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对西南边疆经营的深入和修史之风盛行，明清出现了很多私撰“苗”志，即赴任边疆的官员或游历的学者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撰写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政治军事、社会风俗的历史地理著述。《苗防备览》便是其中典型，不同于官修志书的体例和遍稽群籍的编撰方式，该书以严如熤实地考察资料为基础，内容广博，可信度高，被喻为苗疆“百科书”。不仅在当时为清廷经制苗疆提供了参考，还在特别是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交通地理方面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能为清代西南地区历史、生态、交通、民俗研究提供有力证据。
【关键词】苗防备览；严如熤；苗疆；历史地理文献
【作者简介】唐晓，女，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广西地方志》2024年第5期，第40-47页。如需引用，请查阅原文，注释从略。严如熤，字炳文，号乐园。相传宋末严如熤祖上由浙江迁往湖南溆浦，累世镇抚苗疆，颇有功勋。严如熤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少年期间求学于岳麓书院，三十岁时以优贡入仕，值乾隆六十年（1795）乾嘉苗民起义，应湖南巡抚姜晟招徕入幕府，编撰《苗防备览》。嘉庆五年（1800）严如熤四十一岁，以“孝廉方正科”参加殿试，夺得魁首，随即被委任为陕西知县。嘉庆五年直至道光六年（1826）二十六年间严如熤于川、陕、鄂三省为官，特别关注三省民生与匪事。仕事期间续修《汉中府志》（1813），撰《三省山内风土杂识》（1805）《三省边防备览》（1822）《洋防辑要》（1838重刻，录于《三省边防备览》）。任陕西按察使期间去世，追授布政使衔，入祀名宦祠，葬于溆浦会仙亭右之青竹陇，时年六十八岁。《苗防备览》是严如熤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顾名思义，是为后世治苗防苗提供阅览之工具书。姜晟任职辰州时，听闻严如熤在沅州明山讲学，于是前往与其讨论平苗策略，收获颇多，于是招揽严如熤至幕府。姜晟认为“前事者，后事之师也”，以往的苗乱是因为事起仓促，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以至于茫然无措，结果可想而知。严如熤既在苗疆已久，对苗俗苗情略有了解，不如辑《苗防》一书，以备稽览。书中包括舆图、村寨、险要、道路、风俗、师旅、营汛、城堡、屯防、述往、要略、传略、艺文杂识十四门共二十二卷，是记载苗疆地区地理、政治、经济、风习的综合性著作，资料相当丰富，其中《险要》《道路》《风俗》更是独具价值。每卷首均有提要，提示本卷内容及目的，如《险要考》以地形地势为凭，记苗疆山溪，分别注释“险”“要”“民”“苗”等字眼，是为“后之有事者，可按籍而稽矣。”书成后，姜晟将书稿赠予时任军机大臣的董诰，董诰大加赞许，曰：“官苗疆者皆当以一部置案头。”
《苗防备览》成书于嘉庆四年夏（1799），但现在不见这一版本，可能是书成后并未马上付梓刻印，或者是规模较小所以未能留存，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才得到大规模刊印，道光二十三年（1843）又重刻。现存版本主要有嘉庆二十五年(1820)刊本（即严氏刻本）、道光二十三年(1843)绍义堂重刊本、另外还有清光绪十七年（1891）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和清光绪四年（1878）存于长沙城八角亭马丰裕店的《苗防备览》选刻本（只有四卷），现皆藏于贵州省图书馆。本文所引主要是收录在湖湘文库《严如熤集》中，跟据绍义堂本点校而来的标点本。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就很重视地方志资料的整理了，国务院整理古籍规划《苗防备览》也赫然在列。对《苗防备览》的研究便从这个时候展开，近十年得到深入。周春燕、蓝勇、谢晓辉、杨庭硕、刘翀、张振兴、李汉林、赵正一、吴晓梅、黄佳熙、鲁西奇、罗杜芳、丹尼尔•麦克马洪、耿梦清、谭必友、白林文等都对严如熤和他的作品做了一些梳理或者评价，他们的研究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对其作者严如熤的研究，以作者生平特别是平乱经历和他的一系列著作为主。如鲁西奇、罗杜芳认为严如熤是道咸经世派的先驱，其著述有以舆地之学为工具，充分发挥史学经世致用功能的特点；谭必友认为严氏是冷静、能够长远思考的智者，“第一个摆脱了前人的研究思路”，将苗疆问题从一个民族拓宽到民族关系的综合视野。另一方面是对《苗防备览》 书籍内容的整理和版本的考证，如蓝勇《严如熤及其经世文献的价值》梳理了严如熤代表作的刊行和版本情况；赵正一《严如熤<苗防备览>成书和版本考述》对首刊时间进一步进行了考证。除此之外，还有以《苗防备览》为依据的各种地方史、民族史、社会史的专项研究，遗憾的是尚未涉及对其历史地理史料价值的探究。蓝勇在1996年就提出，《苗防备览》中的记载多是当时的官修方志中没有的，通过田野调查而来的全新苗疆资料，史料价值相当突出。一方面，这些田野资料不是辑录旧说，而是严如熤在当地任职时实地考察而来；另一方面，其著述的目的是为资政，故更不可能随意为之，由此可见其著述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然而《苗防备览》作为一部苗疆“百科书”，它的历史地理应用价值却还没有被完全挖掘。（一）地形地貌
“行兵之道，贵知地利”，《险要考》载山形地势最详，记乾州、凤凰、永绥三厅民苗险多达188处，沅陵、泸溪、辰溪、保靖、麻阳、永顺六县71处，按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该地主要为湖南西部与黔、渝两省市接壤的部分。从地表形态来看，《险要考》中有多处慨叹山岭连绵、高大雄伟的表述，如“负山而立，颇为雄伟”“山势高峻”“高入云表”“山势耸拔”“万山簇列”“连峰如屏，嵚崎崒嵂”等。湘黔川地区处于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被武陵山脉自东北-西南向斜插，形成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最西边的铜仁府处于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区间，特别是西部的梵净山和凤凰山，海拔均在2500米左右，所以铜仁、松桃、秀山地势相比较起来会更高。贵州东部，包括松桃、铜仁、江口、玉屏、锦屏等地，是典型的低山丘陵区，实际上与湖南低山丘陵区连成一片。而湖南境内三厅六县海拔稍低，基本不超过1000米，但也是“连峰如屏”。正如严氏所言，经制因时互异，山川终古依然。地形地貌变迁缓慢，用现在的地理测绘数据对照考《险要》也一般无二，印证了《苗防》对地理描写的真实可靠。《苗防备览》中记苗疆的地貌特征则更为明显——山势起伏大，侵蚀地貌突出。苗疆地区侵蚀地貌十分突出，民村苗寨周围三面或四面环绕高山，中有溪涧凹陷，悬崖锋利，如切如割。《说文》释：“涧，山夹水也。”首先，喀斯特地貌本身就是水流对可溶性岩石的溶蚀，所以区域内水文状况通常很复杂，山岭与河流相间，“石山夹峙，涧水盘绕”“傍山临涧，地势幽险”“西倚峻岭，东临深涧”等描述层出叠见。地表水尚且如此，地下水亦有记载：“高峰插云，石泉洒雨”，即松散岩石裂隙中渗透的地下水，再由于重力作用流动、滴溅于山石上，形成“洒雨”景观。其次，苗疆的地表切割度相当高。地表切割度是针对局部小范围内，地表垂直方向上割裂程度的示量，它能够很好地反映出区域内的沟谷深度和相对高差，能直观反映地表被侵蚀切割的情况。河流纵横，地表被切割成大小不一的盆地、台地、山峰、沟谷和陡坡。严氏用“危险壁立，悬崖陡峻”“石壁如削”“危岩削立”“山势陡削”“四面如削”“两峰对峙如门”来形容这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自然地理样态。“山势突兀，如怒猊抉石，渴骥赴泉，极为雄峻”“......小田陇中孤峰突高约四五里，玲珑蒨秀，可云削出青芙蓉矣”“高峰竦峙，望若碧虚之中，阊阖高开”。切割度高的地表山势突兀，山脊几近竖直，远远看去仿佛从云霄直直插入地下的天柱，又如同两扇张开的巨大门扉，读来身临其境，悬崖峭壁、万丈深渊仿佛近在眼前。《苗防》对溶洞的形态也有记载，“......山下有石洞穹嶐，深广可容数百人。”“......在山界上，地势嵚崎，径路逼仄，旁有穿洞、牛洞，俱皆穹嶐深邃。”所谓穿洞，就是由于地下水侵蚀所成，典型的甚至可以切穿山体，看见对岸的亮光。牛洞在《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中亦有出现，徐霞客在游览桂林府永福县（今桂林市永福县）时记到：“......牛洞也，数洞相连......遥望西南对山亦有洞，若覆梁，门广中邃，曰牛洞，东向暗黑而不知其涯。”所以牛洞之名，想来是因溶洞联通如牛鼻子，或是文字象形两横（洞）由一竖（走廊）连接而得。这类溶洞大而通风，傍山临水，山内动植物丰富，是山地民族居住地的良好选择。严氏强调苗疆气候与内地相异。《要略》载：“其气候与内地不同，夏酷暑则多淫潦，冬祈寒则积冰雪。”《风俗考》也记：“苗中四时气候与内地迥异......春夏淫雨连绵，兼旬累月，常泥滓难行。雨势甫霁，蒸湿之气侵人肌骨......秋冬霜雪早降，穷谷幽岩积至数月不化。时下冰棱，屋溜冻结，自茅檐至地，其大如椽。苗人用木撞开，方可出入。上六里尤甚，禽鸟辟寒从不一至。”《说文》释：“潦，雨水大貌。”意思是苗疆气候与内地不同，夏季炎热并伴随着大量雨水，经常连着下几十天，地上泥泞污杂，行走都很艰难。冬季寒冷也会积雪结冰，虽是南方，但“隆冬霜雪寒苦，甚于九边”，候鸟都不会在这里越冬。“夏有酷暑”与《险要考》中反复出现的“地极高寒”并不冲突，永绥厅有一地，名为“排补美”，甚至出现“山高气寒，长夏亦穿绵夹”的情形，这是由于苗疆多山，海拔较内地更高，所以同一时间温度更低。如《要略》载“永绥在苗巢之中，高寒不宜五种”“仡佬各寨，地高气寒，与永绥相似。”永绥位于三厅最南，但海拔最高，所以气温最低，同样是受海拔的影响。除了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的基本气候特征之外，书中对苗疆常年瘴雾弥漫，全年光照不足的记载也频繁出现。如《艺文志》中收录郭琇《请调沅州镇移驻镇筸疏》：“湖南辰州西南一带苗地，乃楚、黔、蜀万山之交。悬崖深涧，路皆鸟道，林木稠密，兼多瘴雾。”《风俗考》“尝有黑雾弥漫，卓午开始稍开朗，当濛翳之时人畜对面不相见，寸趾难移。”“当内地晴明之日，山洞中雾气弥漫，咫尺莫辨，寸趾难移。计见天日者，日不过两三时，则天时之有异也。”意思是雨停时，山里则笼罩着浓厚的雾气，视野受限严重，连对面是人是动物都看不清楚，行走更是艰难。雾气正午后才渐渐消散，白天能见着光照的时间不过四五个小时，所以他们的时序与内地是不同的。根据现代气象勘测数据，湘黔交界山区年平均雾日50天以上，属于多雾区，这与苗疆地貌和水文条件有很大关系。由于多山，气流沿坡抬升，凝结成雾，又因为临涧，冷空气下沉到谷底，谷底气温降低亦易凝结。植被茂密也是水分蒸发低，空气郁结的原因之一。而午夜起雾傍午消散，午后和上半夜无雾，正是湿润河谷盆地辐射雾的典型规律。瘴雾致病的的说法由来已久，如“暑雨难运，瘴毒易生”“山势狰狞，荒草凄迷，洵蛮瘴之乡也”等。周去非《岭外代答》也载：“南方凡病皆谓之瘴。”更多的时候瘴被等同于疟疾，也就是说瘴雾不仅影响可见度、从而不利行军，还会致病，《传略》记乡勇滕家瓉“冲冒暑瘴，半载余得疟疾。”《风俗考》还提到马伏波驻军时为避瘴所作“五味汤”的故事。气候条件是农业生产活动的重要前提。一方面，对苗疆异于内地的气候条件的记载，对当时新入疆的官民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对所谓“黑雾”“瘴气”发生时间和具体情形的描述，不仅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对西南未知毒地”的迷信，也提供了应对方法。另一方面，对于各类西南史志常常提到的瘴雨蛮烟，学界旧有争议，虽然古人对天气“异象”的描述多有偏颇，但现在基本可以确定这种自然现象是真实存在的。现在更多学者将其与具体的自然地理环境结合起来，认为瘴气的存在依赖于“地理环境原始封闭、气候炎热潮湿、生物物种丰富、繁殖增长迅速的自然生态环境”。这与严氏的记载相符，无疑能作为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疫病史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一手资料。苗疆在地形地貌上以山地丘陵为主，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山多田少，遍布悬崖峭壁。“溪旁石罅多小白毛竹，丛生胶葛，倍形深险”是对岩溶地表上植被的直观描述。其中“小白毛竹”应就是毛竹，毛竹多生于海拔1000米以下的山地，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部。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的数据，武陵山区覆盖的土壤主要为水稻土，很是适宜文中的“小白毛竹”的生长。“尝编毛竹及生牛皮为盾”体现了毛竹在当地居民生产生活中的普遍。同时在毛竹林中，还共生着油茶、姜子等山茶科植物和一些草本植物。至于永绥“连峰高峻，白竹业生”“山势崎岖，篁竹业生”中的“白竹”和“篁竹”推测都是毛竹别称。首先，篁竹不见于现代植物分类，在作者个人书写习惯上，书中亦有“杂篁丛集”“灌木丛篁”的表述，所以“篁”应为“交错丛生”之意，并非实指；其次，白竹多产于云南2000-3000米的松林，但永绥厅的最高点莲花山都只有1197米，即使明清小冰期气温低于现在，当地其他地理志书中也均无“白竹”记载；最后，毛竹幼竿密被细柔毛及厚白粉，所以严氏按照毛竹幼态取“白竹”之名是可能的。此外，杨庭硕教授在《<苗防备览•风俗考>研究》中提到，严氏写毛竹，也并非随笔一写，而是因毛竹竹丛“极为尖利，容易刺伤腿，给清军造成了重大伤害，特意作为‘苗防’需要注意的生态事项，加以强调。”从该细节不难发现，《苗防》在当时清廷经制苗疆期间对减少官兵损伤、提高效率方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书中还有两处对葛的记载：“岁歉入山采蕨、葛根、漉粉充食”“......于途采葛根晒粉，蓄为春粮。”葛，即粉葛，是葛的变种，块根含淀粉，可供食用，所提取的淀粉称葛粉。就生长环境而言，葛藤通常生于山地疏或密林中，对土壤、光照、水体质量没有特别要求，反而在保持水土上有很大效益。比起温度条件，对其生长分布起限制作用的主要是水分条件。而苗疆水网密布，沅江、武水、辰水、酉水及各级支流铺陈在嶙峋怪石的山间，山岭深处还有大量交错的地下河，可见极为适宜葛类植物的生长。除此之外《风俗考》还有对各类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记载。如苗民“山坡种植芝麻、粟米、麦豆、苞谷、高粱、荞麦诸杂粮。”山高气寒则种杂粮、豆类，温湿则种稻谷、小麦等；土民多种小米；土民“所种以小米·子为主”，泸溪有土民杂处，种桐、榆、艺菽、粟；瑶民则种“芝麻、粟米、麦、豆、苞谷、高粱、荞、薏、苡诸杂粮......兼种茶种漆”等等，记载与其他方志无二，可作为研究明清时期武陵山区物产、植被状况及变迁的佐证。《苗防备览》中记载的动物可以分为野生动物和驯养动物。书中对野生动物的直接记载较少，但我们可以从民族语言中窥得一二。需要注意的是苗疆有大量少数民族语言音译地名，为避免望文生义，在此不将地名作为论据。《风俗考》中收录了苗、土、瑶语部分字词的发音，而《苗防》篇幅有限，收录的字词必是生产生活中的常用语，其中包含的野生动物有：“虎”苗语称为“木瓜”，土家语称“冷里”；猴，土家语称“额”；蛇亦常见，吕洞山“岁旱上人捕蛇祈祷，风雨立至”，林中多蛇虫，《艺文志》收录刘应中《平苗记》，载“山势幽迷，蛇虫灌莽，丛积可虞，军士黄肿如痴者十四五”，依仗如此环境，苗民甚至有用“百虫毒”涂箭矢之策略。发音中包含的驯养动物有：苗语的黄牛、水牛、马、羊、猪、鸡、狗和鱼；土家语的水牛、黄牛、马、羊、猪、狗、鸡、鱼、鸭和鹅；仡佬语的水牛、黄牛、马、猪、鸡和狗。瑶语的马、牛、鸡、犬、猪和猫。显然，这几类动物特别是牛、马、鸡、猪在苗疆各族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不轻的地位。野生动物的分布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与当地生态环境、植被的变迁息息相关，而在当时，严氏对野生动物的记载多是起到警示的作用。驯养动物则与生产活动关系紧密，还展示了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如早期苗疆的牛并不用作耕作，仅供口腹，买卖中施行“拳牛”之法。因为肉牛的买卖只论大小，而耕牛还需要看年龄，这与中原农耕地区迥乎不同，严氏提醒来疆的商旅特需注意。在歧路蜿蜒的苗疆，马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苗知养马，马腾跃山谷中，质小而健，民所产不及，近三厅各寨亦知畜之，富者或畜十余匹，转卖余外，不以骑也。”苗人熟知养马技巧，三厅苗人养马蔚然成风，他们养的马与北方不同，身材小巧而健壮，在山林中跳跃如履平地，不单说卖到中原，就是苗疆本地军民也十分中意。又山中多溪涧，苗人“得鱼为贵......于山谷中有泥深不可耕植者，瀦水为塘，市外间鱼秧蓄之。多蓄鲩、鲢二种，称为家鱼，鲤、鲫、鮒、鳅之属，则谓之野鱼......苗境中产有扒山骨、土狗子、黄刺鱼各种......”不适宜种植的沼泽也会被改造为水塘，养些草鱼、鲤鱼、鲢鱼、鳜鱼之类。其他时节小溪中还有许多两栖类、鲶鱼、鳝鱼、泥鳅、金鱼、蝾螈等。三、《苗防备览》历史交通地理的史料价值
“筹粮于苗地，运道宜讲，运法尤宜讲。他处有车运、牛运之法，苗地则一无可用。”这是严如熤作《舆图说》和《道路考》的现实背景。显然，此两门编纂不是基于划分“中心-边缘”等级尊卑的目的，而是基于治苗防苗的政治军事需求，使“后之有事五溪者，览于此而行军之往来，屯戍之要害，文报之递传转输之径路，俱可不至惘迷。”苗地崎岖，运粮食不像其他地方可用车、牛等交通工具，通常根据目的地远近和货物多少，来选择走水路船运或者陆路人担两种方法。严氏列举出三种情况，分别是：“由起陆之行营”“由大营而战营”和“由民地而苗境”。当要从平坦的河洼（一般指城垣或是屯田处）到营汛时都走陆路，而从民村到苗寨则水运较宜。掌握陆路与水路情况便可整体把握苗疆交通状况。元以前苗疆都是没有官道的，有的只是一些当地人修的土路，有营路、大路、民路、苗路几类。元时开通了云南行省省治中庆到镇远的驿道，称之为“大道”。大道途经辰州，而后与湖广大道相接，北上大都，成为连通云南与内地的第一条，也是直至近代都最便利、车马流量最大的道路。明代北京至贵州、云南的官道也是在这一基础上建设而成：“北京......六十里常德府，八十里桃源县，避秦故迹......六十里辰州府......五十里至贵州布政司......百里至云南布政司云南府滇阳驿。至云、贵二省，镇远府必经之路，为云、贵之东路，即此也。”东路即称“普安道”，以官军、商旅和朝贡用途为主。到了清中期，“各汛相通有营路，居民取径往来有民路运输，军实有台站，苗路虽云如发，其间亦有经由常道，兹悉为详载。”汛有营路、民有民路、军有台站、苗有苗路，其他小路更是数不胜数，《道路考》分别收录上述各类道路、途中数个节点的里程，以三厅六县为详，与《舆图》一门形成对照，图文并茂，并附路况，别具特色。首先，严氏考察、罗列了以各厅县治所为中心，四通八达的各类道路。以乾州厅为例，乾州厅的陆路交通为三厅中最便，南接镇筸（凤凰），有营路有民路，虽地势崎岖，但安营设汛，民村繁多，星罗棋布；东方官路通泸溪“沿武溪而进，两面高山，路绕山脚，溪岸舆马俱便”；东南有三条以上的路通浦市，其中不乏“民苗仡佬俱经由于此”的通用道路；西北有通往永绥的粮道，虽八九十里一线羊肠，但路颇为平坦。北面有营路交杂小路通永顺，有民路、营路通镇筸。若要从乾州往云贵两省，就只能先从乾州经镇筸，再往辰州（怀化）走云贵大路方可。若要去松桃、秀山，则经永绥到铜仁，再分路往松桃和秀山，山路被苗寨环绕，路皆逼仄，舆马往来，无甚艰阻。这也是镇筸和永绥虽有路通周边，但规模均不大，便利程度也不及乾州的两个主要原因。其次，《道路考》进一步记录了常经路途中数个节点与里程数据。不同于以往方志“四至八到”的传统体例，和维持远近尊卑的思想原则，《道路考》虽也有“......此路自泸溪至厅城共一百二十余里”的记载，但是严氏明确表示该数据是道路距离，非直线距离或是到边界的距离。“泸溪往乾州官路。出南门行十里至上堡，七里过溪至苏木溪，七里至洗溪，十里至能滩，十五里至鱼梁坳，五里至潭溪，五里至小壁流，八里至大壁流，五里至下扯旗，五里至中扯旗，五里至上扯旗，五里至丑沱，五里至楠木桥，二里过溪至河溪堡，三里至摆里，七里至五经坪，过溪二里，过上下岩屋，三里至大庄，八里至小庄，二里至小溪桥，五里至乾州城。”在舆图上可以明显看到这条路沿武水而东，从大庄开始与今G319国道基本交叠。根据百度地图数据，现泸溪至乾州（现吉首市镇溪街道）道路距离58.9公里，而《道路考》里数相加为129里大致折合64.5公里，相差不超过10%，是比较准确的。而导致节点间古今道路里程误差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路途比直线距离长，比公路距离短。如从小陂（壁）流到大陂（壁）流，文献记载8里（约为4公里），现直线距离1.8公里，道路里程4.1公里。第二，路途比公路长，如楠木桥到丑坨（沱），文献记载为5里，今天是沿着高成线里程约为1.7公里，折合不到4里，文献里程长于现在的公路里程。上面两者都是正常的现象，公路盘旋，测量凭借的是经验型数据，公路大部分情况都会长于老路（特别是道路比较崎岖的情况下），但路途耗时就不一定了。第三，路途比直线距离还短，如上堡至松（苏）木溪，文献记载7里（约为3.5公里），道路距离10.7公里，直线距离9.3公里，则可能是记录错误或行政区重新整合规划，导致地名不在旧址的情况。上文已有提到，从苗疆全域来看乾州厅城是相对低平的，所以其节点之间的路程、走向都与现在的道路相差不大，其他地方的数据相对误差会大一些。但总而言之，《道路考》记载的道路里程与节点，是以往历代的方志中没有，但对于行人来说又是很必要的内容，不仅对当时商旅、行军路线的选择和安排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复原明清时代的交通路线路况也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严氏在每条道路后并附行旅路况，如乾州-泸溪不像其他道路都是一侧民村一侧苗寨，这条官路两边都是民村，没有被阻截的危险；乾州-镇筸道路崎岖，苗口、苗路极多，特需注意；道路沿线相关产业欣欣向荣，有开设旅店：“豹子场、正大营（今贵州境内）附近苗寨，颇有在大途傍开店贸易者，黔楚客民贩牛经过，投宿其家，与外间逆旅无异”；有护客（类似于押镖）情况：“（客行）持矛抢护至数十里，遇他寨苗伏草，作苗语招号之，伏草苗不敢犯，如伏草苗不退，辄挺矛与斗。”十分生动。“转输军实必曰水陆交运”，苗疆多为喀斯特地貌区的山地丘陵，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苗疆的陆路交通只能说是在夹缝中艰难经营。更甚者山林中烟雾毒瘴，外地商贩、驿马难以长途跋涉。然而与之相对的，沅江作为苗疆母亲河，横贯其间。“自来征苗者，必讲峒河运道。”《道路考》载：“江从贵州镇远至湖南沅州者为武水，江自都匀黎平至湖南靖州者为沅江，二水于黔阳治相会，此后通谓之沅江。”沅江干流全长1033公里，为三湘四水之最，虽不如湘资流域人口密集，但也自古被称为“黄金水道”。清廷在苗疆兴兵之后，为便于运输军需，督夫役修缮水道，略杀险势。沅水水系历史通航河流共65条，3534公里。清以降苗疆远近闻名的“四大古镇”：王村、里耶、茶峒和浦市，无一例外都是依傍水路发展起市镇经济，均有“小南京”的美誉。如王村就有“城西八十里，自王村以上进猛洞河，小河往来行舟多泊焉。居民商贩聚处”的记载，号称“楚蜀通津”。《风俗考》载：“居民习溪河滩溶，庳篷轻舸，运载货物，所在皆是。故辰、沅大小船，通谓之‘麻阳船’。”就乾州厅来看，作为“中转站”，卖西买东，卖东买西。特别是腊尔山下的麻阳、凤凰、秀山、茶峒等地的农副产品在此地汇集，又通过乾州的通济门（南门），通济门外的铁匠码头，万溶江（即武水）汇合沱江，东入泸溪，而后与酉水于沅陵汇合注入沅水，沅水流经常德，再通洞庭、长江。诗云“武陵溪口驻扁舟，溪水随君向北流。行到荆门上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与其干流一样，万溶江“峭岩剑立，怪石戟森，奔流湍激，骇浪澎腾，舟行稍不戒未有不立碎者。秋冬干涸，运载维艰，只当夏令苗寨山水陡发，小船尚可往来。”“夏令山涨发时，溪流湍急，必俟涨退，方可结筏而渡。”秋冬“水涸怪石裸露，险滩多不易行船”，待到“险势略杀，春夏之交间可资以运载。”都对在夏季丰水期利用水路运输的策略进行了提示，并强调此河价值在于“虽湍急，实四达苗寨之中。”如永绥、凤凰厅粮运难，湖南黔阳、溆浦产的米粮便可“运至泸溪，改拨上乾州城”，再分拨到绥、凤二厅。结语
《苗防备览》凡二十二卷十四门，内容丰富，真实可信，极具历史地理史料价值。在自然地理上，严氏多记“异”，对武陵山区地形地貌的描述形象生动，其侵蚀地貌突出、切割程度高的地势特征跃然纸上；高海拔导致武陵山区“夏有酷暑”与“地极高寒”并存，且常年瘴雾弥漫，这都是异于内地的气候特征，不仅提示了当时的入疆官民，也为现在西南疫病史、生态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动植物方面，生物多样性指数高，对某些植物如毛竹、葛等常见于苗疆并且在生产生活、军事上有一定价值的事物都被特别指出；在历史交通地理上，《道路考》分别考察、收录各类道路、途中数个节点、里程与路况，以三厅六县为详，与《舆图》形成对照，图文并茂，并附路况。给当时的行旅提供了重要参考，也对当代复原明清时期的交通路线路况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水路记载不如陆路丰富，但严氏也搜集各水道各段名称与支流、险滩、流经、里程与航道水情，以资参阅；在人文风土地理上，记各民族分布、住所、语言、教育、生产方式、信仰甚至是性格。特别是《风俗考》两卷的历史风土地理内容十分丰富，这方面杨庭硕教授做了基础考证工作，但其中仍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苗防备览》中的大量内容被后来的地方志书作为正文或按语收录，如光绪《湖南通志》中提到总兵尹德禧领兵逮捕石满宜的事件，后面就附上了《苗防备览》同样记载此事的原文以备对照。《苗防》的影响不局限于湖广行省，光绪元年时，安徽巡抚裕禄命有司修整学校、倡导捐书，其书目除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外，还有《苗防备览》。山西道监察御史宗稷辰奏“臣少在湖南痢，悉傅鼐平苗大略及见严如熤所著《苗防备览》，知当时苗乱获平，由统兵大臣慎采择良谋，任用贤吏......”有清一代经制边疆本就是国之大事，《苗防》影响力不言而喻。明清两代此类私撰“苗”志很多，有单纯的游记，但更多的情况是官员赴任苗疆，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稿，作资政、“备览”之用，且不像传统方志，作者们都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目的，撰述中多有自己对亲历事实的独到理解，在人物思想史研究领域也有一定价值。如明代郭子章的《黔记》，论述结合，以小引或节末总结、补充的形式述评，表达个人见解和情感倾向。诸如此类还有田汝成的《炎徼纪闻》、王士性的《黔志》、沈瓒的《五溪蛮图志》、严如熤的《三省边防备览》、陆次云的《峒溪纤志》、陈浩的《百苗图》、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等，亦是研究明清两代西南少数民族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另一方面，《黔记》《苗防备览》《三省边防备览》《湖南苗防屯政考》都附舆图，虽有些并不完全准确，但也能为边地，特别是土司地区难以进行的历史交通地理研究和地图绘制提供重要参考。而《百苗图》《五溪蛮图志》等“图志”还包含有少数民族生活场景绘画，更是研究历史时期少数民族社会史的绝佳史料，这些无疑都是官修志书中没有的珍贵地方材料。私撰史志可以补正史之缺，在研究明清西南历史地理时应将此类资料运用起来。拓宽研究的文献范围和探索领域，对私撰“苗”志文史价值和作者的史地素养进行深入挖掘。编辑 | 黄玲
编审 | 宋亮
审核 | 唐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