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现实生活不尽人意的时候，人们难免不会想象出一片“桃花源”，以使疲倦的灵魂得到暂时的安歇。尽管不是现实，但是这些至善至美的人间天堂，无不寄托着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和对美好政治的向往。如果说“自然状态”是人们在构建政治共同体时想要逃离的开端，那么，“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政治理想的终点。在诸多“乌托邦”式的政治幻想中，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颇具代表性。
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1478年2月7日—1535年7月6日）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同样被视作是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莫尔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大学时对希腊拉丁文学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造诣颇高。他生活经历丰富，曾经当过律师，也曾参与过政治，甚至成为英国大法官。但他由于陷入英国国内的宗教冲突，被英王亨利八世处死。可以说，深入参与政治实践的经历，使莫尔有机会深入观察和思考当时英国政治社会涌现出的诸多问题。对政治现实的不满，也为他构造出一个想象中的美好社会提供了契机。那么，莫尔究竟不满于什么样的社会现实？他所构建的美好国家又是什么样的？几百年后的今天，当世界的面貌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时，我们又该如何认识莫尔的“乌托邦”？
一、
“乌托邦”的前奏：英国政治社会的危机
《乌托邦》主体部分共有两部，莫尔对乌托邦的刻画集中体现在第二部。而在第一部中，借着杜撰的旅行家拉斐尔之口，莫尔展开了对政治以及英国诸多社会问题的讨论。这位旅行家见识广博，游历过许多国家，对诸多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政制的优良得失有所考察。首先是第一个问题的讨论：既然拉斐尔有着对政治问题的深入理解，为什么不选择去辅佐君王呢？拉斐尔给出了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他认为君王所关心的是“夺取新的王国，而不是治理好已获得的王国。” [1]因此，若是去辅佐君王，自己的政治才能可能未必会裨益于和平事业和人民的安乐，而只是为君王个人的私欲和野心服务。第二，朝廷的大臣们，有的依附于宠臣的谬论，有的则妒忌别人的创见。在这种环境中，好的见解未必会产生良效。总之，这里体现了“哲学家”对政治的提防和不信任，柏拉图意义上的“哲人王”的统治没有被视作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可行方案。
以上是从一般意义上对政治问题的讨论，这种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也体现在具体的国家中，由此进入到对英国政治现实的讨论。首先是对盗窃犯问题的讨论。对盗窃犯施以重罚的行为并不能阻断盗窃行为，走投无路的人仍然要从事盗窃。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需要盗窃犯，因为在战争时刻，他们似乎拥有更为强大的作战能力。这种观点遭到激烈的驳斥，“为了应付紧急战争，养了一大批这类扰乱治安的人，在我看来，不利于为社会造福。”[2] 其次是对“圈地运动”的讨论。“圈地运动”使农民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在，富人掌握多数财富，社会矛盾激化。穷人的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走上盗窃的道路。在莫尔看来，这是一种“纵民为盗”的行为。[3] 那么，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什么？莫尔借拉斐尔之口说到，“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4] 甚至，“只要每人是自己财产的主人，彻底治好和恢复健康是无望的。”[5] 莫尔对私有制展开了激烈的批评，将其视为罪恶与不义的根源，他所展望的是一个公有制的社会。莫尔的想法与柏拉图在《理想国》所声张的“公有制”是类似的。但是与柏拉图不同，莫尔并没有提供一个“哲人王”式的解决方案，反而是不断强调哲学与政治的不相容性。在讨论现实政治社会的问题之后，拉斐尔转向到一个完美无缺的国家的刻画，这便是“乌托邦”。
二、
生活在乌托邦
（一）乌托邦的政治生活
乌托邦岛上共有54座规模相近的城市，亚马乌罗提为其首都。城市中每30户每年选出一名官员，称为飞拉哈（也叫做“摄护格朗特”），每10名飞拉哈及其所隶属的各户（即300户），隶属于一个高级官员，即首席飞拉哈。全体飞拉哈一共有200名，由他们选举产生总督。总督终身任职，只有因阴谋暴政才会被废黜。首席飞拉哈每年选举，但无充分理由，不需要更换。其他职位，每年一选。飞拉哈的职责是，“务求做到没有一个闲人，大家都辛勤地干他们的本行，但又不至于从清早到深夜工作不停，累的如牛马一般。” [6]首席飞拉哈和总督进入议事会，他们每三天商量公务，即时处理较少发生的公民间的私人纠纷。乌托邦人通晓政治制衡的道理，他们规定，“任何涉及国家的事，在通过一项法令的三天前如未经议事会讨论，就得不到批准。”[7]这项规定的目的是防止统治者对公民进行专制压迫。此外，乌托邦人也深谙政治审慎，议事会并不在某一问题初次提出的时候讨论，而是放在下次会议上讨论。这样做的好处是，防止成员未经深思做出危害公共利益的决定。
乌托邦的法律少且清晰易懂。他们认为，“深奥难解的法律只能对少数人起这种作用，至于法律上较为简单而明显的意义则是人人会弄通的。” [8]乌托邦的良好政治影响到周围的友邦，他们会邀请乌托邦的官员前来担任官职，治理国家。乌托邦拥有盟邦，也拥有友邦，但是从不和任何一个国家订立约定。在他们看来，繁杂规整的约定未必能够带来和平与友谊。在战争方面，乌托邦人厌战但是并不惧战。他们作战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卫本国的领土、驱逐入侵友邦的敌人或是解放专制政权下的人民。乌托邦人珍惜自己人民的生命，通常会借助雇佣军作战，力图避免亲自作战。但是万不得已之时，也会勇敢地作战。他们尊重自己的生命，也对敌人报以最大程度的尊重。他们并不会滥杀俘虏，也不会蹂躏敌人的土地。
尽管乌托邦国内看似是平等自由的，但是却仍然有奴隶的存在。乌托邦的奴隶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本国犯重罪则被罚为奴的人，另一类则是在别国因犯罪被判处为死刑的犯人。至善至美的乌托邦离不开这些奴隶。莫尔写道，“乌托邦人不准自己的公民操屠宰业，认为这会逐渐消灭人性中最可贵的恻隐之心。” [9]既然如此，这些“低贱”的工作就需要由奴隶来完成，他们的低贱使乌托邦得以保持高洁。乌托邦也会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但是当自己的城市人口减少时，他们会从殖民地调回公民。莫尔写道，“它们可让殖民地消灭，不愿看到岛上的任何城市削弱。”[10] 这样看来，乌托邦似乎只是乌托邦人的乌托邦。
（二）乌托邦的社会经济生活
乌托邦最根本的特征是，“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11] 乌托邦人居住的房屋每隔十年就会以抽签的方式调换，他们按需生产自己的粮食，如果生产超过自己的需要，就会将剩余分给别的公民。生产的产品由官员进行分配和供应。这样的社会消除了私有制，具有共产主义的特征。
乌托邦人以农业为本，每人也会学习一门手艺。他们每天工作6个小时，尽管时间并不长，但是足以供应人们的日常所需。总的来说，乌托邦人对物质的追求颇有节制，并不纵情于物质的享乐。劳动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并不处于强制和压迫，而是生活的自然。这些生活方式体现在乌托邦的宪法中，“在公共需要不受损害的范围内，所有公民应该除了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尽可能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他们认为这才是人生的快乐。”[12] 乌托邦的城市大小适中，城市被分为四个部分，政治场所、商业场所和生活地区错落有致。医院设备优良，医护体贴细致。公共食堂提供可口的饭菜，大家不愿在家生火做饭。乌托邦人并不看重金钱财富，他们储备金银财宝只是以备不时之需。在乌托邦人看来，“一个人可以仰望星辰乃至太阳，何至于会喜欢小块珠宝的闪闪微光。” [13]
乌托邦人追求快乐，这种快乐是合于自然的，是“人们自然而然喜爱的身或心的活动及状态”。[14] 乌托邦人的快乐分为两种，一种是精神的，一种是物质的。所谓精神的快乐是指通过追求真理而获得的快乐，而物质的快乐既包括感官的快乐，也包括健康，后者是更为重要的。总之，“主要的精神生活来自德行的实践以及高尚生活的自我意识。至于身体的快乐，他们首推健康。” [15]综上，在社会生活方面，乌托邦人在物质上是满足的，并不汲汲于富贵，他们追求真正的快乐，特别是精神层面的快乐。
（三）乌托邦的宗教文化生活
在宗教方面，乌托邦人奉行宗教宽容的原则。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但是大多数人只信奉单一的神，称之为“密特拉”。在外邦人那里，乌托邦人知道了基督教，有些选择了皈依基督教，这也是被允许的。乌托邦存在一个制度，即“任何人不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处罚” 。[16]传教也是被许可的，但是只能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而不能用强迫和威胁的手段让别人接受。但是，乌托邦却并不允许不信奉宗教，因为这意味着相信人的灵魂随着物质的消灭而消逝，这被认为是降低了人的尊严。正如出于灵魂不灭的想法，乌托邦人对死亡的态度是平和的。他们为病痛而悲痛，而不为死亡而过分感伤。
为了在死后获得幸福，很多乌托邦人乐意在现世辛勤工作、多做善事。有一部分是独身汉，奉行世俗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另一部分则同样热爱劳动、辛勤工作，但是并不排斥世俗生活。乌托邦对后者更为欣赏，但是同样尊重前者的圣洁。乌托邦中有“教士”群体，他们是极端献身宗教的，执掌宗教事务，并且负有教育青年、儿童的职责，深得人们的尊重。参与宗教事务，在乌托邦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他们尊重神、信奉神。“每人认出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是统治者，是一切其他幸福的给予者。” [17]
三、
乌托邦：幻境再美终是梦
以上是基于莫尔的文本对乌托邦各个方面的大致回顾。总之，这几乎是至善至美的人间天堂，它最根本的特征是取消私有制，一切为公众所有，一切为公共利益服务，“窃国者”在乌托邦中没有生存空间。这样的国家是完美无缺，似乎也将是永世长存的。“乌托邦人采用了那样的生活制度以奠定他们的国家基础，这个基础不但是最幸福的，而且据人们所能预见的，将永远持续下去。”即便乌托邦如此美好，但是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却并没期待在现实中存在这样的国家。莫尔在最后说到，“乌托邦国家有非常多的特征，我虽愿意我们的这些国家也具有，但毕竟难以希望看到这种特征能够实现。”[18]这样的国家为什么无法成为现实呢？布鲁姆曾经针对柏拉图的《理想国》阐发过人的“二元性”的问题。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同样构建了一个为人们提供“好生活”的理想城邦，但是这一城邦的出现，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家庭、财产等等，这些事物在哲学前就已出现，构成了生活的内容，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人在向理性、哲学敞开灵魂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着私欲的、世俗的羁绊，这是人性固有的“二元性”，它使得“完美世界”难以实现。[19]莫尔虽然语焉不详，但是否定了乌托邦的实存，是否也意识到了人性的这一事实呢？
对中国的读者而言，《乌托邦》给我们留下的最大印象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作，其中蕴含着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这种观点认为，莫尔提出了废除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的主张，主张消灭阶级对立，建立一个公有制社会；主张通过计划组织社会生产生活，最大限度满足人们的需要；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主张……[20]这样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它所强调的是《乌托邦》与启蒙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想的关联及其影响。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莫尔是一位启蒙式的思想家吗？同样按照布鲁姆的观点，启蒙思想家们与古典思想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虽然坚持了苏格拉底的最终目的，但是却没有认识自然对大部分人视野的限制。[21]他们希望克服人性中的二元性，改造人性、甚至是锻造“超人”。布鲁姆这一观点是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强调了古今之争的尖锐性。我们无意重启古今之争的经典话题，但是可以借助布鲁姆的观点去反思莫尔。莫尔是人文主义大师，但却不是启蒙运动式的思想家。他强调乌托邦中宗教、教育的重要性，但却无意改造人性。乌托邦只是乌托邦，莫尔并不渴求它在现世的实现。
最后，我们借助一些政治思想家的观点进一步理解莫尔及其乌托邦。卡尔·施米特对乌托邦持消极的态度，他认为莫尔的乌托邦是一种“去空间化”的行为，在他那个时代的空间革命中，发现了向非空间的飞跃。[22]沃格林在讨论“灵知主义”时，同样也有对莫尔的讨论。沃格林认为莫尔在构建乌托邦的过程中，忽略了实在的部分要素，陷入了一种“精神病理学”之中。“人对财产的贪心深深扎根于原罪之中，扎根于奥古斯丁主义者所谓的傲慢之中。”因此，莫尔的乌托邦否定了人性中的“原罪”，莫尔本人清楚这种完美状态无法在此世实现。[23]伯林也曾多次讨论过乌托邦的问题。伯林认为，西方社会的乌托邦幻想有两个基本特征：（1）乌托邦社会是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2）乌托邦社会是静止不动的。乌托邦中需要社会设计师的存在，无意中会导致专家治国，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扼杀了人类的可能性。[24]伯林此意着眼于他对极权主义的反思。总之，“世外桃源”不仅仅只是人们的美好幻想，其中蕴含着诸多政治问题的讨论空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审慎对待。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 戴镏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19;22;43;44;55;91;61;60;52;59;69;74;79;104;114;118.
[18][19][21] [美]艾伦·布鲁姆.人应该如何生活——柏拉图《王制》释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19;152-153.
[20] 蒲国良.乌托邦:莫尔的理想国——纪念《乌托邦》发表500周年[J].党政研究,2016(04):9-16.
[22] SMELTZER, J. Technology, law, and annihilation: Carl Schmitt’s critique of utopian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 l.], v. 81, n. 1, p. 107-129–129, 2020. 需要在施米特自身的理论语境中理解这一主张。施米特认为秩序的实现与空间的概念紧密相关，欧洲传统的公法体系并非只是法律条文，而且代表着一种特定的空间秩序，它实质性地维护了欧洲空间秩序的稳定。他认为普世主义的、去空间化的国家法无法带来持久的和平。参见施米特的《大地的法》。
[23] [美]埃里克·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4] [英]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M].岳秀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编辑 | 朱子扬
审核 | 孙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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