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琳，女，1979年生，天津人，法学硕士，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全文刊载于《中国人文田野》第10辑，成都：巴蜀书社，2022年，第212-220页，注释从略】
译者按：亚历克斯·何塞（Alex Hosie，1853-1925），中文名谢立山，曾任英国驻重庆领事、驻成都总领事等职，游历西南地区，搜集有关商业、地理等各方面信息。本文于1886年2月22日在皇家地理学会的晚间会议上宣读，刊载于当年6月出版的《皇家地理学会会议记录与地理月报》第8卷第6期，记述了作者1883年初游历川滇的见闻及对本地区交通、商贸的看法。由于个人偏见与意识形态等原因，文中对民族、历史的认识或有不当，为保留原貌，亦照原文译出，请读者明辨。六个世纪以前，伟大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穿越了整个大汗国。从那以后，朝代更替，时过境迁，语言、风俗、人民，甚至自然面貌都已发生巨变。如今的中国也已不再有马可·波罗时代那般的辉煌与荣耀。尽管腐朽的保守主义侵蚀着她的肌体，但她仍旧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以西方的标准而论，她的民众虽有不足之处，但却仍具素养，若加以发展，亦可在未来推动她成为一大强国。直至最近，其统治者的保守主义使其边远省份对西方国家而言仍是一片未知之地。不过，事态的进展已迫使她极不情愿地逐步向不期而至的异邦之人开放其最神秘遐远的地区。
人们对马嘉理（Margary）被害一事仍记忆犹新，这一不幸事件迫使中国撤除了在西部诸省设置的重重障碍。自那时起，几位先驱者已经穿行过这片广阔的地域，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将向诸位报告我手头的工作。华西只有部分地区曾被考察过，其最大商业中心是重庆，1881年，我被任命为驻当地的代理领事，从而有机会向广大同胞提供更多关于其商贸和自然地理方面的信息，不用说，我对此高兴不已。我的某些工作成果已经体现在1883—1885年间出版的三本议会报告中，但对于公众而言，它们过于繁细，毫无趣味，并且许多地方都是追随前人的足迹。因此，我认为最好是向皇家地理学会提交一份在新区域进行游历的报告。1883年2月11日，我从重庆启程，前去考察四川省最南面的宁远府（Ning-yuan Fu）和云南西部的大理府（Ta-li Fu）之间的地区。1872年，李希霍芬（Baron Richthofen）也曾选定这一地区作调查；然而，遗憾的是，在四川省城与建昌（Chien-ch’ang）河谷间的第一个关隘，他就不得不放弃。1878年，巴伯先生（Baber）抵达宁远城，但他的成就正如诸位所知，他一心想要深入了解金沙江（River of Golden Sand），于是便继续南行，接着向东，继而往北，又回到四川省。我们从重庆出发，经自流井（Tzu-liu-ching）前往省城成都，这也是另一位著名探险家、已故的吉尔上尉（Captain Gill）所走的路线。从成都开始，我们向西南方而行，经过砖茶制造中心雅州府（Yachou Fu），再翻越大相岭（Ta-hsiang-ling）至清溪县（Ch’ing-ch’i Hsien）——前往打箭炉（Ta-chien-lu）和西藏（Tibet）的贸易要道在此分路；接着渡过大渡河（Ta-tu river），经越嶲厅（Yueh-his T’ing），翻小相岭（Hsiao-hsiang-ling Mountains）——穿越那些雪山之时，我们很多随从都发烧病倒了；然后就抵达泸沽（Lu-ku）——它位于安宁河上游两条源流的交汇处附近，地处广阔的宁远平原的北端。我们距宁远城仅20余英里。温和的南风吹来生命的气息，吹进患病随从们发热而又劳累的躯体，他们开始恢复。因而，我们花了好几天才走完这段路。3月19日，我们越过平原东侧山峦伸入平原的最后一个山嘴，经过城郊精心种植、林木繁茂的果园，穿过一条挤满驮盐牲畜的热闹大街，于下午早早地就由西门进入宁远——在华西通常称之为建昌府。巴伯先生详细描述过明初宁远故城所遭受的那场灾难，其废墟据说被埋在今城东南面的漂亮湖泊之下。如果传言属实，那么，当马可·波罗穿越建都（Caindu）之时，这个湖并不存在，但我们却发现他曾提到该地区有一个出产珍珠的湖泊。这就很奇怪，虽然我还没有读过这个威尼斯人游记中在建都游历的那部分，但诸多迹象表明，这个湖就是出产珍珠的那个湖，我还查看了珍珠样品。离开宁远后，我们沿着湖泊西岸而行，向平原西南边缘的低山前进。走了8英里，抵达安宁河（An-ning river）左岸，乘船过河，继续向南，经过一片沙质荒地，其边缘筑起密实的芦苇篱笆，以防沙石吹来掩埋耕地。继续向南，平原上分布着土砌房屋和村庄，适于耕作的田地四周都种满了桑树。在华西地区，泸沽以南的平原以其土地肥沃而著称；但是，从那里直至宁远南部，平原自东向西平缓倾斜，河流奔腾在其西缘的高山之下，几乎不能用于灌溉。因此，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主要依靠降水作为补给，而我们到来之前的一个月时间里，当地并没有降雨，干旱龟裂的土地上生长着矮小的罂粟、小麦、蚕豆等作物，与我们所了解的关于这片天堂乐土的动人描述形成强烈对比。不过，在宁远南部，平原相当平坦，蜿蜒其中的河流广泛用于灌溉田地。尽管幸运之神亲睐建昌河谷，但其诸多村落的居民看起来却过得并不幸福。他们给游历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普遍患有甲状腺肿大，男女老幼都不例外。当地人将此归咎于食用盐源县白盐井（Pai-yen-ching）的劣质盐。其理由是，宁远府北部的盐来自于北面的盐泉，食用这种盐的居民很少患甲状腺肿大，而宁远南部则只能食用本地盐，这种病就很常见。这与我1882年在贵州省考察时所听到的当地山区居民的陈述完全不符，那里的人也普遍患有甲状腺肿大。他们一致认为，这种病症正是由于食用了来自四川北部盐泉、供应贵州全省的那种盐。然而，患病的真正原因无疑应该与当地饮用水中所含的钙质和其他物质有关。小镇“河西”（意为“河的西面”）位于安宁河（An-ning）与雅砻江（Ya-lung）之间分水岭山脚下的转弯处，是出宁远城后的第一站。这里也有与大自然相抗争的故事。一条小河从西面的山峦流下，穿过该镇，在平原上汇入安宁河。1881年，一场猛烈的冰雹袭击了山区、平原，小河变成了奔涌的洪流，几乎摧毁了整个小镇，估计约有1000人被击毙或淹死。我们沿小河溯流而上，攀爬数小时，到达山脊，由于西南方的盐泉与宁远府之间频繁的往来运输，山间坚硬的石灰岩质道路磨成了深达12英尺的沟壑。东面山坡陡峭，长着茂盛的杂草，越过山脊才能看见耕种的痕迹，但也只是各处零星散布的小块土地，种着大叶女贞、梨树和其他果树，而那些未耕地上则长着低矮的松树。翻过山脊，道路就只是一条马道，沿着山腰向西偏南方延伸，在此，我们已能看见南面雅砻江的绿色江水，它流向东北，但前方因受山体阻隔而急转向南流去。可以想见，该地区人口相当稀少，行走一整天，偶尔才能看见一座茅屋，使旅行者精神为之一振。离开宁远后的第二程晚间，我们在得力堡（Tei-li-pao）歇宿，可以俯瞰雅砻江。次日一早，从陡峭的山坡上下来，抵达江边。沿左岸攀爬4英里，穿过由茂密的刺梨树篱——如此大范围生长的刺梨，在华西地区还是第一次遇到，随后乘舟渡江，到达右岸的关卡河边村（Ho-pien Hsun）。雅砻江宽约200码，江水很深，流速较平缓，但当它流到我先前提及的急转弯处时，河道缩窄，江水猛烈冲击暗礁，卷起阵阵波涛。雅砻江不能通航，绿色的江面上仅有三条长约30英尺的渡船。岸边巨石成行，我们沿着关卡下游布满卵石的河床走了一小截，然后转向西南方，沿一条溪谷而上——沿溪而下则汇入干流。所经地区逐渐变得开阔，自从离开宁远平原后就难得一见的耕地又出现在东南方的平缓山坡上。在雅砻江陡峭的岸侧艰难跋涉过后，本以为可以在小溪左岸的小镇杭州（Hang-chou）好好地休息过夜，但我们的期望却落空了。爬上一座低矮的山丘，我们惊讶地看到一片烧焦的废墟，该镇已在数天前被放火烧毁。走进小镇，看见原本盼望中的客栈已经一片狼籍，无家可归的百姓挤在为数不多的残存房屋里。人们还没有开始重建家园，大量游民无所事事，蛮力无处发泄。我们的到来给了他们机会。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处居宅，刚安顿下来，一群粗野无礼的人便围了过来。他们确实很蛮横，而且虎视眈眈，稍有差池就会引发一场骚乱，我们不得不请求地方官出面干预弹压。官员虽然来了，但却也无能为力，人们并不理睬他的命令。他只好离开，形势越发严峻。最终，我的随从与暴徒们展开一场混战。此时此刻，我就必须介入，游历中国各地，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迫拿出左轮手枪。让人们都看到这件武器就足够了，在它的威慑之下，四名向我们发出死亡威胁的头目被抓起来。虽然当晚平安无事，但有人声称次日要进行报复，地方官及时地向我们发出警告，承诺提供一切可能的保护，并陪伴我们走完下一程。拂晓，他按时前来，我们也乐得赶紧离开杭州这个是非之地。杭州所在的河谷向西南方逐渐收缩。再次渡过小溪，道路在山腰上延伸。不过，继续前行，群山很快就消失了，地势变得上下起伏。我们在低矮的松林和茂密的草丛之中攀登行进，经过诸多没有开工采掘的铜矿，山脊处的道路几乎与两边白雪皑皑的山峰不相上下。在这里，一场雷雨耽误了我们的行程，刺眼的闪电划破天际，隆隆的雷声在周围群山间反复回响，仿佛是在炫耀宙斯（Zeus）创造者的功绩。然而，寒冷的冰雹和委身过夜的简陋泥屋随即把我们的思想从浪漫的幻想带回到游历生活的残酷现实中。不过，杭州的地方官将我们送至盐源县——因为我们未按时到达，致使那里的官员惊慌失措，对我们的人身安全忧心忡忡，还派来信使和士兵探听原因。除了有一小段路蜿蜒曲折之外，下山前往盐源的道路还算比较容易。我们沿着一条小山涧下行到山谷中，走上一条西向的平坦道路，接着就进入盐源县城，它位于一片平原的东北角，背靠一系列东西走向的高大山脉。在这里，对杭州所发生暴行的处理令我们满意，虽然居民代表并不情愿，但还是通过他们给百姓一个教训，学会如何对待西方来的陌生人。盐源城虽然小，但却是与云南相毗邻的县的治所，该县铜、盐资源丰富，也是寄生于女贞树上的勤劳、有趣的生物——白蜡虫——的主要产地之一。盐井位于县城西南14英里的白盐井，我们经由一条横贯平原、路况良好的道路前往那里，其间亦有几条西北流向的小溪。农民们利用这些溪流进行灌溉的方式令人称奇：溪水在此处流向某一方，而在另一处则流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这片平原是四川省为数不多的以马车作为运输工具的地方。白盐井的盐井与我们此前途中所见成都和重庆之间著名的自流井有诸多不同。前者只有两口井，而且比较浅，仅50英尺深。而自流井的盐井数以百计，许多都深达两三千英尺。如此的深度就需要复杂——但并不科学——的机械来汲取盐卤。在白盐井，不用竹筒、绳索和水牛，只用以竹子箍牢四周当作提升柄的小木桶就足够了。在一面井壁的中间搭建一个台面，盛满盐卤的木桶即可由此传送给上面的工人。将其从盐井送到煮盐棚后，我们看见散布着许多顶部开有圆孔的泥炉，里面放着用邻近地区所采铁矿炼制的锥形锅，高度从1到2.5英尺不等。将锅充分加热，倒入一大勺盐卤，水气蒸腾之后，盐就沉淀下来。重复这个过程，直至形成大约4英寸厚、与锅相同的锥形盐块，然后将其取出，准备运往市场售卖。必须很小心地保持锅底微微湿润，否则，锥形盐块就会开裂，不适于驮畜在崎岖道路上的运输。泥炉里所使用的燃料是白盐井西面7英里处黄土山丘下埋藏的一种烟煤。而自流井则是用竹管输送盐井附近矿坑中抽出的天然气来煮盐，并且那里的蒸锅又大又浅。白盐井每日出盐不超过两吨，其成本包括官府税额在内大约每磅三个半便士。由于该地区人口稀少，因而，其供应区域远大于预期产量下的供应范围。马可·波罗穿越建都州之时，此地处于西蕃（Sifans）控制之下，毫无疑问，当时作为货币使用的盐块正是从这些盐井里蒸煮出来的。虽然从白盐井到云南省界直线距离不足40英里，但却耗费了5天时间，我们的“进程”——我很不想使用这个词——就是一个山区旅行的漫长故事。我们好几次就快要走近省界了，但却因难以逾越南面和东南面长满松树的山峦而被迫折返。南面的山脉呈东—西走向，其中本来有道路可通行，但山脉之间溪流河床上却有巨大的卵石阻挡，为了避开它们，我们一整天——有时长达13个小时——都沿着陡峭的山坡爬上爬下，虽然拼尽了全力，但仍行程缓慢。不难想象，农业耕作在这样一个地区并不突出，但我们却发现大量适应崎岖山地的牲畜——山羊。当途经大米不济、物资缺乏之地时，羊肉价格也相当昂贵。向西而行，我们看到诸多蛮子（Mantzu）部落聚居之地，不过，他们的地盘主要在省界另一边。哨山（Shao-shang）位于抵达云南之前的最后一道山脊上，6名倮倮人（Lolos）受其首领派遣在此迎候我们——汉人官府提前向其通报了我们到达的消息。当我们站在山岭上凝望云南的群山之时，其中一个身材高大、孔武有力、颇有王者风范的人站出来，向我们致敬。其后，我们留意到，在川滇交界处，倮倮居于东，蛮子居于西，而汉人则控制着分隔这些异己种族的狭长条状地带。虽然同为异族，但反差何其强烈。东面的倮倮处于汉人包围之中，却未被同化，仍保持着其独特的服饰，而且反倒将与其领地接壤地区的汉人掠为奴隶；而西边的蛮子，穿着打扮与征服他们的人别无二致，胆小怯懦，一有陌生人靠近就逃之夭夭。不过，如同华西其他部落的妇女一样，蛮子妇女也还保留着其本族的服饰——虽然工艺不甚精巧，但装束打扮与其欧洲的姐妹部落非常相似。只不过后者并不缠头巾，也不赤脚走路。回龙场（Hung-lung-ch’ang），当地人称为棉花地（Mien-hua-ti），是川滇交界处的小城，位于一条东西向的高大山脉之下。经过5个小时的攀登，我们抵达山顶，凭高远望，可以看见西南方另外7条相同走向的山脉；再向南望去，一条闪闪发光的“缎带”映入眼帘，那就是壮阔扬子江的源头——金沙江。这些砂岩山脉山顶上长着黑松，而山坡上则是茂盛的青草和灌丛，成群的矮马、水牛、绵羊和山羊正在其间吃草。九垭坪（Chiu-ya-p’ing）在川滇边界以南两站地，是一个土墙环绕的市镇，有5000多居民，其外围有两个蛮子部落：傈僳（Li-su）和白夷（Pai-yi）。它也是进入云南省后第一个分路的城镇，有两条路可通往永北厅（Yung-pei T’ing）。虽然我们选择了据说较为便利的那条，但途中却被迫绕道而行，本应由北面进城，实际上是从南面而入。该城位于一个长5英里、宽2英里的平原中部，北面以一条半圆形的山脉为界，东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高大山脉，西面是和缓的丘陵，南面则是略为伸入平原之中的低矮砂岩山岭。这些山岭的东、南方分布着众多水塘和小溪，其岸边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碱性物质。永北厅城并不甚重要。其所在的平原属粘质土壤，蚕豆和罂粟的产量还不及四川的平均水平。不过，由于它是缅甸与云南之间经由大理府贸易往来的中转点，因而同样值得一提。自永北厅起，道路向西南方伸向平原的边缘，接着，越过长满松树和橡树的丘陵，随后，一个位于南北向平原之上的大湖便映入眼帘。我们看见，平原东面的山坡上有一条道路的痕迹，据说，在回民起义之前，它是联系大理府和四川的交通要道。然而，曾经宽阔平整的路面如今杂草丛生，灌木繁茂。湖泊长10英里，最宽处约5英里，湖水清澈，道路在其东岸，也很平整。这个湖在中国地图上被称作程海（Ch’eng Hai），但湖畔居民则只知道它叫黑雾海子（Hei-wu Hai-tzu）。平原上散布着众多用泥巴围筑的村落和房舍，破烂不堪，当地百姓也极为贫穷，在炎热的夏天仍然衣衫褴褛。我们向湖泊南端而行，在平原上来回穿越，以寻找中国地图上都标示出的连接程海与金沙江（或称金江，即马可·波罗所言之不里郁思河）的那条河。但我们一无所获，虽然经过了一两条水量不大的深沟，但都是流向湖中，而非自湖流出。不过，继续南行，平原东边有一条小河，另有一河从西面而来，与之相汇，水量增大，流向金沙江。走近此河，平原（其绝大部分被闲置荒芜，其余则种有甘蔗、棉花、罂粟和蚕豆）也逐渐收窄，河道因受低山约束而南流，行抵山下，道路转向西及西南，以达金沙江左岸的金江街（Chin-chiang-kai）。此处的江水与其流经中国中、东部省份时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在这里，江面宽约300码，水色明净，沿卵石河床缓缓向东流去，但不久，它就会束缚于荒凉的高山峡谷中，最终成为一条浊流，并且越接近大海就越加浑浊。此时的水位较低：西藏高山上的雪尚未融化流下，还没有搅乱平静、清澈的江水，不过，金江街的房舍都修建于花岗岩基石上，其下用厚实木板牢牢支撑着，高出卵石河床50英尺，表明了江水每年可能上涨的高度。巴伯先生已经反驳过关于这条江在东面很远的某个地方的适航性问题，我只稍加补充，当我就此疑问询问摆渡者之时，他们面带讥笑，怀疑我的神志是否正常。傍晚，在金江街以西数百码之处，我们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迎接。当晚，在潺潺水声中，我们于卵石江边安然入睡，享受了一个静谧的夜晚。次日，我们在河道由北流向东转的急弯处渡江。道路顺着金沙江右岸的平缓碎石滩向南延伸，因江水沿着平原西部边缘而流，故而常常深陷于沙质河床之中。不久之后，大江流至平原东侧，在此，我们看见，其自西向东而来，受阻于陡峭的岩石高山，不得不转而北流。有一小溪在转弯处与大江相汇，道路穿过这些岩石高山之后，下山即可抵达小溪右岸。这条小溪流经的平原河谷状况甚为糟糕。其间除了回民起义所造成的废墟而外，别无它物。此地有一个四面围墙的市镇，大门敞开，街道上野草丛生，荒无人烟，房舍和村庄的残迹被茂盛的灌丛和仙人掌掩没。我们还注意到被大火熏黑的墙壁，那是回民和官兵间相互争战造成的。更为凄惨的是，瘟疫连年降临河谷，残害着百姓。所谓的住所名不副实，几乎没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这个瘟疫流行的山谷。我们设法将随行人员分散在黄家坪（Huang-chia-p’ing）各处，但实在不幸，我因发烧而病倒，不得不在一个无门无窗的屋内休养数日。不过，我们距大理府仅有三天的行程了，虽然大家都疲惫不堪，但一想到可以过得舒适些，就又振作起来。从黄家坪出发，道路先是向西经过一片荒地，杂草与仙人掌之间不时露出的石堰是此前耕作留下的唯一遗迹。随后，道路转向西南，沿河谷流向东北的小溪两岸开始出现小块罂粟和小麦地，我们继续行进，耕作的迹象就越多，而河谷两侧的山坡上则满是高高的青草、矮小的冷杉和橡树。走近大王庙（Ta-wang-miao），乍一看，景象不尽如人意，但我们眼前为之一亮，透过午后阳光照耀下的白色雾气，可以看到苍山（Tsang-shan）之巅笼罩在皑皑白雪之中，山麓即是西哈剌章州（Western Carajan）首府——大理府。花繁叶茂的蔷薇和荆棘如同栅篱一般排列在大王庙的南北道路两边，严重阻碍我们前行。远处的土地上盛开着紫色和白色的罂粟花，河谷两旁的山坡上遍是高高的草丛，不时可见光亮的墓碑出露其中。一条山脊阻挡了我们的视线，只能看见苍山之巅。不过，穿过这片从顶部向北—西伸展的淡红色平地后，一幅由平原、山地和湖泊构成的壮丽景致就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向洱海（Erh Hai）北岸的平原东缘行进，湖泊向南面延伸，湖水清澈，平原西缘白雪笼罩的山颠映照其中。见此美景，我们深感一路上的艰难险阻都是值得的。穿过数条由北而来流入湖中的小溪之后，我们由平原东侧而下，抵达湖的北岸。湖水冲击北岸，一座小寺庙就坐落在完全突出于湖面的岩体之上。再难找到比此处更好的赏景之地了。谷地北面遍是罂粟，西岸的空地与湖面混杂相交，闪闪发光，难分难辨。上关（Shan-kuan）北面的村落居住着被称为民家（Min-chia）的部落，他们的习俗、语言以及服饰都有别于汉人。与蛮子一样，他们也相当胆小，害怕结交陌生人会导致自己与汉人相妥协。一进上关，我们就想起1868年死里逃生的法国考察团（French Commission）成员，以及无惧于回民头领怒气的勇敢传教士。勒吉榭神父（Pere Leguilcher）仍然居住于此，他不再隐身于岩穴密林中，而是住在大理城内，生活平静安宁。在上关，我们结识了几名康藏人（Ku-tsung），他们属于生活在丽江府（Li-chiang Fu）西北地区的一个西藏部落。不过，“康藏（Ku-tsung）”一词也被大理百姓用来指代全体藏人，与中国其他地区所用的“西藏”（Hsi-tsang）同义。从上关出来，道路在平原上向南延伸，其东是直抵湖畔的耕地，其西则是一片碎石硗确之地，直至遍是坟茔的苍山（Tsang-shan）山麓。穿过两侧尽是废墟的道路，我们进入西哈剌章州首府的北门，并受到中国官员和居于城内的法、英两国传教士的热情迎接。通观全文可以发现，我只是单纯地描述这一地区。但也需要声明，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从商业角度来审视华西，为英国制造业寻求新市场，并且努力探明如何更好地抵达这里。游历于中国西部及西南省份的旅行者都会承认，四川最为重要。其人口是贵州或云南的5倍，他们平和、勤劳而又较为富裕，如果将我们的产品以公道的价格投放于该省市场，他们会乐于购买。但是，也不要妄想3000万四川百姓都会抢购英国货，那是不可能的。四川人本身就是庞大的生产群体，尽管该省只出产少量棉花，但其从华中省份进口的原料价值却不低于100万英镑。像四川这样的多山省份拥有大量农民和苦力，棉织机生产出来的衣服虽然很粗糙，但却结实耐穿，比我们的产品更适合他们的需求。这些织机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不仅仅在四川销售，还大量销往贵州和云南两省。重庆是四川的商业中心，年贸易额总计超过800万英镑，其中三分之二是出口，而进口外国商品仅占整个贸易的八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与华西，特别是与四川的贸易规模还有何等巨大的发展潜力。那么，这种巨量的贸易往来通过哪条路线呢？我的回答是：经由扬子江。可有人会问，这一发展为什么受到阻碍呢？《烟台条约》极大地激发了与华西的商贸往来，但它给予英商的优势为何还未加以利用呢？很简单，因为汽轮只能抵达扬子江最远的开放港口——宜昌，船主们不愿意冒险驾船航行于宜昌以西。我承认，宜昌上游的100英里确实危险重重，但却被过分夸大了，就个人经历来看，我会斩钉截铁地说，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轻载吃水的大马力汽轮可以很容易通行。现在，我们产品都是由帆船从宜昌运至重庆，耗时一两个月，必然极大地增加产品成本。不过，为了认识将汽轮交通引入宜昌以西能给英国贸易带来的好处，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分析这个问题。当我们计划销往四川市场的商品运抵汉口或宜昌时，就已经缴纳了进口税。不管物主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需要在这两个港口支付通行税，以取得过境许可，然后商品就可以运往四川省的目的地，而不用再缴纳任何附加税款。事实上，目的地就是重要的商贸中心——重庆，大多数四川商人都在此进货。由于这些商品已被征收了进口税和通行税，因而，可以免税运离重庆，销往省内各地，只不过可能要支付厘金（likin），在某些地方还会收取额外的货物入市税（octroi）。只需要派一艘汽轮溯江而上至重庆，就能使之成为开放港口。那么，我们的商品仅需支付进口关税就可以在那里卸载存放，而且，在当地缴纳通行税取得通行许可后，就能销往全省各地市场，无需再缴交任何额外税款。我曾指出，永北厅是经八莫（Bhamo）、大理的滇缅贸易的北部终点，而考虑到我所描述地区的特征，我认为，在其以北的滇西与四川之间几乎没有贸易往来的可能性。即便商品能够远达宁远府，但就个人经验来看，该城以北的运送难度要比南面大得多。如果要开展贸易，就必须北上，而北面的大渡河与南面的金沙江之间是山岭地带，其中居住着不受官府控制的倮倮（Lolo）部落，即便中国人也难以通行。不过，川滇之间还是有三条路线，分别是：（1）从云南府经由东川府、昭通府到达岷江和金沙江交汇处的叙州府（叙府）；（2）从云南府经过贵州西部到永宁河以及大江北岸的泸州；（3）自云南府前往贵州首府贵阳，再北上至重庆。这些路线我都曾走过，最好的是第二条，即从云南府经黔西。我在别处曾对这些路线作过描述，在此，我要说明，它们均穿行于深山之中，而外国商品是否会经其从云南运往四川呢？针对英国在八莫和云南间拓展贸易的可能性，巴伯先生曾说，他对此“喜忧参半”。宣读论文后，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先生说，为了调查汉口与宜昌间的河道，他于1871年溯扬子江而上，远至四川，进行了一次探险考察。当时是1月份，扬子江水位最低之时，而7月和8月则达到其最高水位。他的目的是要调查清楚，低水位时，轻载汽轮是否能航行至这个新开放的港口。何塞（Hosie）先生认为这段行程是可行的，甚至可以驶过宜昌穿行峡区，约翰·汤姆森先生对此深表赞同。虽然有一些难行之处，但都并非难以逾越。他的结论是，由于扬子江携带大量砂石而下，因此，在某年某一时间所作的调查并不适用于次年的同一时期。在宜昌上游的峡区里，最高水位与最低水位落差高达至少100英尺，故而，大量岩石在雨季崩落入江。汉口上游数英里，扬子江有一个大弯。中国船只行进20英里才能通过，这里或许是沿江景致最优美之处，但如果横穿取直的话，只需1英里就可以避开这段迂回的路线。虽然外国租界高于江面60英尺，但在1870年的大洪水中，仍被淹没殆尽。此次洪灾是由于三条江河的水量同时汇聚而下，在汉口形成巨大的破坏力。这三江包括扬子江、雅砻江和金沙江。1870年，洪水摧毁了汉阳城（Han-yung）的绝大部分，迫使当地百姓转移到高岗上，直至洪水消退。这些洪水使湖北省每年深受其害。在宜昌上游航行，最大的阻碍就是青滩（Tsing-tan），当他通过此地时，时速有8节，而且，某处的江水陡降8英尺。然而，中国人一年四季均通行往来于此，只不过为防患于未然，事先将货物卸下，到下游再重新装船。江流湍急，需50至100人才能将一艘船牵拉上行。在一个叫巴东（Patung）的地方，他发现岸边有煤矿，两岸深处还有其他矿产。李希霍芬曾指出，扬子江流域的那一地区有丰富的煤矿，足以供给全世界数千年之用；但中国人却将表层土壤挖开后，把煤和黏土混合，铸造成型，以每吨5先令的价格在矿坑口贩卖。M·比兹利（M. Beazeley）先生发言说，何塞先生以非凡的机智与谨慎完成了一次艰难而危险的旅程。他发现，即便是在中国人从未见过欧洲人的地方，只要保持宽容、性情温厚、不拒绝其好意，就能与他们友好相处。中国人也很有幽默感，因此，尽管他并没有语言优势，但经由翻译，也能把他们逗乐，引他们发笑，与之愉快相处。报告中提及了种罂粟的空地。如所周知，四川种植了大量鸦片，现在看来，似乎直至大理府，一路都可见罂粟地。这一现象很值得关注，因为与中国没有来往的英国人通常认为鸦片是强加于中国人的，但事实却是，在买不到印度鸦片的地方，中国人就自己种植。何塞先生也描述了深达2000至3000英尺的盐井，但他应该了解一下，这些数字是否得到证实，而中国人又是如何开凿出这些井的。可以溯扬子江顺利地航行到宜昌，但就目前所知，还不能继续前行。何塞先生说，轻载汽轮可以办到，但那也只是在水位高涨的时候，而那时，湍急的水流将极大地阻碍汽轮上行。这表明了在中国修建铁路的必要性，以此弥补危险而阻碍重重的江河航行的缺陷。云南矿藏丰富，如果将铁路修至该省，就可将其运到沿海，也能把英国商品运往内地。中国东部许多地区可以很便利地建造铁路。从天津到北京，一路平坦开阔；而从香港至广州（Canton），只要越过九龙（Kow-loon）北面的山岭，修建铁路就很容易。随后，修建直线距离约500英里、实长680英里的广州至汉口铁路将不是什么难事。天津至北京的铁路线连接了一个人口超过200万、拥有港口的城市。汉口——连同江两岸的郊区——人口亦有200万，广州人口约150万。铁路可以将各大城市联系起来，而一旦中国政府同意修建，资金方面将不会有任何困难。主席提议向何塞先生致以谢意，他说，他对近期在云南修建铁路并不乐观。前几天，他读到一份建造穿越暹罗（Siam）的铁路的报告，就此事询问一位中国名流，但得到的回答是“中国人不想要铁路”。他进一步解释说，报告只是涉及铁路通达中国边境的可能性，但回答同样是“中国人不希望边境附近有铁路”。不过，此事甚为紧要，应当加紧办理，以为商业贸易寻求新的出路。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中国人文田野》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