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群体生命的羁绊——“谁在种地？谁来种地？” | 政治学与社会

      一是作为身份的农民，即英语中所说的“Peasant"。这种农民是与生俱来，别无选择的。从一出生便是农民，是农民就得种地，不种地就没有吃。这是天经地义、日用而不知的惯习。人类历史绝大部分时期的传统农民便是这种类型，也就是小农经济中的小农。

      在现代化早期，面临的是大量农村人口的生存问题，可以通过士地革命、土地改革和土地承包来解决。

      而在现代化中期，面临城乡差距，人们有了更多选择。农民离开土地有可能获得新的生活。农民的后代并不是与生俱来只能种地。种地也不只是原有的土地的主人。这就是士地经营权的流转。由此会产生一种以种地作为职业的农民。这就是英文中所说的“Farmer"。

“peasant”与“farmer”两种主体泾渭分明，

但又彼此联系，

而如今，究竟是身份农民还是职业农民在种地？

他们的经营形态是如何的？

农村的未来将会如何？

      现如今当地的农村里最多的还是小种植户们，他们各自承包着总面积不大的土地，并且被分割为不少的地块。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一家一户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加上一定的牲畜和机械，最多不过20亩地。正常情况下，其实就在十亩左右。甘肃这边的小农们，如果是以农业为生且土壤与气候环境较差，那么就主要种植着玉米、马铃薯等粮食作物以及红麻、大豆等油料作物。如果自然条件相对较好，距离城市较近，则主要以蔬菜和水果种植为主。

      他们中的大部分群体画像是年龄较大的中老年、知识文化有限、习惯长期传统生活、身体不好。目前外出打工的群体还未到大批量回流的时候，并且有条件的基本不愿再回来，但会保留宅基地和老房子。

      而身份小农们可能还会在一些已经离开村子的邻居、朋友或者亲戚的授意之下，耕种他们留在村子里的无人耕种即将抛荒的土地。并无任何纸质契约，且不需要缴纳租金。

      在我们此次的调研随机选取的农户中超九成是种植小户，他们基本上都是Peasant，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小农。

      调研对象几乎全是年岁较大的中老年人，但受到调研地点的差异，以及农户个体的差异，身份农民面临的境遇也大相径庭。

      一部分是由于自身劳动竞争力低下和家庭情况的特殊性（例如无伴侣，子女），目前的唯一出路就是种地，保障最基本的生存就是他们的目标。任何一场意外，尤其是疾病就会掏空一辈子的积蓄。“我今年快75了，现在也就只会种地，也就只有种地最适合我······我现在种地就是先把肚子填饱，不至于饿着······种地的负担也重啊，种子、农药、化肥还有偶尔用一下机子，什么都得花钱······那个啥补贴我又不知道，每年把这些东西稍微再卖一点才有点钱······现在种地尤其像我这样的太难了，也快干不动了，如果真有人愿意要我的地就好得很。”

      另一部分是由于家中情况特殊无法离开，自己能力也有限，但相对劳动力充足，通过农业来进行生活，养育子女老人，还能适当的有一点积蓄。“我腿脚不好，出去打工不太行，家里面还有我妈要管。我和她两个人加个几个牲口，主要一年种玉米，洋芋······这几年也不太好，去年又水冲了些······不过我三个女娃娃让我养大了，现在已经嫁出去一个了，还有两个也上开班了，家就稍微轻松些了。”

      最后一部分则是，年轻时种地或出去打工，年老回到家乡，儿女在外生活不错。有那么一亩三分地种植口粮、蔬菜和水果，基本不售卖，自产自销和送给子女亲戚朋友。农业成为闲暇之余的副业，成为体现年老价值的渠道。“我们现在就好得很呐，党和国家对我们好啊，你看我们这家里撒都有呢，水电天然气啥都有。我就一天起来到地里去转一转，能干动就干一点，干不动我就歇着。······娃娃们现在有本事又不让我们操心，我们村上还给我们一个月发点钱，我们又不咋花······现在那个外面买的东西又不好，你看我们自己种地吃的多好，一年随便种一点也吃不完，到处给别人送着呢。”

      同样是身份农民，同样是小农，境况却截然不同。虽然有些个例不能代表整体，但总的来说，纯粹以农业为生的农民日子过得总是艰难些，结合上述我们对农业风险的阐释，身份农民对种地的前景基本不怎么看好。有条件的农民，才会将农业作为一种闲暇之余的副业，以农业为生的人，如果有选择大多不会重新选择农业。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渐渐更加力不从心，儿女们也大概率受到城市吸引不会选择再回去。

      我们问他们如果有选择，是否愿意有偿放弃现有土地的承包权？没有人不愿意，部分农户愁苦的脸上甚至泛起了一丝笑容。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小农经济结构为主导的社会，主要交换形式为自然交换。随着市场经济向乡村社会的渗透，现如今农村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当今的小农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小农,“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的生产关系被打破。

      “现在的这些Peasant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了，也已经超越了商品小农阶段：并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来，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进入到社会化小农的阶段。”他们在不自觉中已经被卷入了社会化的浪潮之中。他们的生产资料如种子、农药、农具等大多都是从外界购买获得，农产品的收割和加工或多或少也需要借助外部的专业机械的帮助；农户的产品更多地流向市场，自产自销已经不是主要目的；农户个人与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获得信息的渠道以及能够得到的信息数量都大大增加。农户生活内容愈来愈广泛，社会交往愈来愈频繁。加上社会化过程中需要以货币作为中介，一切最终导致了“货币化”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Peasant们身上经营范围较小、生产能力较弱、活动范围狭隘的传统小农的特点与社会化市场化的趋势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给小农户们施加着压力。像曾经那样靠种地自产自销维持生存已经不能够解决问题了。货币收入渐渐成为农户们所追求的应对现有压力的手段。所以现在农户们种植基本是顺着价格导向，哪种农产品能卖出的价格好就种植哪种农产品。同时，也正是因为货币收入成为农户们的行动导向，许多年纪不大的农户发现种地所得的收入相较于其他行业来说显得十分微薄，他们纷纷放弃种地，把自己的土地流转出去或者委托熟人种植而自己外出打工。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导致农村里的劳动力越来越少，最后出现了上文我们所发现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农户的情况。至于其余的种植大户，大多也没有规模化、品牌化地生产，他们与那些种植小户们的区别可能就是承包了面积更大的土地。但是，还是有极个别的农户通过土地流转以及自身土地的承包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的种植。他们与那些小农户不同，他们意识到了社会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他们主动采取措施应对社会化，他们代表着未来现代化农业的方向，他们就属于是前文所说的“Farmer”。

      市场化的魔力早已深入农村，所谓乡村振兴并不是要平等的致富每一个乡村，抓住重心才能更进一步。我们都知道一切事物应当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常常妄想窥一域而知全貌，最终仍不得不向“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真理低头。

      对于还在靠天吃饭的地方、连水都是问题的地方，谈论很多东西没有意义。西北的自然条件大家了然于心，这里曾经因为历史原因人定胜天过，也因为特殊的时代条件发达过。但当经济现代化浪潮席卷这里时，市场经济的黄金铁律成了唯一的法则时，西北的沙落到时代上，只是一捧尘烟。 

       通过这几年的各种报道和调查，结合上文的发现分析我们发现好像农村正在空心化；农民正在消失；而我国的粮食生产却确确实实的实现十九年连增。这些情况在调研中都是现实存在的，至于导致该现状的原因，从我们已有的经验来看，就是种子、机械、化肥等一系列农业生产要素水平的不断提高。譬如玉米或者土豆，早已成为传统稻米和小麦的两大主粮外的新主粮。而从实际的数据来看，即使在甘肃土地条件较差的情况下，也能在1000斤上下/亩的水平，在我们调研的这些农户中最高的玉米单产甚至能达到1300斤/亩。因此我们得感谢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即使我们正在担忧社会风险，但从西方到中国，没有人可以抗拒来自现代性的后果，这一点贝克早已为我们所证，而现实再次映照着这一预言。

      在这次我们调研的农户中，遇到的Farmer人数虽然比较少，但在我们看来对他们的了解甚至更加的重要，他们代表着这片土地未来的可能方向。他们比那些小种植户，即Peasant对土地的未来更加充满希望，他们也规划好了方向。即使现在的整体数量可能会比Peasant少不少，但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却比Peasant们深不少，并且在未来绝大多数土地应当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上。这些Farmer们的经历和人生轨迹也许和前文所述的Peasant们不尽相同，他们可能去过更加繁华的地方，见过更加先进的事物乃至于取得过更大的成就，但他们终究还是来自于农村，在田间地头长大。他们对土地或多或少保有一份情感，这种情感很有可能是促使他们回到农村，带着已有的资金回到土地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国家的农业政策持较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大户种植还是较有前景的。我们与一名家庭农场主张先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访谈，他自身的土地只有2亩，但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其他人的大约118亩土地，总的经营面积达到了约120亩。他在这一片土地上种植瓜果和洋葱其中瓜果比重更大，也是其主要作物。在种植过程中，张先生基本上做到了大规模的产业化地生产。他曾经参加过县里农业部门的相关培训，在种植方面有着较高的专业性，并且他的土地是为数不多的机械化水平较高的土地。谈到农业的未来和往后的规划，他认为：“现在我们这里农业技术的相关培训还是缺乏，育种、育秧（育苗）、灌溉、农业机械、温室暖棚、农产品加工等技术的培训应当再多一些。而且一些硬件设施也应当再加以完善，比如土地间的一些道路宽度不够导致部分大型机器无法进入地里，这会让我们损失不少效率······如果我们种的这些东西能打造出一个品牌，我觉得对我们种植积极性的提高会非常明显。我们现在种植这些瓜果最头疼的两个问题就是由于市场饱和导致我们的产品卖出价格还有卖不出数量，如果能够有一个品牌那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在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上面的两个问题自然也就会解决了······如果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那我是很看好未来的像我们这样的大农场的，哈哈。但目前来看，我经营的状态还不是特别好，还是有亏损。但这我也没办法了呀，已经投了这么多钱进去，如果放弃了那损失就更大了。而且现在最适合我的可能也就是这个了，还是希望未来政策多多帮扶吧。”

      他们与那些个体经营的小农们有着较大的区别，甚至可以说全然不一样。他们进行着大规模的集体经营，借助社会化他们得以更好地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生产过程更多地与外部联系，他们能够得到更专业的技术指导。通过发达的信息传播渠道，他们能够更多地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同时让更多人了解到自己的产品，打造自己的品牌。在面对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他们比现在占大部分的个体小农更好地把握住了现有资源，更有希望见证农业的未来。

      在甘肃，他们可能还并没有做得特别出色，他们也面临着资金的压力，也对前途有所担忧。但是他们背后有着比小农更强的资本、更专业的技术以及更多的信息。他们的尝试已经让我们在这里或多或少找到了希望。张先生并非个例，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另一名种植大户李先生。他本身也是这个村子的人，在城市开着饭店和几个商铺，资金实力雄厚。之前在宅基地盖大房子，现在更是投入上百万承包了村里的流转土地，大面积在种植玉米，运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大规模机械设备作业等等。虽然因为一开始的投入和去年的水灾损失很大，但通过城市生意的资金输血，他仍然坚定的尝试着职业农民的经营和发展模式。他的想法很简单也很直接，他看好农业的前景，但是在现有情况下小户必亡，应该学习像东北和河南那样的集中的大户种植，这才是最终的出路。

      由于甘肃较为严苛的地理环境以及经济水平，Farmer们的处境目前并没有比Peasant们好太多，但长路仍然漫漫。

      由于历史身份所给予的Peasant 们，是过去的守护者。他们付出了自己这一代人甚至下一代人的一切代价，而这并不是高尚的奉献与牺牲精神所早就的，历史制度主义告诉我们大部分人只不过是制度中的囚犯，而他们也只是历史的代价。

      而谁是未来的农民，就是Farmer——无数的家庭农场，有限的大户，少数的农业集团与公司。而过去的内些人，虽然很残酷，但很遗憾他们终将逝去，他们也没有能力继续守护，甚至于他们的晚年也缺乏保障。但新生的Farmer也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于从他们中诞生。根据我的观察，资本很难自动地寻找到乡村，这一切有着很大一部分的人为因素。正如我访谈时得到的回答，也是一种情怀一种理想。但他们有能力做这些事情的Farmer原始资本则来源于城市。而新生的Farmer们的特点则是，始终与乡村有所联系，有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相信国家对农业农村的相关政策，看好农业的未来。本质上，他们是逐利的职业者，他们携带着新时代的气息，而他们的背后始终存在着过去的烙印。

      那么未来的农村是如何的呢？本质上这取决于农村土地的价格，而又取决于城镇化浪潮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今天的中国有着华西村这样的亿万富豪农村，但更多是我家乡这样的传统贫穷农村。故乡村子的土地从包产到户时代家庭的财富与象征，到今天的抛荒与免费给予他人的耕种。土地的贬值，只是中国大地的一种局部现象。土地的不值钱，对整个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显然并非绝对，虽然这于故土是她的全部。土地的价值，在改革开放以来，基本是以城市为“圆心”、一定距离为半径稀释的，距离“圆心”越近，土地越值钱，反之亦然。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更大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因素。在进行比较的时候需要控制变量。

      根据笔者的调研数据，在城市郊区和边缘的农村土地，单纯的集体流转价格从100-500元不等。如果是涉及前者，几千的高价很正常。要是拆迁占地，土地更是夸张。拆二代不是一句虚言。而在远离城市远离县城的偏远大山中的农村的土地，连免费给别人都不一定要。两个村子的境况就更是天差地别。一个靠土地的出租，村里的帐上每年有个一两百万，村民都有了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一个月1200元左右。这对于大部分农村老人的正常开销已经足够了。另一个只有低保100元左右，一年到头种地几千块钱。一场病几万块钱，就可以掏空所有的积蓄还得背上贷款。他们没有能力继续守护土地，甚至于没有能力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质量。我们大部分人终其一生接触的人只是自己的圈层，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们何时才能真正与我们有关？田野调查，社会实践的真正目的便在于此。未来，我们应思考如何加强土地权益的有效保障，让农民生活在家园更加安心，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1）耕地保护

      对于耕地保护，我们浅薄地认为是全国意义上的一个动态的整体概念，基层和乡村需要灵活的调整，对于现实中大量的抛荒地，可能需要以后背储藏的方式进行暂缓。对于不同地区的农村，进行差异化规划，以形成联动合作。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认为需要一定程度上通过时间来逐渐代替大量的Peasant，引入更多的Farmer，实现农业现代化。我们需要Peasant们逐渐将自己的土地转让出来，需要更多的Farmer们回到农村回到土地，承包更大的土地，进行更大面积地经营。这需要代价和牺牲，也是一种阵痛，但不可避免。同时更要做好，农村蓄水池的功能，中央层面的大基建和乡村资产的唤醒工作仍然要继续，下一波返乡潮的准备工作要做到位。

（2）合理引导城镇化

      自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印发实施以来，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也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已成为普遍共识。近日，《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的发布，提出经过未来五年努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70％”。现如今从农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数量已经十分庞大，并且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对于这些基本实现就业转移的群体，要将其恰当地纳入城市之中，要让他们进得了城，且留的下来，实现真正市民化。实实在在解决近3亿人能进得了城、留得下来、过得更好和最终融入中国现代化进程，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因此需要更开放的户籍制度、更稳定的城镇就业、更健全的公共服务、更高水平的流入地受教育权利、更大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以及更多元化的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等。引导Peasant们更多地去寻找新的出路，让他们在当今社会找到更合适的生存路径。形成使更多的Farmer回到农村，把Peasant们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更大规模的经营的效果。最后，有所取舍，我们方能更进一步，我们始终看好中国乡村的未来；但一切都有代价，现代化的后果不可完全避免，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完美转型始终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应该始终感谢中国Peasant们的牺牲，也希望和鼓励未来更多的Farmer出现，农业终要现代化，资源配置始终占据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