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史包括区域历史地理作为中国21世纪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方兴未艾，出现了许多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区域有多种界定，可以是地貌区、文化区、行政区、经济区，甚至军事区、宗教区，但以地貌区与文化构成的大区域史是时下学者研究区域文化史与历史地理的常选。区域史与地方史有差异，但更多是重合，是大与小的关系。当然在研究范式上现代区域史与地方史已经与传统方志式研究有很大不同，比如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主要代表区域的江南史，在近些年被广泛书写，成为明清中国历史书写的主要增长点之一，亦可看作地方史繁荣的一个例证。然而，如果摆脱现代史观，从宏观的大历史来看，基于当代史学方式而非传统方志式的区域历史依然不够丰富。在这里并非是要号召一种各自为政的区域史，而是在充分考虑中央的主导或纽带作用的前提下进行的一种对各区域发展的内在历史逻辑的思考。对各区域的内在逻辑的思考，有助于更加理解为何宋以来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得以建立并持久延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强教授领衔的团队编著的这部《唐宋时期巴蜀社会及其治理》的独特价值得以凸显。
此书以唐宋历史为大背景，大量运用前人尚较少注意的史料，分别论述巴蜀地区的城市、山地、乡村、社会结构、教化、政区分层等六个方面的特点，充分挖掘出巴蜀地区自成体系的治理经验，以及与中央和当时其他区域的互动进程。
巴蜀史的研究由来已久，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大区域史经典著作，记载的核心正是巴蜀地区的悠久的历史、文化与人物。在现代学术史上，自从1941年卫聚贤在重庆《说文月刊》上提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之后，加之在此之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发现轰动海内外，巴蜀史的研究即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地方史的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组织多位学者编写、出版了多卷本的《四川通史》，李敬洵先生、贾大全先生分别撰写出版了《唐代四川经济》、《宋代四川经济述论》，邹重华、粟品孝等先生编著出版了《宋代四川家族与蜀学》，都是巴蜀文化研究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尤其是四川社科院组织编写历时长达20余年终于近时问世的大型区域文化通史《巴蜀文化通史》，更是新时代巴蜀文化历史研究的里程碑式重大成果。尽管如此，巴蜀社会历史的研究仍然留有较大的开拓空间，专就唐宋这一处于中古重大转型时期的巴蜀社会历史的专著仍然是一空白。《唐宋时期巴蜀社会及其治理》首先是一部区域断代社会与人文地理史，该书充分借鉴了区域史、城市史、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围绕特定时代中的“人”“物”及“人的日常”，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及民众“游娱活动空间”等层面进行考察，将“人”“物”更加鲜活地还原到了7-13世纪的历史场景之中，丰富了我们对于巴蜀社会的多元认知。
同时，正因为这是一部详实的巴蜀断代史，提供了前人未曾注意到的许多史实细节和思考角度，对我们理解唐宋史及其社会转型亦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正如上文所说，宋以来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不是哪一个单独的区域可以主导建立的，而是各个区域既有各自内在发展逻辑又彼此持续互动才成就的。本书对于理解这一进程，亦有帮助。
唐宋时期的巴蜀地区，主要是四川盆地边缘地带，还生活着为数不少的蛮夷，他们与巴蜀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审阅该书初稿时，就坦诚地提出既然此书开篇就已提到中国古代两种政治地理的“分块式”和“圈层式”结构，接着又提到蜀地与吐蕃、南诏、大理等外族政权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巴蜀地区又是如何以圈层式结构规范境内汉蛮关系的，也应当有所交代。第一章关于地缘政治形势与政区变动完全不提唐宋巴蜀社会中的羁縻州县治理制度，是不完整的。令人欣慰的是本书经过修改增补后，尽管还是题有剩义，但这方面的缺陷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希望今后对这部分能够继续深入研究，力臻归为完璧，这对于当今倡导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也是有益的。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编辑 | 何开雨
编审 | 宋亮
审核 | 马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