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近代四川地方志中的井泉水质记载
资料来源：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光绪《增修灌县志》、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光绪《蒲江县志》、民国《邛崃县志》、道光《龙安府志》、光绪《新修潼川府志》、民国《绵阳县志》、光绪《江油县志》、民国《中江县志》、同治《彰明县志》、同治《德阳县志》、光绪《德阳县志续编》、同治《内江县志》、民国《安县志》、道光《安岳县志》、咸丰《资阳县志》、民国《简阳县志》、同治《富顺县志》、民国《兴文县志》、民国《续修筠连县志》、民国《眉山县志》、同治《仁寿县志》、民国《犍为县志》、光绪《大足县志》、光绪《铜梁县志》、光绪《荣昌县志》、光绪《秀山县志》、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光绪《彭水县志》、民国《重修南川县志》、道光《夔州府志》、同治《增修万县志》、道光《城口厅志》、光绪《大宁县志》、咸丰《云阳县志》、民国《阆中县志》、道光《南部县志》、光绪《西充县志》、同治《营山县志》、光绪《广安州志》、同治《新宁县志》、民国《大竹县志》、道光《巴州志》、同治《渠县志》、道光《通江县志》、民国《雅安县志》、民国《西昌县志》、咸丰《冕宁县志》、道光《茂州志》、光绪《打箭厅志》等。
表2 1933年重庆市日本租界机会所水井化验结果
表3 1935-2936年重庆井水化验之平均数
该文中有井水检验的补充说明，称井水中“细菌总数虽较少”，但“均被地面之水混合污染”，故井水中“均有大肠菌”，且“常有绿脓杆菌发现”。除多含致病细菌外，井水的硬度也很高，“溶解其中之钙盐、硝酸盐及硫酸盐等均甚多”，不仅不能供饮水之用，因“对于肥皂易生沉淀”，就连“洗衣亦觉欠佳”。此外，王良还概述“川省山地均系石层，地下之水，溶解矿物不少，硬度必甚大，取作饮料，颇不相宜。” 由此亦可见重庆井泉之不宜饮用。
民国时，重庆市警察局所作的水井调查报告亦是考察重庆井水水质的重要资料。1943年时，重庆市警察局消防警察总队第一常备大队第四队对辖区内的66口水井作了调查，其中清洁之井仅12口，不洁之井有52口，无水之井有2口，可供食用之井仅4口，洗衣物用之井为60口。同年，重庆市警察局消防警察总队第三队亦对辖区内的79口水井作了调查，其中可供食用之井仅1口，为污水只能防火烛的井有14口，洗衣物用之井为64口。除前引两条档案外，笔者查阅到的其它水井调查报告亦是如此，可食用之井与清洁之井仅为少数，而不洁之井与洗衣物用之井占绝大多数。所以，从重庆市警察局所作的水井调查报告来看，重庆井水水质亦是普遍欠洁。
若囿于“选精”与“集萃”，以二元对立关系去理解水质记载的文本书写差异，档案、报刊、游记等资料远比地方志中的水质记载丰富，且这些资料中的水质化验、调查数据等比地方志中的感观描述更为可靠与科学，在这样的情况下，不难得出近代四川城市井泉水质“多数欠洁”的结论，而将地方志所载井泉普遍“甘美”归为记载疏漏与文献体裁所限。虽然地方志中确实存在记载疏漏的情况，多是选择性记载城内儿处重要开泵的水质状况，如道光时江安县城的“六十一眼”井中仅有芹香井、官井、天生井见载，但地方志与档案、报刊、游记等资料所载如此抵悟，并非简单因记载疏漏与文献体裁所限，而是由于井泉水质的认知方式与观念差异。
在传统中国，古人在长期的用水实践中，积累了相当程度的鉴别水质的知识，反映在不同时期的茶书、饮食及医药等典籍中。正如胡英泽所言，中国古人对水质的经验总结，“实质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各个阶层的身体实践与心理体验，它是视觉、口感、心理多重感受的综合。” 在传统的经验总结中，水质书写虽然突出反映在视觉上的“清澈”“浑浊”和口感上的“甘美”“咸苦”等各方面，不及科学视阈下系统的水质化验与调查数据，但亦能从感观层面一定程度反映水质的物理与化学特性。所以，近代四川的地方志虽仅是选择性记载几处重要井泉，且普遍反映井泉水质甘美，只有少数记载称井泉水质欠佳，然绝非是对城市生活中的水质欠洁现象缺乏观察与认识。
实际上，从胡英泽、周春燕对明清时期北方地区井水“咸苦”的已有研究来看，地方志记载中的“咸苦”实际上与北方地区地下水浊度高、碱度大、含氟量高的水文地质情况具有极强的“同一性”。相较于北方地区，四川省地表江河水资源丰富，浅层地下水补给来源丰富，物理性质及化学性质较好，绝大部分为无色、无味、透明的重碳酸性低矿化淡水，仅有局部地区受岩性影响，导致地下水中某些微量元素超过或过低。由此可见，近代四川地方志中所载井泉普遍“甘美”亦与浅层地下水状况保持一致。而地方志记载的少数井泉水质欠佳的城市，亦与下垫面的水文地质条件相关。如同治《重修成都县志》言成都“地泉咸苦”，以及1946年8月的《成都市饮料来源水质化验比较表》中所反映的井水碱度、硬度较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成都平原地下水的化学成份中铁、锰离子含量偏高。同治《渠县志》载渠县“城中井咸不可烹，数千家炊爨皆仰汲于河” ，便是由于渠县下垫面为沙、泥岩互层，地下水补给为就地补给、就地排泄的雨水型，导致淡咸水界面普遍存在。是以，地方志中多载井泉水质“甘美”，并非文献错漏，而是在传统经验总结的基础上衍生的认知取向，即偏向于反映井泉水质“原生”的水文地质状况。
在厘清地方志所载井泉水质的基础上，便不难以理解何以档案、报刊、游记等资料中多数井泉呈现为“水秽”的面貌。相较于前者偏向于“原生”，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了井泉水质的“次生”状况。“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卫生观念与机制的引入和实践，清洁问题不仅日渐受到关注，而且还被视为关涉民族兴亡的‘国之大政’。” 在“科学”与“卫生”的标准与规范下，近代四川城市多数井泉呈现为“水秽”的原因，除前述地方志及水质化验等资料所揭示的水文地质条件外，还集中表现在“次生”的污染，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水井构造不良。成都井水水质欠洁，除地下水的化学成份中铁、锰离子含量偏高外，还源于水井“多构造不良，污染极易”。成都的水井多浅，“井深平均不过三、四公尺” ，“井浅水秽”的现象普遍存在。水井的建筑方式“多属古旧” ，“水井多无井台，致污水侵入且汲水时流溢四处”。高文明便称城内公井“井盖大半是破烂的，并且有些井口比四周的地面还低些，所有的污水，都随时流回井中，这些污水含着各种病菌，人再喝了从这井中汲出的水，便会把各种病带进家中。每逢下大雨的时候，更会将街道上各种的污物、病菌冲流到井中。” 1941年6月，四川省卫生实验处防疫队调查的成都外东区101口水井，亦多构造不良，其中有91口井深不足8公尺，53口无井裙，71口无井台，73口无挑水沟。
川省其他城市，因水井构造不良，导致井泉被污染的记载亦不少见。重庆歌乐山郊区各镇，因抗战军兴，“户口众伙，而水井甚少”。各镇“仅有之水井侧畔，常有争水之象”，且各井“因建筑简陋，竟成污水之塘，违背饮料卫生”，并为“传染细菌之寄生场所，为害尤大。” 弹子石与观音桥的两处平民住宅水井亦是“井口与地平行，面积大，无栏杆，污水易于流入”；前引璧山城区水井易受“污染之渗透”，导致井水内“常有各种病菌存在”，亦是因水井“建筑不合”。
二是水井地理位置差。水井临近厕所、阴沟等地，亦是井水易被污染的因素之一。成都的公私水井多在公馆与住宅院坝内，仅有少数位于偏僻街巷中，“多有与厕所、阴沟接近者。” 而市内的粪坑、便池等多为砖石或三合土修砌，极易渗漏，进而“污染水源。” 1943年，张恨水便称成都的私井“与毛坑相隔很近”，存在“流入井中的可能”。
重庆的歌乐山中央医院附近有公用水井3口，“污浊不堪，曾经验明该井水含有霍乱弧菌，与霍乱之流行至有关系。”后据查勘，其中1口“由平地开凿，深约二丈，井口高地面三尺，并置有木盖，以防污物”，而另外2口水井地理位置不佳，“均位于水田边，如遇天雨，污水可侵入。” 南岸玄坛庙仁济医院附近亦有水井1口，“附近居民多往汲饮”，但自仁济医院在该井侧开辟菜园后，“因肥料关系以致井水变味。”
1940年时，灌县城内有井27口，但其中可用之井仅3口，需改善者20口，应封闭者4口。此应封闭的4口井，便是因“水质不佳，有色味，近厕所”；酉阳县城在民国时“基本无排污设施，污水、粪水严重污染井水”。知名的雅浦泉为河街居民所仰汲 ，然该井临近酉阳河，仅比河床略高，“河水一涨，浑水濯入，街头污水亦往下流，污染严重”；北碚管理局司法处大门右侧有饮水井1口，为附近居民所资饮，然附近房主舒承椿在井边建有厕所，不仅有违公共卫生且影响水质。
三是生产、生活产生的垃圾、污水污染。居民缺乏卫生意识，生产、生活产生的垃圾与污水更是污染井泉的常见现象，简举数例。清末时，成都“城中之井水，味咸而恶”，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井边淘菜洗衣者太多也”。1933年时，成都各街公井运水之处“淘菜、洗衣之妇女成群，甚有东北区外汲水地点更属污秽不堪，上倒渣滓，刷洗猪头、小肠、便桶，淘菜、洗衣，下运饮料。” 及至1942年，该类事件仍属常态，由此，成都市政府卫生事务所强调“可供饮用之井，本所当限期一律制盖并条告禁止在井周倾倒垃圾、污水及浣衣、濯菜”。
在重庆，多有居民在井边沐浴，甚至于洗涤疮痢者。1941年8月13日，重庆放牛巷苏格兰圣经会教士冯德烈（H.D.Findlay）写信给重庆市长吴国桢，称圣经会附近水井“因多人沐浴及洗涤疮痢”，故“井水甚为污浊”。冯德烈还在“附近水井亲见一人洗其腿上花柳病疮”，并称“此种井水，虽经煮沸，亦不堪用。似此情形，政府若不采断然措置，势将发生危剧之虎烈拉等症。”
由此得见，虽然地方志中普遍记载井泉“甘美”，而档案、报刊、游记等资料中多载井泉“水秽”，但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此种文本书写的差异，正是国人水质认知方式转变的体现。可以说，二者从不同的侧面，皆真实地反映了四川城市井泉水质的部分特征。前者基于传统的经验总结生成，从感观描述层面反映了井泉水质“原生”的水文地质状况；后者则是在“科学”与“卫生”的标准与规范下，从感观描述与科学认知两个层面，在“原生”的基础上，突出反映了井泉水质“次生”的水质污染状况。二者相结合，亦不难得知近代四川城市的井泉水质状况，即部分井泉囿于水文地质条件，自然水质较差，而多数井泉的自然水质状况较为良好。但在水井构造不良、水井地理位置差及生产、生活产生的垃圾、污水等因素的影响下，仅有部分井泉的水质较为良好，而多数井泉则水质欠洁。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编辑 | 何开雨
编审 | 宋亮
审核 | 马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