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国家安全观”有什么差异？| 你身边的政治学Siri

在日常生活里，“安全”的含义在不同的语境下存在着差异。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则需要对它的概念进行科学的定义。首先，安全（security）被认为是一种免于危险、没有恐惧的状态，那么国家安全就是国家免于危险或者没有危险的状态。其次，安全是一种客观的状态而非主观的状态。对于客观环境是否存在危险，人们会有一个主观的判断，这被称之为安全感。但是安全感并不可靠，人可能对既已存在的危险缺乏了解，并处于一种虚假的认知之中。“安全”则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没有危险”是安全的特有属性。也就是说，“不存在威胁”和“没有危险”的内涵存在着差异。一些不安全的情况可能并非是由外在的威胁导致的，而是内在的原因引发的，例如人身体中的癌细胞对人的生命造成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危险”是安全的特有属性，这更加精确地反映了安全的真实内涵。因此，我们认为“安全就是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其中既包括外在威胁的消解，也包括内在无序的消解。”

安全是一种客观的状态，个体对安全也会有着主观的评价和判断，“安全观”不同于“安全感”。前文提到，安全感是对主体对自身安全状态的感性和经验性判断，安全感和真实的安全状态之间往往存在着差距。安全观则是对现实安全问题综合性的理性化认识。它以理性思维为主导，是对现实安全对象的普遍性和综合性认识。安全观侧重于现实的安全问题，与现实安全并不紧密的理论性问题并不是其关注的重点。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得乎丘民为天子。”（《孟子·尽心下》）孟子对于止战和养民尤为重视，认为人民的衣食无忧正是王道的开端。在孟子这里，社会安定和君王自身安全取得了一致。与孟子的“仁政”与“王道”相比，荀子以人性本恶为基本出发点，提倡尊君势而倡“霸道”，“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则乱。”（《荀子·致士》）虽尊君势，然荀子尊君程度似乎仍介于孟子与后世法家之间，他并不否定“民贵”的基本道德立场，君主之位却有其天职所在。暂且抛却“王霸之辨”的分殊，先秦儒家对君位的保持和国家政权存亡的论述都离不开君与民的二元关系，为了保持国家的安全就必须保持社会安定，使百姓安居乐业，此为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的“国家安全观”。这一逻辑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发挥到极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民族国家体系中高度竞争的外部环境，何以保持国民的安居乐业？传统中原王朝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其文明程度及其体量远逊于中原儒家文明。即便入主中原，少数民族统治者或多或少需要采用汉法以维持其统治。在儒家文化的同化之下，很快又回归到“养民”的传统逻辑。而近代中国的军事威胁却来自于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时，传统的政治逻辑被打破。无论出于何种意识形态立场，民族独立与解放都是其政治信条的基本要素之一。这一在帝国主义侵略的背景下取得国民共识的“国家安全观”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抗美援朝战争被视为捍卫国家主权、实现国内和平发展的必要一仗。毛泽东说到，“抗美援朝战争无可争议地表明，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的概念被使用在军事、外交等传统领域。世纪之交，中国官方开始在国际场合使用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内涵的“新安全观”，但实际上仍然是侧重于外部安全和传统领域的安全。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与新挑战，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关注到了更多非传统的安全问题，虽然总体安全观的概念并未提出，但是一种更加综合性的、总体性的国家安全观的雏形已经隐约浮现。在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这是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五对关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逐步发展为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生物安全、太空安全、极地安全、深海安全”等十六个要素的完备体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除了强调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等传统国家安全要素，还强调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讲外部安全，又讲内部安全，特别强调内部安全的重要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诸多要素之中渗透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强调“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突出了人民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主体性地位。

国家理性问题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并不鲜见，但是直到马基雅维利的时代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古希腊时期的个人伦理道德和城邦生活的同一性褪去，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相比其他社会也较少受到宗教权威的束缚，在这种背景下，怀揣着爱国热情的马基雅维利得以直面国家的真实面貌。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分析了君主取得国家的方式和一个君主应当如何作为。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的，其他的思想。”这一表述显然是夸张的，但却体现了马基雅维利对军事力量的极端重视。君主应当依靠自己的国民军而非雇佣军，应当以自己的军事力量求得国家的生存和自由。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君主不需要重视道德上的评价，只需要重视现实的情况，从而避免亡国的危险。从中可以看出，君主似乎不是最重要的，君主存在的目的是“国家理性”或者说“国家理由”，国家理性支配着君主的行动。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应该追踪伟大人物走过的道路，并且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对于马基雅维利而言，这一伟大的人物或者历史时刻不是古希腊的传统，而是古罗马的传统。马基雅维利着眼于国家的奠基时刻的光荣。

马基雅维利并不主张君主全然不顾其人民。他认为君主应当生活在人民之中，但是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发生危及统治的意外。君主的目的不是人民而是国家理性，因此君主不需要道德的好名声，只需要“老虎”和“狐狸”的优点、需要人性和兽性的结合。君主要赢得人民的爱戴，不需要“爱民如子”，而是“做出伟大的事业和卓越的范例”，需要一个个伟大的奠基时刻。以此作为比较，我们会发现“总体国家安全观”不能在马基雅维利的语境下被解释，它不是一种“统治术”，而是一种“治理术”，它着眼于政治生活的稳定与持久。治理的目的是“在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治理并不强调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性，而是国家与人民关系的相恰。治理语境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意味着民本主义的复兴，意味着国家理性和人民性的相容相适，它试图呈现这样一种观念：国家依赖于它的人民，人民离不开它的国家。

[1]刘跃进.(2000).“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03),p17-23. 

[2]刘跃进.(2000).“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03),p17-23. 

[3]毛泽东文集(第6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p185.

[4]刘跃进.(2014).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际安全研究(06),p3-25+151. 

[5]刘跃进.(2014).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际安全研究(06),p3-25+151. 

[6]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p201.

[7]刘跃进.(2014).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际安全研究(06),p3-25+151. 

[8]]刘训练.(2013).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性论. 学海(03),p156-163. 

[9]马基雅维利，潘汉典. (2009). 君主论. 商务印书馆.p69

[10]马基雅维利，潘汉典. (2009). 君主论. 商务印书馆.p24

[11]马基雅维利，潘汉典. (2009). 君主论. 商务印书馆.p44

[12]俞可平 薛晓源. 治理与善治[M].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0.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