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沿山路向前，映入眼帘的是另一座汉白玉墓碑，墓主人的名字稍稍出人意料，只见上面写的是“郭沫若同志永垂不朽”。几个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驻足观看，他的墓地为什么在这里？
是啊，陈永贵是魂归故里，郭沫若又是为何？
1978年6月中旬，新华社相继发布消息，报导郭沫若的死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同志，因病长期医治无效，于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其葬礼是非常隆重的，叶剑英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称其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消息最后说，“根据郭沫若同志的遗嘱，他的骨灰将撒到大寨的土地上。”
郭沫若是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稍稍熟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鲁郭茅巴老曹”，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整个二十世纪也没有几人。他首先是诗人，在五四运动时期就以新诗创作闻名于世，写下了《女神》、《天狗》、《凤凰涅磐》等著名诗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闯将。但到了后来，至少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听老师们说过“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而我竟然搞不懂究竟是褒还是贬；此时语文课上正在学习郭的著名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此文现在读来仍然倍感酣畅淋漓。原来，“诗多好的少”的说法出自一个爱好者对郭沫若“新诗”的批评，郭老回信也颇有自嘲之感：“老郭并不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作为浪漫主义的诗人，他当然要尽情讴歌大寨红旗，共约五首。1965年冬，73岁高龄的郭沫若冒着朔方的严寒赴山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太原参观大寨事迹展览后欣然赋诗一首，诗云：“大寨人人是愚公，神州争效此雄风。百年基业防涝旱，千米山头待柏松。勤奋力将全国学，虚心赢得普天同。为防自满寻差距，绝不因循步自封。”意犹未尽，次日又由阳泉而至昔阳而至大寨，面对这里贫下中农的万丈豪情，不禁感慨万千，再赋《颂大寨》一首，曰：“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狼窝变良田，凶岁夺大熟。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
郭老在现代文坛的地位不容动摇，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又多有披露，此公在诸多方面饱受病诟。他的一些诗作不光政治色彩过重，而且白话连篇缺乏诗感可言。十年动乱中他的两个儿子死于非命，他所能做的不过是躲在寓所抄写儿子日记本以作纪念，这一抄就抄了八册，至今收藏在北京后海的郭氏故居里。后来又连续创作出两首意思完全相反的《水调歌头》，一方面赞颂“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一方面又抨击“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更是人所共知的“名篇”。
郭老与大寨并没有太深的渊源，只是去过一次，临走时候还说，“等今后有空，一定再来看看”。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死后要把骨灰撒在这里，即便遗嘱中有用骨灰“肥田”的表示，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缘何只选中了这里？于是在举行了高规格的追悼大会之后，他的部分骨灰撒到了虎头山的层层梯田之中，大寨因此多了一道景观。现在北京的郭氏故居里，陈列着当年空军某部派出飞机执行骨灰飞洒任务的调度单。当年的报纸上，还刊载了大寨的贫下中农在虎头山迎侯空军飞机、在地面引导飞行航线的通讯。
一世精明的郭老究竟因何做出此种安排，引得后人不尽的揣测。
1992年11月，郭沫若百年诞辰之际，大寨人为他修建了墓碑，背面镌刻着的正是他的诗作《颂大寨》，墓碑旁边的说明牌介绍了立碑的过程。谈兴正浓的小贾导游介绍：“纪念碑寓意深刻，碑后的白墙象征着白纸，碑座象征砚台，松柏象征毛笔，祝愿郭老在大寨有永远诉不完的心曲，写不完的话题。”
朴实的大寨人，聪明的大寨人，这不正是问题的最好注解？
（四）
把老陈和郭老拿到一处说事，实在不是这篇文章的本意，而纯粹是历史的巧合。从这两人的人生轨迹来看，本来没有交合的可能，不承想死后做了邻居。现在假设，倘或郭老晚死半年，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晚死一到两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世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郭老在天有灵，不知作何感想。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站在后来者的高度，该如何评说曾经的过去？著名学者余秋雨给出的是这样的说法：“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消费，憨厚的大寨人没有怨言，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还有什么其它过日子的方式。”“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轻薄地嘲笑这些天底下最老实、最忠厚的农民。但是，当这个山村突然成了全国朝拜的对象，不远千里而来的参观学习队伍浩浩荡荡地挤满山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在形式主义的大热闹背后去寻找某种层次的蕴含了。”他进一步指出：“大家并不喜欢贫困，却又十分担心富裕。大家花费几十年时间参与过的那场社会革命，是以改变贫困为号召的，改变贫困的革命方法是剥夺富裕，为了说明这种剥夺的合理性，又必须在逻辑上把富裕和罪恶划上等号。结果，既要改变贫困又不敢问津贫困的反面，只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别，以整齐划一的艰苦劳动维持住整齐划一的艰苦生活。”（见余秋雨《抱愧山西》）想当初，大寨人的劳作是异常艰苦的。多年之后，一位领导人参观大寨，仔细察看了老英雄贾进才那双严重变形的手和脚，心痛地感慨，“你们受苦了”。
如今的大寨镇，高速公路已经修到了村口，从太原到这里只需要个把钟头。想当初，朝圣的大军汇聚虎头山下，有资料显示，来此参观学习者超过千万人次。现在又是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陈永贵旧居前总是人头攒动，虎头山已经辟为森林公园对外开放，南来北往的人流汇集于此，这里注定了不是一个凝静的所在，已经六十多年的光景。如今的大寨人不再只是“折腾脚下的泥土”，不再过多地把种地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更有“其它过日子的方式”，多种经营如火如荼。有人说，光是“大寨”这两个字就价值千金。从路边的小店里淘来几本图书，落款是1973年；再看崭新的封皮上熟悉的陈永贵形象，无疑都是后来翻印的。
七月的虎头山上骄阳似火，下山途中仍然可见来自各地的参观车辆。在一个拐弯处会车的时候，对面车子里飘过的是那首再熟悉不过的旋律：“学习大寨赶大寨，大寨红旗遍地开。它是咱公社的好榜样，自力更生改变穷和白……”我不由得踩下了刹车踏板，转回头来，再次端详这片荡漾在落日余晖中的苍茫绿色。
（原载《金融文坛》2017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