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学刊》| 张江驰等：当享受遭遇恐惧：自助出境旅游者风险决策的形成逻辑

当享受遭遇恐惧：自助出境旅游者风险决策的形成逻辑

张江驰1，谢朝武1，2

（1.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2.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安全研究基地，福建 泉州 362021）

0 引言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我国出境旅游市场稳步增长，2019 年出境旅游人数高达1.55 亿、出境旅游者境外消费超过1338亿美元，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国和旅游消费支出国①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研究所.中国出境旅游发展报告2020[R].北京:中国旅游研究院,2020.。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旅游电子商务的兴起，自助出境旅游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和备受民众青睐的旅游方式，中国自助出境旅游者成为全球众多旅游目的地竞相争抢的客源对象。其中，自助出境旅游是指旅游者按照自我意愿独立安排旅游行程，自主选择旅游项目和定制购买旅游产品，不完全依靠旅游中间商指导、参与和安排的一种出境旅游活动[1]。相较于团队出境旅游，自助出境旅游具有灵活度高、个性化强和对旅游者能力要求高等特征，对旅游目的地安全和风险因素的敏感性更高[2]，也更容易遭受境外突发安全事故的影响和冲击[3]。因此，建立自助出境旅游风险管理体系、保障自助出境旅游者的安全性，这既是实现我国出境旅游产业健康发展的战略基础，也是促进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现有的自助出境旅游活动受到诸多限制。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疫情后自助出境旅游必然迎来快速的恢复，因此，有必要探索自助出境旅游者的风险感知与风险决策行为，以助力未来自助出境旅游产业的发展。

鉴于旅游者对安全问题高度敏感，旅游者风险感知成为备受关注的理论议题[4-5]。目前，学界主要从风险特征视角[6]（如可能性和严重性）、风险结果视角[7]（如心理风险、功能风险、财务风险等）和风险来源视角[5]（如人员风险、设施风险、管理风险等）对旅游者风险感知展开维度识别和测量评估，并基于此围绕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结果展开丰富的实证探索。具体来说，旅游者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主要可以归纳为外界诱导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层面[8]。此外，旅游者风险感知被认为是旅游者风险决策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如目的地选择行为、安全行为和重游意愿等[6,9-11]。从理论发展和产业实践的需求来看，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理论创新的空间。第一，自助出境旅游者风险感知应当成为重要的理论议题。目前，自助出境旅游成为重要发展趋势，自助出境旅游者风险感知也是一个日益受到重视和关注的研究领域。由于缺少旅行社或旅游中间商的担保和协助，自助出境旅游活动高度暴露且不易控制，以背包客、探险旅游者等为代表的自助出境旅游者的安全事故、风险降低策略和风险管理等受到学者的重点讨论[2,12]。相较于大众旅游者，自助出境旅游者更具冒险精神[13]，对目的地独特文化习俗也有较高的接纳度和包容性[14]。尽管自助出境旅游者具有一定的风险容忍度和冒险倾向，但他们也越来越关注目的地安全和风险因素[15]，且目的地风险状态对他们的旅游满意度和风险行为决策具有重要影响[2]。因此，有必要面向自助出境旅游者实证检验风险感知与风险决策的影响关系。第二，本体安全感威胁在旅游者风险感知与风险决策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有待于理论探索和实证检验。目前，旅游者风险感知对安全行为和重游意愿等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关系已经得到实证探索，并检验了旅游者系列认知（如安全感知、目的地形象感知）、情感（如风险担忧、愧疚感）和心理变量（如保护动机、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9,16-21]。在风险社会背景下，致使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的重大事件（如九寨沟地震、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呈现常态化的爆发趋势[22]，这打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及其与环境的稳定互动，破坏了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心理安全状态，从而引起人们对自身稳定发展的焦虑和担忧[23-25]。但是，现有旅游者风险决策研究似乎未能将风险社会环境对旅游者心理安全状态的影响纳入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旅游者风险决策形成逻辑的系统揭示。其中，本体安全感来源于人们在自己与环境稳定互动中形成的心理感受，具体表现为人们对周围环境持续稳定性以及对连续自我认同的信心[26]，且当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导致其受到威胁时，这个概念会得到凸显，即人们的本体安全感受到了威胁[23]。因此，有必要从本体安全感威胁的视角阐述旅游者风险感知与风险决策关系间的中介作用，这有助于科学揭示风险社会背景下旅游者风险决策的形成逻辑。第三，旅游者期望在风险感知影响风险决策时的边界条件和调节效应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期望是个体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在个体行为决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27]。旅游者在出游前都涉及或多或少的心理预期和主观判断，它存在于旅游活动全程并在旅游者行为响应过程中发挥重要影响作用[28-30]，因此，旅游者期望是风险感知影响风险决策的重要调节变量。然而，基于结果期望的视角[31]，旅游者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相异的期望类别，即旅游者在开展旅游活动前所持有的心理感受和期望类别可以划分为积极的旅游预期享受和消极的旅行恐惧两种类别，二者都可能对旅游者的风险判断、行为响应和意愿决策产生影响[20,32-33]。但现有研究多关注旅游者对目的地预期享受和积极旅游期望所发挥的边界调节作用[30,32]，忽略了对旅行恐惧等消极旅游期望的实证检验，这难以对旅游者期望所发挥的调节效应进行系统揭示。尤其对于自助出境旅游者而言，高度自主的出境旅游方式使他们在自由探索、深度参与和互动体验等方面具有较高游前预期享受，但同时也往往具有焦虑、担忧、紧张和害怕等游前出行恐惧。因此，基于二者的结合，可以更加全面地对自助出境旅游者风险决策的形成逻辑作出预测和推论。

1 理论基础

1.1 保护动机理论

保护动机理论由学者Rogers提出，主要用于解释外部环境因素对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过程，是揭示个体产生健康行为决策的基础理论[34]。该理论指出，个体行为决策会受到外部环境中各种信息源的影响，在对信息源认知评估的基础上形成风险判断和恐惧认知，并据此发生行为改变[35]。保护动机理论框架可分为3个部分：信息源、认知中介过程和应对模式[36]。其中，信息源主要包括个人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认知中介过程由信息源驱动，包括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应对模式包括适应性反应和适应不良性反应。因此，个体会依据自身特征对外部风险因素和风险信息进行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并在风险评估过程中采取保护自身安全的应对策略。

1.2 期望理论

积极期望和消极期望属于个体期望的两个经验维度而非一个维度的两端[39]，学者也基于“积极-消极”这一期望结构去探索个体的行为决策，如不良行为决策（饮酒和吸烟）[40-41]、跨期行为决策[42]、亲环境行为决策[43]、就医行为决策[44]和旅游行为决策等[45-46]。在旅游决策领域，旅游期望是指旅游者在实施购买决策前对目的地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预期表现所持有的事先看法[47]，具体表现为旅游者在游前对此次旅游体验结果的心理预期和事先判断[30]。通常，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可能会体验到愉悦、新奇、刺激和难忘的旅游经历，但也可能会遭遇焦虑、无助、担忧和害怕的旅游经历，而旅游者在出游前对这些可能的旅游体验结果的事先判断形成了旅游期望[47]。其中，旅游预期享受是指，旅游者预期他们在旅游过程中能够享受到快乐、满足和愉悦的体验活动，是对旅游活动可能产生积极结果的心理预期[32]，因此属于积极期望要素。而旅行恐惧是旅游者对于遭遇不确定性事件或负面威胁情境的负性情感反应，在游前阶段主要表现为旅游者预期他们在旅游过程中可能会遭遇不确定性事件或产生害怕、紧张、焦虑或担心等消极情绪后果[20,33]，故而属于消极期望要素。由此可见，旅游预期享受和旅行恐惧分别反映了旅游者积极和消极两种类别的旅游期望，本研究将基于此探索它们在旅游者风险决策形成过程中的调节效应。

2 文献综述与概念模型建构

2.1 旅游风险感知的直接效应

旅游风险感知被定义为旅游者对旅游活动结果不确定的主观评价，也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风险状态和风险要素的主观印象和综合评价[2,5]。由于旅游活动高度暴露，旅游产品具有无形性、不确定性、异质性和需提前购买等特征，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都涉及或多或少的风险感知[7,48]，并在其行为决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影响作用[9,16,18,20]。例如，Dayour等从财物、功能、时间、心理、安全、社会、目的地设施和目的地有形物质等层面建构了国际背包客的智能手机使用风险感知模型，并发现智能手机使用风险感知对背包客旅游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2]；Xie等从风险来源视角提出了包含人员风险感知、设备风险感知、环境风险感知和管理风险感知的旅游风险感知量表，它们分别反映了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来源于人员、设备、环境和管理等不同层面风险信息和风险要素的综合判断[5]。因此，本研究将从风险来源视角解构自助出境旅游者风险感知，从而实证检验其对安全行为和重游意愿的影响关系。

根据保护动机理论的观点，个体会对风险因素进行威胁评价和应对评估，并在风险评估过程中采取应对行为[34-36]。在本研究中，旅游风险感知代表了自助出境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对来自人员、设施设备、自然社会环境和组织管理等不同来源风险因素和风险信息的主观判断和综合评价[5]。当旅游者对旅游地来自人员（如目的地居民和其他旅游者等）、设备（如安全设备和救援设施等）、环境（如社会治安和极端天气等）和管理（如应急救援和安全提示等）等不同类别风险要素的感知评估越高，就越有可能在旅游活动过程中采取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18,20]。其中，安全行为是指个体对安全问题和风险隐患的行为响应[49]，在旅游情境中表现为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为规避风险、摆脱威胁而采取的行为策略，旨在确保自身在旅游中始终处于安全和稳定的状态[50-51]。这些不同来源的旅游地风险因素会促使旅游者采取安全行为来保障自身的安全性并促进旅游活动的有序开展[49-51]。同时，目的地旅游发展水平与其是否有能力为旅游者提供安全、愉悦的旅游环境直接相关，安全稳定的旅游目的地环境已经成为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因素[5,10]。而重游意愿是指旅游者到访某地或参与某项旅游活动后，再次重返旅游地或参与旅游活动的意向和愿望[52]。当旅游者在旅游过程对旅游目的地各类风险因素有较高的认知评估，甚至遭遇威胁情境时，他们将避免再次前往该旅游地。现有研究也表明，旅游风险感知对旅游者安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18]，对重游意愿具有负向影响[9]。基于此，提出假设：

H1a：旅游者风险感知负向影响其重游意愿

H1b：旅游者风险感知正向影响其安全行为

2.2 本体安全感威胁的中介作用

本体安全感威胁关注的是惯常生活环境和生活秩序变化所引发个体对自身存在和稳定发展的担忧，强调自己与外部环境间的连续互动关系被打乱，而非外部环境对自身生命健康的威胁[25]。目前，本体安全感威胁在个体消费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也得到讨论。例如，Phipps和Ozanne率先将本体安全感的概念引入消费者行为和营销领域，并探讨了在常规行为受到扰乱时，消费者如何通过意义建构来建立新秩序的过程[53]；徐岚等在全球化和贸易战的背景下指出，消费者在本体安全感遭受威胁后更偏好家乡品牌[24]。本质上，旅游是以个体空间移动为主要特征的异地体验和消费活动，是对惯常生存状态和日常生活境遇的否定和扬弃[54]。旅游目的地异于惯常环境的景观资源和环境状态，容易打乱旅游者常规生活秩序以及与惯常生活环境连续互动中建立起来的心理认同状态，这使本体安全感在以非惯常环境体验为核心特征的旅游活动中会得到凸显和放大，尤其是针对自助出境旅游而言。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旅游者本体安全感威胁在旅游目的地风险情境下的影响作用。

保护动机理论指出，威胁评估是个体对风险因素对自身造成危害和威胁的判断，它是个体在风险情境中发生行为改变的重要前提和中介过程[34]。本体安全感威胁产生于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继而打乱个体常规生活秩序以及与环境稳定互动建立起来的心理安全状态，它代表了个体对外部不确定环境和风险因素对自身存在和发展造成威胁的评估和判断[24,26]。因此，本体安全感威胁反映了外部风险信息源影响个体行为决策的威胁评估中介路径。当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认为旅游目的地包含人员、设施设备、自然社会环境和组织管理等各类风险因素是不稳定的、无序的和不可靠的，会通过本体安全感威胁评估的中介过程促使个体发生行为改变。同时，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的个体倾向于寻求不同方法重获本体安全感[24,55]。在旅游地风险感知引起的本体安全感威胁情境下，旅游者往往会通过保存内在资源、整合外部资源和重新建构常规生活秩序等方式获得抵抗外部风险威胁的资源，并寻求本体安全感的重新建立[25]。因此，旅游者在重新建构本体安全感的过程中会为了保存有价值的资源，在旅游过程中避免采取资源耗损行为（如降低旅游安全行为[56]），也会为了回归常规生活秩序，在旅游活动结束后避免再次前往高风险的旅游目的地（如降低重游意愿）。此外，根据刺激-有机体-反应理论框架[57]，目的地风险要素和风险刺激（如人员、设备、环境和管理）会促动旅游者与风险相关的威胁评估和内在心理状态，并影响其产生“是否采取安全应对”和“是否愿意重游”的决策响应。基于此，提出假设：

H2：旅游者风险感知正向影响其本体安全感威胁

H3a：本体安全感威胁负向中介了旅游者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影响关系

H3b：本体安全感威胁负向中介了旅游者风险感知对安全行为的影响关系

2.3 旅游预期享受和旅行恐惧的调节效应

根据旅游者对旅游活动结果的主观推测，本研究将旅游预期享受和旅行恐惧作为旅游者在外出旅游前的积极旅游期望和消极旅游期望，反映了他们对此次旅游活动是否能够获得愉悦性休闲体验或遭遇负面威胁情境的心理预期和主观判断。鉴于旅游的本质在于前往非惯常环境寻求愉悦、刺激、难忘和新奇的体验活动[58]，旅游预期享受作为一种积极期望状态，直接反映了旅游者对旅游活动和旅游地的期望快乐和心理满足[32]。同时，自助出境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风险隐患和事故类型较为复杂，主要包括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和业务安全事故等[59]。旅行恐惧表现为旅游者预期在旅游过程遭遇负面体验经历和消极情感结果[20]。作为旅游期望的积极和消极层面，预期享受和旅行恐惧在旅游者风险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作用。

保护动机理论指出，外部风险信息源是促动个体产生健康保护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34,36]，旅游者安全行为强调了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对目的地风险信息要素的行为响应[51]。结合选择性信息加工理论的观点，个体在信息处理和信息决策时倾向于通过有选择性地加工与他们先前期望相关的信息要素来最小化认知失调和心理冲突[60]。这表明，不同期望水平的个体对信息要素的认知和解释水平存在差异，并在行为决策中倾向于关注与先前期望状态相近的信息要素以避免产生认知失调[61-62]。具体来说，相较于低预期享受的旅游者，高预期享受的旅游者在旅途中会更加关注与愉悦享受相关的正面信息要素，忽略与风险威胁相关的负面信息要素，致使旅游者对于目的地来自人员、设备、环境和管理等层面的风险信息和风险要素的安全行为响应较不敏感。换言之，旅游预期享受削弱了旅游风险感知对安全行为的影响关系。同理，高旅行恐惧的旅游者在旅途中会更加关注紧张、焦虑和害怕等负面信息要素，忽略与愉悦享受相关的正面信息要素，致使旅游者对于目的地来自人员、设备、环境和管理等层面的风险信息和风险要素的安全行为响应更加敏感。换言之，旅行恐惧强化了旅游风险感知对安全行为的影响关系。基于此，提出假设：

H4a：旅游预期享受在旅游风险感知对旅游安全行为的影响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H4b：旅行恐惧在旅游风险感知对旅游安全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期望-不一致模型的观点，旅游者游前期望对游后满意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旅游者基于期望体验与现实体验之间的正/负差异来形成满意度判断和重游意愿决策[63-64]。目前，旅游期望被证实是旅游者满意度、重游意愿和忠诚度的前导影响因素[65-66]。然而，由于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总是不断修正自己的期望值，因此期望-不一致模型可能会由于期望值的变化而失去比较标准，致使其对旅游者行为态度的直接因果影响关系产生效度威胁[67]。通常，高预期享受的旅游者会在旅游过程中根据所接触的人员风险信息、设备风险信息、环境风险信息和管理风险信息等不断修正并降低自己的预期享受水平，并容易产生“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挫败感。相反，高旅行恐惧预期的旅游者会在旅游过程中根据所接触的人员风险信息、设备风险信息、环境风险信息和管理风险信息等不断修正并降低自己的恐惧水平，并容易产生“期望不大、惊喜不断”的满足感。游前期望水平与现实风险体验之间的差异值越大，旅游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负向影响强度就越高，这表明旅游预期享受强化了旅游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负向影响，旅行恐惧削弱了旅游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负向影响。此外，旅游期望在旅游者感知与出游意愿决策间的调节作用得到学者的实证检验。例如，Li 和Chen 实证表明，目的地预期享受显著调节了感知享受对出游意愿决策的影响关系[32]。基于此，提出假设：

H5a：旅游预期享受在旅游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H5b：旅行恐惧在旅游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影响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Fig.1 Conceptual model

3 研究设计

3.1 问卷设计

本研究所设计的问卷由两个部分组成。问卷的第一部分包括旅游风险感知量表、旅行恐惧量表、本体安全感威胁量表、旅游预期享受量表、旅游安全行为量表和重游意愿量表。其中，旅游风险感知的测量参考了Xie 等的研究，是由人员、设备、环境和管理4个维度构成的二阶结构变量，共有16个题项[5]；旅行恐惧的测量参考了Block 和Keller[68]、Lau 等[69]的研究，有3 个题项；本体安全感威胁的测量借鉴了Hawkins 和Maurer[25]、Phipps 和Ozanne[53]的研究，并参考了徐岚等本体安全感威胁的测量[24]，有5个题项；旅游预期享受的测量参考了Ye等的研究[30]，有3 个题项；旅游安全行为的测量参考了Griffin和Neal的研究，有6个题项[49]；重游意愿的测量采用了Zhang等的研究[70]，有6个题项。本研究所采用的旅行恐惧量表和安全行为量表在旅游情境中得到实证检验[20,51]，本体安全感威胁量表在消费者行为领域得到使用和验证[24,53]，因此，这些变量在自助出境旅游消费情境中使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外，英文量表均由两名旅游管理专业教授、4名博士研究生进行翻译校对，并结合自助出境游情境进行适当修正，保证了量表的内容效度。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 7 级量表尺度。问卷的第二部分为人口统计信息，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月收入和旅游频率等。

3.2 预调研

本研究在2020 年5 月展开预调研，累计回收202 份有效问卷。本研究分别对人员风险感知、设备风险感知、环境风险感知、管理风险感知、旅行恐惧、旅游预期享受、本体安全感威胁、旅游安全行为和重游意愿等变量进行可靠性检验。信度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15、0.975、0.910、0.971、0.881、0.919、0.923、0.938 和0.971，均大于0.7的临界标准。效度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的KMO值分别为0.727、0.878、0.810、0.846、0.743、0.710、0.778、0.846 和0.900，均大于0.7 的临界标准。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并可用于正式调研。

3.3 数据搜集

在2020 年5—7 月期间，新冠疫情仍具有较高传染性，现场问卷发放不符合当时防疫要求。本研究依托问卷星制作成网络问卷，并在自助出境游微信群组中推送问卷链接，通过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回收问卷。在问卷发放前，研究团队积极与被调查对象和群组成员沟通，详细告知研究目的、确保匿名性，并强调答案没有对错之分。为保证调研对象的准确性，本研究将第一个问题设置为“您最近一次自助出境旅游的目的地”，以此来剔除未曾有过自助出境旅游经历的旅游者，并强调以最近一次自助出境游经历作答相关题项。最终，正式调研共回收问卷600 份，剔除无效问卷93 份，得到507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84.5%。人口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其中，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特征的数量比例与Dayoura研究中关于背包自助出境旅游者的样本特征基本一致[2]。同时，中国旅游者自助出境旅游目的地主要涉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以及北美（如美国、加拿大）、大洋洲（如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如泰国、菲律宾）、东亚（如日本、韩国）、欧洲（如英国、意大利）和其他（如阿联酋、斯里兰卡）等7个地区。超过65%的受访者是在最近两年开展的自助出境旅游活动。

表1 有效样本人口统计特征
Tab.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valid sample

4 数据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通过匿名问卷、强调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和采用反向题项等方式确保问卷回收质量，并在程序上预先控制数据的同源方差。在数据回收后，本研究将所有题项纳入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整个量表的KMO 值为0.931，第一个主成分的方差解释率为35.816%，小于40%的临界标准[71]。此外，本研究检验了各回归方程的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表2），结果显示，各变量的VIF的最大值为1.895，均小于2，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因此，本研究较好避免了共同方法偏差造成的负面影响。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2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4.2 信效度检验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2 所示。从模型拟合情况来看，χ2/df=2.575（1<，<5），RMSEA=0.056（<0.080），SRMR=0.0649（<0.080），CFI=0.949（>0.9），NFI=0.919（>0.9），RFI=0.911（>0.9），IFI=0.949（>0.9），TLI=0.944（>0.9），GFI=0.846（>0.8），AGFI=0.822（>0.8），PNFI=0.835（>0.5），表明预设模型与有效样本数据拟合较好。各变量观测题项的因子载荷值介于0.630～0.983，各变量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平均方差抽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ion，AVE）均大于0.5、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大于0.7，表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此外，人员风险感知、设备风险感知、环境风险感知和管理风险感知在二阶变量旅游风险感知上的因子系数分别为0.696、0.890、0.917 和0.863，大于0.5 的临界标准，在p<0.001的水平上成立，且变量AVE大于0.5，CR 大于0.7，表明旅游风险感知二阶因子模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结构。

4.3 相关性分析

如表3所示，除旅游预期享受与旅游安全行为、重游意愿以及旅行恐惧与重游意愿外，各变量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且相关关系符合预期。此外，各变量AVE 平方根的最小值（0.753）大于相关系数的最大值（0.581），因此，各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3 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3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注：括号内的值为AVE的平方根；**p<0.01,*p<0.05，下同。

4.4 直接与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利用Amos 21.0 提供的结构方程模型，并采用偏差矫正非参数估计百分比Bootstrap进行整体模型估计，重复抽样2000 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首先检验了旅游风险感知对旅游安全行为和重游意愿的直接影响。在模型拟合中，χ2/df 为3.244，RMSEA 和SRMR 均小于0.08，CFI、NFI、RFI、IFI、TLI等指标值均大于0.9，达到临界标准。直接效应结果显示，旅游风险感知对旅游安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49，p<0.01），对重游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0.105，p<0.05），因此，H1a和H1b得到支持。

在直接效应检验的基础上，本研究加入中介变量本体安全感威胁，并检验其在旅游风险感知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数据结果如表4 和图2 所示。在模型拟合结果中，χ2/df为3.000，RMSEA和SRMR均小于0.08，CFI、NFI、RFI、IFI、TLI 等指标值均大于0.9，达到临界标准。其中，旅游风险感知对本体安全感威胁（β=0.520，p<0.001）和旅游安全行为（β=0.316，p<0.0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本体安全感威胁对旅游安全行为（β=-0.325，p<0.001）和重游意愿（β=-0.303，p<0.001）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旅游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影响变得不显著（β=0.052，p>0.05）。结合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本体安全感威胁完全中介了旅游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影响关系，中介效应值为-0.158，95%的置信区间为-0.237～-0.095，本体安全感威胁部分中介了旅游风险感知对旅游安全行为的影响关系，中介效应值为-0.169，95%的置信区间为-0.239～-0.106。因此，H2、H3a和H3b得到支持。

注：***p<0.001，下同。

图2 结构方程模型
Fig.2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4.5 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SPSS 21.0 的层级回归方法对人口统计变量进行控制，避免因个体差异导致的变量间因果误差，进一步分析变量间的交互效应。在调节效应分析时，为减少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研究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之后再相乘得到交互项，进入回归方程。

如表5 所示，旅游风险感知与旅游预期享受的交互项对旅游安全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216***，t=-4.926），这表明，旅游预期享受在旅游风险感知与旅游安全行为间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此外，旅游风险感知与旅游预期享受的交互项对重游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140**，t=-3.176），这表明，旅游预期享受在旅游风险感知与重游意愿间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如图3 所示，当旅游预期享受处于较低水平时，旅游风险感知与旅游安全行为的拟合曲线较为陡峭；当旅游预期享受处于较高水平时，旅游风险感知与旅游安全行为的拟合曲线较为平缓。该结果表明，旅游预期享受负向调节了旅游风险感知对旅游安全行为的影响关系，同理可得，旅游预期享受正向调节了旅游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影响关系，因此，H4a和H5a得到支持。

表5 预期享受的调节效应
Tab.5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expected enjoyment

图3 预期享受的调节效应
Fig.3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expected enjoyment

如表6 所示，旅游风险感知与旅行恐惧的交互项对旅游安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26***，t=5.245），这表明旅行恐惧在旅游风险感知与旅游安全行为间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此外，旅游风险感知与旅行恐惧的交互项对重游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00*，t=2.282），这表明旅行恐惧在旅游风险感知与重游意愿间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如图4所示，当旅行恐惧处于较低水平时，旅游风险感知与旅游安全行为的拟合曲线较为平缓；当旅行恐惧处于较高水平时，旅游风险感知与旅游安全行为的拟合曲线较为陡峭。该结果表明，旅行恐惧正向调节了旅游风险感知对旅游安全行为的影响关系，同理可得，旅行恐惧负向调节了旅游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影响关系，因此，H4b 和H5b得到支持。

图4 旅行恐惧的调节效应
Fig.4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travel fear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基于保护动机理论，本研究探索了自助出境旅游者风险感知对旅游安全行为和重游意愿的影响关系，并检验了本体安全感威胁的中介作用以及旅游预期享受和旅行恐惧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自助出境旅游者风险感知对其安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对其重游意愿具有负向影响。这表明，自助出境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风险状态的感知评估会促动个体的安全行为响应，主要表现为在旅游过程中采取安全遵守行为和安全参与行为以保障自身安全性和旅游活动有序开展，并在旅游结束后表现出较低的重游意愿。该研究结论与Zheng等[20]、林炜玲等[51]、Xie等[17]、Chew和Jahari[9]的研究发现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并与保护动机理论的基本内涵相符合[34]，即个体在风险或威胁情境下会采取安全行为并降低重游意愿。

第二，本体安全感威胁在自助出境旅游者风险感知与风险决策的影响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这表明，旅游目的地风险状态和风险要素致使自助出境旅游者本体安全状态遭受威胁，扰乱其与外部环境的连续互动及对自我发展的稳定信心，并继而引发旅游者的决策响应。前人研究对这一影响关系间中介变量的识别多聚焦安全感知、韧性、目的地形象和保护动机等[6,9,18,20]，这是现有研究从未发现的重要实证结论。此外，与常规的安全感概念相异，本体安全感威胁负向影响安全行为，且负面中介了风险感知的影响路径。具体来说，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的个体倾向于寻求不同方法重获本体安全感[25]，如通过降低资源耗损行为（如降低安全行为）以保存抵抗外部风险威胁的资源，如避免前往高风险目的地（如降低重游意愿）以重新构建常规生活秩序，因此，本体安全威胁在旅游风险感知的影响过程中发挥负向中介作用。

第三，旅游者期望在旅游者风险决策形成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且旅游者积极和消极两种不同期望状态所发挥的调节作用也存在差异。其中，旅游预期享受削弱了风险感知对安全行为的正向影响路径，强化了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负向影响路径，而旅行恐惧强化了风险感知对安全行为的正向影响路径，削弱了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负向影响路径。现有研究已经围绕“积极-消极”这一期望结构对旅游者期望展开分类[45-46]，并实证探讨了旅游预期享受和积极旅游期望的调节效应[30,32]，而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将旅游预期享受和旅行恐惧具体概念化为旅游者期望的积极和消极两个要素，并检验了它们的差异化调节路径。该研究结论明确了旅游者期望的类别和影响作用，是对Ye 等[30]、Li 和Chen[32]研究发现的验证和拓展。此外，鉴于具有不同游前期望状态的旅游者对风险信息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这致使旅游者安全行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响应结果。同时，基于期望-不一致模型的观点，旅游期望体验和旅游现实体验的预先差异以及旅游者在旅游过程对先验期望的修正过程致使其对目的地风险状态的重游意愿响应存在显著差异。此外，与前人研究所识别的调节变量相异（如负面舆论氛围、人格特质、旅游经历等）[6,16-17]，本研究在自助出境旅游情境下识别了风险感知影响旅游者风险决策过程中新的调节变量。

5.2 理论启示

第一，基于保护动机理论，本研究实证检验了自助出境旅游者风险感知与风险决策的影响关系，推动保护动机理论在旅游风险研究领域的应用。保护动机理论强调，个体行为是在对外在环境信息要素进行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应对模式[36]，也被用于揭示旅游者安全和健康行为的形成机制[16,18,20]。结合保护动机理论的观点，本研究以风险感知反映目的地外部风险环境状态，以旅游者期望作为个人调节因素，以本体安全感威胁作为自身威胁评估的认知中介过程，以安全行为和重游意愿作为个体的风险应对模式，以此检验了自助出境旅游者风险感知作用机制、旅游者风险决策的形成逻辑。因此，本研究从保护动机视角对旅游者风险感知和风险决策进行了实证检验，推动了该理论的应用并丰富解释了旅游风险感知影响风险决策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

第二，本研究从本体安全感威胁的视角揭示了旅游者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为分析旅游风险感知的中介影响过程提供了新的变量和视角。旅游者风险感知影响风险决策的中介机制是备受学界关注的研究方向[6,9,18,20]。但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人们普遍存在一种本体不安全的状态[26]，且旅游者在离开惯常环境前往具有一定风险特质的旅游目的地后破坏了其长期以来在稳定环境中所形成的心理安全状态，也难以与外部风险环境建立长期、稳定、有序和可预测的互动关系[23,25]。因此，在剧烈变化的社会环境背景下，有必要从本体安全感威胁的视角检验其在旅游风险感知影响风险决策的中介机制，以拓展相关领域的实证探索。基于此，本研究识别了旅游风险感知新的影响结果变量，并为分析旅游风险感知影响风险决策提供了新的中介变量。此外，本研究也将本体安全感威胁的概念引入旅游风险研究领域，拓展了对本体安全感威胁影响因素和作用结果的认知。

第三，基于期望二元结构模型，本研究揭示了旅游期望在旅游者风险决策形成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为分析旅游者风险决策的形成逻辑提供了新的边界条件与实证案例。目前，旅游预期享受和积极旅游期望在旅游者感知与行为决策影响关系间的调节效应已经得到关注[30,32]。而本研究将旅游者期望划分成积极和消极两种类别，并在自助出境旅游情境实证检验了旅游预期享受（积极旅游期望）和旅行恐惧（消极旅游期望）对旅游风险感知影响安全行为和重游意愿的调节效应。鉴于旅游者期望在旅游风险决策形成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尚未得到系统检验，本研究从期望视角对旅游风险感知影响风险决策的边界条件作出了新的预测和揭示。因此，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对旅游者期望的研究作出了发展，拓展了对旅游风险感知影响效应的认识，为目的地风险情境自助出境旅游安全行为和重游意愿的塑造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5.3 管理启示

第一，目的地管理组织应当建立面向自助出境旅游者的风险管理体系，并通过风险教育鼓励他们积极采取安全行为来保障旅游活动的有序开展。具体来说，目的地管理组织可从人员、设备、环境和管理4 个要素入手，促进目的地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目的地管理组织应当将旅游者、居民、旅游服务人员等主体纳入风险管理范畴，加强对设施设备性能的定期检测，注重对自然灾害、气象等自然环境风险要素和社会治安、公共卫生、政治问题等社会环境风险要素的综合管理，并从组织管理层面推进自助出境旅游者风险管控处置预案、紧急救援平台和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如此，目的地管理组织还需要向自助出境旅游者开展风险防范宣传，普及自助出境旅游风险隐患、必备应急技巧、领事保护和境外求助热线，保障自助出境旅游活动的有序进行。目的地管理组织还需要制定相应旅游安全管理制度，通过设置景区安全监督员和安全服务员等岗位引导旅游者遵守目的地安全管理规范，并鼓励旅游者参与目的地安全氛围的建设。

第二，目的地管理组织应当提高自助出境旅游者对目的地环境秩序处于一种有序、稳定可靠和可预测状态的感知，缓解旅游者因在异地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的状态。其中，目的地管理组织可通过与旅游者建立连续、有序和稳定的互动关系来恢复其本体安全感。例如，目的地管理组织可加强当地居民和旅游从业人员亲和力的培养，鼓励旅游从业人员和当地居民为旅游者提供贴心的服务和热心的帮助，让旅游者感受到目的地的友善和好客氛围，缩短旅游者与目的地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与旅游者建立起双向的、连续的、长期的互动关系和情感联结。此外，目的地管理组织在面向自助出境旅游者的产品和旅游项目的设计中，应当考虑这类旅游者群体自我发展、内在成长和社会交流等内在需求，降低其在旅游过程中对自身稳定发展的焦虑和担忧，帮助他们重新获得本体安全感。

第三，目的地管理组织应当面向自助出境旅游者做好游前期望管理。目的地管理组织在市场营销和宣传推介中应当对旅游者期望进行有效干预，一方面既要通过创新产品服务、建设品牌项目和准确市场宣传等方式塑造良好期望、吸引旅游者，另一方面也要应当避免对尚未开发完全的旅游资源进行过度宣传，避免由于误导或人为诱导，致使旅游者期望虚高。同时，目的地管理组织还应当准确向旅游者披露和传达目的地的真实信息和客观风险状态，如对旅游地相关的注意事项、独特风俗习惯、自然环境变化可能导致的身体不适及其应对方法等进行说明，帮助旅游者全面地认识这些风险因素，避免旅游者在游前形成过低的旅游预期享受或者过高的旅行恐惧。此外，目的地在旅游者接待中应当积极兑现服务承诺，满足甚至超出旅游者期望需求，对虚高的期望水平进行修正矫正和事后弥补，使旅游者期望与目的地旅游发展实际相称。

5.4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本研究搜集的问卷数据均来自静态的时间点，例如测量游前旅游期望和游后重游意愿的数据都是来自同一时间点。因此，未来的研究可采用多时点数据的研究设计。第二，尽管本研究要求旅游者按照最近一次自助出境旅游经历填写问卷，但新冠疫情的暴发致使最近几年中国的出境旅游发展得到严格管控，而旅游者对不同时间距离的旅游经历可能存在相异解释水平表征。因此，未来研究可面向刚结束自助出境旅游的旅游者展开问卷调查以验证和拓展本研究结论。第三，本研究未探索旅游者对目的地风险状态和风险信息的应对评估中介过程。个体对信息源的认知中介过程涉及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两个层面[35]，而本研究仅探索了旅游风险感知发挥影响的威胁评估过程。未来研究可从应对评估的视角探索旅游风险感知的影响结果和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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