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田野考察中的辨“虚”与务“实”——读《史学田野考察方法》
徐艳波，男，1990年生，河北邯郸人，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灾害史、环境史、灾害文化。【全文刊载于《中国人文田野》第10辑，成都：巴蜀书社，2022年，第222-228页，注释从略】蓝勇先生的大作《史学田野考察方法》一经出版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长期从事田野考察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的学者。《史学田野考察方法》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主体部分内容为阐述史学田野考察的功用、机理，预案，对象、形式与分类，路径与实施以及史学田野考察与研究视野的调适等五章，附录部分主要为蓝先生团队田野考察的实践案例。这本著作中提出的大量理论、方法等学术思想并不是蓝先生近几年才提炼而成的，而是囊括了其从1981年开始田野考察至今40余年的史学研究与史学田野考察经历与思考。蓝先生学术方向较为广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学、西南地方史、环境史、技术史以及图像史等，但“形散神不散”，多年来研究成果又能够“多规合一”且形成体系并凝结于此书之中。故而，此书是蓝先生多年实践、考察与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是学术生涯的又一辉煌结晶。关于史学田野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蓝勇先生的著作并不是最早出版的，但却是内容更为全面、理论更为精湛、案例最为丰富以及视野更为深邃的著作。蓝先生的《史学田野考察方法》与其他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史学田野的定性、理论构建以及学科建设上。在主题定性上，将史学田野定性为考察而并非是调查。蓝先生认为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基本的研究方法，其田野工作时间长，研究区域范围一般较小，研究对象主要为人与人类社会，也就决定其研究内容多为区域社会文化与生活，将其工作称之为“调查”则更为贴切。史学田野不同，由于其研究时间跨度较长、区域更为广泛，其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人与人类生活，也包括人文遗迹与自然景观，故用“考察”更为合理。在理论构建上，蓝先生《史学田野考察方法》撰写重点不仅包括详细阐述田野前准备工作、田野中实践方法、田野后资料整理以及田野获取的各种文献与口述的分析，也包括史学田野考中一些实用性、前沿性与指导性的理论。蓝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史学理论家，在田野考察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概念、理念以及理论等，诸如“人地时空学”“结构性贫困”“文本化式弱”“文本精度弱”“干涉限度差异”“图像史料运用理论”“地理认知易位”“虚拟空间认知”“田野三视阈”“文化的历史”“科学的历史”等等，常使后来者仰首相观，望尘莫及。在学科建设上，蓝先生致力于构建出一个整体的历史学田野考察方法体系，并为形成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历史学本土话语体系建设进行着不断的尝试与努力。
历史记载与口述并非完全是客观存在，由于主观性存在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出一段虚化的历史。陈春生先生就曾论道：“在调查中，研究者必须保持一种自觉，即他们在‘口述资料’中发现的历史不会比官修的史书更接近‘事实真相’，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但在那样的场景之中，常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如何被现在创造出来，理解同样也是作为‘历史记忆’资料的史书，其真正的意义所在及其各种可能的‘转换’。”对于文献记载或口述的记忆误差，蓝先生在书中指出多是由历史事件背景相似相近、地理与名物的知识缺失、地方尚名的文化诉求以及个人与政府的政治诉求等原因所造成，并将这种虚化并不存在的历史称之为“文化的历史”。作为文化的历史又往往会通过喜剧小说、景观附会以及口述传说等形式扩散，甚至也会被误认为是真实客观存在的科学历史，并对社会文化发展产生广泛影响，尤其是在中国传统乡土历史重构中起着重要支撑作用。对于历史事件考证，王国维提倡纸上材料与地下考古发现的地下新材料进行相互印证，但对于古籍所记载每一次事件的考证不可能时常性地掘地三尺以探寻遗物、遗迹，甚至有时并无实体物质遗存，但通过史学田野考察对文献进行“对读”与“互证”，也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蓝先生从自身多年田野考察经验中总结出通过田野对历史地理传统文献校正的途径。在《史学田野考察方法》一书中，蓝先生指出历史地理文献的“虚”主要是指里程计算的感性、方位指向的模糊性、方位坐标的僵化以及简脱衍串（简化、脱漏、多衍、串文），是由中国古代测量技术、交通通信以及版本文献局限等客观条件约束、古人对地理空间虚拟认知等多种因素导致。而对于文献校对，则可以通过田野考察来获取乡土历史记忆，观察实地山川形势和发掘地上地下文物胜迹，简称为田野考察的三视阈，即记忆、形势与文物，进行相互校正，也可以补充历史文献所没有记载的历史事实。由于历史文献不足，田野中的口述访谈是填补这一缺憾且行之有效的捷径，但口述主观性成分更大，其中的“虚”述，更需甄别。口述是历史传承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缺乏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地区与民间，其“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对客观历史的一种或真、或假、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的反映；也可以理解为个人或群体的一种不能在真假意义上判定其价值的历史记忆，是多元历史表达中的一种”。田野中获取较多的资料便是口述资料，但口述受到职业、性别、年龄以及所处社会文化大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口述内容便会失真，但失真程度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差异。蓝先生认为年代较为久远的古史口述最难精准，历史传承失真相对较少的近史口述相对准确，口述时间最近的现当代自然更为接近真实。为降低口述史料的不实，蓝先生建议展开集体口述方式，以便交谈中进行初次修补与校正。但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口述访谈，一旦采访者将其写入文本后，便可能成为文本历史史料，其可信度无意中便得到增强。为防止误读，蓝先生也建议在记录口述内容时一定要加上“据某某说”“据某某称”等话语，以强调其来源应加强考证。史学田野考察中采访对象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获取信息的量与真实性程度。为尽可能降低口述中的虚假成分，蓝先生强调田野考察中对采访的数量、性别、年龄与文化尽可能地遵循数量多、文化高、多访男、多访老的四个准则。诚然，样本量越大结果越科学，文化程度越高其认知视野与关注范围便越大，年龄越大乡土历史记忆越丰富，都是有利于提高口述资料丰富度与可信度的方法。在性别上，蓝先生认为应多访男，原因为男性比女性更加关注社会、历史与自然，女性则侧重于家族社会关系与情感生活方面。蓝先生这一见解与分析诚然在田野考察整体上与宏观上来说是较为准确的，但若就具体问题的微观考察下其实有时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作为采访对象。笔者曾多次在对灾害文化的田野考察中发现，在灾害叙事上，尤其是重大灾害，女性对灾害记忆更为清晰、分析灾害过程更细腻、关注灾害面更广阔，且叙述情感也更为丰富。灾害具有强烈性、突发性、破坏性等特点，对受害人心理触动与打击也具有深远性。从心理学上分析，女性较为感性，对灾害承受度较差，但也促使其记忆更为深刻。一旦触动受害女性心理脆弱之处，往往难以抑制情绪，时常将自我情绪与灾害记忆一并宣泄出来。相反，男性则对于重大灾害叙述总是简略地一语带过，叙述中相对淡然且明显感觉出情感多被掩饰。但女性情感的复杂化也会强烈和过度渲染到灾害叙事当中，其娓娓道出的灾害记忆中更容易出现虚构情节或掺杂更多自我生活片段。笔者于2021年7月份于贵州黔西南调研布依族灾害文化，以灾害与民俗为主题在下纳灰村采访过年龄在50-70岁间的多位女性，虽然得到众多灾害事件与民间祭祀文化内容，但访谈内容涉及了太多情感史与自我诉求，如：自小被婆家欺凌的艰苦心酸、茶饭不足的愤世嫉俗、村中闲言碎语以及过度强调还愿祭品不足以降灾难所突显出的对食物供给期待与对年轻时遭受饥饿的愤慨等。女性虽在灾害叙事丰富度远超于男性，但也正如蓝先生所言女性情感生活记忆浓厚，而过度的情感又反而加重了口述中的“虚”，更需要认真甄别。蓝先生《史学田野考察方法》中的“实”，既包括探索历史中的实史与服务现实，也包括物质准备上的充实与实用，更包括学以致用的实践，即实史、实用、实践贯穿于著作的始末。史学田野考察就是要通过实地调研探索出更接近或更为真实的历史，充分发挥史学经世致用与服务现实的功效。蓝先生在书中就表达出史学田野考察就要寻求真实的历史，诱发出深层次的思考，在现实社会中寻求历史问题和答案，并服务于现实社会。他在《西游记》遗迹考察中发现了历史中的附会而成的虚假历史与真实历史的构建路径，进而提出“文化的历史”与“科学的历史”；在巴蜀江湖菜的调研中发现民间历史的杜撰，引发出民间历史文献的科学性问题；在亚热带山地考察时感受到山区贫困，进而提出历史时期“结构性贫困”概念，并为现实社会结构性调整奠定历史基础；在田野考察中品尝地方特色美食时引发出对资源“匠化”程度的思考，进而提出“干涉限度差异”的学术和现实话语等等。历史学从来不是仅仅局限于书斋苦思冥想的学问，也不是迷茫于过往而无法着眼未来的思考，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依据各种确凿证据进行有根据的推论，建构出史料与实物表面不会呈现出的历史过程与事史，进而重新审思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关系，充分发挥史学原有现实关怀优势与特色，立足于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关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通古今之变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无可厚非，实现史学以上使命的关键点就在于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因此，走出书斋、走向田野是历史学者发现真实的历史，诱发新的问题、新的思考，并将历史与现实结合以服务现实、服务社会的有效途径之一。实用，即蓝勇先生在著作中对田野考察前期准备、考察对象分析、考察路径以及考察后的整理等进行了细致讲解，堪称田野考察的实用指南。在史学田野考察前期准备中，确定史学田野考察主题后便开始搜集前期研究成果、调研地地情资料，再撰写调研提纲与问卷。实用性辅助工具也是必须携带的，诸如地图资料、定位定高测距导航制图工具、户外运动装备、交通考察工具。蓝先生也分析了史学田野考察中人物类、遗址类、器物类与地方文献四大类对象的形式、分类与价值。此外，蓝先生详细介绍了史学田野考察路径与实施，从最初以何种身份进入、调查人员构成、交通工具使用、徒步考察的装备与技巧，再到确保安全应注意的问题，之后考察中采访者与向导选择技巧、记录方法，最后的后期资料整理与鉴定。几乎田野考察始末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应注意的安全问题，他都叙述得淋漓尽致。譬如在交通工具选择与使用注意事项上，蓝先生认为驾驶员选择上一般自驾较为节省成本，但也要根据田野地区地情考虑雇佣正规驾驶员；交通工具可以地况选择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甚至徒步；导航技巧上，向导、手机导航以及地图都不可或缺；驾驶注意事项上，应多低速、多鸣笛、不占道、不抢道等；甚至，蓝先生更为详细介绍了打横脚和绑鞋子的方法与技巧以及徒步考察中的禁忌。因此，《史学田野考察方法》对于即将从事或已经从事但对于方法、准备较为迷茫又想更安全、更高效进行田野考察的学者来说，是一本无微不至的新手手册与实用指南，也更是一本集方法、理论、技巧为一体的具有全面性、科学性以及学术性等特点的著作。实践是蓝先生一直倡导并坚持不懈地奔走于田野间。早在1976年，蓝先生便开始徒步考察写生，大学本科后更加频繁地进行史学田野考察，并于1995年创作出《“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品评》与严耕望先生商榷西南交通问题，提出严先生从事唐代交通研究三个不利因素，其中之一便是没有实地考察。即使至今，蓝先生仍旧组织团队每年都进行长时段的田野考察。实践内容在《史学田野考察方法》中占主要部分，即蓝先生将团队多年田野实践的经典案例以及自身的考察纪年附录于文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蓝勇先生在书中谈到的诸多史学田野考察理论与方法，虽引用众多案例进行印证，但是为了使读者能够更为详细了解田野考察理论与方法在实际考察中的运用，他将团队实践出的经典案例附录书末，希冀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去感知、感悟。史学田野考察由于单次实地调研时间较短，常常被外界称之为走马观花式考察。但史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相比，由于其调研对象与内容差异，也就决定了其调研方法的迥异。史学田野考察虽有时是游离于史料的观望，但这种情景体验也是感知历史场景的有效方法，蓝勇先生认为其能够为我们“解读史料、作出判断、提炼结论提供感性判断依托”。其实史学中“游离”式考察并不常见，即使单次田野考察时间短，但为深入了解一个史学田野主题，考察周期一般都较长。从附录的田野实践经典案例中可以看出，以明清成渝东大路重庆段为主题的考察便历经四年，以明代皇木为主题的田野考察甚至长达七年之久，并且其中多个主题周期并未结束，至今仍在持续关注与调研中。因此，史学田野主题考察的实践并不仅仅满足于一次或者两次信息获取，随着资料掌握度的提高，对旧问题的研究往往会得到新的认知，新的认知又会形成一个新的考察主题，催促着田野考察者再次奔赴田野点进行考察以获取新的思考，而这种持续来往直到尽力穷尽田野点所有的知识，完善对主题的最全面认知，便会短暂性停止，但一旦研究需要又会再次进行。三、在田野探究历史：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每一位历史学者为之坚持不懈奋斗的动力与使命。为促进历史学研究的发展，蓝先生在历史地理、中国环境史、图像史、西南区域史等历史学专题研究与话语体系建设中做出了重大努力与推动。在历史学创新发展的方法论上，蓝先生强调要不断地突破历史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方法，形成影响海内外的中国历史学本土话语，而田野考察则是重要研究路径之一。历史学田野考察的最终目的就是回归历史学的研究，由此历史学应跳出人类学、民族学话语潜移默化的影响，构建出符合本学科发展与研究的方法与话语体系。蓝先生认为“历史学田野考察的范式中最应考量的是遗址、传说与事件、人物、制度之间的关系话语”，为此史学田野考察与研究视野要不断地调适。对此，蓝先生在《史学田野考察方法》中指出，史学在学术研究载体上应突破原有固定模式与习惯，形式可夹叙夹议、图文并茂，载体形式亦可多样化；在空间选择与定位上，应以研究区域与主要问题一体化程度、空间辨识度、资料量的系统化程度、客观需求符合程度等参数进行考量；在个体与整体、典型与特殊的选择上，个体为个案和单个数据，而整体则需要多个数据量化研究，典型与特殊性需要统筹兼顾；在体质人类学于史学研究利用上，应充分发挥利用体质特性推动历史民族源流、历史文化地理等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在面对地理环境差异性上，因其对历史研究与田野考察影响重大，故史学田野考察应对其重视；在史学田野考察作用程度认知上，应认识到不同时空研究领域对田野考察的支撑程度并不一样，如在历史制度、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风土四大领域有所差别；在无机遗存与客观历史上，应明确“前人不可能事事遗踪”以及我们不可能处处掘地三尺；在田野口述与历史距离上，应知它们之间客观地存在距离，甄别且慎用。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是虚化与真实相互交织传承至今，部分实史在前人制造下成为虚化历史，但仍旧流传下来并塑造出新的史话，即是文化的历史通过“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对真实的“科学的历史”进行不断地重构，并且变现出强大的渗透力，这种重构不仅存在于遥远的古代，甚至在近现代仍然在不断地重复制造着。由于文化历史的重构是在真实大背景之下进行附会，单纯依靠文献研究是难以剥离文化重构出虚拟历史的。因此，对待这两种文化，蓝先生强调史学田野考察者一定要有所认识并在田野中进行辨明，但对于虚化历史并不是摒弃，而是更应探索其产生的背景和编造者的社会和心理动机。田野考察并不是专属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早于历史学运用的民族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等早已实践并具有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而要探索出包容万象的田野中无尽的知识，单以历史学一门学科更是难以触及。故在史学田野考察中的跨学科应用上，蓝先生主张学习多学科知识，并将田野考察与具体的科学研究有机结合，最终形成历史学的“本土话语”。蓝先生通过多年的史学田野考察，不仅完成了《史学田野考察方法》这一著作，而且也推动了历史地理学话语体系的建设进程。田野考察不只是历史地理研究应采用的方法，蓝先生在研究中国传统乡土历史重构中就发出要反思今天历史的研究范式的呼喊，主张中国环境史等多个史学研究方向应重视田野考察，希冀在田野基础上形成影响海内外的本土话语。其实除历史地理、环境史等研究方向之外，其他研究方向也多有实践，并且在推动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以灾害史为例，已有学者将田野考察作为突破灾害史研究范式的途径进行着努力与尝试。当前，中国灾害史研究已陷入研究范式困境之中，其研究范围千篇一律为“某地域空间或某时段中灾害的发生状况，或灾害对某时某地造成的各种影响，亦或国家与社会的各种灾害应对”，得出结论也较为相似，“凡谈及灾情特点必称其严重性，述及灾害影响便称其破坏性，论及救灾效果必称其局限性”。20世纪以来灾害史研究硕果累累，但研究思路及叙事框架无意识中形成了固有路径与模式。可喜的是，为突破研究瓶颈、形成灾害史话语体系，众多学者都在探寻新路径，其中以周琼等为代表的学者从文化层面重新审视、思考灾害历史，以发现灾害史研究的新面向，揭示文化史的另一个维度，并且其从事的灾害文化研究方法就注重文献与田野考察的齐头并进。《史学田野考察方法》中方法与理论在灾害文化调研中同样适用，并且在整个调研准备、过程与后期整理中有着重要指导性，如在民族灾害文化空间选择与问题定位上，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调研就是采取的是以灾为中心四周扩散式考察方法、民族互补法、区域互补法等，与蓝先生提出的大格局空间与小生境点选择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史学田野考察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获取民间文献种类与数量的多寡，而在于能够在田野中将文献、口述以及山川地域场景进行多维度的整合，使之相互呼应以拨开事物表面现象，区别出历史记载中的虚实，推论出其背后所蕴含的复杂关系，最终建构出更为接近真实的“历史”。史学田野考察的功能正如蓝先生所归纳出的印证传统史料、收集民间史料、寻觅景器场佐证、感知事物环境以及诱发创新思考。故此，重视史学田野考察，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事件实际场景中进行文献解读，感知历史自然与人文场景，自然会加深对于历史记载的理解，“更深切地理解过去的建构如何用于解释现在”，诱发新的创新思考，更进一步避开虚无的历史陷阱，还原出更接近实际或真实的历史，也可促使史学不同方向的研究打破陈旧研究范式，共同推进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发展。理论前沿、方法多样、内容实用、视野深邃的《史学田野考察方法》必然引领与启发着后来者的田野实践与思考。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中国人文田野》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