线”，面对城市旅游、乡村旅游与自然保护地旅游交错重叠时，需要以国家政策为根本指引，以保护为第一要义，在空间上严格遵循生态、农村和城镇的发展位序。同时，城市旅游、乡村旅游、自然保护地旅游和遗产地旅游可以共生于更为广阔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中，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是城市群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城市群地域中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兼具乡土和生态功能的一种特殊的空间地域类型，具有空间内涵的复杂性、空间布局的网络化、空间组织的多样性、空间尺度的嵌套性等属性，对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促进人地关系和谐发展、推动优秀文化和生态资源接续发展的功能价值和实践价值愈发凸显，已经成为国土空间整治与优化的关键地带[13]。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建设与旅游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的耦合性和协调性，是城市旅游、乡村旅游、自然保护地旅游和遗产地旅游协同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伴随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交互发展，旅游资源要素的流动性显著增强，旅游目的地的空间关联效应与空间组合关系日益显著，旅游地域系统呈现尺度嵌套、尺度重组、尺度跃迁等现象。在此背景下，旅游目的地依托山脉[111]、河流[112]、国家文化公园[113]、高铁[114]等跨越不同地理单元、不同空间尺度的线性自然、文化和交通线等要素，逐渐形成风景道、流域旅游、遗产廊道、旅游公路等线性旅游目的地空间，深刻影响了旅游地的空间结构、空间功能和空间关系，旅游地空间组织形式与发展模式呈现由向心式向网络化空间一体化发展转变，形成了新质的地域类型旅游[115]。因此，在更为鲜活的、更加具有复杂性的中国旅游发展实践中，地域类型旅游在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都市内部自然公园等特殊空间地域类型中存在空间尺度嵌套关系。同时，山脉、河流、国家文化公园、高铁等自然和社会经济发展要素作为重要线性介质参与到旅游实践中，旅游地的柔性尺度重组和尺度跃迁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新型空间组合关系与新型空间复合结构不断涌现，为未来更为动态、更加开放的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旅游学知识体系构建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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