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蒙长城地带文化遗产考察报告（2020年）

【作者简介】

翟禹，男，1984年生，内蒙古赤峰人，历史学硕士，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蒙元史、长城学、民族与边疆问题。

康建国，男，1979年生，内蒙古赤峰人，法学硕士，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北方民族史、草原文化史研究。

【项目支持】

“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2019年度课题“内蒙古黄河区域文化研究”；国家文化与旅游部2021年“黄河文化研究”专项课题“内蒙古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长城文化交融互动关系研究”。

【全文刊载于《中国人文田野》第10辑，成都：巴蜀书社，2022年，第141-152页，注释从略】

河曲城建于明代，是隶属于山西镇长城防御体系中的重要城堡，保存较好的地段是西北角城墙与护城楼，根据护城楼上的匾额题记记载，护城楼建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护城楼占地面积567平方米，坐北朝南，为二层砖木结构。一层台基高3.5米，长27米，宽21米，中部设拱券门，前有石砌台阶项链，券门上设一长方形匾额，字迹不清，匾额上砌垂花门楼，檐下设三彩单翘斗拱。券门两侧设拱形小窗。二层四周设女儿墙，殿身面宽三间，进深四椽，单檐硬山顶。五檩无廊式架构，斗拱一斗二升交麻叶。

文笔塔始建于清代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位于河曲县城东，目前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笔塔为圆形梭柱状砖塔，通高31米。文笔塔基为石砌，基下为土台，塔上部为笔尖形状。

位于河曲县城西黄河岸边的古渡口，根据考古调查认为，始建于宋代，古渡口的规模较大，遗存范围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30米，石条垒砌，残高约0.5米，曾经在地表采集有白釉瓷碗、碟、盘和黑釉瓷坛等残片。目前，这一遗存已经被冠以“西口古渡”为名，建立了休闲旅游广场，社区居民在这里举行各种文化和娱乐休闲活动，同时还留存有庙宇、戏台、碑刻等遗存，古代渡口遗存与新时代文化景观结合，成为黄河沿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河曲县位于黄河中游，河流从此处呈北-南方向流通，河曲所在黄河对面为内蒙古准格尔旗，是鄂尔多斯高原的腹地。河曲向南沿黄河一线直达山西保德县和陕西府谷县，向北沿黄河经过偏关河口，直达万家寨和老牛湾。可见，河曲是一处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黄河在这拐了一个大弯，使得这一带在古代军事地理中成为一处易攻难守的地段，尤其是在明蒙关系最为紧张的时代，尤其是驻牧在鄂尔多斯（当时称为河套）地区的蒙古部落，往往选择在河曲一带“抢滩登陆”，因为这一带水流平缓，黄河河道中间还有成块的岛屿、小洲，使得河道变窄，而且水流平缓导致河水冬天极易结冰，蒙古骑兵踏冰而来，呼吸可至。因此，明朝在这一带设置了层层防御体系，黄河河岸修筑了长城墙体，又在墙体内侧修筑了一条烽燧线，同时在河曲一线修筑了大大小小数座城堡，主要的有河曲营、焦尾城、罗圈堡、楼子营、河会堡、唐家会堡等等，同时，还在各个黄河河口设置重兵把守，并在太子滩、娘娘滩等地设置防御工事，可谓费尽心机。明代中期以后，明蒙实现和解，这一带也不再有战事，则黄河沿岸易于过河的地点，慢慢成为渡口，人员往来、贸易通商、货物运输、文化交流等等开始兴盛繁荣，成为明清以来口内外交流交往交融的一个重要节点。到了今天，河曲依然是“鸡鸣三省之地”，从内蒙古鄂尔多斯至山西偏关、保德和忻州，乃至太原，这里是必经之地；从忻州偏关到保德和陕西府谷，亦可以经过这里。（注：本文对河曲部分文化遗存的数据，源自《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

二、赴山西大同调研明长城系列遗存

2020年11月18日至20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调研组赴山西省大同市，开展了为期三天的明长城文化遗产调研工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调研组专家有吴加安研究员、吴炎亮研究员、刘爱河研究员和许慧君副研究员，翟禹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此次调研。

调研组一行第一天先后考察了阳高县李二口明长城遗址、镇口堡（水磨口村）、镇边堡、杨家堡等遗存。李二口明长城遗址是天镇县保存较好的长城地段，李二口村现已依托长城遗址发展了较为成熟的乡村旅游，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目前已然成为长城文化旅游的典型示范地。镇口堡所在的水磨口村被国家住建部纳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保留了较多的古民居、戏台等很有特色的建筑遗存，村中部分街道布局保持了几百年的传统格局，道路两旁可见众多传统建筑风格，文化内涵和底蕴十分深厚。阳高县杨家堡村是一处明代时就存在的民堡，是当时守边的士兵随军家属和被迫徙边的百姓屯田、生聚之所，因地处明朝与蒙古诸部对峙的前沿地带，需要时刻加强防御，故修建了高大宽厚的民堡城墙，城墙遗址目前仍然保存较为完整。

调研组第二天考察了云冈石窟、大同城墙遗址陈列馆、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和关帝庙大殿，这几处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山西大同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调研组第三天考察了得胜堡及其相关遗存，主要有得胜堡、得胜口、市场堡、镇羌堡及其附近的长城墙体，调研组围绕得胜堡的建置、得胜口遗存的形制用途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收获颇多。得胜堡及其长城关口在明蒙关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明蒙关系史的转折性事件——隆庆和议的发生地，自此以后明蒙双方实现了和解，开启了长时间的互市贸易和人员往来，促进了长城两边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见证着中华民族多元共生的历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在今天我们对其开展深入研究和宣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考察天镇古城相关遗存。

天镇县城，辽金元时期为天成县治（辽、元写作天成县，金代写作天城县），明代初期在此设置天成卫，后来位于今呼和浩特托克托县的镇虏卫内迁至此，两处卫所合治一地，明代中后期时被称为“天城城”，清代顺治年间改成天镇卫，雍正年间改为天镇县，沿用至今。天城城的城池规模，《天镇县志》载：“城池，本辽金元天成县故治，明洪武三十一年置卫，因旧址修筑。周九里十三步，高三丈五尺。万历十三年重修，增高一尺，基厚四丈八尺，顶厚二丈八尺，女墙高七尺，濠深二丈，垛口七百二十，门四，东曰文安，西曰武宁，南曰迎恩，北曰镇远。门外各建月城，城东南别建角楼，四周共窝铺二十五间。”

通过调查发现，天镇县城中现仅存城墙遗址一处，即武定门，位于天镇县城中心处，现已成为一处小区的入口，但城门保存较好，也有过修复。在武定门以北几百米处，有天镇县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慈云寺。据文献记载，慈云寺始建于唐代，后世历代都对其进行修缮、扩建和沿用，保存至今。寺庙原名为法华，明朝宣德三年春至五年夏（1428——1430）对其进行了大规模重修，千户熊亮上奏并赐额更名为“慈云寺”。因连绵下雨，天气不佳，加之时机不巧，慈云寺暂未开放，故未能进入寺内参观。根据相关资料可知，慈云寺1965年5月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镇县城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镇，辽金元时期在这里就有了建置，到了明代初期，为了防御北方蒙古诸部，明朝在此建立了天城卫，后来由于北方防御压力骤增，明朝防线整体南撤，便将在今内蒙古地区建立的诸卫所全部内迁至长城以南，其中位于今托克托县黑城村的镇虏卫，被南迁至此，与天城卫共处一城，从而保持了天城卫与镇虏卫长期并存共处于今天镇县城的局面。到了明代中后期，逐渐形成九边军镇防御体系以后，这里被笼统地称为“天城城”，成为大同镇下辖的一处重要卫城之一。作为大同镇城东翼的防御区间，天城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天城城与北边的瓦窑口堡、永嘉堡、镇口堡、镇门堡等等共同构成了一道卫城——堡城——长城墙体一整套完备的防御体系。此外，在这个防御区间之内，还生活着大量的从军百姓，百姓们为了生存和自保，平时屯田种地，战时或从军打仗，或躲入修建的民堡之中，慢慢地成为这一带最早的村庄聚落。清代以后，天镇地区开始有了行政建制，此地被叫做天镇卫，后又改为天镇县，从而一直沿用至今。

今天的天镇县隶属于大同市，是一处位于内蒙古、山西和河北三省交界地带的边远县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是天镇县拥有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文化底蕴，相信在新时代，一定能够实现更多更高质量的发展。

（二）调研得胜堡、马市堡与得胜口系列遗存。

晋蒙交界处的得胜堡及其马市、关口系列遗存，从行政区划上这一带隶属于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堡子湾乡。调研组首先来到得胜堡村委会，详细了解得胜堡及其相关长城文化遗存的具体情况，随后考察了得胜堡、马市堡、镇羌堡、得胜口等遗址。

得胜堡位于堡子湾乡得胜堡村，城堡平面呈矩形，东西420米，南北528米，周长1896米，现存主要设施有四面城墙、南城门1座、瓮城1座、角台3座、马面13座，堡内正中存有玉皇阁1座。玉皇阁四面顶部均撰有匾额，东为“护国”，南为“雄藩”，西为“保民”，北为“镇朔”。镇羌堡位于堡子湾乡镇羌堡村，与得胜口唇齿相依，位于长城墙体的南侧，紧挨墙体而建。城堡平面呈矩形，周长980米，城堡四面城墙均保存相对完整，存有4座角台、3座马面，城门开在南城墙，现已不存。马市堡位于堡子湾乡得胜堡村北0.27米，距离得胜口和长城墙体400米，马市堡平面呈矩形，东西182米，南北171米，周长706米，现存主要设施有四面城墙、东城门1座、东城门瓮城1座，瓮城外侧的围墙1道、角台4座以及马面3座。得胜口位于长城墙体之上，与得胜堡相距1.3千米，关口呈矩形，东西长226米，南北长131米，关城四面均有一座角台，城门位于正南中部，城门处建筑构造较为复杂，南侧未设瓮城，但城门北侧有一道围墙，因有断口，其原始形制尚不明。城门正中有残墙，东侧基部散落条石，疑为城门门洞所在地，城门门洞东侧为一处较为宽大的墩台，顶部平整，推测顶部原本可能建有岗楼（或铺舍）等建筑。关城东南角台南侧紧挨建有一座稍低于角台的覆斗型墩台，自下往上向内收紧，顶部面积狭小，目测仅能容一人站立。墩台西侧为一道立面呈三角形的夯土建筑，紧贴墩台，似为步道，因有所坍塌损毁，是否为登上墩台的通道尚无定论。

调研组围绕得胜堡的建置、得胜口遗存的形制用途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收获颇多。得胜堡及其长城关口在明蒙关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明蒙关系史的转折性事件——隆庆和议的发生地，自此以后明蒙双方实现了和解，开启了长时间的互市贸易和人员往来，促进了长城两边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清代以来，得胜口成为万里茶道的重要关口，沟通着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地的贸易往来、人员交流和文化互动，在促进民族关系、地域文化融合和经济繁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胜堡一带系列长城文化遗存，见证着中华民族多元共生的历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在今天我们对其开展深入研究和宣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考察山西大同市城墙遗址。

调研组首先参观了大同城墙遗址陈列馆，陈列馆设在大同城墙的西南角，设在新建的城墙内部，建立在大同城墙遗址基础之上。陈列馆展示了北魏、辽金和明清时期大同城墙遗址遗迹现状，还陈列了在大同城墙内部及周边出土的文物，包括建筑构件、武器，陶片、瓷片等生活用具，还展示了不同时代城墙的叠压关系，使参观者清晰地了解了大同城墙漫长的演变历史。陈列的文物主要包括纪年城砖、明代铁炮、拴马桩、礌石、基础石条、鸱吻和柱础等。随后，调研组又实地调研了大同城墙南城门和南小城等。

大同城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北魏初期在此建都，名为平城，开创了鲜卑族和北魏的繁荣发展的历史，辽代实行五京制，大同为西京，成为辽朝镇守西边疆域的重镇，也是都城之一，金代延续辽朝五京制，继续沿用大同作为其西京。明朝时期，大同地区成为明朝防御北方蒙古诸部的重镇，成为九边之一，即大同镇。文献记载，大同地区的地理形势特点是“川原平衍”，这意味着在冷兵器时代，中原地区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进攻，在大同一带可谓是无险可守。大同正北与乌兰察布地区接壤，这一带恰好是阴山东端余脉与河北燕山西端余脉相接的缝隙，“乌兰察布”是蒙古语，意为“红山口”即是指的这一地区的地理特征。

大同是一处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北魏时期就成为草原上南下入主中原的鲜卑民族的都城——平城，后来又称为契丹民族所见辽朝的都城之一——西京城，到了明朝与北元蒙古时期，又成为明蒙双方对峙与交融往来的汇聚之地，可见这一地区与今天内蒙古一道，成为多元民族、多元文化高度融合汇聚之地，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共生的历史。

（四）考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周山南麓，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2月1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年5月8日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石窟东西绵延1千米左右，始建于北魏，主要的石窟造像均在北魏时期完成。石窟造像艺术精美，雕凿技艺精湛高超，在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古代石窟雕刻艺术的宝库。石窟建成以后，历代包括唐、辽、金、元几个时期，均对其进行修整完善，直至明代废弃，逐渐淹没于坍塌的山体坍土之中。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以前，这块地方并没有一个像样的名字，通过查阅文献可知，这里有一座明代早期修筑的城堡，图籍中写作“石佛寺堡”，此名一看便知其由来，这里有许多“石佛”。嘉靖三十七年，明朝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一带的防御，便在石佛寺堡的基础上重修了一座新的城堡，命名为云冈堡。这座城堡建于石窟的南边，紧挨石窟及其石窟附近的古道。后来，由于这座城堡“后以地形卑下，北面受敌”，于是又在这座城堡的“北崖创筑一堡，移官军处其内”，同时仍然保存了之前的旧城堡，以便于行旅往来驻跸之所。查询史料可知，新的城堡修建于万历二年（1574年），修建在石窟的顶部山坡台地之上，后来人们便将这两座城堡分别称为“上堡”和“下堡”，而且两座城堡之间有外扩八字的城墙相连。

云冈石窟重要价值毋庸置疑，尤其是在今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同云冈石窟考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习近平说，云冈石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这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要坚持保护第一，在保护的基础上研究利用好。11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对石窟寺保护利用的意义作了仅以指示，提出“我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价值理念、文化精神。”这是对我国分布在各地的石窟遗存文化价值的高度总结和概括。此次调研，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价值，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和素材。

（五）考察山西天镇县镇口堡（水磨口村）。

镇口堡始建于明朝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隆庆六年（1572年）对城堡进行增修补筑，四面城墙包砌砖石。文献记载，镇口堡城墙“高三丈五尺，周一里三分零”。城堡中驻守有操守官一名，负责军事防御，手下还统领着311名官军，并有16匹战马。镇口堡的名称“镇口”，顾名思义就是镇守关口，所镇守关口的位置比较容易确定，文献记载的是“水磨口”和“榆林口”。这两处地名在今天都还使用着，水磨口就是镇口堡城所在地向北的长城墙体封住的进入山中的沟口，而今天镇口堡所在村庄就名为水磨口村。镇口堡以东3.5千米处，则为榆林口村，村北就是通往山中的关口，被称为榆林口。

镇口堡所在的水磨口村被国家住建部纳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保留了较多的古民居、戏台等很有特色的建筑，成为长城文化遗产廊道中一抹靓丽的文化景观，而且水墨库存现仍为一处使用中的现代村庄，“遗产”“人居”和“景观”在这里实现了完美地结合。村中部分街道布局保持了几百年的传统格局，道路两旁可见众多传统建筑风格，文化内涵和底蕴十分深厚。此外，在村中心还保留有供销社分销店旧址，这大概是建国以后当时最为繁荣和热闹的所在，见证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基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建设发展的历史。

从一座小小的城堡遗址和村落中，我们可以看到500年前的明代城堡建筑、长城墙体，能够看到清代民国时期的传统古民居建筑、庙宇、戏台，还能够看到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印记。走在依旧保留着传统街道、小巷格局的寂静村落中，倏忽间仿佛穿梭在漫长的历史长廊之中，过去的一幕幕如同电影一般在眼前纷纷闪过。

（六）考察山西阳高县镇边堡。

根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等文献的记载可知，镇边堡最初是一座民堡，也就是当地屯田守边的百姓自发修建的一座城堡，是百姓用来在危急时刻自保的坚固城池，最初名字叫做“镇胡”，概取“震慑胡人”之意，这是六百年前明蒙关系的历史写照和见证，多元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存在着多种方式，有战争、有冲突，也有和平贸易和文化交流、人员往来。明朝嘉靖十八年（1539年），由官方将这座城堡整修，改造成了一座军事性城堡。后来隆庆和议以后，明蒙之间实现了长久的和解，明朝方面为了继续加强防御，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又把这座城堡城墙外面包砌砖石。文献记载，镇边堡城墙的规模是“周三里八十步，高连女墙四丈一尺”，可见在当时还有女墙等设施，现在早已荡然无存。当时，镇边堡的最高指挥官被称为守备，守备手下统领着官军共计有722名，还管理着马骡82匹。

明长城沿线的城堡多修建在山口等军事要地，或者修建在交通要道上，一定是南北或东西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镇边堡也不例外。在战争年代，镇守关隘和要道是为了军事防御，而到了和平年代，矗立在关口和交通要道上的城堡就成了人们交通往来和贸易通商的绝佳中转站，百姓和商贾可以在这里休憩、会客甚至开展交易，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这样的城堡在人们社会生活当中具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从镇边堡所在沟口向南，进入山中就有一条沟谷直通山南麓的聚落城，沟谷沿途经过银腰沟、善友沟、砖银沟、撞道沟、麻地沟、马家梁、鸦儿崖、鹰嘴东等村落，出沟口就来到了聚落城。这一带到今天仍然是山西和内蒙古两省相互连通的要道，晋蒙交界地带的百姓在风俗习惯、思想文化、观念乃至血脉关系上，都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这一切都得益于长城及其所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遗产。围绕着长城这一条纽带，在中国北疆地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长城区域社会”，这个地带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多元民族尤其是农耕和游牧两大文化区高度融合的典型地带，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史。

三、考察晋蒙交界明长城十七沟段和败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