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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绥山之名最早见载于《列仙传》中：“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一旦，骑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绥山在峨嵋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故里谚曰：‘得绥山一桃，虽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数十处云。”东晋干宝所著《搜神记》亦载：“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作羊卖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绥山多桃，在峨眉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故里谚曰：‘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数十处。”可见《列仙传》与《搜神记》之记载出于一源。同为东晋时人的葛洪所著《神仙传》中，尽管未有关于葛由故事的详细记载，但仍提到“葛由策木羊于绥山”“一通黄金之简，刻而书之，封以白银之函，置蜀绥山”。虽然《列仙传》成书年代尚有争议，但因成书于东晋之《搜神记》《神仙传》中均有对绥山的记载。故，绥山之传说形成与记载成文，应在东晋以前。
从相对位置上来看，越巂郡的确位于峨眉山西南方向。从《列仙传》《搜神记》之文本记载看，葛由入蜀后，蜀之王公追其上绥山而不返，恰合蜀人南迁越巂之事件。其实，两汉时期，蜀地多流传先秦蜀王升仙之传说。蜀王上绥山之说应于两汉时期便在蜀地流传，是蜀地遗民对蜀人南迁的隐晦表达和历史记忆，而后被吸收进《列仙传》《搜神记》等仙道色彩的文本中。再有，唐人李义府之《招谕有怀赠同行人》诗云：“不求绥岭桃，宁美邛乡蒟。”邛乡即邛都，为越巂郡治，应劭认为越巂郡即故邛都国。前诗将“绥岭桃”与“邛乡蒟”相对应，暗示了绥山与邛都之关系。如此，可合理推测“绥山”即为“巂山”，位于越巂郡境域内，但并未有明确之指代。
由于仙道神话中对绥山的记载，以及绥山相对虚泛的位置和飘渺的形象，绥山及其“绥山桃”“木羊”等不仅出现于道教文本中，也成为祥瑞神异的象征。如“经餐林虑李，旧食绥山桃”之诗歌被记载于《艺文类聚》之《灵异部》中，同书《果部》与《兽部》中亦载有“绥山桃”与“木羊”。同时，其也被文人所利用，成为追求升仙愿望的表达，如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浩然坐何慕，吾蜀有峨眉。念与楚狂子，悠悠白云期。时哉悲不会，涕泣久涟洏。梦登绥山穴，南采巫山芝”，李白《登峨眉山》：“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绥山长久以来所积淀的“西蜀仙山”意象，事实上使其得名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这也是绥山在实体化后，被地方所利用为一种文化资源的重要原因。
二、宋代后绥山的实体化
（一）绥山实体化至中峨山
中峨山，即今二峨山，位于峨眉山东南方向。站在峨眉山东部平原眺望，可见大峨、二峨、三峨（今乐山市沙湾区美女峰）三山相连。范成大《吴船录》载：“有三山为一列：曰大峨，中峨，小峨。”并有诗《小峨眉》云：“三峨参横大峨高，奔崖侧势倚半霄。”远观中峨，其正位于大峨和小峨之间，三山高度呈梯次型递减。
实际上，唐代或即有绥山为中峨山之说的孕育，《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引唐人卢鸿《峨眉山记》云：“中峨山，有葛仙洞。”虽将《元和志》中之古穴附会为葛仙洞，但并未明文交代绥山即为中峨山。《太平寰宇记》中，废绥山县条后接叙：“绥山，《列仙传》葛由……”，因中峨山紧靠绥山县，此亦暗示中峨山即绥山。
（二）绥山实体化至大蓬山
大蓬山，又名太蓬山，位于今营山县城东北方向，为川北的一座佛教名山。相较于中峨山之于峨眉县，大蓬山在营山县之地位更为重要。早在唐代，便建有景福寺，《舆地纪胜》载：“《景福寺碑》。在良山县南十里大蓬山上。有唐昭宗天复八年，修寺立之碑耳。”今大蓬山仍遗存自唐代至民国的多处摩崖题刻。
北宋虽无大蓬山即绥山的明确记载，然已经出现绥山位于蓬州境内的叙述。《太平御览》载：“绥山，山在安固县东三十里。”《太平寰宇记》亦延续该记载，并将绥山条置于大蓬山条之后。按，安固县治在今营山县城北的安固乡群力村大官山一带，东距大蓬山十余千米。故，时人认知中的绥山与大蓬山距离颇近，应为同山。
与中峨山相同，明确认为大蓬山即绥山的记载出现于南宋《舆地纪胜》中：“绥山，在安固县东三十里。今大蓬始号也。”同时亦载：“大蓬山，距州城东南七十里。相传状若海中蓬莱，因以为名。按《列仙传》：‘葛由乘木羊上绥山，随者皆得仙。’绥山在蓬州，今大蓬始号也。”《方舆胜览》中沿用相关文字记载，颇为有趣的是，其并未记述中峨山为绥山，却对大蓬绥山之说详细载录。《蜀中广记》亦载：“绥山，即大蓬之始号也……山在安固县东三十里，随之者皆得仙术。《本志》云宋元符进士何格非游大蓬山，诗注引葛仙翁云，兹山状类海中之山，是蓬山之名由此而改”，不仅附会葛由之传说，更为其从绥山更名大蓬找到依据。后世的地理志书中，关于大蓬山即绥山的文字表述亦基本与之相同。
实际上，相较中峨山，大蓬山附会绥山对所面临的方位不合问题更为突出。中峨山虽不在峨眉西南，但至少在峨眉山附近，但大蓬山不仅与峨眉山相距甚远，更是位于峨眉山的东北方向。（见图２）与弥合中峨山与绥山之方位差别的做法不同，对于大蓬山与绥山方位的不对应，前人基本采取了避而不谈的做法。如万历《营山县志》中载：“大蓬山在县东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绥山，有龙湫，遇旱祷雨辄应，传仙翁以兹山状若蓬莱因以为名。”同治《营山县志》中的相关表述更为显著：“太蓬山……一名绥山，与小太蓬山相去二里，《列仙传》云有葛仙者周成王时乘木羊入蜀，蜀王侯宾之后去追之绥山，随之者皆得仙术，山在安固县东三十里即此。”虽用《列仙传》之典故，但却刻意回避了绥山在峨眉西南的记载。
（三）绥山实体化的原因
中峨山附会为绥山之明确记载出现于南宋，但中晚唐、北宋此种附会应已逐渐孕育、生发。附会产生之原因有三。其一，隋唐时期之绥山县治紧靠中峨山，易将中峨山误认为是绥山。尤其是唐麟德二年（665）设罗目县后，唐人认知之绥山或已不在绥山县之境域内，故《旧唐书》载：“隋招致生獠于荣乐城，置绥山县，取旁山名也”，此旁山显然非指绥山县治西南方向且距离较远之山。其二，宋朝放弃对大渡河南岸越辒诸郡的直接统治，将其作为与大理的隔离地带。事实上，无论汉晋、隋唐时期所认知的绥山，均已不在宋朝的直接统辖范围内。宋虽废绥山县，然仍在其治所设绥山镇，更会加强中峨山为绥山之印象。其三，自《列仙传》关于绥山记载文本的形成，至唐人的诗词中，绥山与峨眉山的联系均甚为密切。中峨山紧靠大峨山，无疑更容易被后人附会为绥山。
而大蓬山距汉唐时人认知的绥山范围距离更远，故其被附会为绥山的偶然因素更为凸显。《通典》载：“咸安，梁置绥安县，隋改之。”《舆地广记》亦载：“蓬山镇，本梁绥安县，隋属渠州，开皇末改为咸安，唐武德元年来属，至德二载更名，皇朝熙宁三年省入。”绥安县治在今营山县东北三元乡兴福村，向南不远即大蓬山。实际上，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大蓬山周围僚人势力亦较为强盛，《北史》中便载：“文表顿军大蓬山下，示祸福，遂相率来降……后除文表为蓬州刺史，又大得人和。”在大蓬山附近设立绥安县，或也暗含“招抚生獠”之意。绥山、绥安的县名均有镇抚僚人之意，两者在后世是否有混杂，并影响时人对绥山的附会，由于史料有限已经不得而知。但可以确认的是，大蓬山附会绥山的原因，便是因此地曾短暂设立过绥安县，而将县名附会于山名之上，此在《蜀水经》中已有表述：“绥山……非大蓬山矣，殆因绥安县名附会也。”
宋代以后，蜀中同时出现两处附会绥山的不同地点，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峨与大蓬附会绥山的具体原因或不完全相同，但却有着共同的附会基础。绥山作为一座最初出现于仙道神话中的仙山，本身便方位不明，这为后世的附会提供了较大的地理想象空间。汉晋距离宋代已颇为遥远，巴蜀历史亦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断层，时久难辨，宋人或已不明绥山在前人认知中的方位。加之，绥山县与绥安县的县名影响，绥山便相对偶然地被附会到中峨山与大蓬山上。
该附会也是绥山作为虚泛之山逐渐在地化而走向实体的历史过程。虽然两山对绥山的附会均最早出现于宋代的地理总志中，但其附会的渊源却在此前便孕育、诞生，至宋代以后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知识与观点，向上被吸纳、接受。中峨山与大蓬山均位于蜀地，在大的空间范围上与绥山并无太大的抵牾，而具体方位之差异在文本记述中则或被弥合，或被回避，并不对附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全国性地理志书中对中峨山与大蓬山均为绥山的并存记载，为两说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在两地方志中，两者基本处于互不干涉而各自表述的状态。
明清以降，绥山被实体化为中峨山与大蓬山在地方认知中已经相当稳固，由于绥山这一地名本身所隐含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内涵，两地对于此山名资源均有所利用。在不同的地方社会情境下，虽两地对绥山之名的利用，以及其在建构地方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不同的面相，但都强化了两山为绥山的认知。同时，以方志为典范文本的地方历史记载，在脱离开乡土认同的根基后也并不十分稳固，中峨山与大蓬山为绥山的说法，也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图３ 宣统《峨眉县续志》刊《绥山图》局部
实际上，无论是在地理总志或地方志中，中峨山的条目均位于峨眉山或大峨山之下。在自然地理形势和时人观感上，中峨山亦均为亚于大峨者，如明人袁子让《游大峨山记》中有言：“南顾从右分平者为此山之仲，为二峨山。”这种情况下，绥山之名的优势便得以凸显，作为一座仙道神话中的仙山，葛由之传说、绥山桃之典故流传已久，颇具影响力。绥山的山名资源，不仅赋予了中峨山道教仙山的形象，也使其逐渐摆脱对大峨的附庸地位，并独立而形成以自身为主体的山岳意义。
运用绥山之名与其所蕴含的历史资源，不仅表达了其地道教之深厚传统，也为迁居中峨山的道教势力找到与大峨山佛教争势的历史资源，以此提升道教之话语权势。在道教势力的营造中，绥山之名作为一种符号，为构建中峨山的仙山福地形象，提供了一个神话前提；而中峨山对道教人物的传说附会以及景观构建，进一步强化了中峨山即绥山的认知。
大蓬山对于绥山山名资源的利用，则更多体现在表彰乡土与提升大蓬山本身之历史底蕴上。相较于中峨山对绥山之名与历史资源的利用，多出于地方势力中的一方，大蓬山对绥山资源的利用则多表现在整体县域的合力上。一方面，大蓬山的声名在全国乃至省域范围内均不彰显，且其本身历史的追溯只能至南北朝后期，相比其他名山显然缺乏更为深厚的底蕴，需借绥山之名而拉长历史与提升名望。另一方面，在营山县域乃至更广的区域内，大蓬山的地位却又并非其他诸山所能抗衡，如《方舆胜览》中大蓬山为蓬州首山，同治《营山县志》中“太蓬仙迹”为八景之首。因此，营山县人借用绥山之名，从而提升作为本地胜景的大蓬山名望的意图，以及借用绥山表彰本乡的意愿更为强烈。
在绥山被实体化至大蓬山后的明清时期，绥山成为营山县的标志景观之一，提及大蓬山时，多会强调其初名绥山，甚至有忽略大蓬而只称绥山之情况。明人梅江曾作《怀游大蓬》之诗，其开篇便云：“闻说绥山多胜景，昔人曾拟作蓬莱。”清人陈周政撰文《太蓬景福寺碑记》中提到：“尝闻洞天福地，域中分五岳之奇，化外寰中海上壮三山之胜……余邑东北六十里之遥有绥山太蓬者，蜀北之名区也。”显然是在表达“绥山太蓬”亦是洞天福地，至少为蜀北之名胜，其实正是在利用绥山之名，以壮太蓬之声势。
营山县籍出身之精英中，属李以宁最喜用绥山之名。同治《营山县志》载其：“天姿颖异，沉潜嗜古，任广东西宁县知县，教养有方，著有《绥山诗草》行世。”其著有《峨眉山赋》一文，其中也径直称自己为绥山先生，或也蕴含了营山之绥山较峨眉之绥山更为正统之意。
由于营山本地的历史资源相对缺乏，绥山之珍贵性便得以凸显，大蓬山因附会绥山之名，历史得以被拉长，显得更为厚重。营山也因坐拥绥山，才能够将当地人物的追溯，最远延申至葛由。绥山之名，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成为营山县表彰乡土、塑造认同的资源。
作为乡土历史重构的资源，中峨山和大蓬山被附会为绥山在当地精英主导下的方志书写中，并不构成问题。但当脱离乡土背景，在作者并不持当地认同之态度的书写中，实际上两者也面临着一些质疑与争议。
关于中峨山为绥山之说，嘉庆《四川通志》中已经隐含质疑的态度，其中，中峨和绥山分两条目撰写：“中峨山，在县南二十里，亦名二峨山”“绥山，在县西南三十里。”实则是将绥山和中峨山分为两山看待。《方舆考证》中亦指出：“按绥山自《隋志》而下无峨眉之名，《通志》亦于三峨外别载绥山，惟祝氏以绥山为中峨，是一山所盘亘也。”从文献记载脉络的角度，指出宋代以后绥山与中峨山合一的现象，也体现出一定的质疑态度。
关于大蓬山为绥山之说，嘉庆《四川通志》已有明确辨误：“顺庆府营山县大蓬山，云葛由上绥山即此。按，《列仙传》绥山载峨眉西南，此误。”同时，亦对此处附会葛由之传说产生质疑，“顺庆府唐葛由蓬州人，乘木羊上绥山。按，葛由见刘向《列仙传》，绥山在峨眉西南，本书自明。以为唐之蓬州人，谬甚。后嘉定又载汉葛由，自相抵牾，而尚与《列仙传》舛互，亦非汉也。”
虽然中峨山与大蓬山在对绥山山名资源的利用上，表现出不同的面相，绥山的名号也在不同地方情境下的历史建构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两说在各自地方却均保持稳固，受到质疑也较少。究其原因，在于经过近千年历史的沉淀，中峨山、大蓬山为绥山的观念已经深入至当地人的认知中，其本身也已深度嵌入于地方历史脉络中。
结语
汉唐时期指代颇为虚泛的绥山，在宋代以后被实体化为中峨山与大蓬山，实际上是前人对于绥山认知逐渐在地化的过程。绥山名实变迁的历史，是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对其的考辨需将文本的形成、流变，放回至各时代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同时，地方社会对绥山山名资源的利用，既是对前代认知的延续，也是出于地方乡土利益考量的具体选择。蓝勇先生指出，乡土历史的重构是乡土中国的重要文化大事，绥山之例其实正是传统乡土历史重构的显著个案。历史的不断层累、叠加与重构，可视为多重因素与多方合力共同影响的结果。从更多具体个案中，窥视宏大叙事与乡土历史的关系，仍是尚可讨论与挖掘的议题。
编辑 | 程嘉妮
编审 | 宋亮
审核 | 马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