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5日上午，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龙鹄山考察组一行三人（蓝勇、余鑫、王钊勤）前往四川省丹棱县，对龙鹄山现存基岩式碥路和唐代摩崖石刻造像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组成员于8时30分从北碚出发，车辆沿渝蓉高速和广洪高速向西行至丹棱县，之后又沿109省道继续向西北，经过三个小时车程后抵达龙鹄山附近。

丹棱县在文献中多记为“丹稜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二载：“丹稜县，本南齐之齐乐郡也，周明帝置齐乐县，武帝改为洪雅县。隋开皇十二年，因县南有洪雅镇，就立洪雅县，仍改今理为丹稜县，属眉州。皇朝因之。”《旧唐书·地理志》载：“丹稜，本南齐齐乐郡，后周改为洪雅县。隋改为丹稜，属嘉州。武德二年来属也。”此外，宋代晁公遡《嵩山集》、程遇孙《成都文类》和冯时行《缙云文集》等文献中均记作“丹稜”，《文献通考》、《宋史》、《蜀中广记》、《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和嘉庆《大清一统志》等文献中亦标注为“丹稜”。

“丹棱”两字的写法，最早见于唐代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十七“《离堆颜鲁公祠堂记》，丹棱黄庚子西。”此外，宋代程公许《沧洲尘缶编》卷二、张詠《乖崖集》卷十二和周敦颐《周元公集》卷八中都写作“丹棱县”，明代记载“丹棱”者尚不多见，只有《华岳全集》卷十一和《吾学编》。自清代开始，文献中采用“丹棱”写法逐渐增多，如《四川盐法志》等。清代方志中最早记载“丹棱县”为康熙《广东通志》卷十九《流寓》：“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之后有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一记：“严氏，丹棱人，诸生彭之权妻，青年守节，养翁姑抚弱息，辛苦三十二载。”又有乾隆《宁夏府志》卷十《职官》记载：“彭端节，丹棱人，雍正六年任。”此外在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六《秩官志》、光绪《井研县志》卷六《食货》、民国《荣县志·秩官第十》及民国《四川郡县志》卷六《四川通志稿本》等方志中均作“丹棱”。

梳理相关记载发现，文献中关于“丹棱”中的“棱”字，一般“木”字旁与“禾”字旁通用，并以后者为主。丹稜县得名之由来，《蜀中广记》称：“取多稜川之名矣。”而《四川省丹棱县地名录》则记载：“丹棱城北有赤崖山，其色赤，其石棱，故取名丹棱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前，“丹棱”与“丹稜”长期并存，直到“1979年12月3日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厅和乐山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通知，改‘稜’为‘棱’，写作‘丹棱’。”标志着“丹棱”正式取代“丹稜”，成为官方标准名称写法。

龙鹄山坐落于丹棱县城西北约7.7千米的唐河乡龙鹄村，地处总岗山脉边缘，山势奇特，端坐于群山环绕之中，是川西南地区一处景色优美的名山。龙鹄山历史悠久，在各类传世文献中多有记载。最早见于《新唐书·地理志》：“丹稜县，上，有龙鹄山。”又有文献载：“龙鹄山，一名龙鹤山。”《方舆考证》解释：“按鹤、鹄古通用。”又据《太平寰宇记》记载丹棱县：“龙鹤山。《华阳国志》云：‘丹稜县西北十五里有龙鹤山。’”该句注释“《华阳国志》云：“丹稜县西北十五里有龙鹤山。按《华阳国志》为东晋常璩所撰，丹稜为隋代改洪雅县置，东晋时不得有此县，《华阳国志》无此文，此引书有误。”因此，“龙鹄山”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唐代。晚唐、前蜀著名道士、政治家杜光庭有诗《题龙鹄山》：“抽得闲身伴瘦筇，乱敲青碧唤蛟龙。道人扫径取松子，缺月初悬天柱峰。”表明“龙鹄山”名称形成最早不晚于唐末五代时期。至南宋时期，《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幼时曾在这里读书，孝宗御书“龙鹄山”三大字石碑，使得当地声名大振。

在当地一位村民的指引下，考察组沿乡间小路穿过茂密丛林找到位于龙鹄山山腰处的基岩式碥路。据当地人所讲，龙鹄山基岩式碥路称为“三百八十步”，意即该段石碥路共有380级石阶。经过实地步数测量，碥路实际台阶数为344级。站在龙鹄山石碥路向山下俯视便可看到中观山水库，该水库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坝高27米，总库容159万立方米，兴利库容116万立方米，承担着周边0.61万亩农田灌溉和近0.4万人安全饮水水源提供。龙鹄山基岩式碥路始建年代无考，但根据唐代女道士成无为在此修炼，推测该段石碥路最早应当是山下民众上山进庙寻道之路，形成年代应不晚于唐开元年间，距今至少已有1300余年历史。

丹棱县当地有人将此龙鹄山现存基岩式碥路视为历史时期的“盐铁古道”，是茶马古道的一段。这一说法值得商榷。谭其骧认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丹棱县置县时间为隋开皇十二年（592年），表明当时这一区域农业发展与人口规模已达到置县水平。《元和郡县志》对丹棱县的等级划定为“上”，《通志》记载“唐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之差，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其余则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差。”丹棱县在唐代元和年间等级为“上”，根据《宋会要》记载：“开元十八年三月七日，以六千户已上为上县，三千户已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中下县。”表明当时丹棱县人口达到六千户以上。

进一步考证历史时期丹棱县周边区域的交通路线，据《蛮书》卷一记载：“自西川成都府至云南蛮王府……从府城至双流县二江驿四十里，至蜀州新津县三江驿四十里，至延贡驿四十里，至临邛驿四十里，至顺城驿五十里，至雅州百丈驿四十里，至名山县顺阳驿四十里。”上述途经站点分别位于今天的成都、双流、新津、邛崃、名山境内，当时成都府前往云南的路线并不经过丹棱。交通路线在和平时期往往体现商贸功能，而在战争年代往往扮演军事角色，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乾符元年，劫掠嶲、雅间，破黎州，入邛崃关，掠成都，成都闭三日，蛮乃去。”因此，乾符二年（875年）南诏前往成都的进军路线亦未涉及丹棱县。此外，根据《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及《唐代交通图考》相关考证，唐代川滇交通路线经过今天的双流、新津后，便向西抵达邛崃，再向南进入名山。因此，在隋唐时期，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龙鹄山一带都不是内地与边疆通商要道所经之地，故而龙鹄山石碥路是历史上茶马古道的说法并不成立。

明嘉靖《四川总志》卷十二《眉州》记载：“龙鹄山，丹棱治北十五里，上有龙鹄观，乃成无为、杨正见、李炼师成道处。宋李寿少时读书山中，筑室曰‘巽岩’。子壁台亦读书于此。孝宗御书‘龙鹄山’三大字石刻尚存。壁亦有诗云‘抽得闲身半瘦节，乱敲青碧唤蛟龙。道人扫径收松子，缺月初悬天甘峰。’一名龙鹤山。”嘉靖《四川总志》对龙鹄山的记载并未提及此地位于交通要道，仅说明当地有龙鹄观、李焘墓和龙鹄山房。康熙《眉州属志》卷三《赋役·驿传》记载：“丹棱县，总铺治东门外，东十五里石桥铺送眉州路，南十五里石马铺、三十里乌尤铺、又五里接洪雅县界，送夹江县路西十五里高岗铺送洪雅县，路北二十里麻柳铺送蒲江县路。丹邑原系僻壤并无原设驿站。”据此可知，丹棱县向北前往蒲江县的道路中途只有一座麻柳铺。由于丹棱县在清之前是一处偏僻之地，原先并未设置驿站。龙鹄山及其周边区域的开发程度见于乾隆《丹棱县志》卷二《建置志》：“龙鹄场，北十一里。”又载：“龙鹄堰，治北十里龙鹄山，发源由漩潭子西，流合于城南之沧浪堰，灌田千余亩。”由此表明当时龙鹄山一带人口规模与农业发展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当时“铺递”也仅是“麻柳铺，北十里，交界铺，北二十里。”另据乾隆《丹棱县志》收录的《幅员图》中在县城北侧区域标注“龙鹄山”与“龙鹄场”并不在同一地点，龙鹄场位于龙鹄山脚下河南岸，而今天龙鹄场与龙鹄山被标注为同一位置。因此只能说明清代乾隆年间龙鹄场是由丹棱县城前往蒲江县所经之地，不能确切指出龙鹄山碥路是当时丹棱县向北交通要道。

民国《丹棱县志》载：“北至石桥场三十五里交蒲江县界。”又载：“东流□杨桥，与龙潭之水会，潭水甚深，旱祷辄应，下流为白塔坝之猪槽□滩左□，自白塔建于隋仁寿间，为邑胜景，前贤题咏甚多，年深□□，西流经福寿桥，南与龙鹄溪水合。”据此可知，龙鹄溪是民国时期丹棱县境内的一条水道。又载：“明修撰新都杨慎登白塔诗：崒堵岧嵉出半空，蔚蓝天界接罡风。鱼凫疆域遥瞻外，龙鹄山川近览中。乍似潜虬穿坎窞，俄惊飞鸟出樊笼。登高胜侣归来晚，楼间烟花紫翠浓。”由此可知，龙鹄山只是地处水路要道旁，而非陆上通道穿过之地，这与乾隆《丹棱县志》《幅员图》描绘的场景相一致。

龙鹄山所在的区域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处偏僻之地，文献中并没有过多记载这里的石碥路，将其称为“茶马古道”的说法缺乏历史依据。经过实地考察，我们认为历史时期龙鹄山碥路具有“寻道”、“求学”和“县际通道”三大功能。唐代，这里是民众上山进庙寻道之路，宋元以来，因该地书院日渐兴盛，碥路成为莘莘学子上山求学的必经之路。而据龙鹄村罗朝运书记介绍，“三百八十步”石梯在早以前是丹棱县向西前往名山再到雅安的交通路线，只不过后来因为中观山水库的修建使得这一路线中断。因此这条石碥路是作为区域间的小交通路线，用于民众赶场等功能。要而言之，龙鹄山石碥路是一条县与县之间的交通路线，而非通途大道。

考察组沿石碥路拾级而上，在右侧平缓的石坡上看到一处外表呈纺锤形的洞穴，这就是“龙涎洞”，相传是唐代开元年间丹棱女道士成无为修道的仙室。进入洞口，须下行几步狭窄的陡石梯。洞口右边刻有明代书法家陈琨手书“委雪屯烟”四个大字，进入龙涎洞内，光线昏暗，但依旧能够看到有石床和一口水井，除此之外，洞内空无一物。《蜀中广记》卷十二记载：“唐成无为者，开元间丹棱女道士也。自幼慕道出家，誓死不嫁，卜居龙鹤山下，调形炼骨，却粒茹芝，年踰知命，升仙而去。栖隐之处有龙洞遗迹。羽士赵仙舟奏进，其衣履见松柏山碑记。”《蜀中广记》中出现的“松柏山碑记”是本次考察的另一处历史遗迹，记载女道士成无为生平。

结束对龙涎洞的考察后，我们沿石阶路缓步登山，在路旁能够看到许多历代文人题刻。自下而上首先看到的是“胜岩”，字体浑厚有力，保存完好，呈扁长形，横约3米，竖约1.7米。再往上为“鹄岭松巢”，这是清道光29年（1849年）丹棱知县毛震寿赞龙鹄山景色手书镌字。竖0.8米，横0.6米，字迹清晰。其上方则为赞颂龙鹄山景色镌字“龙鹄晴岚”。

登至石阶路尽头是一片菜地，抬头一望能够看到崖壁上镌刻有“巽崖书屋”四字，周边杂草丛生，这便是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曾经潜心读书著史之地。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焘，丹棱人，初第进士，调华阳簿，未上，读书龙鹄山之巽岩，会诏举贤良。”据《明一统志》记载：“龙鹄山……宋李焘少时读书山中，筑室曰‘巽岩’，子壁亦读书于此。”巽崖书屋不仅为丹棱县培养大量人才，而且也为反映北宋168年历史的皇皇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奠定坚实基础。关于“巽崖书屋”命名，《巽崖书院记》载：“子真子三卜居，乃得此山，负东南，面西北，其位为巽，为乾，盖处己非乾健无以立，应物非巽顺无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掇其九而三陈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讲学之序也。”巽崖书屋在明清时期更名为“巽岩书院”，明嘉靖《四川总志》卷十二记载有“巽岩书院，丹棱治北十五里，李焘父子读书于此”，到万历《四川总志》卷十二则记载为“巽岩馆”，清乾隆《丹棱县志·艺文志》记为“巽岩书院”。李焘创立的巽崖书屋对丹棱县乃至巴蜀文化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清朝著名文学家彭端淑还在此潜心主讲、教书育人多年，其影响深远可见一斑。彭端淑还留下纪念李焘的著名诗篇——《巽岩书屋》：“文简善著书，筑室巽山下。精心四十年，遗编等班马。赤壁垂琳琅，谁为后来者？”此外，乾隆《丹棱县志》“艺文志”还收录多篇赞颂龙鹄山的诗文：

凭借悠久历史与广泛影响，巽崖书院被列为“蜀中三大书院之一”。目前巽崖书屋周边已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台地，完全看不出这里曾经是一处书声琅琅、教书育人的场所。

结束对巽崖书屋考察后，在当地村民带领下，考察组成员继续上山。行至山腰处，看到崖壁上一排造像，这便是著名的龙鹄山唐代摩崖石刻造像。龙鹄山唐代摩崖造像共有57龛（根据1987年文物普查编号），造像551，除第18、30、31、32、33、34、35号龛为佛教造像，或佛、道像合龛外，其余的均为道教造像龛。整个造像坐东向西，长约80余米，从南至北，呈“一”字形排列在半山腰上。此地峭壁陡立，岩的最高处约25米，底层造像距地表高约0.5米，顶层距地表高23.4米。大多数像龛的形制为双叠室龛，龛中的造像，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风化剥蚀、损坏了一部分。

考察“松柏之铭”碑

龙鹄山第24号龛为摩崖石碑——“松柏之铭”，高160厘米，宽131厘米，隶书直行竖刻，每行30字，共21行。碑额横刻小篆“松柏之铭”。首行为“□之龙鹤山成炼师植松柏碑师学文杨玲书”。正文为：

龙鹄山“松柏之铭”碑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碑记目》卷四中记载：“唐丹棱县龙鹤山成炼师植松碑，唐天宝元年岁次庚寅。”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七《古碑记附》：“龙鹤山成炼师植松碑，旧志唐天宝元年建。”在“松柏之铭”碑旁边有一通文物保护单位标识碑，上书“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鹄山松柏之铭碑及摩崖造像”。目前当地政府已将石碑用铁栅栏围住，以防石碑失窃。

结束对龙鹄山唐代摩崖石刻造像考察后，在当地村民指引下，考察组成员沿山路徒步行至山顶，寻找下山公路。在下山过程中，看到路边崖壁上又有一处摩崖造像，离龙鹄山“松柏之铭”碑大约50米远。该处造像规模较小，距离地面较高，位置较为隐蔽，因此保存较为完好。

临近中午一点，结束对龙鹄山基岩式碥路和摩崖石刻造像考察后，驱车前往成都市，参加“米仓道文化专家研讨会”。当晚夜宿成都天顺园大酒店。

3月26日上午，考察组从成都出发，前往德阳市中江县仓山镇。10时30分许抵达仓山古镇。该镇保存有帝主庙和禹王宫。帝主庙坐落于古镇老街中段，山门有精美浮雕，因山门紧闭未能入内。禹王宫紧邻帝主庙北侧，山门朝西北，进入禹王宫，首先看到的是供奉关羽的前殿，绕过前殿后为正殿。正殿中央为大禹塑像，左侧为药王和山神塑像，右侧为龙王与山神造像。据在院内打扫卫生的老人讲述，这里在解放以后曾作为党政机关办公地点，因此未被破坏。从禹王宫有一条小路能够进入帝主庙，但出于保护古建筑，当地政府将帝主庙全部封闭，因此未能从禹王宫进入帝主庙内。结束对禹王宫考察后，我们在禹王宫前空地操作小型无人机，对禹王宫、帝主庙以及仓山镇古建筑群进行航拍。

据《四川省中江县地名录》介绍，仓山镇原名“飞乌乡”，是唐代飞乌县县治。查阅历史文献资料，能够发现史籍中存在“飞乌”与“飞鸟”两种不同记载。《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剑南道下》记载：“飞乌县，上东北至州一百四十五里，本汉郪县地，隋开皇十三年于此置飞乌镇，十年改镇为县，因山为名。”《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二载：“飞鸟县，西南一百四十里，四十乡，今三乡。本汉郪县地之故城，在县北三十五里，故郪王城也。隋开皇十年置飞鸟镇，十三年改镇为县，取飞鸟山为名。贞观二十二年以旧县山重峻险，移就今县治，管盐井七，三井见煎，四井塞。大飞鸟山，高二里，周回二里。又有小飞鸟山，周回二里，高一里。又山在县东，重峦峻峭，二山相向，如飞鸟之状。”

古籍中对县名的记载，或作“飞鸟县”，或作“飞乌县”。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范少才，子长，双流人，时知飞鸟县，今太常丞、东（州）[川]提刑。”而《元和郡县图志》则载：“飞乌县，上东北至州一百四十五里，本汉郪县地，隋开皇十三年于此置飞乌镇，十年改镇为县，因山为名。”有一些文献中，还存在“飞鸟县”与“飞乌县”并存的情形。清嘉庆《四川通志》中既出现“飞鸟县”，又出现“飞乌县”。民国《中江县志》中，除卷十五《古迹》部分介绍“郪县故城”和“郪王城”是“飞乌县”外，在卷一《舆地》、卷十六《金石》和卷十九《文征》都为“飞鸟县”。

各类传世文献中出现“飞鸟县”与“飞乌县”两种记载的原因是由于“鸟”和“乌”繁体字（鳥、烏）在字形、字义上都相近，在转抄、印刷过程中出现两字混淆错乱的情况。究竟是“飞鸟县”还是“飞乌县”，根据目前史料记载来看，“飞乌县”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首先，记载“飞乌县”的数量要高于“飞鸟县”，在已经点校出版的地理文献中，《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和《读史方舆纪要》等均记载为“飞乌县”，因此中江县仓山镇应当是唐宋地理文献中记载的“飞乌县”。

其次，根据出土墓志铭来看，明代周复俊在《全蜀艺文志》卷四十七《碑文》下收录《奉议郎张君说墓志铭》，墓志铭主人公张说身份为北宋时期奉议郎，在其墓志铭最后“曾孙通直郎新差知潼川府飞乌县兼来调官俾石立于墓下”中出现“飞乌县”，据此可判断为“飞乌县”更为准确。

最后，查阅现代中江县官方出版的地名或文史著作，关于“飞乌县”与“飞鸟县”选择上，都是选择前者而非后者。例如1986年出版的《四川省中江县地名录》中记载“飞乌县遗址”。收录于《中江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中的《郪王城考》一文，认为：“郪王城故迹……在旧飞乌境无疑”，该书也采用“飞乌”写法。2012年出版的《中江县志（1986-2006）》亦认为是“飞乌”而非“飞鸟”。由此可见，现代当地人普遍认同“飞乌县”。

综上三个方面因素，中江县仓山镇是唐宋时期“飞乌县”的说法更符合历史实际。

附：

3月26日11时许，在结束对仓山镇的考察后，离开中江县，前往重庆市潼南区稍作停留，并于当日下午返回北碚，本次考察结束。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中国人文田野》编辑部

编辑 | 何开雨

编审 | 宋亮

审核 | 马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