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雨欣 | 近四十年来国内蜀道石刻研究综述

文摘   2024-10-17 08:48   重庆  

【摘  要】蜀道石刻即蜀道沿线地区的摩崖、碑板等石刻作品,具有很高的历史学、书法学、文献学价值。近四十年来,特别是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兴起之后,蜀道石刻研究成果数量庞大,反映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深化、专精化发展趋势。但是,蜀道石刻研究中还存在对于蜀道石刻内容和价值做单个的、独立的研究较多,综合的、全面的研究较少,各个视角下的研究单独发展,不同学科下的蜀道石刻交叉研究较少,蜀道石刻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相对较少等问题。本文总结回顾了近四十年来蜀道石刻研究成果,并对未来蜀道石刻研究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蜀道;石门石刻;蜀道书法;汉三颂
【作者简介】田雨欣,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长江文明》2024年第2期(总第54辑),第80-86页。如需引用,请查阅原文,注释从略。

蜀道是中国古代关中通往汉中、巴蜀之地各道路的统称,主要有“北四南三”,即沟通汉中地区与关陇地区的故道(陈仓道)、傥骆道、褒斜道、子午道,沟通汉中地区与巴蜀地区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蜀道相关的文化遗产甚多,其中蜀道石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蜀道石刻即蜀道沿线的摩崖、碑板、墓志铭、墨迹石刻,主要有褒谷的“国之瑰宝”——以石门十三品为代表的褒谷石门石刻,故道沿线有《西狭颂》《郙阁颂》石刻,陕西留坝有西晋二十四孔阁石刻,四川境内有剑阁鹤鸣山石刻、广元观音崖石刻、大足石刻等。蜀道石刻以其历史学、书法学、文学价值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大放异彩,蜀道石刻相关研究随着宋代金石学研究兴起,赵明诚《金石录》、欧阳修《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图》、洪适《隶释》皆收录部分蜀道石刻。清初王森文在考察石门之后,著成《石门碑醳》。清同治年间,罗秀书、万方田、徐廷钰等所著《褒谷古迹辑略》为蜀道石刻研究的经典之作。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等著述对于蜀道石刻也有收录。近现代海外研究中,牛丸好一影响较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韩文彬(Robert E. Harrist Jr)著《石刻风景》(The Landscape of Words),有章节论及汉中石门摩崖,全面展示了欧美国家对“石门十三品”的研究成果。近四十年来,国内相关研究改变了民间自发研究的分散状态,开启了更加规范科学的研究的全新时代。现将近四十年来的研究综述如下。
一、资料汇编类的研究

近四十年来,蜀道碑刻文献整理脱离了前代文人士子自发游览搜集的状态,有协作单位和专项资金支持:

(一)以地域为范围的资料汇编类
这类研究汇集本地石刻文献,其中多涉及蜀道碑刻。甘肃段有《甘肃古代石刻艺术》《陇南古代碑铭》《天水金石文献辑录校注》《陇南金石校录》;陕西有《西安碑林全集》《秦岭碑刻经眼录》《陕西碑刻总目提要初编》《南郑碑石校释》《陕西碑刻文献萃编》等单本著作,更有《陕西金石文献汇集》辑录陕西境内的甲骨文、金文、碑碣、墓志、塔铭、经幢、摩崖、地莂铭文等文献资料,其中《咸阳碑石》《安康碑石》《楼观台道教碑石》《汉中碑石》《户县碑刻》《长安碑刻》皆收录了大量的蜀道碑刻;川渝地区有《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白鹤梁题刻文献汇集校注》《白鹤梁题刻:中国长江水下博物馆》《三峡国宝——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等。
(二)以文字内容对石刻文献进行分析的资料汇编类
这类资料汇编代表成果如陕西的《陕西孔庙》《陕西石窟内容总录》《宝鸡道教碑石记》《略阳灵岩寺碑石》,四川的《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巴中石窟》《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巴中石窟内容总录》《四川散见唐宋佛道龛窟内容总录》《墨石藏珍:成都武侯祠现存碑刻》等等。 
 (三)各地出版的文史资料、文物志类
这批材料收录石刻大都较为零散,有《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文物志》。
   (四)考古、田野调查报告类
考古、田野调查报告类通常会刊发最新的碑刻资料,对于补全蜀道碑刻资料大有裨益,《巴中石窟艺术调查简报》《成都温江区“学府尚郡”工地五代及宋代墓葬发掘简报》《四川南江县太子洞遗址调查简报》《四川南江米仓道调查简报》《四川巴中通江白乳溪摩崖造像调查简报》《四川成都琉璃厂五代至明瓷窑遗址发掘简报》皆涉及蜀道碑刻。

二、总体性研究

这类研究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对蜀道石刻整体性研究;二是对蜀道某一类石刻或就石刻某一方面内容的研究。

 (一)蜀道石刻整体性研究

刘庆柱、王子今《中国蜀道·艺文撷英》第四章介绍了重要的蜀道石刻,记录全文,略说所涉人事,不失为良好的基础介绍之作。《蜀道石刻题记》依托“蜀道石刻题记展”,展示了汉中、广元、巴中、达州等蜀道沿线区域的代表性石刻题记拓片150余件,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水准和学术研究价值,对于研究古代四川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风俗、移民、家族等地方史都是极为宝贵的资料。陶喻之《流动的金石:多维的蜀道摩崖》从蜀道金石的军事史价值、艺术学价值、环境史价值、金石学者研究四个方面研究蜀道碑刻,考证诸葛亮《远涉帖》这一冷门蜀道碑帖的书写时间,认为应为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与赵云、邓芝分头率兵北伐之时,并肯定了《陇南金石题壁萃编》作者蔡副全的蜀道金石搜集整理研究之功。

 (二)对蜀道某一类石刻或就石刻的某一方面内容的研究

此类研究中,石门石刻、白鹤梁题刻受到学界大量关注:

石门石刻研究中,郭荣章的《石门摩崖刻石研究——〈石门十三品〉专辑》《石门石刻大全》,冯岁平《石门:汉中文化遗产研究》《蜀道宝藏:中国石门摩崖石刻》,上述著作主要研究历代记载石门石刻的相关文献、石门石刻学者及石刻的研究与鉴赏问题,重点为对摩崖石刻所涉及人物、年代版本流传的考释。梁少膺《访汉中刻石——关于对汉代褒斜道交通及其摩崖书丹、镌刻和书体的考察》论述了《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与前后代书体的演进关系及摩崖碑刻因山石不平而产生的种种意趣。马强、马楚婕在《地方石刻文献的科学史价值及其他——关于白鹤梁与褒谷石刻中宋人题记的比较分析》中,强调了《山河堰落成记》等石刻记录宋代疏浚工程石刻的科学史价值、褒谷石门石刻与白鹤梁石刻所反映的历史地理价值与宋代普通士大夫书风流变。陈思在《石门汉魏石刻书法地位在宋清两代差异摭谈》中指出,宋人更多关注石门书法的金石学、考据学价值,而清人更重视石门书法的艺术价值,并分析了清人重视石门石刻书法艺术价值的原因,赞扬了清代碑学家对于篆隶浑厚笔法的继承与发扬。《从审美视角论石门废墟的独特价值》独辟蹊径,分析了石门废墟“物质性”审美及其与西方“物质性”审美的差异。

白鹤梁题刻研究中,曾超考证白鹤梁题刻中所涉及人物及其家族生平事迹,为后续具体内容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此外他还关注白鹤梁石刻的记载、收录与整理研究,其著作中的学术史回顾,内容翔实。《白鹤梁题刻史料辑录》回顾了白鹤梁题刻研究历史,提出了白鹤梁水文题刻的石鱼标识不早于唐、已消失的“称斗”石刻为唐大顺元年镌刻、南宋题刻反映了中原人士流入四川地区等观点,指出了原先根据白鹤梁水文题刻推算的历史枯水位的错误。《白鹤梁题刻求索集》收录了 20篇各领域专家学者关于白鹤梁的研究论文,内容主要有白鹤梁题刻相关人、物、地考释,白鹤梁作为水文史料的价值,白鹤梁文物保护等问题,涉及地理、历史、水文、科技等多个领域,是良好的求索集。

此外,其他蜀道碑刻仍受到学界重视。蔡副全《南宋隶书的觉醒——以陇南、陕南遗存的刻石隶书为例》指出南宋陇南、陕南地区的刻石隶书跨越唐及魏晋而直接师法“汉三颂”及当地摩崖汉刻。

三、专门性研究
 (一)单就某一石刻的研究
胡祥庆《读〈西狭颂〉辨证》考辨了《西狭颂》位于西狭青龙头、《西狭颂》与《天井道碑》为两碑等问题。宋涛认为南宋《仙人龛摩崖》艺术风格颇有《西狭颂》韵味,将二者对比分析 ,重视时空联动。刘洁的《论〈郙阁颂〉书法的地域性认为由于地域原因,《郙阁颂》兼具氐族拙放之美与汉文化影响之下的规整之美。马强《论〈郙阁颂〉在宋代的流传与认知》指出了在金石学兴起的宋代,宋人重视汉碑,《郙阁颂》因此逐渐进入文人研究视野,指出宋人对《郙阁颂》认知成就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是首次在金石学著作中对《郙阁颂》做了著录;二是经过几代学者的研读,逐渐确认了《郙阁颂》形成的背景、当事人、书手、形成的确切年代、相关地名、典故等基本问题,尤其澄清了《郙阁颂》所歌颂的主人公李翕与《西狭颂》《郙阁颂》的双重关系;三是对《郙阁颂》中出现的疑难用语、地名、掌故进行了初步辨析。孙启祥考证,在宋代“颂”“铭”通常混用,因此郑樵、顾炎武等人所见为无额题之拓片,遂名之曰《郙阁铭》。虞晓勇认为《石门颂》的字体特征是与典型隶书比较接近的八分书,也保留了一些通俗隶书的特征——突出劲直舒展的长笔道,笔画交接处自然搭接。
 (二)对相关人物、事件的研究
舟子通过《羊祉墓志》及其他相关史料考证羊祉为山东郡梁父县人,其生卒年即公元457 年至 516 年,进而可知羊祉在奏请重开褒斜时应为北魏正始四年(507),时年五十岁。“羊祉在泰山郡梁父县卢乡□里之徂徕山左”,即今新泰宫里镇城前村也。辛德勇考证堂光道应该就是傥骆道的前身,取线与傥骆道略有不同,即堂光道在秦岭北坡走围谷(韦谷,即今泥河),傥骆道走骆(洛)谷(即今西骆峪),并将有据可依的傥骆道开通时间上限定在西汉平帝元五年(5)十二月以后,下限定在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复设武功县以前。郭荣章考证《石门颂》中“凡此四道,阂隔尤艰”的“四道”应为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傥骆道。冯岁平《〈石门颂〉四道考》考证《石门颂》中“凡此四道,阂隔尤艰”的“四道”应为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堂光道,堂光道在傥骆道南谷口,有两山相对,一名傥山,一名光山。就“更随围谷,复通堂光”而言,堂、光所指应在围谷之南,故以傥山、光山而得名堂光颇近情理,最终确定堂光道是傥骆道前身。陶喻之《汉魏蜀道石刻史料研究》考证李翕生平,认为李翕恩施郡西之民,实至名归。王子今《“汉三颂”交通工程技术史料丛说》认为“汉三颂”的“格”即“阁”,“栈阁”“栈道”“阁道”形同名异,“高格”“高阁”“桥阁”皆是高处一头入山腹,另一头立柱于水中的栈道,“石”很可能是指将石材累叠起来修筑的路段。孙启祥研究考证《石门铭》铭文中所谓“汉中献地”实则加剧了当地人民的苦难;“自回车已南开创旧路”指修复褒斜道非开辟“回车道”;筹等张蔡”的“张蔡”指张衡、蔡邕而非张衡、蔡伦;“开斜谷旧道”的实际主持者为左校令贾三德而非梁州刺史羊祉,羊祉为酷吏非“良牧”,贾哲系贾三德之名非敬称。冯岁平分析了《石门铭》刊刻之中存在的纠正错误、修改完善、书刻脱节和前后重叠等四类现象。丁宏武、任明《东汉汉阳陇县摩崖石刻〈河峪颂〉文本考释》考证建造者赵亿为东汉汉阳陇县人,认为《河峪颂》为确定东汉汉阳陇县及“陇坻大坂道”的位置提供了文物佐证 。梁少膺《〈西狭颂〉研究四题》据图案名称字样断定《黽池五瑞图题跋》的题目为仇靖书。周郢《〈郙阁颂〉重刻者田克仁新考》考证南宋翻刻《郙阁颂》者田克仁祖籍临沂,后徙扬州,嘉定元年(1208)进士,历官松溪县主簿,中博学宏辞科,任监车辂院,多次参与了宋廷贡举。崔与之镇蜀时,克仁应征入幕。后知沔州,勤政爱民,治郡有方。孙启祥考证《郙阁颂》中称仇审为“衡官掾”,即仇审的衡官属吏身份或因修路架桥而临时设置,或系对类似官名的习惯称呼。

四、研究展望

近四十年来蜀道石刻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也有些许不足,笔者总结展望如下:

 (一)研究趋势和成果

从研究趋势看,以石证史、以史考史的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最先盛行,随着蜀道石刻的进一步发现与整理,研究也逐渐加深。蜀道石刻中涉及人物如李翕、王升、杨孟文、仇靖等其生平事迹逐渐明晰。蜀道石刻的版本、传播问题的考辨伴随了近四十年来的以上研究之始终。21世纪以来,专家学者对蜀道石刻的研究更多集中于书法学上,无论是书法美学角度还是书法史论角度的研究都大放异彩。在书法史论方面,专家学者以石刻产生的时代背景解释石刻独特的艺术价值,深刻剖析石刻艺术风格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的联系。从研究成果看,褒谷石门石刻、涪陵白鹤梁题刻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而陕西留坝的西晋二十四孔阁石刻、剑阁鹤鸣山石刻受到学界关注较少,研究成果较少。

 (二)研究视角和方法角度

目前历史学范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石刻内容考辨、历史地理学等方面,以资料的考证、补证为主;书法学范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书法美学及书法史论方面。上述研究数量庞大,但总体而言只是量的积累,一定程度上缺少质的突破,缺少对研究方法的总结归纳和提升创新。

 (三)研究机构和资源获得
建立蜀道石刻资料系统、研究机构,培养专精蜀道石刻研究人才。鉴于蜀道石刻数量的繁多和实地考察的困难,学界可尝试建设蜀道石刻电子数据库,整合前人相关研究资源,方便学者更好利用蜀道石刻进行深入系统的各种研究。应该创建蜀道石刻研究组织,定期召开主题学术会议,为专家学者交流学习提供便利。
END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编辑 | 黄玲

编审 | 宋亮

审核 | 马剑

西南史地研究
本号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暨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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