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不可避免，但它绝不是用来进行区分和推动暴力的理由。日常生活中我们未曾注意到的细节与行为，都是特定身份的表征。如何避免陷入“身份”的陷阱，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和进行思考的课题。
无处不在的“身份”
“身份”是一个非常迷人的议题。它已经完全融入了当代生活、但时而难以被当代人感知。从最简单的性别到个人出生地、就读学校、从事工作，再到更为宏大的民族、国籍；从向陌生人介绍自我（譬如我来自中国广东/I'm from Brooklyn）时所包含的地域意识、民族意识，再到日常生活中因兴趣爱好而组建的各类社群（譬如运动社群、舞蹈社群等），均属于“身份”的范畴。当代人用各种各样的身份表征彰显自我的独特价值，也藉此团结凝聚相似之人以区分他者。“身份”是支撑个人身份的意识内涵，又是形成集体纽带的社会现象；有人相信它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变特性，也有人则一再强调它那可变的后天属性；人们总是乐于从历史长河中寻找可以连接的事物，又擅长将它那充满现代建构的特质与现实利益挂钩；它可以脆弱到可有可无，又能凝聚起无比的力量让人抛头颅洒热血。身份认同不仅给人骄傲与欢愉，而且也是力量与信心的源泉。因此，身份认同的观念一直都受到推崇——从大众层面上对爱护邻居的呼吁到抽象理论中的社会资本和社群主义的自我定义——也就并不奇怪。
在近现代社会中，现代性与传统的“断裂”产生了两种结果：对于社会而言，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开始产生，全球史无前例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对于个人而言，个体导向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也即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我该如何生活”的思考和追求开始逐渐确立。在这种状况下，个体间的流动性增强，个体与个体间异质的可能逐渐增大，在个体间的不断互动中“自我”意识开始逐渐明确，“身份”一词也得以建构。正如哈贝马斯的观点：“现代性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证的问题。”身份与现代性是无法分割的。
身份被建构的七种路径
1.根基/原初论（primordialism）
持根基论的学者认为，身份是根据血缘、历史记忆、共同经验而形成的一种原初的、永续的纽带。在这种情境下形成的身份认同是与生俱来的，不容易改变。譬如在族群或国族认同中，人们互称“兄弟姐妹”或“同胞”，以及人们熟悉的母国等民族认同词汇，都表现这些人群认同所赖的原初/根基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s)。
2.工具论（instrumentalism）
持工具论的学者认为，族群意识因利益而凝聚，也因利益而强化、弱化，身份认同是可以改变的。人类学界也曾面临过对身份认同的“工具论”与“根基论”之争，但事实上这两者并无矛盾，只是表现人类身份认同的两个主要面向——利益与情感。人们以“祖源历史”建构同胞情感，以团结彼此（根基情感）。“祖源历史”在其间扮演关键角色。共同祖源的历史记忆强化群体情感，此符合根基论者的观点；祖源历史记忆可能被人们遗忘、改变，以调整我群范围或改变个人认同，来应对资源环境变迁，此又符合工具论者观点。
3.边界论（boundary approach）
持边界论的学者认为，我族意识是在与外界的接触与互动中产生并激发出来的。构成此身份认同最关键的是人们主观上的我群“边界”，如人们认为哪些人不是“我们的人”，或哪些是“我们”与“他们”不同的文化特点。譬如，当某国国民手持本国护照踏出国境进入他国时，“我是某国公民”的意识便会得到加强：肤色的冲撞、不同语言与文化的冲突会使得此人的来源得到凸显。一个圆形何以成为圆形，不是受其他因素影响，而是其“边缘”让它看起来是个圆形。
4.显现论（expressivism）
持显现论的学者认为，为了填补因面对社会的快速变迁而产生的孤独感与空虚感，人们祈求一种赋予大家共同名称与身份认同的文化、族群纽带而产生一种特定的身份认同。譬如，若某民族国家面临亡国风险时，特定的民族意识可能会就此激发，从而产生“原来我是某国人”的身份意识。
5.创造论（creationalism）
身份认同的确立需要借助“传统”的力量，而“传统”往往是在不久前因某种目的被人们创造出来的。也即，文化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中。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来创造传统，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们会将某些观念和做法奉为传统，并将其传承下去。
6.想象论（immaginalism）
作为现代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民族主义是被想象、建构出来的。民族是想象出来的概念，具有人为性和虚构性。持该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国家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因为国家的存在不仅仅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们共同认同并想象自己属于这个国家。他认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与印刷术的发明、语言的标准化以及宗教改革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促进了人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和想象，也为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基础。
7.记忆论（memorialism）
记忆的主要功能就是为身份“定位”：一方面，通过保存代代相传的集体知识来确证文化的连续性，并以此重构后人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通过创造一个共享的过去，再次确证拥有集体身份的社会成员，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向他们提供一种整体意识和历史意识。记忆既是我们进入认同问题情境的一个极佳切入点，也是我们探讨后现代精神的切身路径。
我们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过去是真实的，这是不言自明的。但长此以往，我们竟也无意识地将这份信任代换到历史上，人们开始相信记忆之外的事情也发生过，即便没有在场见证。于是，个体记忆的结束就是集体记忆的开始，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形成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社群的人们共享共同的记忆，从而产生了我群意识。但集体记忆是可以进行塑造与改变的。譬如，人们通过某些仪式如刊登纪念文章、举办纪念仪式等，唤起大众对事件的记忆；同样，也可通过对事实进行有意识的筛选、强调，来改变人的集体记忆。
参考文献
[1]陈嘉明.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王明珂. 毒药猫理论：恐惧与暴力的社会根源，台北：允晨文化，2021.
[3]赵静蓉.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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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靳钰垲
审核 | 陈璐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