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潮之下:探寻美国新右翼崛起的三大动力(下)| 你身边的政治学Siri

文化   2024-11-05 20:03   中国香港  


MAGA崛起后的共和党新右翼纪元



-引言-

上篇文章我们讲到,在今天的美国,一股新右翼势力,以其独特的文化和政治诉求,迅速崛起并重塑着国家的未来。南方精神的卷土重来反映了美国蓝领工人的身份焦虑,并在经济困境和社会变迁中孕育出一种新的政治认同,成为MAGA派崛起的重要文化支撑。我们还分析了保守派知识分子如何利用美国建国理念中的宗教热情和例外主义,构建起一种以种族和文化纯洁性为基础的政治框架,为新右翼的文化战争提供思想武器。今天我们将深入探究新右翼崛起的第三大动因。


J.D.万斯等新右翼政治新星的崛起代表MAGA派正发展为共和党主流,可他们并非简单的民粹主义复燃,而是在反智与精英之间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平衡。这一切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政治野心与策略?新建制派的诞生,又将如何影响美国乃至全球的政治走向?




三、新建制派的诞生

特朗普强调自己与建制派精英的区别,主张“美国优先”和批评传统媒体,这些都让他增强了中下层选民的认同感,避免与群众脱节。不过,近年来,随着MAGA力量的维持与强化,以反建制派形象登台的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理念正在逐渐融入乃至改造共和党建制派倾向,甚至正在逐渐成为某种新的建制派,这也是共和党“特朗普化”的最直接后果。


尽管反智主义是MAGA的典型特征,但不能简单地将MAGA理解为暴民的民粹主义。新右翼的“新”正是源于这种对民粹主义的超越和转化,他们从草根踏上精英之路,本身就消解了草根与精英的对立性。从J.D.万斯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即不难发现,新右翼是共和党新建制派的绝对主力,他们比起温和共和党人具有独特的身份优势——由于他们兼具精英性和非精英性,他们表达愤怒的手段比底层更灵活,他们观察时代变化的方式比传统政客更敏感。这些人一方面希望跻身上层,另一方面由于家庭经历而期望为下层代言,就天然具有利益二重性。MAGA的意识形态完美地淡化了这种张力,使得具有知识素养的新精英轻松转化成既得利益阶层或统治者结构的一部分。他们只需要将硅谷精英、拉美裔移民、中国标签为假想敌,就能为下层民众找到一个宣泄怨恨的通道。相反,民主党尤其是白人左翼占多数的温和民主党人缺乏一个派系可以实现这个条件——民主党的激进派桑德斯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无疑是作为主流的温和民主党人无法接受的。当下,似乎只有MAGA政治哲学的优点解决了这个矛盾,将培育新生代建制派与煽动反智主义完美融合。


保守派政策机构Heritage Foundation出版了备受争议的“2025项目”(Project 2025),这份政策书详细“建议”了特朗普在未来执政时可采取的一系列激进变革措施,包括取消FBI局长任期限制、取消教育部、大幅改革公务员系统等。这些措施不仅迎合了传统共和党选民的诉求,也折射了以智库、基金会为代表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正摆脱传统建制派共和党人的思想束缚,正倒向MAGA的意识形态,试图进一步巩固建制派的政治地位。

新右翼不仅在国内政治中取得了显著成就,还积极寻求与全球极右翼势力的联动。近年来,美国新右翼与欧洲极右翼政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英国脱欧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对MAGA的高度认可,就是新右翼国际联动的一个暗示。这种跨国界的合作,使新右翼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反全球化理念,并集聚新右翼精英共同应对左翼精英带来的挑战。




四、展望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就是一部充满失望和背叛的历史”,小尤金·约瑟夫·迪昂(E.J.Dionne,Jr.)在其出版于2016年的《美国右翼为何走入歧途?从戈德华特到茶党时代的保守主义》的开篇这么写道。从工作机会到身份认同、宗教复兴,整个美国社会的新右翼都在渴望一个救世主出现,带领人们迷途知返、重回正轨,将保守主义从愤怒与狂热之中解救出来。


新右翼的流行带有鲜明的“伤痕”和“反思”特征,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症候,亲自用怒号演奏着自由主义霸权的衰朽葬歌。


未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反弹,新右翼运动可能会在欧洲为代表的更多国家和地区崛起且愈发极端化,强调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主权独立,反对全球主义政策和多边主义机构。这种趋势将导致国际合作的挑战增加,并可能引发更多的贸易摩擦和外交争端。


新右翼运动已经展现了利用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进行宣传和动员的强大能力。未来,这种趋势将继续扩大,运动领导者可能会开发更加复杂的算法和数据分析技术,以更精准地锁定和影响选民。社交媒体的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的传播也将成为主要风险。


以美国为例,新右翼的觉醒暗含精英界的分裂,可能会进一步激化文化战争,特别是在移民政策、LGBTQ+权利、种族问题、堕胎权和教育内容等领域。文化分歧的扩大将增加社会的极化程度,并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动荡和冲突。


为此,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反思过往的宣传策略,促进社会对话与和解,增强社会对极端主义思想的抵抗力,遏制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的传播,重塑共识政治,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但是,身处这样一个深陷信任危机的世界,修复俨然是一个奢侈的动词。


【参考文献】

[1]J.D. Vance, Hillbilly Elegy (Harper, 2016).

[2]Theda Skocpol and Vanessa Williamson, 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3]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夏凡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4]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党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朱尾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6]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先萌奇、景伟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

[7]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8]Tim Alberta, 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American Evangelicals in an Age of Extremism (Harper, 2023).

[9]刁大明.美国共和党“特朗普化”的新发展[J].现代国际关系,2024,(02):5-22+138.

[10]E.J. Dionne Jr., Why the Right Went Wrong: Conservatism--From Goldwater to the Tea Party and Beyond (Simon & Schuster, 2016).    





编辑|李琛峣

排版|陈悦薇

审核|杨清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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