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嘎│明代以降晋北长城边堡聚落形态的演变——天镇县5处长城边堡田野调查报告

一、引言

      明代北方边塞地带的军事堡寨是明蒙对峙环境下的产物，学界对其进行了长时期的关注，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这些成果大致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对堡寨聚落本体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建筑学、历史地理学领域；一是对堡寨内民众行为的探讨，社会史、人类学、民俗学界的学者们作了不少努力，本文的兴趣点在于前者，具体聚焦于堡寨聚落形态问题。

     考察聚落形态问题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不仅可以使我们明了聚落本体的形态特征及变迁历程，还能进一步解释其背后的多重驱动力，也就是说，其价值不止于解释形态本身，也是探讨聚落形态所关涉的地理、生态、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面向的特性与转变的重要途径。正如法国人文地理学大师阿·德芒戎所言：“对村庄及殖民方式进行分类的方法可能很多。可以根据它们的位置：它是地理学的基础。也可以根据它们的起源：它是历史学的基础。我们试图根据它们的形态，这个标准也许更全面些，因为它使我们能同时解释地理的和历史的事实。”建筑学、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们久已注意到明代北方边塞地带堡寨聚落的形态问题，并作出了大量实证研究。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已有成果基本上停留于静态性的考察，在历时性理念之下对聚落形态的演变问题进行探讨的成果非常少见。

      缘何如此？对大比例尺地图和田野调查方法的忽视当是两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聚落形态是指聚落的平面展布方式，不借助大比例尺地图无以清晰展示。德芒戎在20世纪30年代对法国农村聚落形态的分类研究，正是借助1:10000军用地图完成的。对于创修于明代的晋北军堡聚落来说，实际上并不缺乏大比例尺地图。首先，明朝官方绘制有多种关涉晋北军堡的边防地图，虽然它们均属类似山水画性质的传统舆图，但对考察初创时期的军堡聚落形态却大有用处，这类舆图在清代初年仍有绘制。其次，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测绘有基本覆盖全国的1:50000地形图，其中包括晋北全部县份，借助这些地图，我们能够考察明代军堡聚落在民初乃至清代后期的形态特征。另外，时至今日，不少明代军堡仍有较为完整的遗迹可寻，主要是堡墙走向，这从谷歌地球卫星照片中即可清晰识别，我们以堡墙遗迹为坐标，通过对比堡墙内外的建筑区块，能够把握这类聚落在今天的形态特征和变迁幅度。在堡寨聚落形态演进问题上，田野调查方法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它可以有效弥补文字资料和古旧地图的不足。通过实地踏勘，我们能够把握堡寨聚落的诸多微观特征，譬如地势倾斜度、城门方位、民生用水的方式、借助卫星照片无法判读的堡墙的走向、堡墙内外的民居建筑历史及存废情况、堡墙内外的居民数量等，这些均是聚落形态演变问题中至关重要的面向。

      基于以上论述，在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笔者于2017年7月8日—12日对大同市天镇、阳高、新荣三个区县的14处明代军堡作了初步田野调查。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天镇县内的5处军堡聚落作一汇报，希望能够初步复原出这些聚落的形态演进过程，并对其演变特征进行总结。

图1 实地踏勘的14处长城边堡的地理坐落

二、保平堡

      2017年7月8日上午，我们对保平堡进行考察。该堡今天隶属天镇县新平堡镇，坐落于新平堡南偏西约3.5千米处，西去长城墙体1千米有余，东经114°07＇30＂、北纬40°62＇66＂，海拔1240米上下。保平堡创建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先为土筑，隆庆六年（1572年）包砖；始设操守官，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改设守备，地位加重。与新平、平远、桦门等堡共同受新平路参将节制，遇警则与上述诸堡互相策应，它们在军事上自成一独立防区。《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本堡建在山后，嘉靖三十七年虏由此入犯，势甚危急，赖有新平、平远应援，幸无大害”，这里说的“山”，指的是横亘于今天镇盆地与新平盆地之间的东西走向的清凉山，属阴山山系，因包括保平堡在内的新平路诸堡皆位于山岭之北，故有“山后”之称，有些文献也称“山外”。

      创作于明万历年间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保平堡图》和清顺治年间的《大同镇图本》均对当时保平堡的聚落形态有清晰描绘。两图将保平堡绘制于一方突起于平地的高台之上，这显示出该堡位处高亢之地。7月8日上午我们乘坐的中巴车自五里墩收费站驶下高速，自此至堡址约2千米有余，但海拔却由1142米迅速抬升至1240米，显然两幅古代舆图是符合实际的。两图显示该堡呈正方形，文献记载其周长“一里六分”，今测量所得约630米。堡开东门，在《大同镇图本》中还绘制了两条从东门出发的交通线向东与向西南延伸，以与邻近其他军堡相联络，堡体南侧为一条东西流向的河流，今人称之为大南沟。万历年间的保平堡凡领旗军321名，若考虑到随军家属，人口当数倍于此。进入清顺治年间，此堡仍有官兵驻守，此后渐转为民堡。乾隆十八年（1753年）左右，堡内有29户，当不会超过200人。进入民国时期，从测绘于1927年的1:50000地形图可以看出，这时堡内依旧是民舍密集，但村落与外部联系的交通线已不单从东门出发，而是从南墙、北墙中延伸出三条新的路线，说明堡墙可能已经有所损毁。至1949年时，堡内有人口253人；据现存的1949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显示，彼时堡内建有土房111间、瓦房4间、土窑24孔。因堡址处在高亢的山丘之上，堡内无井，人畜日常用水需出东门，一路下行，取用大南沟的川溪之水，这成为影响保平堡聚落存续的致命短板。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堡内民众开始在大南沟旁侧、取水方便的杏园窑一带建筑房舍，90年代又向沟南畔发展，1994年最后一户迁离保平堡。时至今日，保平堡已经成为无人居住的废堡。（见图2）

图2 地图及卫星照片所见保平堡聚落形态演变

图3 经田野调查复原出的保平堡堡墙内侧空间结构

      今天已经成为废堡的保平堡依旧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城堡外侧仍存5座护城墩，东门基本保存完好，门额嵌有“镇云”二字，门洞砖券而成，四周堡墙基本完整，惟有数处豁口，四周角台均见在，南、北、西墙的中部各有马面一座。因建于山巅之上，堡内地势高低起伏明显，街巷格局隐约可见，大体在堡内中央形成十字交叉。（见图3）建筑碎石随处散落，仍见不少房舍及土窑遗迹；堡内遗留有往时民众所用的多盘石磨、石碾。堡内曾建有庙宇12座，如玉皇阁、城隍庙、真武庙、观音殿、龙王庙、奶奶庙、罗汉庙等，其中玉皇阁就位于堡内中央十字路口处，遗憾的是这些庙宇已毫无遗迹可寻了。引人注意的是，堡内发现数处地道遗迹，据向导、新平堡镇副镇长刘子龙言，地道通往堡外，战时可作为运兵、逃生之用。明代人士尹耕在《乡约》一书中曾专门谈及堡内地道的重要功能及开凿之法，其言：

      地道者，穴垣为道，以通壕墙内人也。壕墙置人为守固便，然虏骑合围，重门坚闭，独留此辈于外，鲜不胆寒失措者，故必为地道，每一面所以通往来，则心志定、勇敢决也。其制穴于每面之中，或近敌台处。先于堡垣内下窖丈余，其大容人；次横穿之，至垣外，复窖而上。窖皆直穿，旁劚七坎为阶，如世所谓翻井者。居常锁闭，或覆之木石，有事则开，守以余丁或健妇，缓急咸便也。

      对这些专门守护地道的人士，尹耕称之为“地道众”，其言：“地道众，守地道者也。堡丁有余，每道守以四丁；不足，择家长妇有识见者，一人主之，配以健妇八人，枪棒杂兵随便。”从地道遗迹可以推想，明代的保平堡必是有一番十分精细的聚落规划的。（见图4）

图4 田野调查所见保平堡内建筑遗存 

三、新平堡

      新平堡位于天镇县城以北约26.5千米处，东经114°07＇96＂、北纬40°65＇92＂，海拔约1087米上下，西去明长城约1千米左右。新平堡设自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初系土筑，隆庆六年（1572年）包砖，高三丈五尺，周三里六分。实际上，在此之前，新平堡一带久已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带。近年在新平堡东墙附近发现了汉代城址，有学者推测很可能为汉延陵故城，辽、金、元时期这里是天成县域内的一处村堡，明初成为天城卫下辖的村堡，嘉靖二十五年时方成为军堡，驻扎有旗军623名，马骡57匹头，并将其作为大同镇阳和道新平路参将的驻地，节制新平、平远、保平、桦门四堡。缘何将参将驻地置于新平堡？这是由该堡所处的战略地理位置决定的。它北临西洋河，河谷宽阔，地势平坦，由此成为蒙古军队进出明朝地界的重要通道，譬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六月时，蒙古军队从宣府镇张家口堡入掠，回返之时即是由新平堡口出边。于距离长城最近的河道旁侧择一平坦之地作为控扼西洋河谷地的中枢，新平堡一带显然是十分理想的选择。与此同时，新平堡之地还处在由天城卫北上逾越清凉山脉之后的出山口位置上，史料记载曰：“本堡建在山后，出山口若莺嘴然”。由此一来，新平堡就成为东西向与南北向军事通道的交汇之地，战略价值自是相当重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新平堡）东为宣镇西阳河藩篱，南为瓦窑、天城屏翰”；《三云筹俎考》云，自设置新平堡参将之后，大同、宣府两镇“赖有藩篱”，皆是针对新平堡地处战略要冲位置而言的。

      隆庆和议之后，“边陲晏然，万姓有安堵之乐，（大同、宣府）两镇无鸣笳之声”，明廷在新平堡以西的长城脚下设置马市，以作为明蒙互市的场所。此处马市是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四大官方马市之一，地位十分重要。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宣大总督王崇古向明廷奏报互市交易量，其称：“新平堡七月初三至十四日官市黄台吉摆腰兀慎部马七百二十六匹，价四千二百五十三两，私市马骡牛羊三千，抚赏费五百六十一两”，虽然没有记载明廷售卖于蒙古的物品种类及数量，但必也是颇为可观的。和平时期，原作为军事通道的西洋河谷地转变为一条重要的商贸物流通道，这对于位处通道旁侧、与马市紧相毗连的新平堡的发展显然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有史料记载隆庆和议之后，边境地带“军民乐业，生齿渐繁”，新平堡的户口数量无疑也是在不断增长的。进入清代，兵革者少而太平者多，新平堡整体上保持不断发展的势头，新平堡关帝庙会是县内仅有的两处庙会之一，会期为每年的五月初十至五月二十，可见该聚落是县内最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地之一，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天镇县志》载新平堡有484户，人口数量当不会少于2000人，是整个天镇县内户数最多的聚落。1949年时，新平堡有661户，2868人，人口数在县内所有村落中高居榜首；至2008年有814户，2488人，仍然可入县内最大聚落之列。

      在《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新平堡图》以及清顺治年间《大同镇图本》中，对明代新平堡的聚落形态有清晰描绘。图中西洋河从边外流淌而来，经城北迤逦东行，城南有东沙河一道，转经城东，北流，入西洋河。新平堡呈正方形，开有北门与东门，作为明蒙互市场所的新平堡马市位于不远处的长城墙体两侧，从两座城门出发的四条交通线与马市及周边堡寨相勾连。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治所城市有许多不设北门的例子，这是因为在古人的信仰世界中，北门主凶，象征着冷和死；对新平堡而言，其北门之外的西洋河谷地是蒙古铁骑入犯明朝的军事通道，于此开设北门也很不利于防守，笔者认为，当初之所以如此，很有可能主要是方便从西洋河中汲水而为之的。东门的开设也可能主要是基于民生用水的考虑。降至晚清民国时期，这时的新平堡城市形态可以借由1927年的1:50000地形图加以审视。图中城北的西洋河、城东的南北向小河、城西的长城墙体清晰可见，明代互市的旧地已经衍生出新的村落——马市口（即今西马市口村）。图中新平堡的占地规模显然要比上文的保平堡宏大很多，交通线纵横交织，不过主干路线汇集于北门而非东门，这说明北门一带乃是该堡的主要对外联系方向，也正因为此，北门外已经开始出现居民房舍。堡内建筑密集，几无隙地；连接北门与东门的南北向与东西向大街在堡城地理中心形成十字交叉，次要街巷以两条主干道路为基准垂直发散。最新的谷歌地球卫星照片向我们展示了今天新平堡聚落的形态特征，可以发现，聚落占地面积和平面展布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聚落区块已经大大溢出了堡墙，而在它的四周扩展。比较来看，南堡墙与西堡墙之外，是其扩展最为迅猛的所在，推测这两个方向的堡墙已经被部分推倒，堡内外的联系不再受城门的限制。同时，两座城门之外的变化则并不是十分明显，这显然与东、北两面毗邻河道，用地面积有限有关。（见图5）

图5 地图及卫星照片所见新平堡聚落形态演变

      2017年7月8日，在对保平堡的实地考察结束之后，随即对新平堡进行了踏勘，这使我们可以进入聚落内部，进行更为精细的观察与思考。与保平堡相比，新平堡的堡墙毁坏较为严重，仅南墙基本完整，但中段有大豁口一处，沟通堡内外的水泥路经行此处，东墙南段残存100米左右，北墙残存200米左右，西墙废毁最为严重，仅残存50米左右。北、东两座城门中，东门名“迎恩”，今已废毁，北门名“镇虏”，今保存较为完整，城门规模较之保平堡东门明显为大，万历年间镌刻的“镇虏门”门额在前些年的一次地震中塌落，现保存于新平堡镇文化活动中心院内。进入北门南行约160米，抵达堡城十字街交叉口，此处乃是整座堡城的地理中心，明代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于此修建玉皇阁，经过清代多次重修，至今仍巍然屹立，据说这是大同市所有长城边堡中现存的唯一一座玉皇阁。其建筑形制为三层两檐歇山顶式楼阁，底部为石基砖碹十字形通道。玉皇阁在明清时期是堡内的最高建筑，登临阁之三层，整座堡城的平面布局及远方长城、墩台尽收眼底，当初创建此一建筑显然首先是出于军事瞭望而为之的。周行堡内，可知街巷布局横平竖直，十分规整。堡内东部有古宅一座，坐北面南，其内正对大门有影壁一道，砖雕吉祥图案，颇为精美，影壁左右分别连通一座四合院，当地百姓称该宅第为马芳府邸。按马芳，《明史》有传，嘉靖年间曾任参将，后升任大同总兵，此宅可能系其任新平路参将时的居所。关于历史时期堡内民众的日常用水，据采访所得，人畜平时饮用井水，过去堡内有井10余眼；堡外西洋河两侧地形较低，利于地下水富集，水质基本无污染，也是重要取用之地。7月8日午饭之后，考察西堡墙外的聚落区块。这里今天是新平堡镇政府及移民新村的所在，据镇政府门前的移民碑记所载，这里的移民新村修建于2002年，历时五个月建成，由此镇域之内的“十三村移民离别大山，告别封闭，欣然入住，此为该镇三百五十余年最大之人口迁徙……迄今，集镇人口达五千之众”。可见新平堡西侧的聚落建成区乃是十余年之前方才形成。（见图6）

图6 笔者田野调查所拍新平堡聚落照片

四、瓦窑口堡

     瓦窑口堡即今天的天镇县逯家湾镇瓦窑口村，位于县城北偏东约15千米处，东经114°12＇67＂、北纬40°55＇09＂，海拔1138米上下。是堡创建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先为土筑，隆庆六年（1572年）包砖，高三丈五尺，周一里。不过，据《天镇县村镇简志》言，其最晚在元代时就形成村庄，至明嘉靖年间方由官方改造为军堡。从该堡处在大梁山（清凉山脉组成部分）南麓出山口的洪积扇区的位置特点来看，其聚落不至于迟至明嘉靖年间方才形成，《简志》之说可信。与新平、保平等“山后”诸堡相比，瓦窑口堡的设置明显为晚。当初为何要选择此处设置军堡？这与该地的战略区位紧密相关。瓦窑口处在清凉山脉南麓，基本位于天城卫与“山后”统驭中枢新平堡的中间位置，勾连两地的行军路线必经瓦窑口，如果说新平堡是守卫天城卫的第一道防线的话，此处可谓第二道防线。（见图7）正如《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所言：“本堡当新平孔道，称咽喉地，嵎谷间可以设伏。倘新平疏虞，此地尚能扼虏，足为天城、阳和障蔽焉……盖一隅之藩篱也。”

      早在成化元年（1465年），蒙古军队就曾经由瓦窑口入犯明地，守边诸将因“追贼寡谋”、“哨守不谨”、“策应不力”、“督属不严”，致使明军损失甚大；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时，蒙古军队再次入掠时，仍由“天城瓦窑口遁去”；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宣大山西总督翁万达在奏疏中亦称瓦窑口为“通贼要路”。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置堡之初设操守官驻守，万历三年（1575年）时，宣大总督方逢时奏称瓦窑口堡为蒙古“黄酋部落进贡之路”，地理位置重要，仅设操守官不足以示弹压，而永嘉堡“僻处瓦窑之东”，却设守备官，主张将瓦窑、永嘉二官互相更调，得到朝廷允准，是后瓦窑口堡遂升为守备官驻守。设堡之初的驻堡旗军数目已不得而知，数年之后的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宣大山西总督江东提出“增募军士以实营伍”的建议，主张瓦窑口堡增兵300名，得到朝廷允准；万历中期，驻堡旗军为468名。进入清代，顺治年间仍驻有官兵100名，此后转为民堡，乾隆十八年（1753年）时有住户51户，人口数当在300人左右。至1949年，本村有114户，549人，2008年增加到184户，989人。可见清代之后瓦窑口堡聚落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图7 瓦窑口堡战略区位示意图

      依托古今地图及卫星照片，我们能够大致明了瓦窑口堡聚落本体的形态演进过程。图8左侧乃是笔者截自《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瓦窑口堡图》，代表的是该堡初设时期的形态特征。图中的瓦窑口堡大体呈方形，开南门，堡外山麓地带有长城环绕，先经堡北，后转经堡西，另有长城一道自附近沿山脊北走，堡外西北侧有“观音殿”一座，一条河沟自清凉山深处流出，穿边墙，经堡西、堡南流向远方，此河今人称之为大梁沟。图8右侧之图来自《大同镇图说》，藏于罗马意大利地理学会，绢本，册页装，凡有28幅地图附图说，右页为图，左页为图说，每页纵36厘米、横31厘米，现缩小图幅扫描收入李孝聪、陈军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长城志·图志》一书，嘉惠学林，贡献巨大。李孝聪先生从“将军会堡图说”中有“万历三十一年”字样，以及28则图说与《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几无太多出入等证据出发，认为《大同镇图说》与《三镇图说》乃是同一时期的作品。笔者认为李先生的判断大致不误，但也可进一步探究，理由之一正在于两种文献对“瓦窑口堡图”的不同绘制上。其一，《三镇图说》中瓦窑口堡外西北侧的观音殿在《大同镇图说》中易为“二郎庙”，而二郎庙是该建筑最稳定的称呼，名称延续至今，未有更易；其二，《三镇图说》中的瓦窑口堡原本开设南门，在《大同镇图说》中却易为西门。比较来看，《大同镇图说》的精美与详实程度明显超过《三镇图说》，两处不同点不可能是绘图者疏忽所致。因此，笔者认为，《大同镇图说》的绘制时间很可能稍晚于《三镇图说》而早于明清鼎革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如此一来，瓦窑口堡城门方位在晚明时期发生了变化，由初创时期的南门而改为西门。不过，无论开设何门，堡门皆正对大梁沟，于取用沟内溪水而言，均称方便。

图8 明代万历年间与稍晚时期的瓦窑口堡聚落形态

     测绘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中国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瓦窑口”图幅，使我们能够了解清后期至民国前期的瓦窑口聚落形态。（见图9左图）在该图中，从清凉山流出山口的大梁沟依然清晰可见，数条交通线从堡体西南角发散出去，这显然与堡体开设西门有密切关联。引人注意的是，这时的瓦窑口聚落形态较之明代发生了较大变化：聚落建成区已溢出堡墙，而在东侧、南侧、西侧形成面积较为可观的堡外街区，北侧因为地势陡峻，没有建宅筑舍的地理条件，故而仍为空白。比较来看，堡外西侧建成区的规模更为可观一些，这与堡门开设于此直接相关。图9右侧的卫星照片显示了今天瓦窑口村的聚落形态。较之晚清民国时期，当下瓦窑口村的占地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堡体西侧、南侧、东侧均有明显扩展，不过以西侧的扩展更为突出，聚落建成区已经越过大梁沟，在其西岸形成了新的街区，聚落形态总体上表现出沿河发展的趋势。

图9 晚清民国时期与今天的瓦窑口聚落形态

      瓦窑口堡自创设以来，其聚落形态为何呈现出不断变动、扩展的特征，这至少应归因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处在交通大道旁侧的区位优势。瓦窑口堡西邻大梁沟，这条河谷乃是逾越清凉山的重要通道，来往于天镇县城（即明天城卫城）与新平堡乃至蒙古地带的商旅必经此地。其二，有日常用水之便。该聚落位于清凉山南麓，地质结构由深变质岩类组成，裂隙发育，泉水出露较多，大梁沟内就有泉水出流成溪，保证了人畜日常用水之需。第三，该村处于山区与平原交接地带，有着较为丰富的土地和林业资源，这实际上提供了保证聚落不断发展的良好的腹地资源条件。

五、永嘉堡

      永嘉堡今天隶属天镇县逯家湾镇，位于县城东北约19千米处，东经114°26＇41＂、北纬40°52＇47＂，海拔930米上下。该堡创设自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万历二年（1574年）砖砌女墙，通高三丈六尺，周回三里四分，万历十九年（1591年）包砖。据《天镇县村镇简志》所言，永嘉堡之地很早就产生了聚落，元代村名王宝屯，明代将其改造为军堡，赐名“永嘉”。从地理环境角度审视，该堡坐落在薛家窑沟洪积扇南缘、南洋河北岸的河谷阶地上，地下水位埋深仅有2—10米，便于凿井，地表水则有南洋河径流，可供日常生产生活之用，具备孕育聚落的良好条件，《简志》所载应该是可信的。设堡之后，因其距长城稍远，故而没有分管边墩的职责，仅管火路墩10座。不过，这并不能说永嘉堡在大同镇军堡体系中不具有重要地位，相对于紧邻长城的军堡来说，永嘉堡可归为“居中应援”之堡。其位于南洋河谷地之中，该河在流经天镇县城之后向东北流，在黄土崖村转而东行，经永嘉堡南侧，于堡东约2公里处出山西省境。沿着南洋河谷很早就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交通大道，这条交通线在明代向东与怀安卫城、向西与天城卫城相勾连，是宣府、大同二镇之间十分重要的通道，清末宣统年间铺设平绥铁路时亦取线于这条河谷。《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言：“本堡设在边内，虽无冲口，与宣镇李信屯堡相为犄角”，是颇为到位的论述。正因为如此，设堡之初于此置守备官防守，只是到了隆庆和议之后，边陲晏然，战略价值相形下降，方于万历三年（1575年）在宣大总督方逢时的建议下，将瓦窑口堡操守与永嘉堡守备互相调换，终降为操守官驻地。进入清代，永嘉堡渐成一普通村落，乾隆十八年（1753年）时有168户，在全县259个村落中户数排位第三，仅次于新平堡（484户）、大石庄（175户）。至1949年时，永嘉堡增加到401户，1743人，人口数量在县内村落中居第六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自然灾害、计划生育、人口迁移等因素，人口数量增长较为缓慢，2008年时，永嘉堡村有598户，1827人。

      关于明代以来永嘉堡聚落形态的演进过程，我们同样可以借助地图与卫星照片来进行复原。图10中的两幅地图均绘制于明代，《大同镇图说》对永嘉堡聚落形态及周边地理环境的描绘显然更为精细。在此图中，永嘉堡呈正方形，四个城角之上均建有角楼，开南门，门外正对的河流即南洋河，堡城西侧呈南北流向的河道当为薛家窑沟，堡东的南北向河道今已无法查考，堡外西南方向的山巅之上建有观音殿一座。该图中最引人瞩目的内容乃是名为“逼水囤”的地物，凡有四道，一在城堡西北方向的薛家窑沟东岸，一在堡南的薛家窑沟下游北岸，剩余两道在南洋河南北两岸。这清楚地揭示出明代晚期永嘉堡受到周边河流洪水威胁的史实。今人编著的《天镇县村镇简志》一书载：“嘉靖三十八年夏雨，连百余日，南洋河洪水涨溢，向北逼（永嘉堡）城。”不知其本自何书，但此年在与天镇县临近的怀安、万全、宣化、涿鹿、怀来等地确曾发生了持续百余日的大规模降雨，如乾隆《怀安县志》载：“春正月至五月，不雨，虸蚄生，乃雨，连百余日，庐舍尽倾”，康熙《宣化县志》载：“春正月至夏五月，不雨，虸蚄生，甫大雨，乃尽死，自是连雨百余日，庐垣多坏。”天镇、怀安、宣化三地均位于南洋河流域，则《简志》的记载可信度很高。2017年7月9日中午我们在对永嘉堡的田野调查中发现，该堡东、西、北三个方向的堡墙保存均较为完整，惟独南堡墙荡然无存，采访村民得知，南墙正是毁于墙外的南洋河洪水。《简志》记载这次毁城事件发生在清康熙年间，若此说成立，则永嘉堡的聚落形态因水患而在清代前期发生了变化。

图10 明代万历年间与稍晚时期的永嘉堡聚落形态

      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1:50000地形图向我们展示了清后期至民国前期永嘉堡的聚落形态。（见图11左图）正方形的堡城坐落在平绥铁路及明清车马大道的南侧，南洋河则从堡城南侧迤逦而过，东、西、北三面堡墙绘制清晰，均用标示，唯独南墙标示为断崖状的符号，这说明南墙因受到南洋河洪水的冲击，久已不存。该图中坐落于铁路线以北与堡外东北侧的聚落区块格外引人注目，这说明最晚在晚清民国时期，永嘉堡聚落已经突破了堡墙的限制，在东、北两个方向上形成了新的街区。图11右侧的卫星照片显示了今天永嘉堡的聚落形态，可以发现，20世纪20年代之后，聚落发展的主要方向仍然在堡外东、北两侧，尤其以向铁路以北发展更为明显，这片区域的占地规模已大大超过堡墙之内，成为整个聚落的重心所在。

图11 晚清民国时期与今天的永嘉堡聚落形态

图12 经田野调查复原出的永嘉堡堡墙内侧空间结构

      2017年7月9日中午前后对永嘉堡的田野调查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其聚落形态结构及演进过程。我们的中巴车首先停驶在堡城北门外，这座北门实际上是一处大豁口，村民通过此地与铁路以北的聚落区域相联系。从20世纪20年代铁路以北已经出现新的街区来看，北门的开凿当不晚于晚清民国。站在北门外侧东、西观察，左右各有一座马面突出于堡墙之外，保存相当完整，这样的马面在西堡墙与东堡墙均有完好遗存。由北门进入堡城之后，地势缓缓下降，南行约200米，进入村内两条主干道的交汇处。全堡街巷均以此为总汇，形成十字型四条主街、井字型多条小巷的格局，宛如龟背，十分规整清晰。采访村民得知，往时在该十字路口建有昊天阁，也即玉皇阁，作为全堡的制高点，可惜现已踪迹全无了。不难推测，这座建筑的功能与新平堡玉皇阁是毫无二致的。十字路口西南侧乃是一占地颇为可观的大水坑，村民言，这处水坑的历史十分悠久，1949年之前岸边曾有古柳四株，后被伐除，往时堡内北半部的积水均汇入此坑，作为民众洗衣、牲畜饮用之需，若水坑满溢，则会循着沟渠南流，最后出堡流入南洋河。这一规划显然适应了堡城北高南低的地势特点。由十字口继续南行，约140米后即抵达城堡南缘，举目南望乃是宽阔的南洋河河道，只是因为降水稀少，没有了地表径流。南洋河与村堡之间的断崖十分明显，地势落差很大。南大街之所以明显短于北大街，显然是因为南洋河洪水对南部段落的冲击所致。今天，我们由尚存的东堡墙南端向西绘制一条虚线，南堡墙和南门的所在还是大体可以复原的，不过其已经在今天的南洋河河道之内了。沧海桑田，不免让人唏嘘。返回十字街口沿着东大街东行，约200米后抵达东门。这座东门乃是南门被南洋河冲毁之后另外开凿的。（见图12、图13）出东门继续前行，可见堡外东部的连片居民区，这些建筑的绝大部分均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大多已无人居住而成废舍，整个堡东片区显得十分残破空寂，这应当就是1927年1:50000地形图中所绘制的堡东区块。现在已经成为永嘉堡聚落重心的铁道以北区域，实际可进一步细化为东、西两个亚区，东部亚区的房舍同于堡东区块，陈旧破败，房舍历史亦多有上百年者，这应是1927年1:50000地形图中显示的堡北街区；西部亚区的街区则十分规整，房舍建设时间颇为晚近，采访得知，这片住区的大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村民从堡内迁出后陆续建成的。（可参见图11右图）

图13 笔者田野调查所拍永嘉堡聚落照片

六、镇宁堡（白羊口村）

      镇宁堡今名白羊口村，隶属天镇县谷前堡镇管辖，坐落在县城北偏西约9千米处，东经114°06＇52＂、北纬40°49＇99＂，海拔1250米上下。长期处于明蒙政权边界地带的清凉山脉西段分布有许多深沟曲涧，形成了勾连明蒙之间的天然通道，在天镇县境内者，自东而西主要有瓦窑口、张仲口、李二口、白羊口、榆林口、水磨口等。明廷对这些沟涧的出山口十分重视，先后设置了一些军堡加以控扼，具体是在瓦窑口设瓦窑口堡、在白羊口设镇宁堡、在水磨口置镇口堡。（见图14）不过与另外两堡相比，镇宁堡设置最晚。其创设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隆庆六年（1572年）包砖，设操守官驻扎，显示出长城一带的防卫体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存在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虽然设堡较晚，不过“白羊口”地名却早在成化年间就已见诸史籍了，时称“白杨口”，见载于成化《山西通志》之中，其称：“白杨口，在天城卫北二十里，东西六十步，墙高二丈五尺”。《天镇县村镇简志》据此认为白羊口之地早在成化年间就已出现堡寨，嘉靖年间镇宁堡的设置只是对既有堡寨进一步维修扩大而已，这一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上引文所言的“东西六十步，墙高二丈五尺”显然是指明廷在这个隘口上修筑的挡马墙的规模数据，因为此时尚未有边墙的全面兴建，故在此修筑短墙阻挡敌军。因此，可以认为，嘉靖四十四年镇宁堡的创设，是白羊口聚落出现之始。万历年间这里驻守着302名旗军，若将随军家眷统计在内，总人数可能逾千。清顺治年间尚有驻军100人，此后逐渐演变为民堡，在乾隆十八年版的《天镇县志》中，称为“白羊口”村，镇宁堡之名已不见踪迹，这时有55户，在全县259个村落中，居第47位，尚为中等偏大的聚落。1949年7月的档案资料显示，这时的白羊口村有149户，731人，人口数在全县居第61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计划生育、人口外流等因素，村落人口数不增反减，1980年时为151户，665人，2008年时为178户，583人。不过，1949年以来三个时间节点上的户数却是有所增加的，这可能会带来民舍数量的增加和村落街区的扩衍。

图14 清凉山脉西段主要隘口分布图

      那么，明代以来镇宁堡聚落形态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呢？图15上部两图显示了明代后期的聚落形态。就聚落本体而言，两图绘制完全相同，镇宁堡呈方形，四个城角之上各建角楼一座，开南门。镇宁堡周边绘制边墙、冲口、山峦、河流等要素，总体上大同小异，唯独《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河流的右侧绘有“水池”一区。在1927年1:50000地形图中，堡墙未见绘制，可能已残缺不全，图中的白杨（羊）口聚落被划分为三个区块，北部是主体，可能正是明代镇宁堡的范围，而南部的两个片区应该是在南门之外形成的新的街区。（图15下左图）今天的卫星照片为我们清晰展现了当下白羊口村的聚落形态。北部的方形区域即明代的镇宁堡，堡外南侧已经形成规模可观的街区，面积已明显超过堡内，从照片显示的房顶颜色来看，浅红色的新式瓦房建筑主要集中在堡外南部，这说明南区的形成不会太早。（图15下右图）

 图15 地图及卫星照片所见明代以来镇宁堡（白羊口村）聚落形态演变

      2017年7月9日下午对镇宁堡的田野调查使我们有机会深入认识聚落形态的演进历程。正如上文笔者所推测的，镇宁堡堡墙损毁确实较为严重，尤以东墙与南墙为最，东墙残存不足10米，东北角台已被旁侧沟峪的洪水冲毁，南墙损毁更甚，南门踪迹全无，但遗址尚可考实。相较之下，北墙、西墙保存相对较好，西墙大部有遗迹可寻，中部的马面及南北两座角台均完整保存，北墙中部出现一处大型豁口，左右墙体遗迹尚存。借助卫星照片，整座堡城的轮廓及街巷布局依然可以初步复原。堡城呈方形，周回约490余米，较之《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所记载的“周一里二分零”稍小。堡内主干街道仅一条，即通向南门的南北大街，左右各发展出三条小巷，呈“丰”字型结构。（见图16）堡内民居废毁十分严重，十之八九已成废舍，满目萧索，建筑历史多有上百年者，据堡内一位70岁闫姓村民（女）言，现尚住在堡内的仅剩7户，大部分均迁往南门之外和沟峪之东居住。南门遗址旁侧有奶奶庙一座，时间已有百余年，这说明村落突破堡墙向外发展的时间当不会晚于清代后期。我们登上高大的西北角台瞭望整个聚落，堡墙内外分异性十分明显，堡内建筑陈旧破败、岌岌将倾，南门以外的居舍则要崭新齐整许多，多是近几十年新建而成。（见图17）据闫姓村民所言，堡内无井，往时日常饮用之水依靠村东沟峪——村民称其为正沟——上游石崖之下的泉水，水质极好。《宣大山西三镇图说·镇宁堡图说》载：（镇宁堡）地皆沙碛，势难凿井，向取汲于墙外，缓急尚属可虞，若照宣府中路葛峪、青泉等堡，潜以地沟引之，似差胜云。

      闫姓村民所言恰可与此条引文互相印证。实地踏勘可知，长城边墙与镇宁堡北墙间距仅有50米，村民所言的正沟上游泉水必已在边墙之外，这在有明一代，取水则须至蒙古地界，实属不便，故而方有“潜以地沟引之”的对策，再联系《宣大山西三镇图说·镇宁堡图》中的“水池”地物，极有可能正是为解决堡内用水之需而开凿。随后笔者就历史时期白羊口村的对外交通问题采访一位60岁左右的张姓村民（男），其言，往时白羊口向北可与内蒙古兴和县相连通，据其回忆，内蒙古一带的人常常赶毛驴从白羊口经本村进入山西，本村民众也或徒步或赶毛驴入兴和县，大山深处道路险隘，路况不足以通车辆；该村与天镇县城的交通则十分便捷，地势平衍、道路通畅。再审视1927年1:50000地形图，图中白杨（羊）口村附近的两条交通线正是北上兴和、南下天镇县城的道路。《天镇县村镇简志》言：“自清以来，（白羊口村民众）多有用自产水果到兴和县一带换莜面等。购物多到县城；日用小杂货，多从货郎购入”，这是符合史实的说法。可以推想，完全因为明蒙对峙而产生的白羊口聚落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民生用水能够解决、对外交通条件尚可，无疑是两个重要因素。

图16 经田野调查复原出的镇宁堡堡墙内侧空间结构

图17 笔者田野调查所拍镇宁堡（白羊口村）聚落照片

七、结语

      作为聚落的一类型，军事堡寨首先表现为物质性的建筑实体，堡墙环绕的区域自然成为其初建时期的聚落形态。明代以降，受到内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些堡寨聚落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对天镇县内5处军堡聚落的实地踏勘，结合文字和舆图资料，我们可以对它们的形态演进特征初步分为两个类型。

      第一，消失型。即创设于明代的军堡在今天已经完全失去聚落功能，堡内或成农田或成荒地，堡墙外侧亦无民舍，居民远迁，有些聚落甚至作为地名也已无从查考。正文述及的保平堡即为此类。导致其消亡的原因是多元的，过程也是复杂的，但地居高阜、交通不便、缺乏水源、土地贫瘠、耕作不便等因素值得重视。

      其二，扩展型。即聚落区块在明代所筑堡墙之内继续存在的同时，大规模溢出堡墙，在堡墙外侧发展出了规模可观的新街区。这种演进类型在明代大同镇长城边堡中最为常见，本文述及的新平堡、瓦窑口堡、永嘉堡、镇宁堡，以及此次田野调查涉足的镇门堡（今阳高县罗文皂镇正门堡村）、得胜堡（今属大同市新荣区堡子湾乡）、破虏堡（今新荣区破鲁堡乡破鲁堡村）、镇河堡（今属新荣区西村乡）、助马堡（今属新荣区郭家窑乡）均可归入此类。这类聚落形态变迁的驱动力主要有：堡内面积过于狭小、堡外交通线强力吸引、地方政府（村、乡镇）的主动规划等。经由实地踏勘或者古旧地图，我们能够看到这类聚落往往首先在堡门附近形成堡外街区，时间可能早在清代后期至民国初期，这是因为堡门是堡内外联系的节点，交通便捷，在地方不靖之时，又可以便捷地进入堡内躲避；此后则进一步在交通路线旁侧发展。

      必须指出的是，除以上两种演进类型之外，依托卫星照片、近代大比例尺地图等资料，我们似乎还可以对明代晋北长城军堡的聚落形态演进特征再划分出两种类型，即稳定型与平移型。所谓稳定型，即自明代迄今，聚落区块的全部始终位于堡墙基址之内，即便有溢出堡墙的区块，其占地面积在全部聚落区域中的比重亦极小。本次进行过田野作业的镇边堡（今阳高县长城乡正边堡村）即属此类。其他如靖虏堡（今阳高县长城乡正宏堡村）、平虏城（今朔州市平鲁区凤凰城镇驻地）、威远城（今右玉县威远镇驻地）、右卫城（今右玉县右卫镇驻地）亦属此类。这类聚落存在的共同特点是：大部分距长城较远，多担负居中应援的职能，或者本身就是后方的大本营，在卫所体系或军事统属序列中处于高端位置，这使得堡城占地规模普遍较大，即便有些军堡紧临长城，但堡城占地规模也较为宏阔。可观的占地规模为后续聚落在堡内扩展提供了充分的用地空间。所谓平移型，即原本位于堡墙之内的聚落区块，全部位移至堡墙外侧不远处，堡墙之内成为农田与荒地。这种变化并不带来聚落生命的终结，而仅限于聚落位置的短距离移动。这类军堡聚落亦较为常见，诸如拒门堡（今属大同市新荣区郭家窑乡）、威胡堡（今朔州市平鲁区高石庄乡少家堡村）、杀胡堡（今属右玉县右卫镇）、云石堡（今属右玉县丁家窑乡）、三屯堡（今左云县三屯乡驻地）均可归入此类。导致聚落位置平移的原因十分复杂，因大部分尚未开展田野调查，笔者不敢妄断，但这类聚落多表现出在地势上由高而低、在交通上趋向道路旁侧等共性，周边耕地资源也较为可观。其他原因有待进一步考察。

编者注：原文刊载于《中国人文田野》第10辑，巴蜀书社，2022年3月，第120—140页。出于排版需要，本文在编辑时省略了注释，如有需要，请下载原文查看。

编辑：赵丽霞

排版：李艳萍

校对：周紫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