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纳粹逃兵：我不是英雄，但也不是胆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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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2024-12-19 15:29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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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不是英雄，但我也绝不是胆小鬼。——路德维希·鲍曼二战期间，被俘虏并被判处死刑的纳粹国防军逃兵有3万多人，大大超过了英美两国。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在战斗过程中临阵脱逃，而是因不愿参与种族灭绝的罪行，冒着生命危险做出了抵抗。战争结束后，幸存下来的逃兵长期被斥为懦夫，受到社会的否定，但他们最终成功地揭露了军事法庭的不公正的真相，恢复了名誉。 《希特勒的逃兵》通过最后一名逃兵路德维希·鲍曼的生平故事，讲述了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这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讲述鲍曼的一生如何壮烈，而是社会如何重新认可这些曾经被定罪的人，也探讨了什么是人类的勇气和尊严。《希特勒的逃兵》序言
文 |（日）对马达雄，译 | 陈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军事法庭惩治了许多违反军纪的士兵，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战场逃跑的平民士兵。自古以来，逃兵这个词总是贬义的。即使到了战后，这些士兵也难以融入社会，被看作叛徒和罪犯，既领不到政府的赔偿，也没有养老金。长期以来，二战中的逃兵都是社会的禁忌话题。直到迈入新世纪，他们的境况才开始好转。2002年，这些纳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时代的罪人终于恢复了权利。2009年，也就是战后第六十四年，军事法庭的裁决被全部撤销。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才等来平反？这关系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世人眼里，德国与纳粹统治的过去划清了界限，但德国到底是如何审视这段历史的呢？本书将围绕“最后一个逃兵”路德维希·鲍曼（Ludwig Baumann，1921年12月13日—2018年7月5日）的生平展开，探讨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近代国家一旦实施征兵制，军队就会采用不同于一般社会的司法制度。为了统一管理、保持风纪、提高作战能力，军队会制定军法，设置军事法庭和军事监狱。德国历来重视军事，在德意志帝国成立的第二年，即1872年，出台了广为人知的《德意志帝国军法典》。这部军法涵盖“叛国·战时反叛”“通敌”“擅自离队、逃跑”“抗命”等罪行。其中关于“逃跑”的条例格外详细。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普通士兵应征入伍后，逃跑是非常普遍的违纪行为。其次，逃跑往往被视作脱离军队甚至国家、辜负全体国民的行为。所以，社会逐渐达成了对逃兵的共识，认为他们背叛国家、出卖战友、胆小如鼠。![]()
二战时的情况又如何呢？纳粹德国的军法远比其他国家严酷。德国军事法庭执行的死刑数量远远多于以英美为主的交战国。根据著名军事史学家曼弗雷德·麦瑟史密特的统计，实际数字大致如下：美国一百四十六人（其中一百四十五人杀人、强奸或强奸杀人），英国四十人（其中三十六人杀人、三人携带武器反抗），而德国仅陆军就处死了一万九千六百人。即使和英美一样包含了一般性犯罪，处决数量也依旧大得惊人。我们再来看看逃兵的数量。从1939年9月开战到1945年5月停战，德国国防军中共有三十万人逃跑。其中，十三万人被逮捕，三万五千人被判死刑（实际被处死的约为两万两千至两万四千人）。包括获减刑的逃兵在内，超过十万人被送进惩戒集中营和军事监狱，最终活下来四千人。与此相比，美军有两万一千人逃跑，一百六十二人被判死刑，实际处决一人。事实远不仅此，纳粹军法还设立了“破坏国防力量”这条罪名。依据此项规定，不管在前线还是后方，国防军的司法机关都严厉打击对战争不利的言行。至少有三万人因此被判处重刑甚至死刑。从以上这些数字来看，德国国防军的裁决不合常理。不由得叫人疑惑，纳粹的军事司法官（法官和检察官）为何如此不近人情？此外，德国为什么会出这么多逃兵，数量远超英美？针对这个问题，必须补充一个当时的历史背景。二战东线的苏德战场从一开始就极为惨烈，残害俘虏、虐杀当地无辜百姓的事件层出不穷。不少德国士兵难以忍受这种惨无人道的战争，才决定逃跑。但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逃跑意味着死刑的惩罚。甚至到了战争末期，连家人也会被追究连带责任。由此可见，逃跑需要将生死置之度外。当然，也有人是因为“怕死”才做逃兵。但这也是最真实的人性，绝不能将逃跑和胆小懦弱、逃避战斗划上等号。在此我想强调，对于无所傍身的士兵来说，逃跑还意味着公开抵抗和反对纳粹思想。多数逃兵四处流亡，无处藏身，幸得反纳粹市民收留。还有不少逃兵投身民间反抗组织，和希特勒作斗争。像这样为了各式各样的动机和理由逃跑的士兵，加起来有三十万人。其中十三万人被捕，有人被处死，有人即使得到减刑还是死在了严刑拷打之下，有人牺牲在战争的最前线。最终仅剩四千人生还。![]()
综上，本书将首先通过真实的裁决案例，介绍纳粹军事法庭至今鲜为人知的司法流程。其次，我将着重讲述幸存的逃兵在战后的经历，以及裁决逃兵的军事司法在战后的发展。逃兵是被定过罪的人，即使活下来，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生活困窘，他们的家人也深受其害。但那些军事司法官在战后却全都迎来了复职和晋升，领着退休金，过上了安逸的老年生活。一般司法界也同样支持军事法庭的裁决。在冷战期间，联邦德国政府急于重整军备，启用了战时的军队骨干。在各个联邦州，战死的士兵被供奉，逃兵则成了灾星。老逃兵们只能处处谨小慎微，尽量避开世人的冷眼。1985年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纳粹的军事司法，曝光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详情。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合并。时代的主流逐渐从意识形态的对立转向探究史实。眼看时代正在变化，一直活在绝望中的逃兵们也希望梳理自己的过去，寻得新的出路。他们之中就出了一位想要为自己平反的人物。他就是上文提到的反纳粹逃兵路德维希·鲍曼。![]()
路德维希·鲍曼（2016年10月17日）（本书作者拍摄）1941年2月，十九岁的鲍曼应征入伍，被派到法国的德占区波尔多。第二年，和同乡库尔特逃跑未遂，6月末被判处死刑。幸得恩赦减刑后被派往苏俄战场，库尔特战死，鲍曼身受重伤。鲍曼一度被苏联红军俘获，获释后在1945年12月回到了故乡汉堡。战争结束前，鲍曼遭受了非人的对待。在波尔多军事监狱，他被锁上铁链，关进死囚单独的牢房。之后，惩戒集中营和托尔高军事监狱的严酷也同样令人胆寒。复员后，生活并没有好转，众人的唾骂使鲍曼对人生绝望。他日日沉溺于酒精，而后搬到了不来梅居住。结婚后有了六个孩子，妻子却突然死去，这一次他陷入了家庭瓦解的危机。直到四十九岁，才重新振作起来，找到活着的意义，在困顿中把几个孩子养大成人。六十五岁时，鲍曼决定加入和平运动，这是继承他在托尔高军事监狱服刑时认识的友人上等兵卢卡舍维茨的遗志。1990年10月，在七十岁生日之前，鲍曼成立了“全国纳粹军事司法受害者协会”，立志用余下的人生帮助逃兵以及更多曾获罪的人恢复名誉。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都证明他们的诉求合情合理，复权运动顺利展开。最终在2009年9月，联邦议院一致同意恢复他们的名誉。此时鲍曼已经八十七岁。在这十几年间，鲍曼热心于社会活动，为广大受害者建立纪念碑，同时向青少年讲述自己的经历，呼吁和平。2018年7月5日，鲍曼逝世，享年九十六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希特勒军队的最后一名逃兵”。本书选择鲍曼的人生轨迹为主轴，也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书写的人物。作为一个逃兵，鲍曼尝尽了辛酸苦楚，亲眼见证了纳粹军事司法的残酷。他深知“丧失尊严的人无法活下去” ，所以团结起那些和他一样被社会孤立的人，用复权运动拯救了自己本该绝望透顶的人生。然而，我写作本书并不仅仅是为了叙述鲍曼的一生如何壮烈。历史学家以及相关学者与鲍曼和其他历史见证人长期合作，揭露了纳粹军事司法的真实面貌，最终促使社会认可这些曾被定罪的人，甚至改变了现代德国的历史政策。本书的目的正是为了记录这个世所罕见的成就。定价：58 元
出版时间：2024年12月
内容简介：
逃兵非死不可。——希特勒《我的奋斗》
我当然不是英雄，但我也绝不是胆小鬼。——路德维希·鲍曼
二战期间，被俘虏并被判处死刑的纳粹国防军逃兵有3万多人，大大超过了英美两国。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在战斗过程中临阵脱逃，而是因不愿参与种族灭绝的罪行，冒着生命危险做出了抵抗。战争结束后，幸存下来的逃兵长期被斥为懦夫，受到社会的否定，但他们最终成功地揭露了军事法庭的不公正的真相，恢复了名誉。本书通过最后一名逃兵路德维希·鲍曼的生平故事，讲述了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1941年，19岁的路德维希·鲍曼应征入伍，被分配到驻守于法国的军营。第二年，他与同乡友人库尔特策划逃离军队，不幸失败，被判处死刑，后减刑释放，被再次投入战场。1945从苏军战俘营被释放后回到家乡，却遭到亲朋好友的唾骂，一度消沉，终日酗酒，又遭受妻子去世、家庭破碎的打击，其后终于振作，在贫困中抚养大了子女。受到前狱友的鼓励，他65岁时投入和平运动。70岁时成立了全国纳粹军事司法受害者协会，将为逃兵恢复名誉视为人生目标。在变化的社会舆论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 2009年9月，德国联邦议会以全场一致的投票通过了逃兵名誉恢复决议。此后鲍曼继续从事和平运动，2018年以96岁的高龄去世。
本书以鲍曼一生为轴，以战后德国围绕恢复逃兵名誉之争为主要焦点，揭开了德国现代史中曾被视为“禁忌”的话题，也探讨了什么是人类的勇气和尊严。
对马达雄，1945年生于日本青森县。日本秋田大学名誉教授。专攻德国近代和当代教育史、德国现代史。主要作品包括《抵抗希特勒的人们》（中公新书，2015）、《第斯多惠研究》（创文社，1984）、《纳粹主义、抵抗运动与战后教育：战胜过去的原貌》（昭和堂，2006）、《德国：战胜过去与个体培养》（编著，2011），以及译著《反纳粹与抵抗的教育家：赖希韦恩1898—1944》（Ulrich Amrnk著，1996）。👇👇 戳“阅读原文”·进入“译文纪实”专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