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吹又生的美国梦与信仰的裂痕
-引言-
2024年7月中旬，特朗普遇刺的新闻刷遍全网，这名共和党人临危不惧、振臂高呼的著名照片广受追捧。彼时，人们纷纷笃定，这个傲视天下的男人终将回归白宫。劫后逢生后，特朗普选择了一名激进的MAGA信徒作为竞选搭档。民主党人惊惧不已，八年前的民粹主义梦魇或将再度重现。即便如今民主党完成了紧急“换帅”，西方世界的精英们依然充满忧虑。
美国政治格局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剧变，一股崭新的右翼势力正迅速崛起，席卷整个国家。这股力量的源头何在？它的迅速崛起背后隐藏着哪些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动因？
近年来，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日益加剧，仿佛一条无形的鸿沟横亘在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华盛顿的决策层到偏远小镇的街头巷尾，新右翼政治运动正悄然崛起，逐步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他们的宣传阵地，各类极右翼组织如“骄傲男孩”和“美国先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吸引了大量追随者。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认同和身份政治的冲突愈演愈烈，白人民族主义、反移民情绪以及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猛烈反击，构成了新右翼政治议程的核心。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波正在撼动美国中下层白人社群的根基。这些人群的经济困境和对未来的焦虑，成为新右翼煽动反全球化和反精英主义情绪的肥沃土壤。在这一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新右翼如何抓住政治机会，灵活调整策略，逐步扩展其影响力？他们与全球极右翼势力的联动，又将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本文旨在剖析美国新右翼崛起的三大动力：贫穷、文化战争和民粹精英化，并探讨其对国内外政策的深远影响。在这一场怒潮之下，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国际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南方精神的涅槃
美国南方精神（Southern Spirit）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体系，深植于美国南部地区的历史和社会结构。它包含忠诚、自立、荣誉、传统、怀旧等核心要素，以农民为核心群体。
新南方精神发轫于南方，于东北铁锈地带（Rust Belt）获得新生；新南方精神的核心要素是反贫困、反精英，体现了传统中产阶级的身份焦虑，核心群体是蓝领工人。
特朗普在竞选中选择了一位具有标志性络腮胡的年轻白人政治家作为搭档，即俄亥俄州参议员J.D.万斯（James David Vance）。万斯因撰写《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而声名鹊起。该书在2016年夏季出版后，迅速获得了广泛的舆论关注和媒体好评，其影响力甚至远及中国，成为畅销书。
该书的出版恰逢特朗普首次向总统职位发起冲击之际，反映了阿巴拉契亚山区从民主党的票仓向共和党的票仓转变的过程，为特朗普这位毫无从政经验者的意外胜选提供了一种解释。
万斯在耶鲁大学期间开始撰写这部回忆录，书中深刻地描绘了他在米德尔敦这个蓝领城市的成长经历，以及肯塔基州农村山区老家的价值观。他指出，婴儿潮一代的许多白人虽未直接遭受种族歧视，却在追求种族平权的过程中，成为了间接的牺牲品。随着有色人种获得更多机会，他们的生活空间和机会受到了挤压。万斯并未在书中谴责其他种族，而是平静地叙述了他的家乡——一个工作岗位不断流失、人们逐渐失去希望的地方。他描述了他的父辈，一个被标签为“放纵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嗑药的一代”的群体，以及他们的子女难以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困境。
这些Hillbilly在物质和精神上遭受歧视，陷入了一个难以逃脱的恶性循环。他们不再相信政府，也不再相信自己。他们投票给特朗普，是对美国社会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击。这些边缘者、受害者的叙事，在极化政治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为新南方精神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特朗普凭借其敏锐的商业洞察力，捕捉到了这种焦虑和沉沦，并以直白的语言传播其政治理念。
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正是源于这种挣扎和绝望，它代表了一种前乌托邦的想象，希望美国能恢复往日的活力，希望自己的奋斗能够得到回报。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利用自己作为阿巴拉契亚山区凤凰男的背景，深情地表达了对土地和家园的深厚情感。他的演讲构建了一种“美国民族主义”，这是共和党MAGA愿景的最新体现，也是对特朗普主义的一种系统性升华，具有深刻的政治哲学意味和历史维度。
MAGA运动的兴起与铁锈地带的选民高度相关，本质上是城乡矛盾的体现，而其壮大则得益于对伦理、宗教传统的古典南方精神的强调和复兴。
美国南部地区的居民，受地理和历史因素影响，对本土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农业生产塑造了他们对自然和土地的崇敬，这些因素在本质上定义了南方人的精神特质。
南北战争后，随着奴隶制的废除和种植园经济的衰退，南方白人经历了身份和价值观的转变。他们从昔日的“州权捍卫者”和“英勇象征”，转变为失败者。在对过去的怀旧中，他们寻求文化和价值观的再确认，从而孕育了一种原始的南方精神。
“红脖子”(Red Necks)群体，作为古典南方精神的现代代表，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保守价值观而闻名。这一群体坚持基督教信仰、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州权、社区和家庭价值、爱国主义、公民持枪权、反对堕胎和支持传统婚姻等立场。
南方州最初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后因联邦政府权力扩大与民权运动转变为共和党的堡垒。20世纪60年代的相关法案，如《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投票权法》，重新赋予了南方黑人的公民权利，引发了政治上的重新洗牌，导致南方州报复式地转向共和党。
尽管南方州相对于美国东西海岸沿海城市较为贫穷，但主张平等、公正和社会福利的民主党并不能解决“红脖子”们的积怨。美国知名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为此写了《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一书，更直接地剖析了“红脖子”的内心看法。她在书中总结，右翼对于联邦政府的反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税收、宗教、荣誉。
霍赫希尔德认为，一方面，右翼不想让政治正确的规则告诉他们应该同情谁，希望通过更具有地方特色的慈善关怀机构，用更私人的方式表达对穷人的同情；另一方面，右翼对于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不信任根深蒂固，政府的低效和公务员的不负责，让右翼不相信政府能在福利问题上将资金用到该用的地方。
全球化造成的产业外包加剧了南部白人的贫困问题，民主党引以为豪的财富再分配却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反而让“红脖子”感到羞耻。他们本身就鄙夷大城市里那些不劳而获、领取津贴为生的非洲裔、拉丁裔拾荒者，怎么会甘心自己也靠政府救济苟且度日？
在税收、宗教和荣誉面临的三重打击下，这些红脖子愈发无所适从，成为了“故土的陌生人”。撕裂的南方精神也在乡愁中迎来了新生。
南方精神的复兴以茶党运动的兴起为先声。茶党是一个反叛极强、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由美国前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等人在2009年2月发起，以独立战争时期波士顿倾茶事件参与者的称谓为名号，他们最初的运动目标是反对奥巴马，打出小政府、低税收、弱监管等带有民粹色彩的主张，明言不支持两党任何当权人物。茶党运动反映了对全球化和自由主义政策的反弹，代表了中产阶级和小业主的利益，体现了对自由派精英的强烈憎恶。
总而言之，南方精神的复兴是对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变迁的一种回应。它体现了对传统中产阶级生存伦理的捍卫，以及对当前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批判，是新右翼崛起的精神支柱。在民主党愈加背离传统价值观、建制政客与群众严重脱节的背景下，南方精神的继承者们寻求重塑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方向，势要让山巅之城重回正轨。
二、山巅之城的崩塌
“山巅之城”是美国人当年最引以为豪的盛赞。
最初定居在新大陆的美国人有着极高的宗教热情，他们宣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出使至原野”，要在“应许之地”建立“新以色列”和“新耶路撒冷”。美国开国元勋们建国立宪的思路，是选择合适的政体，为了让美国的独立自主得到长期保障。起草条款被视作“上帝的旨意”，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说，“我们旨在完成一项使命……我们必须认为，我们应当是一座山巅之城（a city upon a hill）。全人类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此项事业中背叛了上帝，整个世界将会知晓并蔑视我们。”这足以见，“国父”们所提出的建构新伟大国度的宏伟构想便是初衷的来源，也反映出他们无上神圣的使命感。
美国人对国父们的崇拜、对“山巅之城”的迷恋和保守主义的发展不无关系。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暗讽美国的开国元勋道，“英美法学家以牺牲自己的判断来服从祖先的判断，这种对祖先的盲从，对既成思想的维护，使得法学家精神在英美两国比法国沾染上更多畏畏缩缩的习性和因循守旧的倾向”。他们抵制强秩序，但他们拥护强习俗，偏好经验。
宪法规定的有限政府、权力制衡思想大多源自16世纪末英格兰都铎王朝的惯例。美国人执着地把国父们留下的政治和法律体制奉为圭臬，甚至将它视为同种族、文化同等重要的美利坚国民特性的基石。甚至，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理由都是批评英国政府自身背离了英国自由、法治和按照一致意见施政的原则，而美洲的人们要捍卫这些传统价值观。本杰明·富兰克林本人就曾说过：“这一抵抗运动是要维护每个英国人都会赞成的英国宪制。”
美国人将“山巅之城”当作异教徒不可侵扰的乌托邦，甚至声称自己的准则具有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因而最初的美国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但你无需解释远渡千里的盎撒移民为何把这种教条式的激情赋予冷冰冰的制度。《独立宣言》都说，“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美国人甚至将这些真理用在外交政策上，如西班牙在1898年重新变成君主制国家后，不少参议员就认为有理由借古巴的机会跟西班牙开战了。
不过，这种新教精神天然决定了美国人基因里的信仰矛盾：一方面他们是纯洁的、例外的“福音帝国”，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传播普世价值的责任感。这种撕裂的原则在美苏冷战后逐渐演化成了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现实主义与道德主义的张力，为今天的极化政治埋下伏笔。
当“山巅之城”的公民不再有凝聚力，昔日的真理将成为分裂共和国的炸弹。在新一轮的“道统”与“治统”之争下，“什么才是山巅之城”、“谁是美国人”都已成了难以回答的问题。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晚年的作品《文明的冲突》与《谁是美国人》中就族群问题做了充分的讨论，他寄希望于重申“美利坚信条”来弥合社会裂痕，重振西方世界。
新右翼将“山巅之城”作为装饰白人民族主义的合法性的正义叙事，构建了一个以种族和文化纯洁性为基础的政治框架。他们利用民众对快速社会变迁的不安和对失去传统优势地位的恐惧，激发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文化战争和身份政治成为了政治结果。
重建“山巅之城”的核心诉求是反移民和反多元文化入侵。驱逐非法移民是新右翼政治议程中的一大支柱。新右翼通常将移民描述为对国家资源的侵占者和对本土文化的威胁，并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将一部分民众的不满情绪转化为对自身政治议程的支持。
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击，是新右翼在文化战争中的另一场重要战役。他们批评多元文化主义破坏了社会的凝聚力，削弱了国家的文化认同。新右翼倡导一种以白人基督教价值观为主导的文化模式，反对在教育、媒体和公共政策中推广多元文化的理念。这种反击不仅在政治上有所体现，在社会运动和文化产品中也有所反映。
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在这一议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通过书籍、媒体和公共演讲，为新右翼的理念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道德正当性。他们呼吁回归传统家庭价值观，强调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重要性，以此对抗他们眼中的文化堕落和道德相对主义。
亨廷顿所代表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并不是丢掉饭碗的贫苦草根，他代表了新右翼势力架构中一种更复杂的成分——那些呼唤着守望共和遗产的精英（尽管亨廷顿注册为民主党终身党员，但他被学界普遍视为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他们自我标榜为爱国者，为白人底层愤愤不平，为MAGA的狂热信徒们构造思想武器。
复兴宗教传统的渴望是新右翼重建“山巅之城”、唤醒国民特性想象的次要组成部分，但其在这场文化战争中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这种宗教捍卫者的叙事显著提升了特朗普在基督徒心中的“救世主”形象，并激发了强烈的个人崇拜。
今年，特朗普在其个人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分享了一段视频，宣称“上帝创造特朗普”是为了成为“全人类的牧羊人”。特朗普刺杀未遂事件后，“天佑美利坚”和“上帝之子特朗普”的神话式的言论又一次爆火。
从许多福音派支持者的角度来看，特朗普的神圣使命是捍卫基督教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价值观和实践，使其免受无神论世俗主义的冲击。这是为了让美国恢复其（神话般的）基督教身份。这是为了抵御现代精英代理人——媒体、知识分子、“深层政府”、自由主义者——他们诋毁虔诚的信徒。正如蒂姆·阿尔伯塔（Tim Alberta）在他最近的书《王国、权力和荣耀：极端主义时代的美国福音派》（2023 年）中所写，福音派感到他们正受到围攻，他们的信仰受到攻击，他们的国家正在被夺走。他们迫切需要一位战士来拯救世界。
新右翼的战士们也有这样的使命感，他们不愿看到各色人种的新移民改写了自己坚守两百多年的国族叙事神话，因为那将意味着罗马帝国梦的灭亡和山巅之城的崩塌。这些保守主义精英比红脖子们更希望建制派认识到那些在进步喧嚣中被掩盖的声音所做出的牺牲，确保他们的尊严、他们对美利坚传统精神的执念能被理解。特朗普是他们相见恨晚的贵人。
编辑｜李琛峣
排版｜陈悦薇
审核｜杨清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