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旻、马剑 | 一个沿江城镇的生命史——安徽大通镇的调查与研究

文摘   2024-07-17 12:28   重庆  

一个沿江城镇的生命史——安徽大通镇的调查与研究

【作者简介】

胡旻,女,1998年生,安徽铜陵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生。

马剑,男,1981年生,四川夹江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城市历史地理。

【全文刊载于《中国人文田野》第10辑,成都:巴蜀书社,2022年,第108-119页,注释从略

一、荒洲、巨镇与焦土:大通镇的发展史

大通镇位于安徽省铜陵市西南部的郊区,距市区约18公里。南临大通河,与池州市贵池区相隔;西濒长江汊道,与名为和悦洲的江心洲相望。狭义的大通镇仅指大通河北岸与长江交汇处的市镇,也是其发展的“母体”;广义的大通镇则还包括江对岸和悦洲上东侧的街市,即所谓“大通镇,与和悦洲隔,一衣带水”

大通镇及和悦洲卫星图

南方地区的开发和长江航运的发展促进了沿江州县及市镇的兴起,大通作为一个乡邑聚落也日益成型。大通河自东南而来,“其源自青阳者四:一出九华山,一出分流岭,一出黄蘖岭经木竹潭,一出水龙山经双河会于管埠。自铜陵者三:一出梅冲山,一出伏牛山,一出天门山,会于车桥河。与诸水交于将军潭为大通河,流入江”。而青阳县南境的九华山在唐代中期开始香火逐渐旺盛,成为地藏菩萨道场。地处大通河口的大通是进出皖南山区诸县及朝山礼佛朝香的重要中转节点。虽然有文章称在唐代设有“大通水驿”,但笔者并未搜检到可靠的史料证据,而考虑到此时大通外长江的航运条件及大通河并非常年通航,且唐代陆驿远多于水驿的情况,则大通置水驿的可能性并不大。

宋代是大通发展的重要时期。自秦汉至唐宋,人口持续南迁,不断推动长江流域的开发,毁林开荒,发展农业,水土流失加剧,江沙淤积速度加快,“洲渚日增”。即如北宋宣和六年,曾任太平州判官的卢宗原所言:“池州大江……西岸则沙洲,广二百余里。”大通下游不远处有羊山矶,其下更分布许多矶头,江流束狭;加之南岸诸山阻隔,河道蜿蜒,发生壅水,流速减缓,江水携带的泥沙淤落堆积,从而在大通外形成江心洲。数百年后,嘉靖《池州府志》卷一于贵池县“大江”条下称“江之洲……曰上荷叶”,同卷铜陵县“大江”条下又称“江之洲曰下荷叶”,而我们在宋代文献中并没有看到有“荷叶洲”之名,或可想见,宋代在此地很可能形成两个甚至多个相邻的沙洲,且面积较小,尚处于发育阶段,并不稳定。

但沙洲的形成也使其与长江东岸之间成为“夹江”,是船只往来的主航道。从范成大、陆游等人的行纪中即可见,他们乘船在长江中下游航行时,往往“入夹行”,即是利用沙洲与江岸间的航道,以避开大江的风涛。大通江中所形成的沙洲也使得大通江段的航行环境得以提升,自然条件愈加优越,正如后世所言,其“有荷叶洲以杀汹涛,有羊山矶以障下臂,最便泊舟”,往往成为船只抛锚停泊之处,发展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市镇。美国弗利尔艺术馆藏有一幅据传是北宋巨然所绘的《长江万里图》,其中在池州以下长江中正有沙洲存在,其南面岸边的聚落即标注“大通市”。《元丰九域志》记铜陵县有“大通、顺安二镇”。宋代在此设务收取商税,熙宁十年,大通镇收税约3616贯,在池州9个商税务中排名第4,是其隶属的铜陵县所收商税的两倍多,亦可窥见其繁荣之一斑。宋人也在此留下诸多诗文,如杨万里作《舟过大通镇》:“淮上云垂岸,江中浪拍天。顺风那敢望,下水更劳牵。芦荻偏留缆,渔罾最碍船。何曾怨川后,鱼蟹不论船。”

《长江万里图》中的大通市

明代大通镇的机构设置变化颇大。明初洪武年间,相继在大通镇创置大通驿、大通巡检司、大通河泊所,并设有大通递运所,创置时间不详。但大通驿在嘉靖初改迁于铜陵县城外的河口河之滨,河泊所和递运所也随之裁革,仅剩负责军事的巡检司发挥着保障大通江段治安的作用。如前所述,至嘉靖时,大通江外的沙洲已有了上、下荷叶洲之名,当是泥沙落淤,略呈圆形,以形似而名。沙洲的形态仍在发生变化,且分而为二,并分属于不同县份。沙洲的消涨、分并无疑会对大通的码头和航道产生巨大影响,水文条件的恶化削弱了大通驿的地位和递运所的设置基础。

清代前中期,长江下游北岸筑圩联堤,沙洲向左并岸,江流趋南,凹岸渐深;而上、下荷叶洲的称呼已不见于此后的文献记载,表明两者业已联并,逐渐稳定,大通的航运条件改善。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太平军和清军在长江下游的拉锯、对峙是大通镇快速发展和繁荣的契机。曾国藩于咸丰五年奏称,“大通镇、殷家汇水陆交冲,南窥徽、严,东障芜湖”,是太平军必争之地,南岸东一路最为紧要,成为清军军需保障的前沿。咸丰年间,先后在大通外的荷叶洲上设卡抽厘,设立官盐局,驻扎水师,并“清江路”,由此吸引了大量因江南、江北激烈战事而迁徙流离的百姓。“南北居民避乱流寓,视若乐郊,渐至商贾云集,比屋鳞次,成一大市焉”,故而,光绪初,设江、汉、澄、清等二十巷。不过,在传统时期,孤立江心的沙洲并没有独立的发展空间,仍然要依托于江岸腹地。而光绪二年签订中英《烟台条约》,规定大通等地“轮船准暂停泊”,显然与此地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对航道、码头的浚治和商贸繁荣密切相关。因此,荷叶洲实则是大通镇的拓展,大通镇发展为一江两岸。

不过,大通镇的这种繁荣却带有极为强烈的时代色彩和偶然性。太平天国起义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地域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包括和悦洲在内的大通镇的勃兴。正如已有学者所指出,和悦洲的勃兴依赖于以木船为工具的传统水运,以及盐岸、厘金等制度性安排。而清末民国时期,轮船代替木船和汽车的发展带来交通格局的转变,盐引制度废除造成运销垄断的打破,原有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同时,和悦洲“滨临江面,商贾辐辏,民情既极驳杂,奸宄尤为溷迹”,治安问题颇为突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空袭各大城镇,国民政府实行“焦土抗战”的策略,成为压垮大通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人神之间:大通镇杨四将军崇拜

历经沧桑,大通古街在2017年跻身“4A景区”,完成以第三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型。从澜溪老街景区东部的澜溪古桥(老街口)出发,沿着共和街向东约走400米,立有一杨四庙。此庙位于祠堂湖与青通河之间的通湖堤上,现杨四庙为近年村民共筹翻建。据庙边的石碑记载该庙原名“龙王庙”,位于河南嘴上,抗战被日军轰炸所毁,改革开放后移于现址。杨四庙占地约3平方米,由一间小屋与东侧香火台组成,庙正门顶上刻有庙名,两边刻有“千年香火,万年长春”。庙内中间供奉杨四将军塑像,神龛上贴有一副红底黑字对联“上通五湖四海,下达九江八河”,两旁奉有观音、财神、上天王、周太公神像。杨四将军神像呈坐于案前状,右手执笔,左手抚卷,案上立有一宝剑,从其穿着装扮来看应是清朝“前髡后发”,这一形象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它地区略有出入,而与甘肃南部手执宝剑文书的壮年将军形象相似。庙内西墙书有一首颂词《民族英雄杨幺天王》“少年英雄出雄关,伤引刀剑到番金。大圣雄魂今犹在,千年渔歌唱杨公。”下附有《千年悲歌》“青通河水水自流,杨幺天祠立岸头。水莽英雄千年恨,不见均贪照九州。”两首颂词既昭示杨幺一生,也反映出他起义时所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口号深入人心。

杨四庙

在与老街上两位老人的谈话中得知,杨四庙原址经过多次洪水泛滥,基址淹没,今杨四庙为20年前家族共议重修。杨四将军庙平时由家族内部派人进行管理修缮,每逢初一、十五或是船只出航时家族都会进行祭拜。杨四将军庙虽无管理人员,但对外开放并不限制族外人员祭拜,老人说只要心诚,有愿必应。祭祀仪式极简,买好香烛,先在庙外烛台燃完红烛,再进庙跪拜请愿,末了进香供于台案。作为区域性神祗,信仰杨四将军起初是求治水泽民,庇佑农业生产,“俗传将军治水有功,祷雨辄应,故农商及船户咸敬祀之。”然据老者所言,现今大通地区祭祀杨四将军所祈甚广,庙内一张还愿书印证了这一点,上书:“胡氏之女胡某某(因保护隐私,笔者隐去其真名)考得功名,前来向上天王、扬四大将军、观世音、财神、周太公极喜还愿,献上一匹红、灯油、贡品、香、黄绫、红腊一对,以表各位仙家对胡某某赐予的奉禄,谢谢!”当杨四将军崇拜逐渐摆脱区域的禁锢,不断扩展地域影响,信众群体逐渐拓展社会各个阶层,杨四将军具备的神职愈发丰富,从水神演化成全能神。

老人们说自己的家族祖籍湖北,本在洞庭湖捕鱼为生,清朝觅江而下定居大通,到她们这代应是第六代。可以猜想大约清末时期两湖渔民来大通捕鱼落户亦或是避战,将祭拜杨四将军这一习俗带入大通地区,这与大通在清末的发展相一致。现如今大通镇信奉杨四将军的人家并不多,在采访澜溪古街菜场的菜贩时得知,年轻一代对杨四将军并不了解,甚至不知共和街尽头有一水神庙。我们在探访杨四庙时观察到神龛的中间奉有一牌位,书有“周宏财”这一姓名,在采访老人时,老人透露现今水神庙仍供奉着已升仙的先祖,我猜想庙内所奉的便是这位先祖。

在询问老人有关杨四庙的讯息时,其中一位老人告诉我们,杨四庙中的杨四神像是以自己的叔爷爷为原型,这位先辈一生潜心问道,百岁时于九华山下飞升,镇守九华山第三天门,后人塑杨四像时以先祖相貌为参照。大通地区的杨四信仰与其发源地湖广相比,更加私人化、世俗化、随意化,道教是民众的信仰工具,在家庭本位观的支配下,对道教神祗的崇拜更多是为求得家门和睦、人丁兴旺,对道的追求限于“家国”而未升至“国家”。以先人形象为神像原型,一方面是对传统护法神明信仰的继承,另一方面将传统神明与祖先形象融合,祖先崇拜与道教信仰相结合,脱离神性,突出人性。明清时期民间造像完成了世俗化的转变,神明形象、动作不再一味沿用传统模制,在不违背基本礼教的原则下,根据发愿人的需要适当改变神像造型。这也就不难理解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神像样貌为何会产生差别了。

三、三街十三巷:和悦洲现状

和悦洲原名荷叶洲,与大通镇隔江相望,约2平方公里。因“地段较阔,四周皆水”,状若荷叶浮江而得名;近代以降,文献记载中涉及此地,多以和悦洲称之。关于和悦洲易名问题,现今主流观点认为,源自光绪二年,时任水师提督彭玉麟检阅时发现洲上常因买卖发生冲突,遂将“荷叶洲”改为“和悦洲”,意在取其和平安宁,商贾之间公平买卖、和气生财、和颜悦色之意,这一说法在采访当地村民时得到印证。民国《中华全国风俗志》也载:“荷叶洲别名鹊江,清光绪初年,彭宫保雪琴(即彭玉麟)巡阅长江时改荷叶洲为和悦洲。”另一种说法源于《申报》光绪二年九月初五京报全录报讯:“两江总督沈葆桢、安徽抚臣裕禄跪奏……迨水师入江,先清江路,即就此洲屯劄,以为水营,贼不致犯。于是四处商民纷纷避居于此,贸易其间,遂名之曰‘和悦洲’”。《申报》对易名的行为解释为“此地本一荷叶浮于江面,恐极盛之后或有陆沉之日,乃相约呼为和悦洲”。将以自然特性命名的“荷叶洲”改称为具有人文意味的“和悦洲”,反映了此地人文面貌的新气象。

据记载,和悦洲上自清末设江、汉、澄、清等二十巷,形成纵横排列的街衢。从和悦渡口上岸,有一条长约250米的水泥路通往清字巷。清字巷原为进入和悦洲的主要渡口之一,沿巷两边散布着大通警察局、新大通报社、舒复兴大布店、姚记茶馆、同乐酒楼等商铺和单位。因其居中位置,港阔水深,现今和悦洲居民进出大多取这条巷道。

洄字巷
穿过清字巷口,进入和悦老街。和悦老街为繁盛时期“三街十三巷”目前留存的格局最全、保护较好的街巷,全长2560米,经过大通自立军起义、孙黎之争,以及1938年两次日军轰炸、国民党焦土政策,街巷几近焚毁,现存遗址约1790米,1996年省政府批准其规划保护面积为23公顷。

和悦老街的街道采用传统徽州村落的网格型街巷布局,且同宏村一样为三街多巷,由一条主街连接其他次街并贯穿整个空间,支巷则以网格状散乱分布。街长巷短,功能差异明显。和悦洲头道街是三街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仍保留清朝原貌,用长约半米、宽约30公分的长条浅红石板,两边铺设方形麻石块。夏季洪潮汹涌,带状分布沿江的和悦街巷受灾最甚,堤溃决圩后洪水一泻千里,方寸之地难以泄洪排涝,排水系统尤为重要。1000余米的和悦古街,排水系统非常发达,修建时将排水道置于路面之下,上架长条石板,路面积水最后与暗渠居民生活用水汇流,通过临河石驳岸上排水孔排入长江。笔者认为和悦洲的先进排水系统既可及时排水,降低内涝风险,又可阻挡落叶、生活垃圾等杂物落入排水道以防管道阻塞。

头道街

头道街上损毁严重的建筑

二道

进入和悦洲头道街后,一路向北,临街两边皆为小瓦屋顶青砖马头墙的传统徽派建筑。这里曾为洲上最繁华的商贸大街,约400米的路面平整无突起,石板规整,大小一致,这样设计主要是便于运输。头道街两侧多为商号、行政机构,如黄家旅馆、大通邮电局、盐务招商局、裕和祥杂货店、同乐春酒楼、一品鲜酒家、蒋氏酱坊、大中华钟表店、何氏金店、李氏银楼、夏氏膏药店,醉乐园酒馆等,“巨商云集,不数年而正街已绵长六七里,灯火楼台,辉煌满目,临淄七万户当亦无此喧哗。其附于正街长与相等者曰二街,再次则曰三街。除长街尽系正经店铺外,二街则居民、衙署与店铺相半,三街则茅屋居多且又五方杂处,烟馆、娼寮无一不有”。车马、货物络绎不绝,同治二年淮盐督销总局设立后,“承运淮南引盐,建仓屯储,行销铜陵、青阳、池州、石埭、至德、怀宁、潜山、太湖、望江、宿松等十一县区域,各县赴通购盐者,亦纷载土产互市”。和悦三街的的发展有后来居上之势,甚至超越大通镇本身,以致清末学者王先谦径称“今(大通)镇移洲上”。

“裕和祥”三字依稀可见

盐务招商局旧址
进入清字巷,巷口北边有一块巨大水泥平台,根据旧照片,此处原为两只用大青石凿成的蓄水防火池,每只水池长1.5米,宽1.2米,高1米,壁厚0.15米,能盛水20担,外壁刻有“有备无患”旧字。这样的防火池共有7组,每组双池,共有14只。笔者在考察时只在寿和巷口发现疑似防火池的残迹,大小形制与资料记载接近。据说,这些水池为光绪年间在当地民间消防队“天一水龙队”和“保太水龙队”主持下凿制,放在每个巷口,平时挑水承包人负责蓄满水池,以便消防队就近抽水灭火,镇上居民即时运水。

自清字巷口沿头道街北走200米左右,经过浩字巷、寿和巷,在寿和巷的北侧立有一房屋遗址,这栋房屋约5米高,约3米宽,为传统徽派建筑上下两层结构,下层进行商业经营,上层供生活起居,二楼高敞,一楼较低,整体为砖木混合结构。屋顶为内置木梁穿斗式,上覆方形小瓦,砌有约5公分厚度的水磨石为门楼,墙体采用小青砖砌至马头墙,外涂有白灰泥防雨水渗漏,下层围有一圈水泥加固,保存尚好。在其南侧墙壁上仍存有一清晰可辨的“裕”字,根据头道街的经济功能,应是一商号旧址。在后期收集资料时,笔者在网上发现一张2010年关于这一商铺彩色旧照片,照片中的商号招牌“裕和祥”字迹完整清晰,《安徽文史资料全书》中载有和悦洲“裕和祥”杂货店。询问当地居民,得知“裕和祥”原本经营的是糕点杂货生意,制作的点心几十种,尤以酥糖、绿豆糕、方片糕最为出名,是洲上居民走亲访友的必备嘉礼,“裕和祥”同洲上大多数商铺一样,于上世纪90年代特大洪水的袭击下搬出和悦洲,独余一座空楼守护着过去的记忆。

繁盛时期和悦洲上人口最多高达7万人,而据政府最新统计,现今整个大通镇管辖人口约2.3万人,除去东岸陆地上近2万的常驻居民,洲上人口约4000多人。在考察和悦洲头道街时,近1公里的街道只剩下一家经营商户,也是洲上唯一一家棉被店,经营者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老人独自坚持着从父辈继承的传统弹棉手艺。在向老人询问和悦洲历史时,老人说抗战时日军两次轰炸使和悦洲化为废墟,随后国军大发国难财,以转移市民财产为由强取豪夺,实行“焦土政策”,除一些宗教建筑外,其余的民宅商户都被付之一炬。抗战胜利后,虽有恢复重建,但洲上多次大火、洪涝,难以重现辉煌。和悦洲沦为荒洲,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连续遭受特大洪水,政府鼓励搬迁至大通新镇,现如今和悦洲上只剩怀有乡土情结的老人和一些承包蔬菜种植的商户。

四、一炬万命:和悦洲的大火

在考察和悦洲的街道时,笔者发现大多房屋残骸都有大火侵蚀的特征,尤以西南段的建筑群最为明显。和悦洲房屋多为穿斗—抬梁式复合结构,屋顶梁架垮塌,十屋九无顶,木门、格窗燃尽,呈敞开状。但这些房屋大多四壁尚且完整,这是由于房屋修筑时工匠采用空斗墙,“用纸筋石灰,有好时取其光腻,用白蜡磨打……并上好石灰少许打底,再加少许石灰盖面……自然明亮鉴人”,砖石封火墙形成严密封火层,避免外部起火牵连内部木构架。笔者在考察和悦渡口西南部一片废弃街道时,路尽头距离永平渡口约200米处,在一座仅剩基址与南北两壁的废屋旁边偶然发现一根木梁,长约4米,根据其圆形截面以及上面凿有排列规律的榫洞,初步判定为梁架,沿进深方向水平放置,同时其屋顶又具有典型的穿斗式枋木结构,该建筑为抬梁穿斗混合式结构,中部采用抬梁式,可在有限占地增强建筑宏伟气势扩大空间,两端则采用穿斗式构架,利用山墙提高抗风性。该梁柱两端呈现火焚后的炭化焦黑,中间部分则为自然黄褐色,估测火势蔓延方向由两侧伸向中间;根据树木纹理,整体呈黄白色,心材还带点淡红褐色,应为杉木,杉木是做构架、隔断、家具的主材、辅材,具有轻便、抗震性好、防蛀防腐等优点,但同时杉木火灾负荷量大、耐火等级低、燃烧发热量大、燃烧蔓延快、火灾危险性大。

自清末至民国,和悦洲上火灾不时而发,究其原因,乃是其自然与人文环境使然。

和悦洲土地面积狭小,约2平方公里,咸丰以前“仅为一蕞尔荒洲”,“著者不过茅屋数椽,人烟寥落”。洪扬之役后,“徽宁各属人民,避难来居,鳞次栉比,遂成聚落”。清末民初鼎盛时,洲上流动人口多达7万人(号称10万人)。大量人口聚集在狭小沙洲,“大通与和悦洲向隔一江,该地殷实,商店、行号、局所均设在和悦洲。”辛亥革命胜利后统计,四大银行在洲上都设有分行,同时大通最大的利和钱庄以及汇丰钱庄、崔氏钱庄等大小10个钱庄立于洲上;洲上作坊、商行林立,仅和悦洲大关口二街就有蜡烛坊30多家,爆竹坊、酱园坊、织布坊各有数十家,两岸米行多达20多家;夹江周边大小旅社、客栈有100余家,9家大型浴室中的7家在和悦洲。局促的建筑用地,造成建筑紧挨相连,街巷密布狭窄,防火间距不足,这与“大而宽,宽而旷,旷而平”的村落建筑基地科学原则相违背。一旦火源外泄,火势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极易造成“火烧连营”的惨状。

大通属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具有明显季风性气候特点,全年多风。秋冬受内蒙古高压控制,气候干燥。且受西北大别山区、东南皖南山区和长江的影响,以偏北风为主。和悦洲位于江中心,四面照水,江面少有屏障,空气流动阻力较小,风速较大,“风烈异常,拔木坏庐舍”。据统计,大旱一般出现于秋深冬初,天干物燥,天久亢晴天,且“时适东南风正紧,洲头横堤擎火患”,再小的火种,在强烈狂风助长下,都会形成摧枯拉朽之势,火灾全盛期时,只能采取消极被动扑救方式,坐待“直焚至下风尽处”

和悦洲植被覆盖率高,种类丰富,有水稻、小麦、油菜、棉花、紫云英、藕、菱白等,并有杉、松、柳等林木分布洲心,低洼地区则有芦苇、蒿草等。洲上易燃物多,常因雷击和自燃而引发森林火灾,横向蔓延牵连周边房屋及洲上大片种植的蔬菜。并且每逢节日庆典,祭祀活动多在郊外举行,秋冬时落叶阔叶林挂满枯枝干叶,一旦火星散入其中,易形成燎原之势。

建筑材料结构易燃。和悦洲民居多以芦苇、茅草、木材为主材搭建庐舍,极易引火,受灾最甚。同治年间,避难于和悦等洲渚之上的百姓多“编苇葺茅”,一旦失火,“茅棚数千,顷刻灰烬”,往往造成“一炬万命”的惨状。又如光绪十九年大火,后街受前街瓦屋起火牵连,“草屋栉比,风火堪虞”,“共计去茅舍竹篱六百余户”。特别是秋冬季节,木质梁柱干燥,长期风化,木材含水量极低,燃点低,蔓延速度快。人口密度最高的三街十三巷建筑多采用木构体系,以青阳、贵池等地所产松、杉为主材,经过自然风干,木材水分蒸发,变成易燃烧且火势蔓延快的“干柴”。而木材中丰富的油脂是天然的助燃剂,其挥发物又加剧了燃烧。皖南传统建筑除了大量使用木构件(天花、藻井、斗拱、门窗等),其内部木质家具、字画、屏风、帷幔、牌匾、香烛等可燃物也大大增加了受灾机率。巨型木柱承顶,屋顶又由纯木质结构铺小瓦,以封闭外墙、屋顶等包裹木构架,叠架的木梁架连接木柱与屋顶,形成燃烧的良好条件,容易积聚热量,燃烧时易致“轰燃”,无需接触可燃物便直接燃烧,不易控制,增大扑救难度。在扑救过程中,建筑中梁、柱等木材,年代久远多有裂纹,火灾发生时火蔓延进裂纹缝隙,难以完全熄灭,火灾衰减期时裂纹中积蓄热量过高,在散热较差情况下极易复燃

空间布局缺乏科学规划。洲上土地有限,房屋之间没有足够的防火距离,“闾舍鳞次而集,略无尺寸间隙处”,难以将火源控制并消灭在固定区域。出于一定防盗功用,洲上民居门窗十分狭小,极易给火势增长营造封闭空间。建房之时既为节省空间,同时也是求各家相互照应,成群布置,厅堂廊房相连,每户相隔不足2米,更甚者共墙而建。考察和悦洲时,笔者发现和悦头道街几近全为两户共用一墙,仅在巷间有两三米不甚宽阔的防火道。并且洲上多聚族而居,邻里之间多为兄弟、叔侄,常拼屋而居,房屋混住。他们极易因平日利益冲突、公共责任分配不均而对处于萌芽状态的火灾放松警惕,引发大火

民间节日期间频繁的祭祀、迎神等活动是引发火灾的另一大人为原因。每逢除夕、元旦、上元、清明、中元等节日,引燃物、易燃物增多,用火不规范风险大大增加,建筑火灾次数激增。

战乱械斗频发也是火灾易发另一诱因。和悦洲自古便多匪盗,究其原因:洲上布满芦草,地段较阔,离城较远,四围皆水,“游勇、盗贼、会匪亦最易溷迹其间”。晚清皖南灾害频仍,盗匪横行,《申报》曾报道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旬铜陵县某姓家被盗劫后,盗党当日便乘舟逃至大通和悦洲,当局束手无策。和悦洲人烟稠密、“民情即极驳杂”,为盗贼首选藏匿之处,时有纵火破坏。如1900年5月15日,有“匪党”“四处纵火,扬言九龙山大盗来此”。近代以来,和悦洲战火不休,既有内部利益竞逐,也有外部殖民主义入侵,“你方唱罢我登场”。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多次于大通地区抛下燃烧弹轰炸,以致火灾频繁发生,空袭导致火灾呈多处共同焚烧之状,消防难以同时扑灭,且被炸弹袭击之地随时会有电缆折断及墙壁楼板倾塌危险,增加扑救难度。日军于1938年5月6日轰炸大通两岸,20日、30日再次轰炸和悦洲,炸毁市房达10%。其后又多次遭受严重轰炸,房屋损毁大半。而为了防止日军在和悦洲登陆,国民党将有碍抗敌射击目标的房屋全部拆除,实行焦土抗战,不留市镇资敌,放火烧毁后街茅屋草棚,并将焚后残垣断壁一一推倒。日军登陆和悦洲时,除圣公会、卍字会、法华庵三栋完整房屋外,全部焚毁,成为一片焦土

大通圣公会旧址

《中国人文田野》征稿启事

END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中国人文田野》编辑部

编辑 | 田雨欣

编审 | 宋亮

审核 | 马剑

西南史地研究
本号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暨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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