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的技术崇拜正在使人类陷入现代性危机？ | 政治学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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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4 23:40
四川
2021年4月，日本政府召开相关阁僚会议，确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含有对海洋环境有害的核污水排放入海的方针。2023年6月，日本政府再次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宣布将福导核电站约130万吨核废水排入大海。在这一政策实施后，巨量的核污水会随着洋流运动在全球海洋系统中扩散。日本政府这一破坏海洋生态、危害全球公共健康安全的不负责行为也已引起周边国家强烈的不满。
福岛核污水排放后在太平洋扩散示意图。
[图源：新华网]
从蒸汽机到原子能，自然科学的发展让人类实现了由顺从自然到征服自然的转变，生产力的飞跃也极大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另一方面，一味地追求进步主义是否会使人类生活着的“世界”处于失落的状态？盲目的技术崇拜是否会使人类陷入现代性的危机？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行为可能会引发全球的风暴，面对共同生活的家园，人类又当如何自处？
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中，一切自然的真理都在沉睡，人需要通过自己的感官经验的“静观”去发现事物的“理念”。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沉思的生活被视为最优良的生活。然而现代以来，人们发现真理背离了自己直接的感官经验，地球围绕着太阳转而非太阳绕着地球转。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借助新工具的使用，站立在地球之外的“阿基米德点”上，将自然置于普遍的宇宙力量之中加以审视。在这种普遍力量之下，任何发生在地球上的事情都变成相对了的。“自然的行为与我们在周围可见可触的物体上观察到的行为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从我们经验中形成的认知模式甚至都不是真实的。”[1]获取真理的方式发生了革命的变化，人们的思维因此处于巨大的不安之中。
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将其称之为”阿基米德点“，意为人脱离了生存的地球去审视我们身边的环境。
[图源：百度图片]
汉娜·阿伦特认为这一认识真理方式的变革正是笛卡尔“怀疑论”的基础。笛卡尔以“普遍怀疑一切”的态度对待一切，他提到“在我有生之年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自然界中似乎是确定无疑的“真理”，在笛卡尔看来都是可以怀疑的对象。这样一来，仿佛只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在怀疑”。[2]笛卡尔怀疑了人的理性能力，这也意味着人不能再认识自然之物，只能认识自己思维制造之物。当人的感官不被信任，理论便成为了假设，人只能通过实验的方式验证真理是否存在，其结果就是自然科学的异军突起。
勒内·笛卡尔，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之一，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为欧洲的“理性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
[图源：百度图片]
但是在这种境遇下，人还身处于世界之中吗？在怀疑带来的不安中，世界的异化发生了。在阿伦特看来，人之前通过望远镜站在地球之外的“阿基米德点”上认识世界，现在笛卡尔则将这一阿基米德点移入人的内在之中。人类之间的共同感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心智结构的演绎和归纳。[3]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尽管坚持着客观性的标准，但是回答的始终是人提出的问题，借助的是人的主观思维和观察工具，其结果就是“在一种极端的主观主义之中，人最后被囚禁在一个由无意义的知觉所组成的非-世界（non-world）里，这个世界没有现实，也没有真理能够穿越。“由此也可以看出阿伦特对政治研究的态度。她反对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干枯的数据图表拉开了人与现实世界的距离，政治研究应当关注对政治经验的深度体悟。[4]
在阿伦特的政治理论中，劳动、制作和行动的三分颇为引人注意。劳动与人生存的必然性相关，例如人们种植农作物以生存，它处于不断地循环过程之中；制作则是制造人造物的过程，它具有持存性，例如工匠制作器械、建筑师建造房屋；行动是政治生活中的实践活动，它一定存在于公共领域，需要他人的在场。也就是说，个人通过行动进入政治生活之中。制作与行动存在区别，“制作有一个明确的开端和一个可预见的结果；它终结于终端产品被制造出来的时刻。行动，在身后留不下一件最终产品。”[5]简单地说，人们建造一所房屋，当房屋建造完成，制作便宣告结束。但是人一旦开始了在公共领域的行动，其结果就无法预料，只能产生无穷无尽的事件链条，行动总是与“过程”相关。
汉娜·阿伦特。德国犹太人，20世纪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成名。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她把人类积极生活分为“劳动”“制作”“行动”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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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世界异化的情况下，对自然的研究和对历史的研究都存在于“以人为中心”的主观性场域之中，人只能认识自己制作之物。在这种情况下，人对自然的兴趣由结果转移到了“过程”，即关心一件事物是如何产生的，人在公共领域的行动渐渐地被引入到自然过程之中。尽管人类无法创造整个世界，但可以通过“实验”的方式，在自然领域发动新的“过程”。从这个意义来看，人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制造自然的能力。正如人类掌握了原子能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并将其视为走向未来的力量之源。
然而，正如前文提及的那样，阿伦特所言的行动没有一个开端和结局，只会引发一个又一个连锁反应。当这种无法预知的行动力量被引入自然之后，人类的生活也面临着新的危险。阿伦特表示，“把自然带入了人的世界之内，使得自然物与人造物之间的分界线消除了，而之前所有的文明都受到这个分界线的保护。”[6]例如人们可以发现新规律、制造新技术，甚至掌握原子能的磅礴力量，可是在偶然的自然或历史条件下，原子能也会暴露其残暴的一面，而这一后果很大程度上是人类难以预料的。
人应当如何面对行动开启的不可预料的过程呢？阿伦特主要考察的是人类事务领域的行动。行动存在于公共领域，依赖于人的附属性、需要他人的在场。因此无法用行动之外的东西消除行动的困境，只有依靠其自身的潜能。行动是不可逆的、不确定的，因此需要以宽恕消除不可逆性，以承诺消除不确定性。
图为2011年福岛核泄露后，日本修建的储存核废水的储水罐。
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核污水排放入海。
[图源：知乎]
宽恕指向的是人们的过失，人一旦犯错就再也无法完全弥补。人们需要互相宽恕，以让生活得以继续，继续保持自由行动者的身份。阿伦特认为宽恕绝不是报复，宽恕是一种出乎意料的行动，让人们从循环之中解脱出来，代替宽恕的则是惩罚。宽恕的力量也不同于爱的力量。因为爱存在家庭之中、存在于私人领域之中，是彻底无世界的、反政治的。行动开启的是一个无法预料的过程，面对无法预料的情况，人们需要借助承诺的力量以应对之。承诺的功能针对于控制人类事务的双重黑暗性：人心灵的黑暗和行为的黑暗。它是一种相互承诺和相互定约的力量，通过契约、依靠一个共同同意的目标结合起来，承诺才是有效的和具有约束力的，具有驱散未来不确定的能力。
2021年4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回答有关日本排放核废水的问题时表示，“核废水排海不能成为第一选项，更不能成为唯一选项。日本应对全人类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重视并重新审视，收回错误决定。”
[图源：网易新闻]
如果说宽恕和承诺可以应对人类事务领域之中的行动后果，那么在行动被引入自然之后，面对着自然力量的不可预见性和人类行动的滥用，我们又当如何？面对着巨大的自然灾难和可能导致的行动危机，宽恕的力量可以让人们从中解脱吗？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人的诸多德性，其中一种德性是“公道”，“公道的人是出于选择和品质而做公道的事，虽有法律支持也不会不通情理地坚持权利，而愿意少取一点的人。”[7]也就是说公道的人坚持着高于法律的道德意识和良知，即便有法律的支持，也不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伤害他人乃至共同体（更何况没有法律支持的情形）。
面对行动在自然领域的不可预测性，公道的行动者愿意承担行动后果的责任。这与法律无关，而与个人乃至共同体的道德意识有关。一个关怀着行动的后果、关心着共同体命运的民族必然拥有这种愿意承担责任的使命感和道德感。若无这种道德意识，又何以有资格在公共领域中行动，又何以称得上“爱这个世界”？
[1]汉娜・阿伦特. (2011). 过去与未来之间. 译林出版社.p51
[2]笛卡尔, & 庞景仁. (1986). 第一哲学沉思录: 反驳和答辩. 商务印书馆.p17-26
[3]汉娜·阿伦特, 阿伦特, & 王寅丽. (2009). 人的境况. 上海人民出版社.p218-222
[4]陈伟.(2020).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1089
[5]汉娜・阿伦特. (2011). 过去与未来之间. 译林出版社.p55
[6]汉娜・阿伦特. (2011). 过去与未来之间. 译林出版社.p56
[7]亚里士多德, 廖申白（译）.(2003)尼各马可伦理学. 商务印书馆,p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