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蜀道是沟通关中地区与巴蜀地区的重要交通道路，数千年的历史风云在蜀道上留下了大量文化遗存，需要学界做出大量的研究与探索工作。近三十年来，学界在蜀道的综合研究、行旅游记、诗歌题咏、石刻碑碣类文献用力颇深，同时呈现出向旅游开发等实用性方向发展的趋势，专门化研究愈发深入。但是仍然存在忽视方志地理志文献、田野考察不足、古旧舆图利用不够三点不足，需要对此进行关注。
【关键词】蜀道文献；史志典章；蜀道诗赋；蜀道石刻；游记；古旧舆图
【作者简介】 廉蕊蔓，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蜀道历史文化、历史交通地理。
蜀道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元素多元化，沿途金石书法、宗教造像、诗歌题咏、行旅游记等文献遗存浩如烟海，因此对于蜀道文献的整理工作便成了重中之重。李之勤等著《蜀道话古》为较早的系统性介绍蜀道的著作，虽然没有大量收录蜀道文献，但却附有多张蜀道及其军事、考察示意图。刘庆柱、王子今主编，李久昌著的七卷本《中国蜀道》丛书，着重介绍了蜀道的交通路线、历史沿革、人文地理、文化遗存、建筑艺术等，并结合当时的考古调查结果，给蜀道研究留下了十分全面翔实的资料。其中第六卷《艺文撷英》，涵盖了大量蜀道相关的诗词歌赋、行旅游记、宗教遗存等文献，包括近代以来蜀道的旧影、绘画及地图。《稀见重庆地方文献资料汇点》《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历史文献中的重庆》中对重庆多地方珍稀单行本文献做了收录、点校，其中涉及了蜀道南段文献。此外，李勇先、高志刚用力颇多，其主编《日本藏巴蜀珍稀文献汇刊》收录日本藏巴蜀文献二十八种，对巴蜀文献的收集整理做出贡献，他们主编的《巴蜀珍稀文学文献汇刊》则收录了有关巴蜀文学总集、个人专集、诗词等文献，其中不乏大量有关蜀道文献的整理搜集。此外，郭荣章编著《石门石刻大全》《石门摩崖刻石研究》《石门汉魏十三品合集》《汉三颂专辑》，通过四本专著悉心搜集了各种碑碣拓片，推动学界对石门石刻及古蜀道交通的研究。牛丸好一著《汉中褒斜道石门摩崖石刻》也对褒斜道的石刻进行了史料介绍。除此之外，还有汉中市褒斜石门研究会整理出版的《石门》三期、汉中市蜀道及石门研究会出版的《石门颂三辑》等。2017 年《蜀道石刻题记》中也保留了褒斜、金牛、米仓、荔枝四道的石刻原文及拓本图片。
随着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也有学者对蜀道的价值进行肯定、总结与反思。孙启祥在《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蜀道历史地理研究综述》中认为蜀道研究者众，但主要集中于褒斜道，而其他道路研究较少，一些论文缺乏有力的史料支持，且学术成果应用局限性很大，导致谬误流传，蜀道研究仍需继续细致深耕。刘艳伟在《三十年来蜀道研究综述》 中对1982 年至 2012 年学界对蜀道路线考证、栈道及石刻方面的研究进行阐述，认为应加强蜀道文化遗存、经济、军事、旅游价值方面的研究。李龙《十年来蜀道研究综述（2004—2014）》除了阐释这一时段专家学者对历史线路、石门摩崖的研究外，还关注到了蜀道释名和旅游价值方面的论著。马强《蜀道文化述论》对“蜀道文化”概念做出诠释，即“蜀道沿途汉魏以降历代摩崖石刻、题名纪事、镌刻书艺、佛道造像以及有关蜀道旅历的历代诗词歌赋、游记散文等”，而其在《论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状和拓展》一文中则进一步对蜀道文献整理的现状进行总结与反思，并将蜀道文献总分为四类，即史志典章类文献、行旅游记类文献、诗歌题咏类文献和石刻碑碣类文献。
二、行旅游记类文献研究
李勇先在《巴蜀旅游发展的历史与旅游文献述略》中分类列举了历朝历代大量旅游文献，对旅游文献的类型及旅客目的进行叙述，并注重强调了巴蜀旅游文献的价值。李勇先、高志刚主编的《巴蜀珍稀旅游文献汇刊》共收录历代珍稀旅游文献三十余种，并按照全境旅游、区域旅游、城市旅游等分类。《中国蜀道·艺文撷英》中也收录了 12 篇蜀道游记节选以供研究。
唐以前，蜀道来往主要以军事和商业为主，相关文献较少，其中以左思、扬雄《蜀都赋》最为著名。王宣懿的《文学地理学视野下〈蜀都赋〉的比较研究》，从自然地理、文化地理、审美地理三个角度来比较左、扬之作。何易展的《从“巴賨”到“巴中”——〈蜀都赋〉“巴賨”的语义结构与地理空间》从左、扬二人《蜀都赋》所记载的“巴賨”和“巴中”中探讨其地域概念与族属性质，致力于厘清其关系及文化生成问题。
唐代蜀道交通进一步发展，巴蜀旅游盛行，诸多名士、官员漫游，行旅游记文献逐渐增多。主要有韦庄《峡程记》《蜀程记》，段成式《游蜀记》等。李建中《论韦庄“两次入蜀”考述》从《韦庄集》入手，探寻韦庄两次入蜀应是两条不同线路。但关于唐代蜀道游记方面的研究较少，学界主要集中于唐代游记的整体特征及其发展或作者本身人生经历来展开研究，如《唐代文学游记研究》《唐宋行记研究》等，部分研究还存在游记、诗歌二者概念界限不清的情况。
明清以后，来华的外国人增多，外国人书写的游记著述增多，主要以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蒂芬·李希霍芬《蒂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晏打臣《四川旅行记》等为代表，相关研究如四川师范大学黄义华硕士论文《清末日本人巴蜀游记研究——以四川的教育为中心》、武光辉《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中三峡史料价值》。
关于蜀道游记类文献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以游记作者为中心，如陆游、范成大、王士性等的相关研究，分析其行旅路线，从而对蜀道及巴蜀地区的景观、交通路线进行论述，或分析作者对地理学的贡献，此类研究历史地理色彩较浓，对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有较大价值。二是以游记著述本身为切入点，分析著述本身的史料价值，或集中论述一本著作，或采用比较研究法对多部文献进行整合式探讨。三是挖掘旅游价值，部分学者通过游记所涉地区，分析巴蜀地区旅游现状及旅游价值挖掘的问题。
蜀道诗歌题咏类文献研究与游记类文献研究相似，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以朝代为断限进行研究
虽然唐以前已不乏蜀道诗，但数量少且分散，学界对蜀道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唐代以降，其中唐宋时期的研究成果最多。张仲裁《唐五代文人入蜀考论》中对唐五代文人入蜀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探讨推动这一活动的历史推力，分析入蜀文人的空间分布、文化背景、入蜀意图等。彭敏、朱瑞昌、花志红主编《唐代入蜀文人蜀中创作研究》对唐代文人入蜀的大背景进行分析，阐释巴蜀地区的自然景观、人文风俗等对唐代文人创作风格及基调的影响。梁中效《唐代诗人的蜀道之旅》主要论述了唐代各个阶段不同诗人的蜀道诗，及当时蜀道诗盛行之原因。马强发布多篇文章对唐宋蜀道诗歌文献进行研究，《论唐宋蜀道诗的文化史意义》中对唐宋时期的蜀道诗进行了初步统计，并阐释了蜀道诗中所映射的真实历史事件和唐宋诗歌中所独具的忧患意识。《唐宋诗所反映的蜀道历史地理》则探讨蜀道诗中所蕴含的蜀道地理风貌、物候生态、山地经济、交通盛衰。《唐宋诗歌中的巴蜀及其文化地理内涵》则主要探讨诗歌中的感知地理认识，即“巴蜀意象”。
关于元明清时期的蜀道诗赋文献研究，马强在《论清代蜀道诗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内涵》中对清代蜀道诗的三个历史阶段进行概说，论述其折射的历史事件，深挖诗歌的史料价值与思想内涵，同时也指出清代蜀道诗在继承唐代纪实求真风格的基础上，更有对蜀道沿途的社会风俗、名胜古迹、关隘驿站、战乱忧患等的真实记录，强调清代蜀道诗的研究空间。马强、任柳《以诗证地 ：元明时期的蜀道诗及其历史地理价值》则将目光聚焦于关注度较低的元明蜀道诗中，对其整体进行概括，探究其中蕴含的历史地理价值，分析蜀道路线尤其是连云栈道的变迁，阐释当时山地人民的生活状况、瘿病的主要分布地区及发病程度、蜀道沿线城乡发展等，探究“蜀道难”与“蜀道宜”这两种意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文化因素。
（二）以作者及其著作为中心的研究
在川陕、三峡之间沿途吟咏的文人骚客、朝廷大员数不胜数，尤其进入明清之后，蜀道诗更是卷帙浩繁。因此，以作者及其著作为中心的研究相比之下就显得单薄许多。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陆游、范成大，明清的王士性、王士祯、张问陶、严如熤、张邦伸、毕沅、张素含、俞陛云、宋琬等为研究得相对较多的诗人。唐代杜甫相关研究主要有孙启祥《杜甫是经连云栈道入蜀的吗——张世明等〈由杜甫入蜀诗所见杜甫自同谷入蜀路线考〉指谬》、左汉林《杜甫由陇入蜀行踪遗迹考察》、程得中《杜甫入蜀诗歌刍议》等。南宋陆游相关研究主要有梁中效《陆游的蜀道之旅及其影响》、龚剑锋《试论陆游〈入蜀记〉的史地价值》、重庆师范大学的马寅硕士学位论文《陆游入蜀（乾道六年—淳熙五年）研究》、龚剑锋《试论陆游〈入蜀记〉的史地价值》、王家德《浅谈陆游〈入蜀记〉中三峡史料价值》。南宋范成大相关研究主要有王骧《“蜀江流水贯吴城”——范成大诗中的巴蜀风物》、罗超华《论范成大入、出蜀途中所作诗歌》、刘自兵《宋代长江三峡入蜀陆道研究——对范成大、王十朋入蜀诗文的考察》。明清诗人的研究主要有羊玉祥《张问陶的蜀道川江诗》、李青石《张问陶秦蜀古道诗探析》、张喜全《空灵沉郁的船山川江蜀道诗》、李晓兰《论明清山南士人的蜀道诗——以严如熤及其〈山南诗选〉为中心考察》、王虎《张邦伸〈全蜀诗汇〉与清代地方诗歌总集编纂》、梁中效《王世祯蜀道诗的文化史价值》、洪桥《王渔洋蜀道纪行诗笺释》、王平《俞陛云蜀道书写的文化地理学创作机制》、张鹏飞《宋琬入蜀及其诗歌研究》等。
总的来看，蜀道诗歌研究较为灵活多变。但诗歌题咏类文献相较于游记类文献则少了几分纪实性，多了几分文学修饰，明清时期诗歌的纪实风格则更明显。总而言之，通过古诗来进行历史地理研究要更加谨慎，除却诗歌本身的文本之外，还要注重地方志等其他文献的支撑。
蜀道沿途石门石刻十分丰富，是我国书法艺术史、文学史上的瑰宝，其中也保存了大量的历史遗存，《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更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之作。近年来，对蜀道石碑石刻的研究也进入到新阶段，学科建设、历史文献学、文化史、交通史研究佳作频出。
（一）碑刻研究向专门化发展
冯岁平在《近年来蜀道及石门石刻研究概述》中对 1994 年以前学界对“北四南三”的几条道路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简单综述，并对郭荣章、牛丸好一当时所著石刻著作进行论述，但由于当时学界关于蜀道石刻研究较少，此篇文章中所录文献较少。《蜀道及石门石刻研究论著论文目录索引》中较全面地将 1994 年以前学界对石门石刻的著述及论文的名称与信息进行整理。日本学者牛丸好一在《摩崖之研究》中研究黄庭坚、张文潜、欧阳修对于拓本的看法后，提出研究和鉴赏摩崖有共同的方法。牛耿在《加强蜀道及石门石刻的研究》中提出了三点对蜀道及其石刻研究的呼吁，即从专题研究逐步向综合研究发展，研究范围的拓宽和方法的多样化，逐步研究蜀道通塞、嬗变的规律。王翰章在《对蜀道及石门石刻研究的几点看法》中再次对石刻研究做出总结，并提出要注重实地考察、研究方法应向纵深发展，即整理出版一套系统的、包括古代和现代人研究石门石刻及蜀道的论文集。
事实证明，学界研究确实在朝上述方向发展。陈显远在《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中简述了褒斜道、石门及石刻，并逐个介绍褒斜道上的石刻情况。马强、冯素芳的《褒斜道石门及石刻研究论著目录汇集》[9] 较全面地搜集了 1961 年至 1988 年对褒斜道的研究论著。黄静、赵宠亮在《1949 年以来巴蜀地区汉代石刻文字的发现与研究》中梳理总结了六十多年来巴蜀地区石刻研究的成果与不足，其中涉及了褒斜道石门考及成都吕后族人墓葬石刻文字、王文康阙铭、王君平阙铭、石门关铭、李君碑、裴君碑等新出土石碑，并列举近年来对巴蜀地区石刻的专著论文，对保护巴蜀地区石刻，拓展巴蜀地区石刻历史、书法研究提出建议。陶喻之在《汉魏蜀道石刻史料研究》中提出汉代蜀道石刻的定义应是以“三颂”为代表的称颂秦岭主干栈道整治主持者的摩崖石刻，同时也包括所有记述巴蜀山区道路修葺的石刻文字，文章还阐释了蜀道线路与石刻分布以及栈道规模与营造法式，将目光投向整个蜀道沿线的石刻中。
文献学研究主要集中于《石门颂》《郙阁颂》《西狭颂》的研究。辛德勇在《汉〈杨孟文石门颂〉堂光道新解——兼析 骆道的开通时间》论文中认为《石门颂》中提出的“围谷”“堂光”两道应是故道及 骆道，开通时间的上限定在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以后，下限定在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复设武功县以前。梁中效在《蜀道唐碑所反映的诸葛亮信仰》文章中论述从蜀道沿线的唐碑中看三国文化与诸葛亮信仰，探讨唐代文化中对诸葛亮的评价。冯岁平在《〈石门颂〉四道考》中针对《石门颂》原文对汉明帝时期开辟的“围、谷、堂、光”四道做出辨析，认为是褒斜、子午、故道、堂光四道，其重要依据为东汉建和二年（148）之前此四道确已存在，部分已成为主干道，甚至屡兴屡废。冯岁平在《〈石门颂〉鉴定三题》中鉴定拓本的若干问题，对《石门颂》镌刻的特例从书法角度进行探讨，并提出鉴定拓本的标准。冯岁平在《关于〈郙阁颂〉文献的研究》中对历代有关《郙阁颂》文献做出阐释，提出在《郙阁颂》研究中的三点问题，所谓蔡邕书《郙阁颂》是一个错误，田克仁重刻之《郙阁颂》不可偏废，申如埙补刻之《郙阁颂》尚待明证。周郢在《〈郙阁颂〉重刻者田克仁新考》中对南宋重刻《郙阁颂》之人田克仁进行考辨，认为前人著述中其名“悉”为“仁”字误录，并叙述其生平仕历。胡祥庆在《读〈西狭颂〉辨证》中对《西狭颂》的有关问题进行考辨。《西狭颂》应著于成县西狭，或成县西狭之青龙头 ；太守李翕为阿阳人，并非河阳；《西狭颂》与《天井道碑》为两碑 ；二十行，行二十字者，谬也，为三百八十五字。
此外，对蜀道沿线零星石刻亦有研究。蔡东洲、胡宁在《汉中石门安丙题刻考释》中将安丙墓群出土文物与“石门题诗”“石门题名”和“玉盆题名”相结合进行考释，纠正“石门题诗”为北宋文学家文同之作的讹误，确定其为安丙之作，得出“石门题名”和“玉盆题名”两处题名中的“明孙”即是安丙之孙、寅仲之子之结论。马强在《汉中现存三处唐代石刻新考》中对汉中地区三处唐代石刻《药水窟画图记摩崖刻石》《宴游记摩崖刻石》《蜀丞相诸葛忠武侯新庙碑》的形成年代与所涉人物进行了考证。张多勇、马悦宁在《丝绸之路陇蜀道上北宋摩崖刻石〈新修白水路记〉新释》中对《新修白水路记》重新录文，对出现的地名作注并解释。窦永锋在《秦蜀道东汉摩崖石刻〈耿勋表〉释考——兼论武都郡下辨道仇氏家族的书史地位》中对《耿勋表》进行释注，探讨《耿勋表》与秦蜀道东汉摩崖石刻的时代成因和《西狭颂》对其的影响，论述其在书法史上地位。马强在《出土唐宋石刻文献与中古社会》第二十章《汉中褒谷石门宋人题刻汇考》中对宋代石刻文献进行考订并论述其史料价值 ；第二十一章《白鹤梁与褒谷石门宋人石刻题记比较研究》中从两处石刻入手研究宋代题刻文化的风尚及观念。
（三）文化史
古旧舆图类文献一直为历史地理研究者所重视，但由于其保存困难，大多地图已散佚或流失国外，这也造成了学界对蜀道地图类文献的关注度较少，相关研究一直是蜀道研究的薄弱环节。现存的蜀道地图主要有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图》、康熙的《云栈图》、乾隆的《秦栈图》、嘉庆的《秦栈图》和《陕境蜀道图》等蜀道古地图。李小燕、梁中效、付恒阳、赵永翔在《论蜀道古地图研究现状及拓展》中阐述了蜀道古地图研究存在关注度不高、整理工作落后、数字化及建库工作尚未开展等问题，认为加强机构之间的合作、增强数字化技术的利用、推动学科融合等方法可以促进蜀道地图研究的再度兴起。
学界对蜀道地图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陕境蜀道图》的考略。毕琼、李孝聪在《〈陕境蜀道图〉研究》中认为该图绘制于果亲王牌楼修建之后、留坝厅设置之前，即 1735 年至 1773 年之间，与 19 世纪初官方修订的志书中出现的类似地图有直接的关系。冯岁平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陕境蜀道图〉再探》中认为此图绘制时间应为乾隆三十年至四十年之间，即 1765 年至1775 年。孔德成在《秦蜀之间：清〈陕境蜀道图〉考略》中认为该图绘制时间是乾隆三十八年至嘉庆五年，即 1773 年至 1800 年，并且推测此图主要因军事功用而绘制。古旧地图的绘制很多并不够精细，但对我们了解川陕之间的交通提供了直观的材料。对于古旧舆图类文献的研究，并不只应局限于对作者及年代的考辨，还应结合地方志及石刻文献等将其细致化并向数字化方向发展。
六、小结
近三十年来，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努力下，学界在蜀道文献的综合研究、行旅游记、诗歌题咏、石刻碑碣类文献方面用力颇深，蜀道文献研究得到长足发展。纵观近些年来学界在蜀道文献方面的研究，实用性增强，学界更加注重挖掘蜀道的旅游价值，而在研究方法上，从以前注重文字学、训诂学等方面逐渐向田野考察、实地专研转化，人地时空学概念更加受到重视。但对蜀道文献的研究来说，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 ：
第一，缺乏地理志、地方志等文献的专门研究。我们知道，尤其是明清时期，川陕地方志、地理志的数量急剧增多，里面蕴含了大量与蜀道有关的历史信息，但至今还没有相对专门系统的研究对方志文本记载的信息进行解读。
第二，田野考察相对缺乏。尽管蜀道文献研究立足于纸质文献信息，但是对于蜀道的文献研究仍需要一定的田野考察加以补充，尤其是在文献搜集与整理过程中，通过田野考察，可以搜集到更多的蜀道碑刻文献、家谱族谱甚至是当地的口述历史材料，充实蜀道文献的研究内容。
第三，古旧舆图的利用较少。学界对文字类文献关注度高，对古旧舆图类文献关注程度不够，而往往图像是最为直观呈现蜀道线路站点及沿途风貌的信息载体，理应得到重视。因此，今后的蜀道文献研究，更加需要加强对古旧舆图类文献的考证及收集整理。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编辑 | 刘科佑
编审 | 宋亮
审核 | 马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