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喜欢给历史人物贴标签，仿佛这样就能把他们装进整齐的抽屉里，一目了然。比如说到“论持久战”，我们立马就会想到毛润之；提起“自由民主”，胡适之的形象便跃然纸上。然而历史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人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如果我们翻翻史料，就会发现这两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其思想和言论其实都远比大众想象的丰富多彩。
先来看看胡适之。在大众的印象里，他是一位倡导自由民主、主张和平的知识分子。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胡适之曾发表过一篇令人惊讶的“论持久战”言论。
1935年，也就是“七七事变”前两年，胡适之写道：“如果想让日本的发难变成国际大劫，中国非得要有绝大牺牲的决心，我们试着平心估计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总得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
他甚至具体列举了中国要做的牺牲：
（1）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侵占毁灭，那就是要敌人海军的大动员。
（2）华北的奋斗，以致冀、鲁、察绥、晋、豫沦亡，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陆军的大动员。
（3）长江被封锁，财政总崩溃，天津，上海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与欧美直接起利害上的冲突。
（4）使世界人士对中国产生同情。
（5）使英美感觉到威胁，使中国香港、菲律宾感觉到迫切的威胁，使英美不得不调兵舰保护远东的侨民与利益，使太平洋海战的机会更迫近。
这番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没错，这和后来毛润之在《论持久战》中的论述何其相似。
胡适之甚至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日本武士自杀的方法是‘切腹’，而武士切腹时还需一名介错。日本今日已走上了全民族切腹的路。上文所述的策略只是八个字：日本切腹，中国介错。”
这番言论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汪兆铭就曾反驳说：“我相当理解胡适所言。但是，与日本进行那样三四年的激烈战争，中国必定会苏维埃化。”汪兆铭的这种恐惧和对未来的预测，倒也不无道理。他仿佛预见到了这一点，认为中国不能与日本完全决裂，如果双方发生全面冲突，国民党就有可能丢掉政权。这或许也是他后来选择与日本妥协的原因之一。
有趣的是，胡适之的这番“论持久战”言论，不仅在中国引起了反响，甚至还传到了日本。日本学者加藤阳子在《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一书中，就引用了胡适之的这个比喻，还把它放进了第四章的标题里。可见胡适之的见识之广阔、预测之准确，确实令人叹服。
不过，胡适之并非第一个用“切腹”来比喻日本的人。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早在1934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就写道：“在目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军人是完全可以冲破政府的约束，抱着错误的爱国观念，进而干出近乎‘民族切腹’(National Hara-kiri)这样的事。”七年后，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个月，格鲁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再次使用了“民族切腹”这个说法。
胡适在提出“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论的当天，还连夜写信给王世杰，表达了他对抗日的看法，“总而言之，今日当前大问题只有两项：（一）我们如何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气时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十年的喘气时间，（二）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火，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痛苦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这段话其实就是胡适主张对日战与和的总体思路，因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贫弱的中国必须要十年的准备时间，才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此，中国做一些暂时的妥协让步，并无不可；但是，如果日本不给中国充分的准备时间，就抢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那么中国人民也只能与日军血战到底，绝不后退。
胡适之的这番言论，显然与我们印象中那个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胡适之大相径庭。他深知，国内某些人可能会以中国还没有准备好战争为借口，而丧失未来抗日的信心和勇气，所以他又深明大义地说：“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三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作战场，一切文化中心作鲁文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
胡适之的担心并非多余。例如，汪兆铭在七七事变后就说：“以我的主张，现在还不应该发动抗战。候我们有了飞机，可以答复敌人的飞机；我们有了大炮，可以答复敌人的大炮；到那时候我们再打。”由此可见，胡适之是多么有预见性，汪兆铭的那些想法早就被他看穿了。
再来看看毛润之。提起他，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持久战”和“革命”。但这位红太阳，在抗战时期曾经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推崇备至，美国被誉为“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
1943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社论，称赞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者的敌人”。社论还说：“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都把美国当眼中钉。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社论还宣称：“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这篇社论正是由毛润之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执笔，完全符合毛润之当时的思想。
1944年8月，毛润之在与美军驻延安观密组谢伟思的谈话中说：“希望美国人多谈论美国的理想，每一个在中国或在美国与任何中国官员会晤的美国官员都可以谈谈民主，每一个在华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是一个民主的活广告。他应该向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因为说到底，我们中国人把你们美国人当做民主的典范。”
同年11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到延安，和毛润之等多次商谈。双方签署了一个五点协定，其中第三条充分反映出毛润之当时对未来民主的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理念：“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又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该文赞扬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权利法案》的倡导者，“以对人民的无比的信心与坚决的态度，在这新世界上的新国家中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社论指出，“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公正势力所侵犯和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这篇文章不只是从制度方面来论证民主，而且从普世价值观方面来申明“人有天赋的人权”，“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毛润之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毛润之：“你们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润之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即便到了1946年7月4日，那时开始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新华日报》的社论仍然肯定美国的《独立宣言》指出的“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幸福的崇高思想”，肯定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的林肯。社论号召美国人民和民主力量发扬《独立宣言》的精神，改变美国现行的政策。并且坚定相信，在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国家。
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胡适之还是毛润之，他们的思想都远比大众想象的复杂。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都曾表现出超出大众固有印象的一面。胡适之有他“论持久战”的一面，毛润之也有他推崇“自由民主”的时候。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殊性，每一个人物都有其复杂性。通过胡适之和毛润之这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巨擘，我们可以窥见历史的复杂面貌。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面对日本的侵略，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思考如何保卫国家。面对国民党的统治，共产党人不得不寻求更广泛的民主支持。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争取民心的关键时刻，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超越了自身的局限，表现出了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灵活的思维。
在面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关头，历史和人民需要的是超越个人、党派、意识形态的局限，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思考和行动的勇气和智慧。无论是胡适之还是毛润之，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勇气和智慧，都值得后人认真回顾和深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