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政山东》节目切片
“局长，您想管吗？”
近期，《问政山东》在网上小火了一把，节目中督办员毫不留情、步步紧逼的诘问与座下行政官员被当面揭短后的“红脸出汗”窘态百出的鲜明对比带给公众前所未有之的“爽感”，不少网友也因以称之为“史诗级爽文”。事实上，若从全国第一档、兰州电视台创办的《一把手上电视》说起，问政节目在中国已有近20年的历史。几经转型、屡屡浮沉，再到本次“回锅”炒热，电视问政节目以全新的姿态重返公共视野。
主持人言辞犀利、步步紧逼，眼见当事官员冷汗直冒、哑口无言，或许对于置身事外的大多数，期待的是督办员与领导干部的辣味对峙，更对往日拿腔捏调的无为官员“出糗”反差喜闻乐见。但我们若仅将关注点放在营销号截取的冲突碎片，对我们全局性、系统性思考电视问政节目显然无益——以《问政山东》为代表的电视问政节目应当跳脱省市地方受众框架，作为一种更广泛的社会现象和政治资源被审视、被思考。
几乎每期以直播形式呈现的《问政山东》
其实从社媒上对此略显激进的舆论评价不难窥得，问政节目再度走红的深层原因之一在于乌卡时代下网络社会情绪的躁动因子难以平息，公共舆情、尤其是行政伦理事件的频发刺激了公众情绪的极化倾向，而该类节目的出现则为民怨喧嚣找到了恰逢其时、正当其事的情绪出口。从更加学理性的角度看，问政节目背后的行政逻辑在于通过大众传播推动民意表达，进而设置公共议事日程。当民心所向被搬上荧幕，问政节目以公开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消极性群众意见的内化叠加或“有来无回”单向度表达，衍生出的良性互动模式又倒逼公民精神和人民主体意识的催生。从政府的立场看，电视问政节目确也是对“阳光政府”的积极践履，其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的信息场域中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寻找相对确定的抓手，为凝聚公众信任增益赋能。
就拿《问政山东》来说，在临沂死猪堆积案中，农业局相关负责人对此情况“应该了解”，但时隔多月仍无所行动；威海水电管线安全案中，小区管线乱飞、居民无水电可用，公共工程存在显著漏洞——一次现场连线就能决策的事、施工三五天就能完善的活，偏生积压到民众忍无可忍上报之时。行政官员为何不尽早发现并着手处理有关问题呢？本文非意在诟詈纪检监察机构的执法不力或痛斥官官相护、懒政怠政的的行政伦理失范，但事实上，“群众知晓，有关部门一概不知”、行政人员充当“违纪保护伞”现象的多发频发业已暴露了“为官不为”的系统性问题。
《问政山东》近期关注的社会热点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化、以“反腐倡廉”为代表的问责力度的强化和公共舆论的激化，行政官员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更甚，致使其行为从“邀功”转向“避责”。而行政官员在追求政治升迁发展路径中步履不停，倾向于寻求“低风险、高收益、短耗时”的发展窗口。这种行为选择模式直接导致行政官员注意力分配的异化，往往忽视或有意放弃在日常行政任务中的作为，被动观望、机械照搬、敷衍塞责、畏手畏脚的不正之风应然而生。
但党政组织“为官不为”的系统性问题真的能通过一档问政节目得以解决吗？当前电视问政节目大多拘泥于辖区范围内既发社会公共问题的公开披露，其基本逻辑是通过社情民意调查、开展公开问责、推动公共舆情，以此建立公开稳健的民主监督模式，督促有关部门将亟待解决的“急难愁盼”提上政府议程。其实，干部进演播厅“赶考”为广大群众窥探其态度作风提供了一个全息视角，即便治下内容有所疏漏，但言辞恳切的认错态度、令行禁止的纠错行动仍能受到人民拥戴，也因以获得新的升迁机遇；与之相对，也有干部在节目播出后落得嘘声一片，甚至有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在接受公开问政后不久便因贪腐落马。我们固然可将其视作干部政治生命的风险点，但对于“避责”心态主导的干部而言，问政节目的作用力始终具有时效性，若欲从长期发展的眼光看待，如何有效避免消极怠政痼疾与藏匿于职能交叉下相互推诿的“为官不为”才是值得关注的本源性问题。正如曾做客《大冶电视问政》的陈鹤教授所言，问政节目最终的旨归，是我们不再需要电视问政。
电视问政节目是政社两端沟通的桥梁，也是关乎行政权力、法制和伦理对峙的公堂。从字面释义看，既提“问政”，其内蕴的政治属性必然不可忽略。而从问政节目本身来看，无论是政治性的问责内容，还是从节目形式上，要求各层级、各部门干部放下手中公务齐聚一堂、甚至远程联络街头官僚的政治号召力来看，问政节目暂无民营化、社会化的可能。以《问政山东》为例，无论是作为正厅级播出机构的山东电视台，还是其背靠的省政府直属机构山东省广播电视局，抑或接受问责的各级行政单位，本质上依然难于跳脱科层官僚体系内部运作的窠臼——人们不由发问，当公共问责仍由国家机关控制，虽然民意所需和公共问责程式被搬上荧幕、直面公众，但这种依靠国家机构内部层层筛选、过滤、润饰的“官代民言”还是真实的民意吗？
笔者在观影时也有与上述观点相近的困惑，主要是基于下述两处观察：1）厅局级领导几乎只在演播厅中扮演表态人，具体情形大多是由前线记者联系县处级及以下的责任人，再由其给出明确施政“干货”和期限承诺；2）在选题方面，节目更乐意抓住接受基层群体举报，或可观测性强、披露程度高的公共工程展开问责，换句话说，节目似乎只披露了基层乱象，只抓到“小苍蝇”、很难抓到“大老虎”。
《问政山东》演播厅现场
一方面，碍于权威组织对责任调查的非正式影响，问同级、甚至上级之责被认为存在政治上的不可行，且行政事件背后的权责关系和利益网络错节盘根、存在较强的溢出效应，同级、下级部门难于查办。另一方面，中高层领导干部职责常以协调指挥的形式表达、通过政策法规呈现，其对实操性较强的内容未必悉数了解，若将板子打到基层部门就很有可能打歪，同样，决策层与指挥层行政官员离群众生活较远，民主监督往往难于触及。相较之下，基层行政官员作为技术执行操作层和行政发包链条末端，是最贴民生情境、最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制度法规、上级政策与自由裁量中摆渡的决策者，对具体案情也相对了解。诚然，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电视问政的监督效度，但也不能武断认为问政节目就是行政系统内部一场闭门造车、自导自演的虚浮作秀。
行政问责是以行政事件为中心、直接面向行政官僚，由因果机制和课责机制所组成的一种控权关系，是诘问与回应双向互动的有机体。其中诘问过程，即问责程式内容不必过多赘述，而问责对象的回应性即指行政官员面对问责时解释自身行为意愿、责任，或承认造成失范的原因。好话谁都能讲，行政官员 “一低头、二认错、三道歉、四承诺整改”、背法律条文、诵政策文件的标准动作是否仅为一张“空头支票”还需后续跟进查验。问政节目开办数年来，官员在节目中的回应日趋套路化、模版化、公式化、政治修辞强化而实操性“干货”弱化，电视问政节目的常规化让部分官员事先筹备好回应话术以备不时之需。这里以《问政山东》“吃人尾矿山”案中截取的某县市长答前线记者之问为例。
前置背景：2019年，《问政山东》的一位记者因向有关部门举报了山东某村一所尾矿山的重大安全隐患，不出十分钟就被“神秘人”打电话威胁。
——推测？“看了这个当中的情况，嗯我们平度因为从70年代开始，因为开采石墨，然后形成了30座尾矿库，但是片子中有机械在那里作业，我想假如是有的话那应该是非法的。”
——模糊？“我觉得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要是发生的话，可能是我们国家工作人员是不是与这个非法的开采矿山的人，是不是有什么勾结勾搭或者利益交换。” “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威胁。这个栏目之后我们将综合执法部门以及公安司法部门一块介入，然后涉嫌刑事犯罪的我们要坚决予以处理，移交执法机关，顶格处罚。”
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此次曝光问题的整改情况公布
据了解，全国大部分地区皆存在形式各异的公开问政，但我们仍常在视频下看到推广电视问政节目的公众呼吁——电视问政作为各地市常规节目，为何大众对其仿佛闻所未闻？其是否真正做到了政社互动下沉、议题广泛集纳？毫无疑问，地方问政节目的群众基础仍有待开拓。权责关系、利益交叉、制度形式，电视问政节目的推广升级似乎存在难以消弭的结构性障碍，而若是问政节目皆难以跳脱传统广播形式的设计框架，那么问政节目的推广价值不过聊胜于无。本次翻红问政节目提供了转型风口：一方面，节目可藉此顺势而为，通过进一步搭建融媒聚合平台，以期突破传统电视节目单向传播方式，通过微博、短视频、小程序等多平台打造跨越时空的民主话语场；另一方面，问政节目亟需整合媒体力量、采取不定期回访、暗访等形式公开报道问政实效等形式持续跟进，以求凝聚广泛的群众信任。
镜花落影，道春光几何。公众舆论日益喧嚣，问政节目也当思考这种辣味问责、辣味点评模式的可持续性。其是否释放了更多的行政监督效能？是否具备更高的社会效益？是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导向还是带来了更加苛责的公众态度？被公之于众的行政弊病在幕后何以跟进？还是仅囿于隔靴搔痒？议论热潮褪去后，问政类节目何以为继——是就此停摆，还是内化为一种更稳定、更公开的行政问责机制？一切尚待考量。
编辑 | 陈晴好
审核 | 康方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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