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兵是我大学时候的好友，同室居住三年半之久。也就是说，再有大半年时间，我们就要毕业了。
1984年的秋天，只记得，那个时节的雨水特别多。满怀着对新生活的渴望，来自全省各地的新生涌进了山西大学的校园。大学生都是要过集体生活的，而我却被告知，我是一名走读生，各个宿舍里面都没有我的床位。急忙走访了系里负责后勤事务的田老师，这才知道原委，因为今年扩招的代培生特多（请注意，那时就有扩招了），学校容纳不下，只好请本地的同学辛苦一下，走读一年。我急了，跟田老师说，我不是代培生，是正式生，应该安排住宿，我家虽在本地，可住得那么远，走读怎么可能？田老师又说，不光是本地代培生需要走读，本地学生凡家住胜利街以南的都不安排住宿。我赶紧又说，我家恰恰住在胜利街以北，正好墙上挂着一幅城市地图，跟老师理论起来。田老师抬头扫一眼，连忙说是教务处搞错了，我给你想办法吧。
我的宿舍并不在法律系，而是在体育系。走进寝室的时候，几个学生正在忙着整理床铺，宿舍里很昏暗，墙皮简直就是黑颜色的，墙角还挂着蜘蛛网。几个学生基本都是来自外地的代培生，也是被学校临时安排到了这里。后来才知道，这一间宿舍本来是一个老师的厨房，难怪感觉这么差。但庆幸的是，总算是有了立足之地。看到那些走读的同学，每日清晨从全市的各个方向不辞辛苦赶到学校。特别是一个大雪的早晨，公交车走得好慢，老师已经开讲好长时间了，一伙同学这才满身疲惫地走进了教室。
新生的生活安静而有序，我们每天晨练，沿着操场跑圈，因为身处体育系，跟周围的邻居并不熟悉，并没有太多交往，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还有晨读和晨练等等。宿舍里有两个男生都是体育健将，学校足球队的成员，记得一个司职前卫，另一个是右边锋，百米成绩12.6秒。大约是因为距离操场较近的缘故，每次训练完毕，都要把一大兜的皮球拖回到自己宿舍来。每逢比赛之日，我和红兵一定要到操场边为他们加油助威。红兵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严守着父母的教导，烟不抽，酒不沾，有一次拿出照片给我看，是一张全家福。我看了之后暗自感慨，觉得他母亲太苍老了，如果不说，还以为是他的奶奶一辈的长辈呢。
红兵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主要表现在对功课的熟练掌握上，同学几年，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次考试，他的成绩没有一次被“挂”过。每次考试之前，许多同学都是一副如临大敌的紧张态势，自习室内人满为患，红兵却只是在宿舍里轻松地完成复习。他反复说，其实他本来用不着太用功，他是代培生，成绩的好坏跟将来的毕业分配没有太多关系。但即便是这种有所“保留”的态度，也足以保证他以较好的成绩完成学业。他嘴边常挂着一些俏皮话，“何苦？河苦喝井水”，“笨鸡生笨蛋”，反映出他有活跃的思维。古今中外的好多热门话题，也成为我们每日“卧谈会”的重要内容。闲暇时间，俩人常在校园内外散步，有一次决定出去吃饺子，顺着坞城路一直走到了大营盘附近。跟现在的年轻人不同，俩人从没有单独下过饭店，点了一堆饺子结果剩下不少，服务员这时才说，你们点的太多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两年过去，我们成为了大三的学生，宿舍也从体育系回归到了法律系，我仍然跟他同学兼同屋。这次他睡了上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睡他对面的下铺。这时的学生已经跟刚入校时有了不小的变化，不再那样安分守己，言行中增加了不少的愤懑和狂躁。因为左邻右舍都是熟悉的同学，互相不分你我，生活秩序常常显得很乱。有的男生宿舍里，饭缸不再分为你的我的，而是大家的。洗涮用的脸盆，也是哪个方便用哪个。红兵也开始抽烟，有时还喝点酒。我只抽好烟，他说，大同人常抽的“迎宾”“大天鹅”之类。
那年的冬天，他跟几个老同学一起去城里的天主堂过平安夜，大约还承担着“成人之美”的重要使命，很晚才回来，而且是跟来访的老同学合睡了一张床，大约有些疲乏。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食堂打饭去了。我当时尚未起床，就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邻班的一个女生——我至今还记得她的名字，后来在一家法院当了院长——等不到“请进”就推门大嚷起来：“你们班的红兵在食堂晕倒了！”
待我急匆匆穿了衣服跑出去的时候，红兵已经被人送到了附近的校医院，经过简单的处理，情况已经稳定，不久就被同学们掺扶着回到了宿舍。很快就听到消息，跟他中学时候就在一起的同学说，他有癫痫病史！
从此以后，同学们对他更多了一分呵护，但这种涉及个人隐私的事情从来没有当他的面谈起。大约也正是因为隐私暴露的原因，红兵似乎也比过去沉默了许多，眼镜腿子上缠了白色的胶布，那是疾病发作跌倒后留下的痕迹。
那是1987年初冬的一个下午，阳光照耀在宁静的校园，刚刚上课归来的同学回到宿舍，各自在忙各自的事情。我推门进去，看到红兵正独自坐在上铺的边缘整理他的东西，一些饭票之类的个人物品。也就相隔了几分钟的时间，待我再次从对门回来的时候，眼前的一切令我惊呆了，红兵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双手在抽搐，嘴里吐着白沫，刚才还在整理的东西散落一地。我急忙大喊，跟闻讯赶来的同学再一次把他送到校医院。这已经是不到一年时间以来的连续第三次发作。
经过医院的处理，红兵回到宿舍很早就躺下了。我却反复睡不着觉，总感觉心里非常的不塌实，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夜里，红兵起来一次，但没有去厕所，而是直接尿在了脸盆里。从这就可以看出，他的身体严重不适。果然，第二天红兵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起来。我们紧急找到校医院，这里的大夫听了情况，无奈地摇摇头，借给我们一副担架，直奔最近处的武警部队医院。我只记得，那副木制的担架好沉好沉。
武警医院的大夫神情严肃地告诉我们，红兵的大脑受到了重创，需要连夜开颅手术，而且，结果尚难预料，可能成为植物人，等等。大夫听了关于红兵情况的介绍，痛心地说，大学生怎么能这样，又抽烟又喝酒，何况他还是一个病人？
红兵在本地的亲戚来了，远在大同的老父亲也赶来了，红兵却一直昏昏沉沉。应该讲，班上的同学和老师都是尽了力的。当时我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也是被逼无奈黄袍加身），又是跟他同屋三年多的室友，最急迫的心情就是赶快报告学校，一路长跑闯进了校长办公室。后来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应该首先向系里报告，为什么舍近求远直接跑到了校长办公室。
当晚，手术紧张进行中，学校的两位副校长前来探望，系里的领导和班主任完老师以及众多的同学守侯在这里。校长指示，一定要尽全力进行抢救。手术中，班上的四名同学献出了鲜血，每人二百毫升的O型血，也从省人民医院专门聘请了专家进行会诊。抢救的过程被同学写成报导，后来刊登在了省报上。但是，所有的努力全都无济于事，红兵终因脑部伤势过重，再也没有回到他熟悉的校园。我们失去了一个可亲可爱的同学，而他的老父亲，更是失去了唯一的儿子。我们几次下到那个类似地窝子的太平间里看望，红兵静静地躺在那里，鼻孔里塞着一团棉花，就跟睡着了一样。初冬的夜里已经很冷，我们想着，还是再多陪陪他吧。
据大家事后的分析，癫痫发作时他正在上铺，跌落地上致使大脑遭受重创，这是最致命的一击。而且，不规律的集体生活和个人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性，使他连续发作，元气已经大伤。如此聪明伶俐的青年竟然染上这种顽症，也只能归责于上天的不公了。
就在若干年前，当年的法律系同学为纪念毕业二十周年再次欢聚一堂。大屏幕上依次闪现出一张张当年的清涩照片，当然也包括了那张久违了的笑脸。现场出现了短暂的沉寂。一个同学说，要是红兵还在，就凭他那股伶俐劲儿，保不住是我们当中混得最好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