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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纯属形而上学讨论,基于福柯部分观点梳理总结了对《盲山》阅后个人视角下的有限理解,仅供参考。
很多看似具有偶然性的案件实际上存在着必然结构,令人感到背后发凉的是人们用哀叹和惋惜掩盖了社会化装置(Dispositif)的本来面貌,以至于我们活在这样带着血腥味的社会装置之中,不仅成为其燃料,也成为其零件,而浑然不知。如果不理解全景敞视监狱,读者就很难直观地感受这种规训的穿透力。而也正是在这种极端的穿透力和监督下,生殖行为才得以源源不断地持续,以供能社会装置的载体,而形式便是通过在资本化社会作为生产价值符号的钱。
而《盲山》中的男性既是这种直观且时而表现出暴力的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的受压迫者,同样也是实施者,在层级中,黄德贵一家中的男性显然处于相对底层,而在被规训的过程中,黄德贵既有主观意识,也被其他操演男性气质的个体(父亲、同辈男性)驱使,在对白雪梅实施暴力以及性侵害的同时完成了自身男性气质的操演,也推进了整个生殖行为,而这也是最容易被观影者发现和觉察的部分,也极容易引发群体性不安全感的存在。不过同样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是这种推进这种建构的两种相辅相成的权力形式。如果仅视为性别群体之间的矛盾,那就忽视了装置中囊括的女性角色——更为隐形的“规劝”一环,而只看到了更为直观的物理意义层面的暴力。让白雪梅受到直接创伤的是黄德贵父子,但是使得这种“创伤”结构得以长期维持的是自愿承担监视责任,确保长期规训的穿透力并实践更隐形的规劝(心理建设)的黄德贵母亲。部分观众可能会猜测她或许也是受害者,只不过因为接受了家庭角色,从而转化成了“盲山”事件中不可缺失的作恶的一环:“没办法的事,我们女人都是这样,嫁谁不是嫁呢,你生了孩子就明白了。”这种婚姻焦虑表象下的本质是生命权力(Bio power)在微观的实践,它与规训权力互为表里,构建出了生与死的秩序,也就是人必须在约定的社会装置中生产、繁殖以扩大某个团体的基础实力,从而保卫自身团体利益或寻求扩张,女性在其中是资产配置,男性同样如此,只不过于秩序中,男性必须操演男性气质,正如女性必须操演女性气质。不过值得留意的是,一夫一妻制异性恋家庭实际上是生命权力与规训权力这一对权力的最小实践单位,也是社会装置的最小载体。而电影一个版本的结尾,白雪梅扬起手中的菜刀这一画面呈现的实则是一种直观的暴力操演解决/隐藏了更具穿透力的使每个个体成为社会装置燃料和构建者的更微观的暴力。而“城里人花钱更多”一句,可被视为一种——活跃在城市,由更隐形的且不再有直观暴力属性而是以“规劝方式”的规训驱动和组织——披着更为现代化的外壳的社会装置存在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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