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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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中处理了很多对范畴，也分析了许多极具争议的概念。作为一本国际关系学科的开山之作（毕竟取名“导论”），对很对根本性的问题进行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很多论述在今日仍具参考价值，我们甚至可以将此书看作爱德华·卡尔对当今热点的一种跨时空回复。其中，最引人深思，最具左翼色彩的议题，是爱德华在讨论国际新秩序前景时，提出的“国家是否会作为权力单位继续存在”。
爱德华·卡尔指出，现在的国际政治形势产生于一个事实，即民族国家是有效的权力单位。未来的国际秩序形式也会与未来的团体性单位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论断首先是符合历史的，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协议》签订，“神权”让位“主权”，地域是主权划分的依据，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最基本的权力单位，而非宗教或其他团体性单位。另一方面，“国家是否会作为权力单位继续存在”确实成为了一个问题，虽然在爱德华之前，便有马克思这类学者对“国家”这一形式进行了批判，但如今对“国家”的谈论是远远超过当初的。这类问题一是持续出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中，二是在国际安全及其治理中成为批判“国家中心主义”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
对“国家”的批判
01
国家理论有众多理论源流，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国家是“一套嵌在社会中的治理机构，是一种提供秩序和公共物品的组织化支配的形式”。马克思与恩格斯虽从未对“国家”给出单一概念，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被公认为二人众多假设和观点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观。而普朗察斯虽然反对“国家工具论”，但他只是反对国家是完全被动的观点，根本上将国家定义为“阶级关系的凝聚”，并没有赋予国家一个有关实体的定义。更有甚者，例如马尔库塞，认为自由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土壤，极权主义是自由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的极权主义同自由主义在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极权主义国家，而苏联是在试图超越发达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成为了新的极权主义。不过，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是没有希望的，盲目地将对人类未来的期待寄托在乌托邦理想上，追求一种“总体性革命”来实现对“国家”的颠覆。
上述经典论述中有两个重点，一是国家作为某种工具存在，即是次生的非本体的存在；二是作为一种集体形式存在。然而，这种工具性的集体形式是历史的阶段性产物，在长远意义上来说与人的终极追求背道而驰且必然衰败，或者说最终是要被摧毁的。而福柯直言国家不是权力最主要、最中心的组成部分，也不是权力的主导形式，主张权力与国家的剥离。福柯认为，国家并非是阶级统治和权力政治的唯一工具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错误所在，因此对其做了修正。
“国家”与国际安全
02
《二十年危机》本质上探讨的是和平的缔造，而有关战争与和平所有议题构成了国际安全的研究领域。“国家”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也是国际关系最主要的行为体，自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安全研究主角。特别是冷战期间，由于美苏两极对峙，军事——政治关系构成了国家间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以此为核心展开的研究也占据了安全研究的大部分空间。特别是围绕军事行动和核恐怖等问题的研究一度成为安全研究的优先方向。具体而言，该阶段的成果主要是，一对“安全困境”做出定义；二是基于可能爆发核战争的认知及博弈理论，对威慑与遏制理论以及军控问题进行了大量探讨。但是，这样的安全研究尽管满足了一时的战略需求，却终究有其局限。首先，冷战结束与两级格局瓦解，意味着大国之争以及各自的军事阵营对峙暂时成为过去，军事-战略对抗已不是主要矛盾。
与此同时，新的挑战和危险逐渐浮出水面。气候变化造成大量气候难民，影响耕作甚至带来次生的粮食危机；经济危机、资源匮乏及贫困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质量；自然灾害、流行疾病也能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而来自政治暴力的人权侵犯也屡见不鲜。同时还有由于国家治理失败带来的动荡，由于族群冲突、内部矛盾发生的暴力事件……民族国家在应对这些危机时表现出明显的乏力，也产生了很多的争论。
以上提到的问题，国际社会给予了多样的概念去标识。一般而言，以加拿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喜用“人的安全”这一术语来作为相关议题的核心术语；而中国政府极少直接挪用西方话语，选择用“非传统安全”对该议题进行标识，“以人为本”是其常用的政策语言；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也认为诸如“综合安全”等现有表达已经能满足表述需求，接受“人的安全”经历了一个过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等文件中介绍自身视域下的“人的安全”。尽管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非完全重合，但是都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曾经被忽视被边缘化的议题的关注。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始讨论“人道主义干涉”，开始倡议承担“保护的责任”，并探讨“人权”和“主权”的关系问题。“国家”似乎不能已作为边界基础，也不再是我们处理安全问题的唯一主体。市民社会被认为是超越“主权”和“国家”的重要主体。
例如，当谈及俄乌问题，Yurchenko指出，乌克兰危机是多重的。除了美国/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冲突，所谓的“共产主义体制到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的错误想象、统治制度变得强盗化、寡头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内部斗争、国家与社会的暴力对抗。作为乌克兰背景学者，她呼吁我们为了理解乌克兰转型，需要超越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分析中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转向社会力量的政治经济学。
这一切符合爱德华·卡尔德预期，即主权很可能成为比现在（他的时代）更加模糊、更具歧义的概念。而《二十年危机》前半部分对道德问题的讨论也暗示了一个对当今十分重要的议题，即国际政治中道德能动性的承担者究竟是谁？可以是谁？爱德华·卡尔认为国际道德是不是国家的道德并不是个实质性议题，任何论断都是一种思维类别或者基本假定，是作为逻辑起点的存在。这种假定固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渊源确定的，但也并非完全不可以与时俱进对其进行重新审视，换言之，我们需要思考，这种假定是否已经陈腐，甚至已经在阻碍我们的思维实验；如果我们找到替代者，会不会实现理论的创新，甚至为实践带来新的出路，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国家”何去何从
03
历史上几乎没有事情是一成不变的。对于基于领土的权力单位下亘古不变的论断也是为时尚早。国家的消失，其他组织的团体权力形式而取而代之，那必然会是一场革命，现阶段国际政治中的种种事物将全然无法适应于新的形势。国际关系也会被一整套新的团体间关系取代。爱德华·卡尔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视野中对“国家”的批判是暗合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我们有生之年是无法看到这种颠覆性变革，但我们确实已经在国际关系的概念领域中窥见一种趋势，即爱德华·卡尔在上个世纪提出的“朝着整合的方向发展，形成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单位”。如果说“国家”的必然消亡是某一阶段的一种遥远的终结，那么我们即使无法到达该终结，我们也已走在这条路上。存在还是毁灭？也许存在本身孕育着毁灭，自我挫败是众多政治事物的共同宿命。人类历史就是在这种宿命的推动下不断向前。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卡尔. 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206.
2 Miguel Centeno, Atul Kohli and Deborah Yashar, eds., State Building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3 钟明华,洪志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及其历史流变[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5(04):48-59.
4 Nicos Poulantzas, State, Power, Socialism, New Left Books, 1978
5 [德]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法]福柯：权力的眼睛[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安德烈·P.齐甘科夫,李冠群.人的安全:理论争议与学者观点[J].伦理学与公共事务,2020,8(02):165-174.
编辑 | 何叶倩
排版 | 姜楠希
审核 | 刘依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