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87年前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五月的忻定盆地一派欣欣向荣，我们沿忻阜高速一路向东，来至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这里相传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也是我国唯一青教与黄教并存的佛教道场，规模宏大，香客众多，具有悠久的历史。不过今天此行的目的不是烧香敬佛，而是为了寻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以及晋察冀边区银行的旧址，就在这五台山下、清水河边。两年前，一位作家朋友给我布置了一篇红色金融的命题作文，只是这个活动当年未及实施，我只做了一些案头准备。这一转眼，就从建国七十周年到了建党一百周年，还受到几年疫情的影响。于是在“时不我待”的冲动下就有了这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身临其境做一番田野调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前线。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进入新阶段。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日军疯狂进逼。战史专家李金明在其《晋察冀军民征战纪实》的开篇就说，“五台山，充满杀机的庙宇。”刚刚经历平型关大捷的115师兵分两路，主力开往晋西南，副师长聂荣臻率领三千子弟兵奉命驻守，史称“五台分兵”，在这里创立了抗战期间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根据地。山脚下的金岗库村就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聂荣臻担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根据地军民坚持武装斗争，不断发展壮大，多次重创敌寇，炮毙阿部规秀中将，使其成为日军战死在中国战场上的最高级别指挥官。日本朝野惊呼，“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毛泽东曾经这样盛赞：“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在五台山大白塔所在的塔院寺，毛泽东周恩来等曾经下榻的小院壁墙上，金色大字镌刻着的分明是我们最熟悉的毛氏书法：“从建立山西的五台山到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最后的胜利。”
此前我曾多次来到五台山，也知道晋察冀司令部就在路边的金岗库村，不过从来没见过路旁有一点点的路标或提示。今天也是这样，靠着导航迟迟疑疑进入村子，几番询问，老乡们众口一词，就在这里，而且说，“今天开着门呢”。我纳闷，莫非平时是不开门的？一个小巷的路口，矗立着“晋察冀边区司令部旧址”的石碑，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巷子的尽头是院门，当地老乡称其为“狼门”，旧时用来防狼的。不大的庭院站着两个年轻女士，其中一位西服正装，便知是导游员或讲解员的角色。另一位便装，一打听才知道，她所在的单位、某文旅集团今天要在这里搞党日活动，她是来打前站的，事先进行过预约。这才明白，难怪门外的老乡要那样说呢，也暗自庆幸，今天来巧了。很快心生感慨，山西是抗战前线，太行、吕梁多地都建有宏大的纪念场馆，且不乏游人，太行山东麓的河北阜平也有气势不凡的晋察冀纪念馆，也许是距离这座旅游胜地太近的缘故，这里居然是这番模样。
据《聂荣臻年谱》载，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石咀村的普济寺成立。为便于统一领导全区部队建设和作战指挥，11月18日进至河北省阜平县。次年3月8日，日军进占阜平县城，聂率党政军机关撤离，向五台方向转移，9日到达金岗库。至10月6日，同样为了应对敌情，率部离开金岗库，9日到石咀，10日到河北的桑园口，28日到蛟潭庄，此后转战平山、阜平、唐县等地，直至抗战胜利。边区银行开立的时间地点有多种说法，《年谱》还说，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阜平县麻棚村正式成立，不久迁至五台县石咀村。
照此计算，司令部在这座院子驻扎尚不足七个月时间，却建成了全国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推进了党政军建设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两进小院，砖木结构，北方民居风格，聂荣臻元帅的塑像矗立正中，目光凝视着这片战斗过的土地。这里陈列着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词：“抗日模范根据地。”有聂荣臻戎装骏马的照片，旁边一行大字，“中流砥柱”。几块展板回顾了根据地建设发展的辉煌历程，展厅里有当年睡过的土炕，作战用的大刀、步枪，珍贵的照片反映出边区银行印刷厂的工作场景，几张边区钞票有伍圆、拾圆、壹佰圆、贰佰圆、伍佰圆和壹仟圆面值，印刷精美，保存完好，是边区金融业发展的真实写照。
养育了祖祖辈辈乡亲的清水河，也是抗战史的一个见证。沿小河向南，与金岗库毗邻的是石咀村，这是晋察冀边区银行最早开始营业的地方。那时的中国，财政金融的形势非常混乱，有国民政府四家银行发行的“法币”、周边各省政府的流通券和各县自制的“土票”，还有敌占区的伪钞。这一情况严重扰乱了根据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到社会安定。
据聂帅回忆，成立边区银行的设想，在1938年初召开的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时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但苦于缺乏资金、印刷设备和技术力量。会议期间，吕正操告诉聂荣臻，他们在安国缴获了当地豪绅和汉奸筹建维持会的三万元资金，分文未动，可以用这笔钱作为银行的基金。他还推荐了原六九一团的军需官关学文负责筹备工作。
关学文是辽宁辽阳人，满族，原为东北军吕正操部的军需官。东北沦陷后，吕部在冀中开展抗日斗争，并归属共产党领导，成为晋察冀军区在河北的一支重要力量。聂帅后来回忆，“吕正操介绍说，关学文很细心，有理财经验，只要解决了印刷设备和技术力量，就可以发行边币。”这个银行是各根据地建立最早的银行，也是唯一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批准设立的银行，并在晋冀、冀中、冀察设立分行。总行之下，还设立有办事处、营业所、兑换所、派出所等机构。
党中央对边区银行的货币政策非常重视，1938年8月毛泽东曾专门发电指示，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纸币，以备同日寇做持久的斗争；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求数量；纸币应有准备金；应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做货币政策之后盾；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将来军费的来源；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的比价。
沿清水河蜿蜒而下，大约十来分钟的车程，就来到了石咀村。普济寺已经赫然在目，这是边区司令部和边区银行的重要据点。里面正在大规模修缮，几番探寻，不见往昔的丝毫踪迹。心有不甘，来至街头寻访，问几位老伯，我的话语里不乏“八路军”、“晋察冀”、“聂荣臻”这样的关键词。历史的跨度已经很大了，老伯们不可能有过亲历，但我想他们从父辈那里，或者童年时候经受的红色教育里，应该听过这样的往事。可是他们的答复也是很简单的三个字：“不知道。”我问一位大嫂，连比划带说，村里谁家门前挂着“革命军属”或是“革命烈属”的牌子，大嫂似乎没能听懂，对我上下打量，反问一句：“你要不要国库券？”
站在村口，盘算着下一步行程。这是当年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战场，聂帅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作家周立波陪同美军观察员赴边区考察的过程，1938年6月出版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2012年再版，我手边恰有一本。周立波说聂荣臻“是一个精明干练而又相当谨慎的年轻的将领”。书中描述日寇扫荡过的村庄，“劫后的东冶头”，“洪子店的劫火余烟”。“抗日高于一切”，就连庙里的和尚也参加了抗日队伍，“他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僧侣们暂时走出了经堂，破除了杀戒，用钢刀来保证‘如来'的爱。”
沿这条浅浅的清水河继续下行，不远处就是门限石村。根据李金明《晋察冀军民征战纪实》所叙，边区银行最早的印刷总局就设在那里，专门负责印刷边币。可想到刚才的遭遇，即便是去了那里，也难以寻到可供观瞻之处。
史料记载，边区银行和印刷总局直属于以宋劭文为主任的边区行政委员会，由行政委员会根据金融形势确定发行量，边币的准备金早期是银元、硬货和法国法郎，但最可靠的准备金还不是这些，而是边区每年出产的粮食、核桃、柿子、鸡鸭肉类等，可谓是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形。边币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以及辽宁西部、内蒙古、山东德州地区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流通，流通人口达3000多万人。
货币斗争是经济斗争的重要方面。旧中国的货币一向是很紊乱的，许多省都有自己的票子，在晋察冀地区更为突出，流通的有察哈尔票、河北票、伪蒙疆票和山西的各种晋票，名目繁多且杂乱无章。经过几个回合的反复较量，最后，以边币的胜利、伪钞和杂钞被挤出边区而告终。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顽固派惧怕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实行“溶共”、“限共”等反动措施。晋察冀边区的反摩擦斗争，开始于1938年。起初，国民党行政院下令取消边区银行，以善于投机著称的阎锡山出尔反尔，转来了撤销边区银行的所谓“命令”。这些，都理所当然地被我们坚决拒绝。
货币斗争是从挤出察哈尔省的票子开始的。抗战之初，该省银行即被日军占有，如果这种票子在边区流通，对我们是很不利的。1939年1月，在察南、雁北地区，最初是把它贬值一半，又规定农民的田赋在限期内可以使用察票，同时发行边币，挤出了察票，稳定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生活，扩大了边币的流通。
河北省钞票的滥发，在抗战之前就出了名。抗战后，河北省票的底板在天津被日军获得，并大肆印发。边区政府这一次采取的办法是“坡度贬值”，就是以边区政府为中心，实行斜坡贬值一直推到敌占区。这样，边区流通的河北省票就回到了敌人那边。
钞票之多、发行之滥，是山西的一大特色。为了排除晋币，边区银行最初采取兑换的方法，以1.1元晋钞兑换1元边币。后来阎锡山滥发大票子，晋钞大幅贬值。到了1940年，边区政府只得宣布停止兑换，不准晋钞在边区流通。
在打击伪钞的过程中，边区政府和边区银行本着不让群众吃亏的原则，在同敌占区相接的地方，设立伪钞兑换所，把群众手里的伪钞按一定比例兑换。兑换来的伪币，由政府贸易部门掌握，在敌占区采购必需品。
就是这样，边区军民在武装斗争和经济领域两条战线同敌伪开展斗争，边币的基础日益巩固，信誉日益提高，保障了经济发展和军需供应。当然，边区银行最可靠的基础还是边区的生产，如边区每年所生产的粮食和各种土特产品。边币的发行是极为慎重的，没有通货膨胀的恶性症状，这是伪币所不可比拟的。边区银行还发放了低息贷款，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度过灾荒，在扶植和发展边区经济、保证军需、支援抗战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形势的发展，边区政府及边区银行转移至河北省阜平县等地开展工作。直到1948年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边币才停止流通使用，边区银行历经十年时间的发展。作为晋察冀边区银行的主要创始者和领导人，关学文奠定了新中国金融业的基础，被誉为“从战火中走出来的金融家”，解放后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的办公厅主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等职务，成为我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的重要传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