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既是书生百无一用的自嘲，也是朴实坚定的人文主义

2010年暑假，我和三土碰巧在同一个读书小组里讨论《韩非子》。那时我还在北大读硕士，他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他是读书小组里发言最积极的人，旁征博引，有理有据，而且风趣幽默，我以为他是一个外向阳光的人——直到我们在一起之后，我才发现那是个让人好笑又好气的误会。日常生活中的三土安静内敛，不喜社交，尤其回避站在聚光灯下；但他告诉朋友时，别人往往不信，因为他们看到的总是他在公共场合侃侃而谈的样子，听他聊起各种话题，文学、电影、政治、哲学……

三土今年出版了一本书，叫《空谈》。我觉得这名字起得好，既让我想起他认真说话时的精气神，又隐隐透露了他心底“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无奈。或者倒过来说吧：“空谈”既是对书生百无一用的自嘲，同时在这自嘲背后，又下意识地体现出对书中那种细致的社会观察、严谨的伦理探究和纯粹的智性之乐的内在价值的信心。

——袁源

文 | 袁源

袁源，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哲学助理教授，研究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

一、搅梦频劳西海月

《空谈》收录的大多数文章写在我和三土共同生活的十几年中。

早期几篇关于美国政治的评论，比如《美国大选暗战》《金钱与选举》等等，写于我们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对面一间狭小的公寓里。女儿才几个月，三土经常一手把她抱在怀里，一手在键盘上敲字，也会在宝宝入睡后熬夜赶稿。那时我刚到美国，对美国还充满了玫瑰色的想象。因为专业原因，我阅读的政治哲学论著往往都是关于“个人权利”、“自由”、“民主”等抽象概念的分析。记得第一次跟他一块去华盛顿参观国会，看国会里的意识形态宣传片，听到对民主理想掷地有声的概括：“聚众成一”（“Out of many, one”），我激动得流下眼泪。怕他看见笑我，赶紧悄悄擦掉。

三土的政治评论往往资料详实，条分缕析，又一针见血。阅读他的文章慢慢卸去我的玫瑰色眼镜，让我看见一个更复杂的美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罪孽和制度包袱。三土的文章揭示美国法治设计上的缺陷、种种压迫的制度化、以及各种政治力量如何在制度框架下消长和重组等等。这些文章很少像政治哲学论著那样抽象讨论“权利”、“民主”等理想。但通过展示种族性别压迫如何被制度化、制度又如何深刻地影响个人生活和社会走向（比如看似合情合理的投票人证件验真如何剥夺一些选民的选票，选举人团制和选区划分如何在“一人一票”表层逻辑下让某些人的选票比另一些人的选票更有分量，不被人重视的“输不起法”如何推动美国政治的两极化），这些文章往往比抽象的概念分析更直观、真切地道出“权利”、“平等”、“民主”等等价值的真意。

三土的政论往往处理的都是很沉重的问题：人的权利如何被漠视和践踏，平等共治的民主理想如何被金钱、权力、偏见侵蚀。但他的文章从不陷入犬儒主义，或者和稀泥地总结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对每一个盘根错节的问题（堕胎、枪支泛滥、警察暴力等等），他都就事论事，通过追溯历史和事态演变的过程来正本清源，同时给出自己的判断和建议。他给读者传递着理想的珍贵和脆弱：离开良性的制度和愿意保护良性制度的人们，理想什么都不是。同时，他也深入浅出地说明制度细节的重要性；可以说，制度细节往往具有蝴蝶效应。《休会任命和权力制衡》，《最高法院与政党初选改革》以及没有收入本书但非常值得一读的《“输不起法”与美国政治的两极化》等等，充分展现出制度设计中的毫厘之差往往导致今后政治局面的千里不同，让人窥见在纷繁的政治、经济、媒体环境中追求正义的复杂机理。

虽然我和三土都研究政治问题，但我接受的是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训练，而三土在此之外还接受了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训练。政治哲学研究理解社会正义需要的概念以及社会正义的基本原则，而政治科学研究制度设计的细则，政治与经济、法律、人口、文化、国际关系等等方方面面的具体互动，及其带来的种种现实结果。三土作为政治科学学者远比我这个政治哲学学者接地气。这些年来，阅读他的文章让我对民主的理解不断超越“聚众成一”式的宣言。

二、究穷象塔屠龙术

对美国政治的观察只是三土政治关切中不那么“核心”的一环。更让他感兴趣的还是政治哲学中的理论难题。这些难题既包括自由主义传统下旷日持久的核心争议，也包括跟时事政治紧密相关的道德困境。前者例如：如果我们相信自由、平等、经济繁荣、甚至美德和爱都是值得追求的重要价值，为什么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中我们应该优先保护自由而不是分配平等、经济效益最大化、或推动美德的养成呢？后者例如：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亦即利用社会压力甚至各种规则去限制看似道德上站不住脚的言论，是兼容的吗？承认婴儿的生命权，就意味着否定女性的堕胎权么？如何平衡鼓励女性讲出私人空间中遭遇的性侵，和保护被指控者的名誉不遭受无妄破坏的权利？

这些政治、道德难题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很可能都在某些时刻停下来想过其中的某些问题。但作为难题，在这些问题上的对立观点似乎各有其理。面对这些问题，因为理不清头绪，一想就头疼，人们容易要么陷入怀疑或冷漠（觉得这些问题或许没有对错，不必较真），要么陷入很深的无助感（相信有对错，却因为讲不明道理而感到无力、委屈）。

三土处理这些难题如剥茧抽丝，能把看起来再错综复杂的谜团也理出个头绪。虽然不同的理由在把我们往不同的方向撕扯，他会把这些理由逐次考虑进来，摆放在我们思考过程中的恰当位置，把我们一步步引导到他希望我们接受的结论。

希腊古谚说：修辞像一只温柔的手，揽你入怀，让你心甘情愿地相信修辞家兜售的信念；而论证像一个握紧的拳头，如果它前提为真又逻辑有效，即便你在情感上不想接受它的结论，你也必须接受。如果用来传递有价值的理念，美好的修辞和严谨的论证都很有益。三土是那种不诉诸修辞而仅依靠论证的辩手。三土多年前写的那篇《同性婚姻、性少数权益与道德滑坡论》在同志朋友圈中有很多读者。文章反驳那些将同性恋与恋童癖、尸交、人兽交等同起来的常见论调。我不止一次听朋友说到，他们遇到这种滑坡论时就把三土的反驳砸过去，对方往往哑口无言。反对歧视的有力论证本身就是对被歧视、压迫、边缘化的群体的赋权。

在更近的这篇《“我也是”：作为集体行动的公共舆论运动》中，三土驳斥了对MeToo运动的常见反调，尤其是最深入人心的对MeToo运动的担忧：MeToo运动是狂欢式的“指控即定罪”，默认了被指控者有罪，容易冤枉好人。三土阐明了“无罪推定”是刑法中独特的证据标准。在MeToo事件中不采用“无罪推定”并不意味着采用了“有罪推定”。而且对任何恶行的“定罪”都无法完全避免冤枉好人的可能性，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定罪”（几乎没人因为刑法审判可能冤枉好人就要求社会抛弃刑法审判）；如三土所说，“真正的问题永远是……如何在假阳性结果与假阴性结果之间找到最合理的平衡”。

MeToo运动在短短几年中通过此起彼伏的对性骚扰的揭示让公众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看似正常的职场和人际交往下潜藏的冰山。它不仅推动整个社会对性骚扰问题的广泛认知，并通过集体发声实现对施害者追责、为受害者赋能。与此同时，有一系列数据表明虚假性侵指控的比例不比其他类型的指控（盗窃、人身伤害等）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对此不成比例的恐慌，其实只是父权社会文化一手缔造的庸人自扰”。

林垚与袁源，《堕落的审判》活动现场

三、蛇毛兔角多鸡犬

大多数读者都是通过阅读三土关于美国政治的文章而知道他的，但三土心底的愿望是成为一位融会贯通各个哲学领域的哲学家。三土把观察政治现实、针砭时弊、反思制度当成一种责任，而思考哲学才是他的乐趣。如果想了解一个人，不要看他在做什么，而要看他乐做什么。知道一个人的职业，我们往往对这个人还是知之甚少，而知道一个人真正的爱好，我们跟他就走近了很多。从这个角度讲，《空谈》的下卷《蛇毛兔角多鸡犬》是全书“最三土”的部分。这部分看起来比较散乱，有关于宗教的、中医的、进化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大都篇幅短小，读来有趣。但其实这些杂乱的短文背后藏着三土对“哲学”的哲学反思，以及他对善好人生的“终极理想”。

对“哲学”的哲学反思试图回答哲学应该研究什么，把哲学跟其他学科区分开来的独特之处是什么，哲学已经或最终会被科学取代吗，哲学研究的方法应该是怎样的，等等。在哲学领域中，这种对哲学本身的哲学探究被称为“元哲学”。三土正在将他的想法写成学术论文，但在本书第三卷中提到了他的核心想法：“哲学问题根本上是规范性层面的问题（normative questions），而非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旨在研究的描述性层面的问题（descriptive questions）。

描述性，有时也称‘实然’，追问的是我们身处的经验世界（包括自然、社会，以及个体的内心世界）之中究竟存在哪些事物、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哪些事件，以及作用于这些事物及事件的因果法则或统计规律；规范性，有时也称‘应然’，追问的则是我们应当相信什么、应当如何行动，以及当我们在思考应当相信什么和如何行动时究竟应当出示怎样的理据和完成怎样的论证。”

《上帝与罪恶问题》、《“大造必有主”吗？》、《简析康德“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等几篇文章都在从不同角度展现“上帝是否存在”这个看似“实然”层面的问题（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为什么其实是一个“规范”层面的问题（当上帝的存在既不能通过经验来证实又不能通过经验来证伪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应该相信上帝的存在？）。这些文章一方面梳理了历史上关于上帝存在的种种证明和反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三土自己的判断：上帝对于解释世间看似精巧的万物或证成道德的约束力都不是必要的，而世上那么多无端的痛苦跟存在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很难兼容。

在《霍金悖论》中，三土剖析不少大科学家不仅是“哲学盲”而且“反哲学”这一现象：它体现的是科学沙文主义。这些科学家们根本的盲点在于看不见“实然”之外，“应然”问题（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应当如何行动）真实存在而且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中枪死亡，精通人体科学的法医可以告诉我们受害者几点中弹，失血多少，伤口如何影响他身体的其他功能，最终如何导致他的死亡。然而再精通科学的法医，也无法通过观察他的死亡而得出“谋杀是一种严重的恶，它剥夺了人的基本生命权”。

人为什么有生命权？其它动物怎么好像没有这样的生命权？生命权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剥夺么？还是说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比如杀掉一个人可以救五十个人，可以剥夺呢？应然层面的问题不仅包括伦理问题（比如怎样的行为、动机、情感才是善好的？怎样的制度、法律才是正义的？），也包括认识论问题（比如在证据有限，或在意见纷繁、相互矛盾等情况下，我们应该相信什么？），还包括形而上学问题（比如胎儿是人吗？它们什么时候成为人的？如果“种族”没有生物学依据，那它究竟存在吗？人类如果不是只有两性，那究竟有多少种性别呢？）。

很多问题跟“上帝存在与否”一样，看似是“实然”层面的问题，其实是“应然”层面的问题。而对于一切应然层面的问题，科学再发达，也不能给出答案；它们的答案只有依靠哲学的反思平衡来靠近。所以，探寻应然问题的答案是哲学独特的领地。只要应然问题持续存在，哲学就不可能被科学取代。

说到底，三土对善好人生的“终极理想”是啥呢？我觉得是一种可以把《空谈》的三个部分贯穿起来的人生态度，即充分利用自己的理性，去认识、尊重彼此的尊严，建设合理的制度，追求科学知识，并在理性的约束下构想科学之外的意义世界。不是啥高大上的东西，是一种朴实又坚定的人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