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大鹏×段志强：再黑暗的历史，日子也要过

现代性与崩溃：从罪犯到侦探的魏玛生活图景

《巴比伦怪物》新书分享会节选

嘉宾：陆大鹏、段志强

陆大鹏：我先简单讲一下这本书，书名叫《巴比伦怪物》，这其实是一句引文，大家知道托马斯·曼，就是得诺贝尔奖的德国大作家，写过《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他有一个儿子叫克劳斯·曼，也是一个大作家，虽然没有他爸那么牛，但也算是一个很厉害的作家。克劳斯·曼有一本书里面描写魏玛时期（1918—1933）的柏林，他里面有一句话，说“柏林，我就是巴比伦的怪物”，所以我这个书名是引用了他。有的朋友可能看过德国电视剧《巴比伦柏林》，可能会觉得我是抄袭了它那个题目，但不算是抄袭，算是有所借鉴，确实这本书是受到那个电视剧的启发来写的。

这本书写的就是德国魏玛时期，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当时的警察，尤其是刑警、侦探，他们怎么样破案，他们的刑侦工作怎么开展，他们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创新，以及这些警察面对政治上的大风大浪，比如说革命，帝制没了，建立共和了，警察该怎么办，何去何从，纳粹来了警察该怎么办。我一边讲他们的刑侦工作，另外一边讲他们对政治上的这些大事件的反应，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讲德国的有组织犯罪，就是黑帮。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古惑仔》《无间道》，包括国外的《黑道家族》《浴血黑帮》之类的黑帮题材影视节目。德国的黑帮也是非常厉害的，虽然知名度没有像芝加哥的阿尔·卡彭或者是意大利黑手党、美国纽约新泽西的黑手党那么厉害，但也有很多故事，我第二部分就是写魏玛时期德国的黑帮，他们的组织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怎么样面对纳粹。 

第三部分写的是案例，大概有二三十个犯罪纪实的案例，有的是那种非常变态的连环杀人狂，那种案件完全可以平移到今天的某个国家，大家也不会觉得意外。有的案件跟当时的历史事件有密切的关联，比如有刺杀当时德国国家领导人的案件，还有一些案件放到今天也可能发生，比如说诈骗案，比如我今天马上准备向大家推销一种理财产品，大家多多买我的理财产品，一年以后给大家年化20%、30%甚至50%，大家买不买？这种诈骗案也是有的。

还有一个案件特别有意思，讲的是几个青春期的中学生，他们偷尝禁果，发生了三角恋案情，自杀殉情，这起案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在今天也肯定会上新闻的，这个案件也很有意思。我选了大概二三十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件，或者是跟当时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能够帮助你理解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案件。所以我这本书就是历史+犯罪纪实的书，写警察、黑帮和案件。

段志强：这本书我看到书名以后，我倒没有觉得它是一个怪胎文学，说到“魏玛共和国犯罪鉴证实录”，我一下子想起一件事，我小时候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我看过一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大概就五六集长，就是八九十年代特别流行的那种短剧，讲的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一场绑架案，就是警察怎么来破案，最后抓到了罪犯。

最后的镜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所有的警察站成一排，每个人开了一枪把那个罪犯给打死了，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我当时有想难道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也有法律吗？我们心目当中那是黑暗的旧社会，有人被绑架了竟然也会有人管，而且这里面的警察竟然是个好人，我是第一次看到穿着国民政府相关制服的人以好人的形象出现在荧屏上。我昨天特别努力的想想起来那个剧叫什么，我遍访各大AI，每一个都问了他们一遍，有这么一个电视剧，你知道是什么吗？每个AI给我的答案都是驴头不对马嘴，至今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小小的谜团。

我为什么会说到这个呢？实际上它有点展示我们对历史想象的一个惯常的困境，就是我们对某一个特定时段的历史会有一个整体印象，这个整体印象往往是色彩鲜明的，这是一段黑暗的历史，这是一段辉煌的历史，这是一段历史的垃圾时间，等等。但是我们有点忘了，无论历史怎么样，大家生活还是要过，既然大家的生活还是要过，那么一定有维持生活正常进行的一系列东西在运转，一定会有维持治安的人在维持，一定有供水、供电的人，一定有种地、卖菜的人，一定有各种打扫卫生的人，实际上这个历史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过于注重色彩鲜明的那个部分，而忽略了保证日常生活运行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事。

所以我看到这个书的序言，是讲日常生活如何继续这个主题，我觉得这太对我的胃口了，这就是我个人特别关心也特别想知道的。至于说书里面讲了一些案件的事情，有一些比较奇怪或者比较惊悚的。我不瞒大家说，这个书我看了前1/3和后1/3，前1/3讲警察的，后1/3讲了纳粹政权逐渐建立起来这些警察局和这些警察经历了什么。

《巴比伦柏林》

中间我为什么没看呢？因为我得放在休闲时间去看，都在晚上十点以后，我又住在村里，一到十点以后就黑灯瞎火的，我不敢看。我一开始看了一个，我说不行，我得翻翻后面去，我得看看光明结局，一看纳粹德国来了。说明这个书确确实实具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丰富我们对历史多方面的理解，如果让我把话说得极端一点，就是那个真正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另一方面，他其实挺有趣味性也挺好玩的，挺有阅读价值的，这是我看了这个书的最基础的感受。

日常生活的这个部分我认真看了，包括里面讲警察、刑侦，特别是刑侦技术和制度的建立，这可能是我最感兴趣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太关注政治了。

大的国家权力归属于谁，整天围绕主权打来打去，我们的历史当中充斥着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在这本书里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尽管大家都打来打去的，上面的人不断在变，但是罪案总是得有人管，这个制度好像是相对缓慢的，虽然受到干扰，但是它相对缓慢，相对平稳，甚至人都没变，就是书的主角大胖子神探甘纳特，他一直延续，等于说三朝元老，延续到了不同时代，他一个人和他的同事们丰富完善发展了这套制度。

所以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大鹏书里讲的这段历史也具有世界史意义，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意思是说甘纳特的这套东西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而且后来还被很多人学习，包括书里面提到他建立了犯罪档案，他建立了指纹数据库，这些其实对后面的影响都是特别大的。

我看书还有一个会心之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如果对德国、欧洲历史不是很熟悉的朋友，可能容易觉得有点陌生，就是很难一下子跟它共情起来，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但是好玩的是什么？

他这个时间是1918年到1933年，其实大多数事情发生在1920年代，跟今天正好相差100年，而且这书里头生活的人大多数是1870年代以后出生的，如果我们对这段时间的世界历史熟悉一点的话，不难从当时这段时间的历史当中发现和今天整整100年以后平移过来的某些共振之处。当然，最大的区别，我必须得声明，我们未来的前途是相当光明的，我们不会像德国一样，到30年代以后进入了另外一个历史阶段，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应该能找到很多让我们会心之处的地方。

《巴比伦柏林》

陆大鹏：段老师前面讲日常生活这一段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如果你是专门学德国史或者是研究德国史的话，你会知道，其实关于德国警察史的研究是非常大的一个显学，相关的学术著作非常多，有非常优秀的学术著作，但是大部分都是政治史。

因为警察作为保障国内安全的武装力量，是政治斗争的各派别（共产党、纳粹党）都要争夺的对象。所以大部分研究那个时代德国警察的书都是政治层面的。当时的警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治安警察，是穿制服的，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民警以及武警，所以这个力量对政局是非常重要的，政变者肯定要把这支力量拉到自己的手里面。所以无论是纳粹党也好，还是当时的德共也好，还有其他各种势力都会想方设法渗透治安警察，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就是刑侦警察，不穿制服的便衣、侦探，专门做刑事调查的。这些人对于那些政治家来说不是很重要，因为搞政治的人，比如对希特勒来说，首先要去争取拿枪的武警的力量，他觉得这些侦探可能不是特别重要。

所以大部分写德国警察书的其实是写治安警察的，比较少有人研究当时的刑事警察。刑事警察自己也有对自己的定位，一方面，刑警一般文化程度比治安警察要高，治安警察因为是暴力机器，一般是小学毕业或者可能没有上过学的，甚至可能是文盲；而刑侦工作必然要有比较高的文化程度，当时柏林的探长当中有几十个博士学位拥有者，这是非常厉害的。

那个时候的德国刑警有一点自视甚高，他们觉得自己比那些大老粗的治安警察“高贵”。另一方面，刑警比较“纯洁”，或者刑警认为自己比较“纯洁”，不屑于跟政治扯上关系，从表面上看德国刑警好像是比较干净的，跟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事实上是另外一回事。刑警就极力保持自己这样一种纯粹的技术干部的形象，不愿意过多干涉政治。纳粹和德共对刑警的渗透也比较困难。而纳粹渗透治安警察是比较多的，因为那些人很多是退伍军人，本身具有保守思想，很容易被纳粹争取过去。而刑警管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日常生活，比如说书中有一个案件是在1918年11月革命期间，就是当时德国战败爆发了革命，德皇没了，建立共和了，然后国内发生了大的规模的动荡和内战，在那样乱的情况下，柏林刑事警察还在坚持工作，还在坚持调查一个普通的抢劫杀人案。

在治安警察跟革命群众争夺警察局的武装冲突的过程当中，刑事警察还换了办公室，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做调查，继续执行工作。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出刑警的专业素质或者是忠于职守，另外一方面，这种对于政治的冷漠或者是自认为的中立，却往往导致很多警察后来比较容易被纳粹吸引和争取过去，因为很多警察觉得自己效忠的是一个抽象的国家，他效忠的不是哪个具体的政权，他认为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哪个政党来管理人民跟我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这也不仅仅是警察的现象，当时整个德国官僚系统，整个技术干部系统其实都是这样，所以纳粹后来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整套系统都接收到自己的手里去了。

那些自命清高的刑警最后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我还是继续做我的刑侦工作，打击犯罪分子，保护老百姓，所以他们绝大部分人都是照常上班，可能就是制服上的标志换了一下。整个德国的警察系统是怎么样被纳粹拉拢或者说争取过去的，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段志强：非常有意思，我们从大鹏老师刚才的描述当中可能也能感受到，其实他描绘的看上去只是犯罪和打击犯罪的事情，但是背后是一个更大的现代世界如何形成的故事。他里面讲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很多罪案，包括他书里引用的很多数字，我们会觉得犯罪简直是层出不穷，雨后春笋一样。19世纪几十万人的柏林可能有6000个职业罪犯，他们以犯罪为职业，和20世纪初柏林警察的人数一样多。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犯罪行为？

显然只有在社会发生变化，不一定是下行变化，其实上行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么多犯罪，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很多，比如说谁家突然成了暴发户，别人盯上他了，开了一个什么店，一个邮递员他要负责投递各种汇款，所以被人就盯上，然后把他怎样，更不用说有很多和政府有关的这些贪污、腐败的这种经济案件。

犯罪本身可能也是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表现，特别是关于犯罪的形式和犯罪的密度，从这些当中我们看到一个表面上看上去蓬勃发展的社会的一面。社会在上升时期一定也有另外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打击犯罪的这一面，就是这一套规范，这一套技术建立的过程是更重要的现代社会形成的一部分，因为刚才说的那种蓬勃发展下的黑暗面，他其实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慢慢的也许它就会消散或者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起来的这套体系却会长期延续，这个是我们今天习焉不察的，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社会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不都是这样的吗？其实刑事侦查这一套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也都是这样。但是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变成社会运行的一部分，我们就觉得就是这样啊！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即使我们有时候意识到了这个社会运行体系的建立过程，我们也往往会把它归结为政治原因，这是相当糟糕的一件事情。

比方我们会觉得因为启蒙运动大家讲了很多政治应该如何运行的话，所以现代社会就到了，我们经常会这样讲。但是作为社会运行的那个基础规范那些东西，它当然会和政治有关系，但是我们已经观察的太多了。我们有时候忘了它面临的是业务问题，它要处理业务的，就像我们在办公室上班我们当然天天遇到办公室政治，我们天天要跟上级、下级、同级会有一些关系要处理，但最重要的还是咱们的业务要做好，如果你只去搞政治不就和那些人一样了吗？

我再举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我前天刚从杭州回来，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钱塘江大潮，这是一个很壮观的景观，但是在过去来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灾难，因为对生活在钱塘江边的人来说大潮是咸水，是海水来了，如果扑到农田里面水稻就完蛋了。特别是如果进入江南水网，顺着运河流来流去，造成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历来都有修海塘，就是把大潮挡在外面，我们今天去看这个大潮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站在清朝人修的捍海石塘上面，历代都有修，但是修的最认真的，花钱最多的还是清朝，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四次到海塘那里，他就是要看海塘工程怎么样？好了，他就会说，你看我这个皇帝当得合格吧，我是为人民服务的吧，以我九五之尊我天天跑过来还给你们看，你看之前明朝皇帝就没有我这么好吧，就不会给你们这么多钱吧，他就会用一种政治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

如果我们也用这套眼光来看，我们就会觉得说的好像很有道理，清朝确实花了很多钱，清朝确实是一个执政为民的朝廷。但是你了解了这一套生态系统怎么运行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就是钱塘江的水在一个非常宽的河道里来回摆动，摆动的周期非常长，可能几百年会摆动一下。在清朝之前主要是在南边，对北岸造成的损害相比后来来说相当之小，从明末开始往北摆动，然后对北岸造成的威胁非常之大，这个时候就不得不修，所以水利这是一个业务问题，他面临的是自然社会、自然世界的变化，他当然是处理了，但是政治系统会抓住一切机会把这件事情包装成符合他利益的一个政治事件，这种事情实际上我们在历史当中不知道看到过多少次了。

但是对于真的设计海塘、修海塘、砍石头、挖树，实在不行人就跳进去以生命来换取工程完成的人来说，他们付出的是实实在在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但是他们不在那个政治的层面上去思考问题，没有办法，如果从政治层面去思考问题就完了。

其实我看大鹏写的这套刑侦制度建立的过程，他里面写到柏林警察局里面内部的机构怎么设置，特别里面有一段讲到女警这个机构怎样演变，又因为具体人事的问题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如果有人有意把它包装成政治性的事件，当然有人，后来纳粹就是反复在做这样的事情，把它纳粹化，最要紧的就是政治化，把它用特定的政治语言、政治的利益关系包装起来，但我们拨开这个外壳之后发现这里有一群业务干部。

陆大鹏：警察组织的发展和完善跟现代性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今天看一百年前的德国魏玛时期，会觉得那个时代已经非常摩登了。那个时代当然没有电子产品，没有电脑、手机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今天生活中的东西，他们基本已经有了，比如大家每天坐地铁上班，你看电视剧或者魏玛时期的室内的装饰、家具，跟今天也没有多大区别，甚至做的可能比今天更好看、更有风格。

魏玛时期已经有非常强大的大众传媒，主要是报纸；第二是无线电，因为无线电已经普及了；第三是电影。这三种大众传媒在魏玛德国已经非常普及和兴盛。当时已经有电视，但还没有普及，可能一个酒吧里会有一台电视，一条街上的人都会去看。但媒体主要还是无线电和报纸。所以那个时候的警察有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跟媒体打交道，一方面需要媒体帮忙扩散消息来寻找线索，向人民群众求助；另外一方面，有时候记者跟警察是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有对抗也有合作，所以这本书里面我会专门有一章写当时的庭审记者，就是当时专门跑司法口的记者，他们跟警察、跟罪案的关系，他们的工作跟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两样。

柏林市警察局的一位副局长，就是抓政治思想工作的，他就特别注重公关工作，比如说他会经常亲自在报纸上写文章，向群众介绍警局的工作，培养良好的警民关系，消除民间对警察的误会，教育公众，给大家介绍我们警方的工作是怎么开展的，希望大家帮助警方，还提出一个口号叫“警察是人民的朋友和帮手”。这个口号非常好，但是很遗憾，后来纳粹时期沿用这个口号，就把这个口号给搞臭了。再往后西德的警察就不敢用这个口号了，因为它沾着纳粹的臭气。

前面说到警方非常注重公关工作，一些案件会请报纸帮忙来登悬赏启事或者征求线索，电影院播放电影正片之前会播放一些新闻短片，或者播放征求线索的消息，请求大家协助配合警方调查。还有比方说那个时候会用热气球或者飞机来抛撒传单，向大家介绍一些情况和案情，等等。所以那个时候警察已经非常注意宣传、公关和信息的工作，以及培养良好的警民关系。

这些操作在我们今天应当都是很熟悉的，但魏玛时代已经发展到非常摩登化，他们的生活已经非常现代，非常接近今天。

段志强：刚才大鹏说到媒体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书里面其实也讲到了，包括讲到一些记者甚至还有专门写非虚构的，当然其中有一个人后来自己也被杀掉了。让我想起来什么呢？大家知道清末有几大奇案，之所以能够变成奇案，基本上都有媒体的功劳，其实也不光是媒体，还有写小说的人，编戏剧的人，拍电影的人，这个时候案件一出来马上变成一个新闻题材，同时变成一个文学题材，最终变成一个娱乐题材，大家喜欢看这个东西。

《巴比伦柏林》

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是什么呢？《杨乃武与小白菜》大家都知道，后来就编成戏剧、话剧在上演，报纸上说杨乃武今日去某某剧院看《杨乃武与小白菜》，然后一边看他在一边摇头。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现代社会已经变成这样了。这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对这些案件细节的了解大大超出了之前的时代，比方说我们在看以前的这些案件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根据法律文书，比如说判决书或者口供。

但是大家知道法律文书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法律文书在逻辑上就是先有最后的判决，然后才推倒出前面的情节怎么写，你看所有的法律文书判决书，你发现不了冤假错案，我们说的是前现代时期。所以很多时候是通过自己对情节的了解，他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然后再根据这个事情怎么办来写前面的，他是有所凭借的。所以只看这个我们觉得天下没有什么人被冤枉，只是以他描写的那个过程，那最后他就应该得到这个结果，所以这是一个致命缺陷。

包括我们现在研究历史，研究法治历史，我们对法律文书总是有一种心虚的信任感。比较可贵的案例有时候会是这样的，原来有一个判决，后来有另外的发现或者另外的人加入，然后他推翻了这个判决，这种就给我们一个机会来看原来那个判决书上所写的那些所谓的法律事实有多么的不靠谱，有的时候距离事实真相极远。但是后来因为有了现代媒体出现，当然它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大家的猎奇心理，但起码它有时候会提供一种多元交叉的证据，有时候会采访一下这个人会采访一下那个人，有时候这个报纸说一套东西，那个报纸又说一套东西，可能会是这样。

我看到这个书里头讲了很多案件，这些案件里头大鹏都很细心的有脚注，是根据哪些书里面讲的。他们那些研究这些案件的人是不是依靠这些媒体报道比较多，还是说他们更重视当时的司法档案，或者说有没有充分的档案来研究这个？

陆大鹏：说到资料的问题，我这些二三十个案件大部分是根据报纸的，其中有一些我倒是找到一些更原始的资料，甚至有审讯笔录，但是相关的案件我没有写在这本书里，因为有的案件不太好写，或者不太适合写，或者故事不是特别有意思，我就没写。

德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德国经历了二战，像柏林这种大城市是基本上被轰炸抹平了，所以文献资料的损失非常大。所以我的书大部分是根据当时的报纸。当时有非常成熟的庭审记者或者是司法记者的角色，而且其中有的人文笔非常好，甚至像约瑟夫·罗特这样的著名小说家，他当年穷的时候也当过记者，他在柏林生活的时候就是做记者，跑法庭，类似他这样的还有好几个人。比如有一个叫施莱辛格尔，还有一个人叫戈尔德施泰因，他们写了大量关于当时案件的新闻纪实作品。

这些人，我前面说的施莱辛格尔、戈尔德施泰因，他们的相关的发表文章被后来的人重新整理成书，算是文献集，所以我用的是经过后来人整理的资料。我还用了一个著名律师的回忆录，他叫埃里希·弗赖，是魏玛共和国最有名的刑事辩护律师，一些特别有名的大案件，比如说书中介绍的汉诺威狼人连环杀人案，这个律师有接手。当时黑社会也会请埃里希·弗赖去做辩护，所以他是魏玛时期的风云人物，非常有名。他自己也喜欢搞创作，自己会写东西。但是他是犹太人，所以在1933年纳粹刚上台之后他就跑路了，他后来跑了很多地方，曾经跑到过中国的苏州，在东吴大学曾经短暂地教过一段时间的书，他跟中国也有缘分。

所以我是用了几个记者的资料，用了一个律师的回忆录，有一些案件是出自零星的别的书，比如研究魏玛时期文化或电影的书可能会介绍某个案件。还有一个是刚才段老师提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喜欢看关于凶杀案件的报道、书或者影视，那个时候的人也一样，老百姓也有一种猎奇，出了什么奇案大家都喜欢看，所以那个时候德国出版界就有出版非虚构文学、犯罪纪实的书，甚至请一些大作家来写，比如我前面说的约瑟夫·罗特，还有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德布林就是写《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那个大作家。出版社能够请到第一流的作家来写当时的这些案件，甚至还出了一套书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其中有一个案件，就是前面说到的汉诺威狼人连环杀人案，用的资料就是这样一本在当时案发不久后出版的非虚构书，大概有五六百页，我把它浓缩到大概10页左右。书的作者是特奥多尔·莱辛，是一个哲学家。莱辛当时生活在汉诺威，他是一个法庭记者，对犯罪很感兴趣，所以他跑去法庭上观摩连环杀人案的审讯，他每天去听，然后写文章，发在报纸上，后来他把自己这篇文章集合起来，集成了一本书。在审讯的末期，他对警方提出了很多质疑，质疑警方工作不力，比方说那个凶手其实若干年前就已经跟警方打过照面，警方已经把他抓起来拘留过，但是警方没有继续深挖，警方到他家搜查的时候杀人分尸的尸块就藏在床底下的桶里面，警察没有想到去搜查他的家，所以白白放过了这个线索。所以这个记者就对警方进行了很多批评，结果这么一批评，警方就不准他再去旁听庭审案了。

莱辛本人是哲学家，他对为什么会出现连环杀人案也做了一些哲学上的思考。他提出，连环杀人案是一种大城市病，是现代病。他认为，以前是没有这种心理变态的连环杀人案的。我们先不管他说的正不正确，但是他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思路，他认为大城市因为大量的人口集中在非常狭小的地方，人与人之间接触的密集程度是前现代社会完全没有的，他认为这种卫生条件，包括工业社会对人的大脑影响，让人的大脑变得扭曲变形。莱辛写的书很火，当时就是畅销书。但他是一个犹太人，又写过文章，攻击过当时的纳粹和右派领导人兴登堡，所以后来纳粹把他杀掉了，他是比较早期的被纳粹杀害的进步人士。

还有一个案件我用的资料比较有意思，是巴伐利亚慕尼黑警察局的一个网站上提供的一个PDF文件，那个案件大概在100多年前发生在巴伐利亚农村，一座农场上的一家人被灭门了，大概六七口被全部杀掉了，那个案子至今没有破。差不多100年后警察局作为警员培训的结业考试，就把资料发给几个学员，让他们调查这个案子，给出自己的结论。所以那个报告写的很详细。

我这个故事用的警察局提供的资料。若干个警员最后给出的答案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凶手是同一个人，那个人早就死了，但那个人的后人还在，为了保护他们家的隐私和名誉，警察局没有公开警员们的结论，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这里面写的故事，叫“欣特凯费克灭门案”，大家可以自己猜一猜，觉得其中哪一个人是凶手。所以，我用的资料没有最原始的资料，大部分是根据记者的报道、回忆录。

段志强：但是大多数是这样的，我们对回忆录总是特别警惕，我们上课会引用一句话来跟学生讲，叫“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就是别人都是诳你的，你就先假设他是在骗你，凡是从人嘴里说出来的话我们都得小点心。回忆录，包括日记也是这样，但是每个作者的信誉不一样，有的人我们可以假设他无罪推定，假设他说的都比较靠谱，但是有的人我们必须给他有罪推定，没有别的证据我们就假设他在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