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励，男，1967年生，重庆市合川人，合川区文物管理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田野考古、地方史志、巴渝石窟研究。牛英彬，男，1984年生，河北省元氏县人，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馆员，主要从事田野考古、盐业考古、宗教考古。许文英，男，1964年生，陕西省扶风县人，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人员，主要从事田野考古。曹建军，男，1971年生，重庆市合川人，合川区文物管理所馆员，主要从事石窟寺保护、古建筑保护。【全文刊载于《中国人文田野》第9辑，成都：巴蜀书社，2022年，第92-104页，注释从略】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综合体。在人们的印象中，城市是鳞次栉比的房屋，是纵横交错的街巷，是熙熙攘攘的行人，是喧闹嘈杂的人声。但在重庆市合川区的边远农村，有一座古代的城市，也曾有着律动的生命和繁荣的市井，如今却安静地埋藏在泥土下，被世人遗忘。它，就是合川区文物保护单位——合州赤水县城遗址。2018年6月，在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合川区文物管理所联合考古调查中，我们走近了它，一窥它的前世今生。
一、古代赤水县城的时空坐标
赤水县城遗址位于重庆市合川区龙凤镇赤水村，赤水场以北约150米，北靠龙多山麓，东隔文家湾与雨台山相接，南望东角山、一字山，西面为低矮平缓的浅丘。一条源于龙多山的河沟自东向西穿过遗址，另一条冲沟自龙多山麓南向流经遗址，在遗址西南部交汇后流向不远处的岩涧，并最终汇入涪江。遗址东、南两面平坦，分布着连片水田，北面渐次抬升，呈缓坡状，以旱地为主，河坝院子、学堂房子等农舍院落分布其间。赤水场至龙凤镇的公路从遗址南面的东角山、一字山下通过。另一条公路从赤水场口起，顺遗址西部冲沟向北穿行，横穿龙多山南麓，经东面的文家湾，向南接于赤水场至龙凤镇的公路，构成环状公路，遗址的主要区域就位于这条公路所形成的环形圈内。现在的地表情况让人很难相信，这一片与其他农村田野别无二致的地方，曾是一处繁华的古代城市所在，不禁使人有着沧海桑田的感觉。但查阅史志及现代有关赤水县治的考证文章，却可清楚地梳理出赤水县城在此地的历史脉络：
赤水县始置于隋开皇八年（588年），治所在今铜梁区安居镇附近，隶属合州。唐武德元年（618年），赤水县治所曾向东迁移二里，仍在今铜梁区安居镇附近；武则天统治时期，曾敕令山僧在赤水县所辖的龙多山修建放生池；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龙多山开始开凿佛教造像；天宝十四载（755年）巴川郡太守韦藏锋奉旨在龙多山醮祭。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赤水县被废除；熙宁七年（1074年）复置，并将治地迁至龙多山南麓。两宋时期，龙多山摩崖造像及题刻不断，香火鼎盛，号为“川东名山”。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赤水县并入石照县，始置于隋的赤水县被废除。合州赤水县从始设到最终罢废，始终为合州属县之一，除去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之间被暂废，总共设县时间692年。沉寂700年后，20世纪80年代，赤水县城遗址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1986年12月，重庆市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培训班在董其祥、刘豫川先生的带领下，对赤水县城遗址进行了田野调查，笔者是参与调查的学员之一。在遗址的一条南北向冲沟壁面，赫然暴露出延续的文化层分布。距地表1.6米，长度近200米，厚约0.8米的文化层中，包含有平铺的较大石块、瓦当、陶排水管以及较丰富的陶片、瓷片等。从采集的标本看，除有极少量的汉、元、明代陶瓷片外，其余均为隋唐五代至宋的遗存。此次调查情况收录于《三江考古调查纪要》，对该遗址的初步结论为：“遗址文化层的形成主要在唐宋时期……是人烟稠密、市井繁荣的所在……似乎反映了这一带作为大型聚落在元明以后的衰落。”赤水县城遗址航拍照，从南向北摄，北为龙多山，正中为河坝院子
二、田野里的城市遗存
2018年6月13日上午，我们驱车约一个半小时到达龙凤镇，与镇政府有关负责人就此行目的进行了说明，并请求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支持配合。当地政府明确予以应允，并马上电话联系村、社干部，要求他们在考古调查勘探中出现临时征地、青苗补偿、民工安排等问题时配合我们进行协调。之后，我们着手安排在当地的住宿问题。龙凤镇距赤水县城遗址约10分钟车程，调查组原拟在赤水场或龙凤镇找旅社住下，方便调查工作的开展，但问遍这两个场镇，均没有对外营业的旅社，无奈只得改变原有安排，决定在合川城区住宿，每天开车往来于合川城区和赤水县城遗址之间。午饭后，调查组前往赤水县城遗址，对环境进行了解。6月的午后，骄阳似火，田里的禾苗郁郁葱葱，一眼望去碧绿如洗，坡地上的玉米挺拔壮实，如一排排整齐站立的少年，充满着昂扬的生机。调查组一行5人，头戴草帽，穿行于田间石板路上，首先来到河坝院子。赤水县城遗址文物保护标志河坝院子石板地面，由西向东摄
河坝院子位于一台地上，台地略呈长方形，背靠缓坡，前临一片稻田，共分两级。第一级种有玉米、大豆、西瓜等农作物，第二级台地即为院子所在地。台地两侧建有农民的楼房和瓦房数幢，正中区域的老院坝堆积有老旧房屋拆除的石板等材料，由于年深日久，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生活垃圾，滋生了疯长的杂草、藤蔓和小树。第一、二级台地之间，被一片绵密的竹林隔绝，已无法通行。台地左边沿通向河坝院子的石板路旁，立有“合川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赤水县城遗址”的文物保护标志。因为所立的地方长有竹子，竹根拱起，致使保护标志已发生了倾斜。当地老百姓将河坝院子又称为“大堂”，传说是县太爷办公的地方，也就是衙署。在院子中部的空地上，有一片石板铺成的地面，似有相当长的年头，但是否为衙署的原地面，尚存疑问，还需将其全面清理展现出来，再结合勘探出现的其他遗迹进行对比和综合分析，才可进行相应的判断。此外，这片石板地面的北面有一座石台基，正中建有五级石踏道，台基上面已被复耕为农地，仅在右端有一座体量较小的悬山顶穿逗式木结构建筑，可能为原来台基上较大建筑的残存，从建筑形式和保存状况看，应为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建筑，与宋代赤水县城并无关联。随后，我们来到当地老百姓称为“学堂”的地方。学堂位于河坝院子左侧约60米处，前临水田，背靠缓坡，传说是县学所在地，地势略低于河坝院子。当地一户农民在此建有房屋和地坝，地表已无任何古代遗迹。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曾在他家里看到一个石柱础，抱鼓式，浮雕“二龙抢宝”图案，并有铭文，字迹模糊不清，但其中有“绍兴”二字尚可辨识出，由此可判断为南宋初的遗物。我们向房主人问询该柱础现在何处，回答说前几年已卖与收购古玩的人。房主人告诉我们，他的房子修建前，周边范围的地面地下都有古代建筑物的石材，但在修建房屋和平整地坝时，将这些石材都填埋或移除了，现仅在他的房屋左前侧的水田旁还有一口不知什么时代的水井。他还告诉我们，他房前的水田原立有一块大石碑，上世纪六十年代被砸碎后用于修建公路的基础，现这块水田仍被当地人叫做“碑田”。我们随后查看了古井，发现井内被泥土塞满，井口用砖砌成，由于未做进一步清理，其时代不详。从河坝院子顺坡向北行约400米就到了梅子湾。这里背靠龙多山，处于山坳中，当地传说这一片曾建有“卡房”。在川渝俚语中，卡房专指监狱。古代社会里，县级以上的政权才能设置监狱，所以，这个传说也是古赤水县城在此存在的一个旁证。此地有两幢农民的房屋。东端为砖混式小楼房，西端一幢较古老，为悬山顶穿逗式木结构建筑，屋面盖小青瓦，从建筑形式看，为清代中晚期至民国期间的建筑。我们仔细查看了房屋台基、房前院坝及周边情况，希望找到更早的建筑遗迹，但却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发现。房屋周边的田土里都种上了庄稼，即使有早期建筑的遗存也被泥土掩埋了。看来，要证实这里曾是古代监狱的所在地，只能寄望于地下保留有相关遗存并通过考古发掘予以展现。
这几处走完之后，已是下午5点多，我们对遗址的情况也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对调查勘探方案的制定做到了心中有数。同时相信，接下来的工作会使我们对遗址的面貌和文化内涵有进一步的了解。带着这样的一种期望，调查组坐上返城的专车，结束了第一天的调查。三、解读“县衙”的历史信息
第二天的调查勘探从河坝院子开始，由于传说是赤水县衙所在地，需要对此进行局部勘探，对传说进行考古验证。当我们到达时，昨天通过赤水村委会安排的民工已经到位，第一项明确的任务就是组织民工对河坝院子中的石板地面进行清理，将其完全展现出来。虽然当地人告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曾是一处较大的宅院，后被拆毁，仅留下石板地面，建筑时期可能不早于清代。但历史上也不乏利用被毁建筑的地基进行房屋新建的实例，故而清代建筑也有可能建于宋代石地面上，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搞清它是否为赤水县衙的原有地面，或者是否局部残留有赤水县衙地面的遗迹。同时，分出调查组人员，抽派熟悉当地情况的民工1名，携带手铲、锄头等工具，以河坝院子为中心，沿龙多山南麓至文家湾，顺小溪沿岸向西至冲沟，顺时针一圈进行调查。在所经过的农家院落，我们都会找到当地老人，询问他们在历年的耕作中发现何处地下有较密集的瓦砾和老房屋基础。当地人告诉我们，在河沟三元桥处，原有河道在此折向南方，顺小山坡脚下呈半弧状向西南流下岩涧。20世纪60年代，为避水患，将河道改为径直向西，原半弧状河道区域平整为农田，即今赤水场老街至农贸市场一带的坡下。当年对该地进行平整时，发现地下较大范围内埋有雕花石柱础、建筑基础石及其他石构件。这使我们意识到赤水县城很可能部分跨越了河沟的现有界限。通过一系列的问询和查找，结合对一些有遗迹现象的土坡壁的点状解剖，我们大致了解赤水县城遗址的建筑密集区域基本分布在学堂房子以西至冲沟、梅子湾以南至河沟故道一带，至于是否延伸至冲沟以西，还需进行下一步的考古调查勘探。在对河坝院子石板地面的清理中，由于院子所处的第二级台地与开辟为耕地的第一级台地被茂密的竹子和杂草阻隔，使中间相连的石踏道完全隐没，我们决定在中部开辟一条通道，将石踏道完全显露出来，并在第一级台地的耕地上，正对石阶梯和石板院坝的位置，开一条2.5米的探沟，编号为TG1，以了解地下是否存在文化堆积，并据此分析一、二级台地间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在赤水村干部的积极协助下，与联产地主人就砍伐竹子的赔付、土地临时征用及青苗补偿很快达成了协议。当地人告诉我们，第一级台地的耕地下原来全是石板，他们在历年耕地时，已将很多石板撬起移除。果然，我们在耕土层下，距地表0.4米处，就挖到了石板平铺的地面，从石料材质、规格和铺砌方式上比较，与第二级台地上河坝院子的石板地面有很大的不同。为了解石板地面的延伸范围，我们在第一条探沟西南方又布设了第二条探沟，编号为TG2，并用探铲在第一级台地的四方区域进行了钻探。不出所料，同一水平线上挖出了型制一致的石板地面，钻探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级台地上存在大范围石板铺成的地面。考虑到这一级台地复耕的时间很早，当地人祖祖辈辈都在这块地上耕耘的历史情况，我们判断它有极大的可能性是赤水县城遗址时期的建筑地面，是否判断属实，有待今后的考古发掘予以进一步证明。第一、二级台地之间的石踏道由基座和踏步构成，基座被埋于泥土下，主要用5层大小不一的石板叠砌，在右下角底层用一座素面圆形石柱础垫塞，整个基座平面呈方形，不甚规整，填土中出土有青花瓷片，基座上共8级整条石踏道，因沉降而略有倾斜变形。踏道的时代与河坝院子石板地面上原建筑存在极大的关联性，但不排除时间上更早的可能。明确的判断有待全面的考古揭露，结合更多的遗迹现象加以综合性分析。河坝院子石板地面及踏道完全清理暴露出来后，TG1、TG2的挖掘工作也已完成，工作人员对其进行文字、测绘、照像记录，待这一系列的考古规范性流程完成后，对探沟进行回填，恢复为耕地。为了解遗址的建筑分布情况，调查人员选择在冲沟东侧的一块耕地里发掘第3条探沟，编号为TG3。1987年重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培训班曾对冲沟壁面进行了解剖，发现有较厚的文化堆积，但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冲沟内长满了树木、藤蔓和杂草。我们试着在沟壁上刮出一块完整的剖面，但树干阻挡，根茎交错，根本无法进行。若对这些障碍物进行强制清理，恐在壁上形成大小不一的坑洼，难以构成平整的剖面，影响对地层的判断和包含物的归纳，且清除沟壁植被后，还可能破坏沟旁农地田埂的稳定，导致田土受水流冲蚀。在这里新开探沟还有另一层考虑，这里距冲沟有一定距离但又不至太远，有利于发掘到有一定厚度的文化堆积，还可观察和估测文化堆积的长度、宽度。于是，我们选准位置，谈好征地补偿和青苗赔偿后，按正东西方向布下了一条2.5米的探沟向下挖掘。探沟刚破土，雨水不期而至，因雨停工2天后，继续向下挖掘。20日又是一整天下雨，21日复工后，太阳紫外线特别强，晒在皮肤上火辣辣的。TG3下挖已达约1米，基本都属红色粘土，根据土质、土色可分3层，包含物较少，有青花瓷片、缸瓦窑陶片等。探沟内积水约30厘米，开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排除沟内的积水。随着水位越排越低，变浅后十分难以舀起，最后沟底完全泥泞不堪，粘乎乎的泥土附在铁锹上难以扔出沟外，排除沟内积水颇用了一些时间。接着继续向下挖过一层约20厘米厚的粘土后，土里的瓦砾突然增多，我们明白这有可能就是我们目标所在的宋代文化层了，于是先将这一层的平面清理出来，进行观察和照像后，再放缓节奏向下掘进。通过修整笔直的沟壁，画出地层线，这一层与以上几层少有包含物的地层对比特别明显。由于瓦砾层叠交错，向下掘进变得十分困难，锄头、铁锹刃口起卷时有发生，数量众多的瓦砾中夹杂有一些瓷片，我们将它们一一捡选出来。经过粗略分类，大致有白瓷、黑瓷、青瓷、青白瓷几种，再结合对口沿及底部残片的观察，大概可看出碗、盘、盏、杯等器型，属于日常生活用品系列，并且它们确系宋代遗物。这令我们十分兴奋，结合出现的瓦砾层，判断这层堆积有可能是某一宋代建筑的废弃堆积。我们将一些较具特征性的瓷片挑出来，装入标本袋并写上标签，作为下一步对发掘资料进行整理和撰写调查勘探简报的依据。果然在瓦砾堆积层的下部显露出石板、石块及条石等遗迹现象后，我们意识到已发掘到一组宋代建筑的基础。这时，地下水也开始慢慢地向上浸透，被脚踩后在坑底形成一层泥浆。民工一边清理附着于建筑石构件的泥土，一边刮除坑底的泥浆，使建筑遗迹得以完整、清楚地展现出来：它是一片石板平铺的地面，部分石板已经碎裂成块，石板地面上横亘一条地栿，其上留有一条嵌合木板壁的沟槽。所以，这一组建筑遗迹可能是建筑的屋内地面及隔墙的局部。清理完毕后，对它进行了文字记录，绘制探沟四壁地层剖面图，遗迹平面、剖面图，并对探方和遗迹进行拍摄记录。完成TG3的发掘后，为进一步了解赤水县城遗址的建筑遗迹分布范围、埋藏深度、建筑类别等情况，调查组又在TG3以北约300米处的冲沟东岸再开一条探沟，命名为TG4。从征地布设探沟开始，到最后回填复耕，对TG4的发掘共进行了3天，最大的收获是在探沟内距地表0.6—1.3米处的宋代瓦砾层下，发现了一组建筑遗存，由集中分布的石构件组成，包括较规整的方形石板、石块，整块条石凿成的水槽与石板砌成的水渠相交连通，探方东南角显露出一个石板砌成的方形储水池的一部分。这一遗存的发现，使我们得以窥见古代赤水县城普通居民的生活设施，结合TG3所发现的建筑遗存，可初步判断这一带在当时为集中连片建筑所构成的城市百姓居住区域，从而也印证了刘豫川先生“这一带在唐宋时期，是人烟稠密、市井繁荣的所在”的判断。在探沟发掘期间，调查组除留人值守探沟的挖掘外，还分出人员到冲沟以西区域进行调查。根据当地人提供的信息，分别查看了白塔基址、老井、石拱桥、寺庙遗址、龟蚨碑座等遗存，以确定它们与赤水县城遗址的关联性。从调查结果来看，白塔基址仅存基岩，已无任何人工遗存；老井为方形石井台，井壁用条石砌成，现在仍使用，难以判定建造时代；石拱桥可能为清代建造，与赤水县城遗址的时代没有关联，但在距桥梁南面不远处的土路上，有一塌陷的坑洞内壁，暴露出表面被錾平的石板砌筑的结构，可能为较早期的建筑遗存；寺庙遗址位于一小山坡顶，坡壁埋有一覆盆式莲瓣纹石柱础，旁边地面散落有条石、石板等建筑构件；龟蚨碑座被半埋于田坎内，其上一级田坎壁上显露出一排石板地面的剖面，旁边杂草内斜躺一尊无头的圆雕石像。我们推测，石柱础、龟蚨碑座、石板地面、石像等仅是暴露的极小部分文化遗存，这一片区域可能还有数量众多的文化遗存深埋于地下。历经近千年物换星移的变化，曾经的城市已消退为田野，原来的赤水县城的大致范围只有通过相关的地面、地下遗存再结合地貌情况进行推定。以往对赤水县城遗址的调查，对传统认知的遗址区域以西，缺少调查和发现。这一片地方究竟是否属赤水县城的一部分，或是否与赤水县城存在密切的关联性？龙多山曾经的兴盛是否与赤水县城有关？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以考古调查为事实依据。所以，接下来的3天，调查组主要进行了4项工作：首先对冲沟以西区域已发现的文化遗存进行简单清理、分析，并对周边地下情况进行钻探；第二是对冲沟以西自龙多山脚至南边山沟、廖家湾以东的区域进行调查，因为从地形情况看，这一带区域极有可能是赤水县城遗址的自然延伸区；第三是对当地人所谓古代赤水县城至龙多山的道路进行调查核实；第四是对龙多山摩崖造像及题刻进行调查。对文化遗存的清理和钻探主要有两处。一处是李家湾以南的小山坡顶部，这里坡势较缓，坡顶较平整，当地人称为“瓦块土”。清理对象为前几天发现的那具覆盆式莲瓣纹石柱础，为宋代寺院通常采用的柱础形式，地表及地层中零星分布有石条、石板、瓦砾等。通过对周围区域进行钻探，地下较广泛分布有瓦砾及石构件，可初步判断为是一处宋代的寺院遗址。另一处在书房板以西的一块水田、旱地交错的区域，小地名为“文昌田”，清理对象也是前几天发现的一具龟蚨碑座、一尊石像以及一段暴露于田埂壁上的石板地表剖面，分布于约800平方米范围内。龟蚨的头部已缺失，背部有一道嵌立石碑凹槽，当地人说石碑被用作附近一口井的井台。我们查看了该井台，井口与井台显系一整块石材凿成，已无任何文字痕迹。石像无头，着广袖长袍，双手笼于腹前，下半部埋于土内，因石像表面风化和人为破坏的凿痕，一时难以辨别人物身份。田埂壁上的石地板剖面长约4米，厚0.06米，平铺相连。通过对周边区域的钻探，发现其为分布范围较大的建筑基址，可能为一处古代的寺观，也可能是其他具有礼仪或宗教性质的建筑遗存。除对以上两处文化遗存进行清理外，我们还对冲沟以西一大片地势相对平缓区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通过问询和踏勘的方式，找到了另外两处建筑遗存。一处在廖家湾的一幢民房后，处于赤水场至潼南公路的拐弯处。当地住户说这里的土沟壁曾发现有规整排列的条石和石板，像是建筑遗迹，但因泥土淤积和土沟改道等原因，我们仅在土沟壁剖面上发现零散的石块，不排除建筑遗存仍存于附近的可能性。另一处位于王家湾的一座平缓的小土坡上，当地人也称其为“瓦块土”，这里的耕土里夹杂有大量的瓦砾，只需简单地清理田埂和壁面，便清晰可见用规整排列石料构成的房屋基址。当地人称，附近田土里还挖到过雕花的石磉礅。所以，这里就是一处古代的建筑遗存。根据调查情况分析，在不晚于宋代时期，这一带可能存在较多数量的建筑，且一些建筑具有相当的规模。也许它们本身就是赤水县城的组成部分，或者是赤水县城的城郊区域，究竟是什么，有待于全面的考古发掘。古赤水县城至龙多山南寨门的道路现仍存在，但山下农耕地范围内已无迹可寻，也许被破坏，也许被埋于耕土下。从山脚起，我们沿一条山路蜿蜒向上攀临至山顶，山路原为石板路面，因自然及人为损毁，仅局部路段的少量石板路面得以保存。考虑到赤水县城至龙多山顶之间此条路最为捷近且易于登临，可能赤水建县时此路就已存在了，但因山路较为陡峭，在自然和人为损害的共同作用下难以长期保存，需经常性地对它进行维护。因此，我们判定这条路线虽时间久远，但现存的少量石板路面仍属较晚时期。龙多山摩崖造像及题刻分布于龙多山东、南、西、北岩和田湾五个区域，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造像约90余龛1800余尊，题刻80余段，是合川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处摩崖造像。龙多山宗教活动最早可追溯到西晋时期广汉人冯盖罗在此炼丹，自唐天宝年间造像始，历经两宋而至明、清不绝，尤在两宋时期造像最盛。造像以佛教净土宗为主，兼有禅宗等其他流派，另有一些道教、儒家的内容。摩崖题刻主要有造像、出游、诗咏、政事、礼佛、寺观修建等内容，兼具史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其中很多与赤水县有关。如田湾造像中，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龛刻于唐咸通五年（864年），弥勒龛刻于唐咸通六年（865年），造像题刻表明，它们均由合州赤水县官吏捐造；《知县程公政事记》刻于宋政和六年（1116年），反映了当时赤水县令清算户籍及田土，补收赋税，平均劳役，打击豪户的不法行为，使民众心悦诚服，县境得以大治；游记在题刻中较为普遍，很多都是赤水县官吏所题，包括同僚共游、携亲眷出游、与远来的官宦友人同游等内容，说明了龙多山当时已成为闻名遐迩的名胜，由此留下的文化遗存，反映了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从广义的范畴来说，也是赤水县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总共14天的调查勘探，我们对赤水县城遗址的大致范围、功能分区、主要文化遗存、时间期限、文化内涵等有了一定的了解，为划定赤水县城遗址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提供了考古调查依据，也为制定赤水县城遗址的文物保护方案明确了目标和思路，并为今后赤水县城遗址的全面考古发掘建立了基础资料。本次考古调查和勘探中，因地面无任何城墙遗迹可寻，所以对赤水县城遗址的确切界限无法标定，而只能对其范围作大致推定。另外，赤水县城存在的时间问题，有学者认为隋唐时期赤水县城应位于合州治西安居河（现关溅河或琼江）边，至宋熙宁四年废，省入铜梁县，熙宁七年复置，迁治今龙多山下，仍名赤水县。由于本次勘探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赤水县城遗址文化遗存的分布、保存、构成等情况，挖掘到宋代建筑基址后，为保护遗存而未再向下挖掘至更早层位，虽于宋代堆积中也发现有唐代器物残片，但难以说明宋代城址是否为延续隋唐城址而来。以上两个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今后对赤水县城遗址的全面考古发掘。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中国人文田野》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