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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拉·M·吉尔伯特是一位评论家、学者、诗人，她以女性主义视角审视了19世纪的作家，如简·奥斯汀和夏洛特·勃朗特，和苏珊·古巴尔合著了一部女性主义经典作品。——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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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拉·M·吉尔伯特，一位评论家、学者、诗人，以及一部颇具开创性的女性主义批评经典《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的作者之一，于当地时间11月10日在加州伯克利逝世，享年87岁。她的儿子罗杰·吉尔伯特说，她在医院去世，死因是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
“笔是男性生殖器的隐喻吗？”当然，男性作家这么认为。如果是这样，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尔在《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引言中问道，这将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女性该用哪个器官来创作文本？”
两位作者以热情、严谨和幽默文字深入挖掘了长期以来主导文学的男性气质——不是将女性塑造成病态的圣徒，就是疯狂的泼妇，而女性作家则被认为在智力上显得无足轻重——纳撒尼尔·霍桑曾谴责那些“女作家”和“女诗人”，认为她们是“一群该死的涂鸦者”。
她们的突破在于揭示了玛丽·雪莱、简·奥斯汀、夏洛特·勃朗特、艾米莉·狄金森等人如何通过采取独特的叙事策略，来争取文学自主权和抗议压迫性的文学父权制。
勃朗特、奥斯汀等人作品中的疯女人和悍妇是作者自己愤怒和反叛的代理人，吉尔伯特和古巴尔宣称。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也是如此：这怪物正是她自己。
“即使是最保守、最端庄的女性作家也执着于创造极度独立的角色，这些角色寻求摧毁所有父权结构，而这些结构似乎被它们的作者以及她们作品中显得顺从的女主角视为不可避免的存在，”吉尔伯特和古巴尔如此写道，“女性文学中的疯女人不仅仅是，如在男性文学中可能的那样，作为女主角的对手或陪衬。相反，她通常在某种意义上是作者的双重形象，是她自己焦虑和愤怒的具象化意象。”
一经出版，这本书便成了女性主义畅销书，继而被列为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中的经典，其他作品如凯特·米莱特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年）和伊莱恩·肖沃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1977年），后者追溯了艺术传承中潜藏的性别歧视。
“就像声称找到了解锁旧文本中神秘密码的诺斯替异教徒一样，”利·安妮·施赖伯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中写道，“作者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英国文学史中的女性大师们，我们对于她们理解可以说被完全被颠覆了。”
1973年在印第安纳大学的电梯里相遇时，吉尔伯特和古巴尔还是新晋的英文系教授。吉尔伯特是一位已有著作出版的诗人；而古巴尔则刚刚获得了博士学位。她们作为同在中西部漂泊的纽约人由此结下了友谊。
吉尔伯特的专业是20世纪文学，古巴尔的领域则是18世纪，但她们决定教授她们一直喜欢但从未在学校学过的书籍：19世纪和20世纪女性的经典作品。
她们曾考虑将她们的课程称为“楼上楼下”，但最终选择了《阁楼上的疯女人》，以致敬勃朗特的《简·爱》中困扰着主人公的疯女人，也就是罗切斯特的第一任妻子。她们教授这些作品时显现的模式——那些被描绘出来的独特女性想象和文学传统——让她们感到兴奋。
“感觉就像是发现了一个未被标记的国家，”古巴尔在电话中如是说。
几年后，他们接手了《诺顿文选》，这是大学新生的主要教材。随即她们的贡献《诺顿女性文学选集》于1985年出版，这是一项马拉松式的工程，一本跨越七个世纪的2,457页的巨著，评论家称赞它不仅是女性主义的里程碑，也是文学研究的里程碑。
吉尔伯特和古巴尔收录了玛格丽·坎普（Margery Kempe）的作品，她和乔叟处在同一时代，她在生了14个孩子后渴望单身——“婚姻的债务对她来说是如此可恶，以至于她宁愿吃或喝沟里的泥浆和污物，也不愿同意任何肉体的交流”——以及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小说《觉醒》（The Awakening），多萝西·帕克以及当代作家如爱丽丝·沃克和奥德·洛德的选集。
“对女性主义学者来说，”劳拉·夏皮罗（Laura Shapiro）在《新闻周刊》杂志如此写道，“那么多年来，显然学术界宁愿从沟里舀起泥浆和污物，也不愿意将女性作家重新定义为重要文学的典范。”
1986年，《女士》杂志将吉尔伯特和古巴尔评为年度女性。
两位作者将《阁楼上的疯女人》视为女性文学更完整文化史的第一部分。那时，她们还没有涉及到20世纪。不过在三卷本的《无人之地：20世纪女性作家的位置》（No Man’s Land: The Place of the Woman Writ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做到了这一点，该书的最后一卷于1994年出版。《波士顿环球报》的珍妮特·格扎里（Janet Gezari）称它为“那一时期文学作品的有趣伴侣”。
如果你将《无人之地》视为一部作品，那么吉尔伯特女士和古巴尔女士在五十多年里大约创作了近10部重要的学术作品。（她俩是学术界的列侬和麦卡特尼，但没有分开，彼此也没有敌意）这是一项最初通过长途电话和邮件进行的合作，因为吉尔伯特在两年后就离开印第安纳州，加入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英语系。
她们最近合著的一本书，《仍然疯狂：美国女性作家与女性主义想象》（Still Mad: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2021年）是在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输给唐纳德·特朗普之后写的，它囊括了从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和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到艾莉森·贝克德尔（Alison Bechdel）等众多作者。她们在引言中写道：“如果文化已然在改变，为什么我们和我们这么多的朋友仍然疯狂？”
在文中她们还补充道：“也许如果你打破玻璃天花板，你就必须走在碎玻璃上。也许如果你向前一步，你很有可能会跌倒。”
然而，古巴尔说，她们最喜欢的一部合著作品，是《杰作剧院：一部学术通俗剧》（Masterpiece Theatre: An Academic Melodrama）（1995年），这是一部讽刺学术界和文化战争的戏剧。它围绕着一份被盗的文本展开，而一位名叫简·马普尔的英语教授则试图去拯救文本，随即一大群的角色陆续登场——包括威廉·贝内特，罗纳德·里根的教育秘书；罗伯特·布莱，朗诵诗人和作者；以及雅克·德里达，法国解构主义者——他们全部出现在一列名为“欧洲中心主义”快车的火车上。她们经常在会场上表演这出戏。
当下的文化战争很容易被嘲弄，但这部戏的起源可能更加愤世嫉俗，正如吉尔伯特和古巴尔所述，它涉及了一个颇为成功的保守派策略，即转移“公众对社会上弊病的注意力，同时通过将一小群学者视为替罪羊以此来分裂和征服困惑的公众，而这个群体对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什么控制权。”
桑德拉·吉尔伯特原名桑德拉·艾伦·莫托拉（Sandra Ellen Mortola），于1936年12月27日出生于纽约市。她的母亲，安吉拉（卡鲁索）·莫托拉（Angela (Caruso) Mortola），是一名公立学校教师；她的父亲，亚历克西斯·约瑟夫·莫托拉（Alexis Joseph Mortola），则是一名土木工程师。
桑德拉在皇后区的杰克逊高地长大，并在曼哈顿的亨特学院高中就读。她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英国文学学士学位，在那里她遇到了当时的博士生艾略特·吉尔伯特（Elliot Gilbert）；他们于1957年结婚。在德国一年，她的丈夫在军队服役结束后，这对夫妇回到了纽约。在那里，她从纽约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领域都是英国文学。
吉尔伯特女士于2005年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退休，成为杰出的名誉教授。2012年，她和古巴尔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终身成就奖。
“人们忘记了，当她们创作，甚至谈论女性作家有任何共同之处——有自己的故事，并且以任何方式相互联系时，都面对着极大的争议。”女性主义作家卡瑟琳·波利特（Katha Pollitt）在2013年告诉《华盛顿邮报》，“虽然现在看起来是那么显而易见。”
除了有一个儿子，桑德拉·吉尔伯特还有两个女儿，凯瑟琳·吉尔伯特-奥尼尔（Katherine Gilbert-O’Neil）和苏珊娜·吉尔伯特（Susanna Gilbert），以及四个孙子；和她的伴侣，迪克·弗里登（Dick Frieden）。她先前的丈夫吉尔伯特先生于1991年去世，享年60岁。当时他正在进行一次移除癌性前列腺的例行手术。
吉尔伯特曾调查她丈夫的死因，那并非是由于外科医生告诉她的心脏病发作，而是在恢复室出血过多，那是一个简单的血液测试本可以预防的情况。《意外致死：一个医疗悲剧》（Wrongful Death: A Medical Tragedy）（1995年）是她对这一经历的回忆录：当时她试图提起医疗事故诉讼且沉浸在极致的悲伤之中。
“人该如何计算生命的价值？”她写道，“某个陪审团会决定，比如说，他的手值10万美元，他的胡须和他的浓密的黑眉毛值5万美元，他淡褐色的眼睛值7.5万美元吗？”
后来，该案以未公开的金额和解。
此外，吉尔伯特出版了8部诗集。她最近的作品《审判日》（Judgment Day），于2018年出版。《余波》（Aftermath）（2011年）是她生前出版的倒数第二本诗集，主要描绘了悲伤和失落的情感表达——她在吉尔伯特先生之后遇到的人生伴侣，于2008年逝世的数学家大卫·盖尔——并收录一些讽刺诗，涉及自身的衰老，内容包括《植牙十四行诗》（“Tooth Implant Sonnet”）。
“桑德拉在我们的合作中带来了诗歌，”古巴尔如是说，“她从不宣扬，无论是作为评论家还是诗人还是教师还是女性主义者。这根本不是她的性格。相反，她会利用抒情性和对文学的直观反应来表达她那一代人的恐惧和希望。”
来源：NY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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