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久违的乡村孤本。
一切的一切缘于在某专业课上的灵光乍现。当任课老师谈到斯科特式的田野调查是如何将作为被调查对象的东南亚农民转变为主动叙事的主体时，他说，“詹姆斯·斯科特每天就是跟在一群农民身后，试图取得他们的信任以期将自己融入农民群体，站在相对中立的角度去观察真实的农村和农民”。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1926-2024）学术作品集
虽说该课程的结课形式仅是一份开题报告，但我仍不由畅想：田野调查，我也可以吗？我早先想的选题有些平庸、甚至称得上过时，它与农民视角下的政治冷漠有关，于是在查阅了一番资料后我铆足了劲将它“复杂化”。新构想的分析框架和切入视角是无疑令人兴奋的，我还给它定了相当有哲学色彩的前缀“我者、他者与区隔”，好让这份报告看起来精致些许。再后来，许是冥冥之中有感，总觉得这个想法不应仅囿于一纸空文，于是在不断地推翻、解构与重塑中，又生出把它继续做下去的想法。彼时恰好遇上了一个项目申报的契机——
于是，我只身一人扎进了农村。
来Y村的头几天，我几乎每天下午都盘踞在村委会办事点的门口，初衷是想通过观察村民上访村两委的行为模式，以期生成对村民融入乡村治理共同体行为路径的初步刻画。但可能是我前期“背调”做得不到位，我早以为能就此将所有村干“一网打尽”，现实却是：我时常面对着能听得见三重回音的空旷楼道，有时与百无聊赖的值班人员面面相觑。更多的时候，矮小的平房被落了锁。总之，屡屡来屡屡碰壁。
“他们好像不常在村里。”我状似无意地和村妇联主任谈及这个话题。她是村中心某家具店的老板娘，也是我并不熟稔的某位远房亲戚，是我打入Y村内部的“线人”。
“他们在下面（城里）有自己的事情在做。”她答，语气稀疏平常。
“那村里的事呢？他们是村干部。”这难道就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了吗？我想。
“村里的事…需要的时候，会回来的。”她推了推鼻梁上架着的细框眼镜，眼睛半眯着，走路时脑袋摇摇晃晃，似是点头，又似在摇头。
“需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知道再问下去有些不通人情。但我且主观的猜想是某些家庭内部事务、需要出席的村内活动或针对性的工作。但算是秉着实事求是之精神，也好在Y村的夏日并不难捱，为了这一段“需要的时候”，我在早先拟定驻村计划的基础上额外多留了两日——其实有一次我本要该见到那位行踪不定的村委主任的。驻村第七日早上10时许，我和借宿家庭的婆婆刚逛到中心街上，迎面大步走来的便是那位妇联主任：“刚想去你家找你——主任都要走了！”
当我赶到村委会门口的时候，主任已经离开了。街角地上零星的有几根烟蒂，火星子已经灭了，山风把烟雾吹得四散，空气中有失落的味道。什么时候上来的？就早上，一旁的开便利店的阿姨忽得压低声音同我说，但还没过仨小时就走了。
“税务局的人说要来他厂里检查一下，他叫人来‘打点打点’。”她如实道。
好吧，后来的几天我再没能有幸拜访到这位村委主任。错过的资料固然叫人失落，但这种不确定性恰也是田野调查的魅力所在。城区的快速发展未能为距中心城区仅10里开外的Y村带来过多的资源，相反地，由于缺乏机遇，Y村适龄劳动力不断单向度流入城市，村干部结构也由此异化。由村庄保护人到村庄守望者、由国家代理人到准国家干部、由致富带头人到资本合伙人，“治村”与“利己”抉择之困并存，为其本身政治素养带来严峻考验。话说回来，由于在为期12日的驻村调研中寻访未果，我未能取得这类群体的口述语料，只得从村庄舆论与普通村民的访谈中获悉一二。他们名义上挂职两委干部，但在实际意义中不构成完全履职，而呈现出一种“城乡两栖，城市本位”的行为范式。目前可知这类群体由于家庭、事业等因素而脱离村域，悬浮于草根村民和乡村社会之上，对村情所知并不见长，治村动机语焉不详。但据村民口述推测，正是“生意往来”“人脉拓展”的市场理性，和由岗位的稀缺性衍生出的权力垄断，才使得他们纵使脱离村域之场，也对两委干部的名头趋之若鹜。
我且管这类群体叫“离群干部”。
Y村中正在劳作的传统手工艺者
但失去这类离群干部的带头作用之后，村治又何以运转？当正式权威退场后，非正式权威组织就成为了“山中称大王”的那群猴子。作为“目的性”与“统一性”范畴中的非权威组织，Y村公益理事会名义上是辅助村两委的“左膀右臂”，但在实务操作中又很大程度上代行两委干部的治村之职。理事会是Y村的“乡贤大本营”，没有正式建制的办事机构，成员的主要聚集地便由理事长在木材厂的办公室代替。
犹记得通往理事长办公室的路很曲折：得先趟过溪，踏过田埂；进入工地后，穿过粉尘四起的木材堆放室，再推开一道老化掉漆的窄门，眼见一间颇具行政风格的小办公室，以至于我认为这就是他们日常办公之处，但他却带我继续向前，直到拉开一道隐蔽而厚重的玻璃门。落地飘窗、红木家具、真皮沙发、摆放妥帖的装饰画和党建材料，与前面的逼仄狭小迥然相异，眼前的这间办公室的占地近80平米。听起来颇有晋太元中武陵人误闯桃花源的意味，但面前显然不是理想中那片超脱流俗的桃花源。
“这就是你准备得不充分了！你得教他们怎么说，大家都没读过书哪里能回答得上来？”理事长恰是我在村中借宿家庭的男主人，他躺在沙发椅上对我说，“你去文印店搞一份材料，把要问的问题印上去，每个题目下面留几份备选答案让他们选。去文印店报我的名字——他认识我，你挂我的账。”
我没有设法去驳倒他，只是心下腹诽，田野调查需要真实的材料。但其实，此次面向普通村民的访谈信度确实算不得高，甚至大部分受访村民的治村行为与访谈说法自相矛盾。不过我想这并不能证明我的调查是错误的，因为这同样构成研究结论一部分，足以让我窥见普通村民在面对乡村治理这一话题时心理因素波折之甚。
访谈还在继续。据理事长口述，2024年初，镇上计划在村里建一所幼儿园，这个担子自然落到了Y村两委头上。但囿于村财空亏，后者又找到村公益理事会以期寻求经济支援，理事会旋即承诺全权负责争取一处土地使用权。时年3月，一处临溪废弃工厂进入了他们的视野。此处“地好，价格相对合适”，但就是“原来工人的工资还欠着没结”，因此理事会若欲顺利拿到这块地皮，先得解决欠薪这一大痼疾。在这类问题上，理事会内部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解决模式：宗族乡老主责沟通，凭其长者权威和人脉网络率先联系厂方，商谈工人欠薪解决方案和土地转让价格；乡镇企业家则作“散财童子”，通过集体筹资以约220万元的最终成交价就土地使用权达成交易，最终以公益理事会的名义将使用权转赠乡镇政府，使后者得以顺利推进项目筹办进程。
没了理事会这件事情还能办成吗？换句话说，单靠村两委的力量行得通吗？我们回到概念上，“村干部”指通过村民自治机制选举产生的、在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及其配套组织担任一定职务、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并享受一定政治经济待遇的工作人员，其长期位于农村工作的最前沿，是国家各项政策方针在基层社会的宣传者与执行者。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在于，村干群体中，有能力的人不在前沿，在前沿的人没有足够宣传执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能力。离群的能人、无力的长者，村干部在本案例中似乎自始至终都在扮演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而骄傲的精英们事实上则被推举为乡政村治的“在域代理商”。
确保政治生存的最好方式是依靠少数人的上位与在位，但这并不代表离群村干是面目可憎的独裁者，亦不能说明理事会是乡政村治无差异范围下的附庸。恰恰相反，精英群体在乡村治理中大有职责混同交叉甚至权力僭越的趋向，更遑论很多村干部本就是公益理事会出身。因此，这一越权行为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村干部、甚至是乡镇政府的纵容。如果此时你身为村干部，又该如何抉择？置身事内，村干对理事会的家长主义作风是可被理解的，其逻辑在于比起面向普通村民有来无回的单向度传话和政治动员，高效的精英寡头之治很难不成为大多数村干部直面村财架空普遍窘境及行政压力深层传导下所钟情的选择。我们也看到，在Y村幼儿园建设用地收购一案中，无论是被欠薪的厂工、抑或适龄儿童家庭，普通村民似乎成为坐享其成的间接得利者。但我们需要看到，这种跨越我群角色的利益共享机制并不稳定，更遑论村干部利用资源倾斜作为私人报酬，将利益肥缺分配给致胜联盟的行为对农村民主自治应然和乡村公共政治体系而言，势必是消极的。
其实就驻村的这几日而言，我很难去量化这类离群干部对村治绩效和群众满意度的影响究竟几何。但从普通村民的行为路径方式来看，这种“异地登录”似乎是构成Y村村治悬浮化发展态势的罪魁祸首之一。我群意识主导下，村民、精英、村干间在治村动机、主体态度、话语表达与治村行动等面向上存在张力，后两者生成的灰色地带则在一定程度上将广大村民拒斥在乡村治理决策程式之外。
我时常想，离乡多年而缺乏群众基础支撑厚度的他们，是怎么在一众村民的拥蹙中被推举上村干之位的？其实很多时候，乡土社会“城里跑，过得好”传统刻板印象余威犹在，让广大仍处于蒙昧之态的村民将对乡村社会及自我发展的希冀的寄托于某位“英雄人物”的庇佑，并寄希望于精英治理能够带来村域利益共享——他们期许能有任何人来挽救这段乡土悲歌，但主角决不是他们自己。那些在一方田畦与广袤天地间摆渡的、被客体化、他者化的“我们”又如何回圜？当农民的手指插进焦渴的土地，他们自始至终渴望的也不过是一次酒醉三分、梦醒十分，一季风调雨顺、谷物丰收，一生老有所依、儿孙绕膝。
一点私心：
其实抛却纷繁的思绪，一人的田野调查也有十足的闲雅时刻。盛夏时分的阳光无遮拦地洒在皮肤上，市集门口随地铺陈的蔬果也很明快，浅水的铝盆盛满鱼鲜，跃出点点浮金；入夜后山风不定，吹起老人的带着草木香的粗布衣角、钴蓝色的夜幕无限放大街头巷末的只言片语。十二日离群索居，我见山间风物、大地之灯，匆忙的灵魂在此处，变得风和日丽。
编辑 | 陈晴好
审核 | 康方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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