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中华牛马之物力,结与国权贵之欢心
文摘
2024-09-20 14:07
北京
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的嘴脸总是如出一辙:对外卑躬屈膝,对内残酷压榨。这种行径,在晚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年慈禧太后那句臭名昭著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最好的写照。慈禧一边拿刀逼着百姓献上最后一滴血,一边满脸堆笑地向列强点头哈腰,这句话恍惚间成了晚清统治者的政治遗书。晚清还有一句“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名言,堪称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其中藏着一代代统治阶级深植于骨髓的逻辑,也藏着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密码。先来看看这句“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由来。它出自晚清一位叫刚毅的大臣之口。这位刚毅,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编辑过一本《居官镜》,里面遍布“居官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为主”之类的冠冕堂皇之词。然而,这种表面的清廉正直,不过是掩盖其内心龌龊的遮羞布罢了。事实上,刚毅是一个贪婪成性的贪官。他曾经到南方督办税务,搜刮民脂民膏上千万两白银,回京时箱笼等物多达数千件。史书记载:“(刚毅)赴两江两湖两广闽浙等省大肆搜刮,除常款外,无公私悉取之,岁得千数百万,海内骚然。此犹托为公家所取者耳,而饱入私囊者乃不可胜数,盖回京之时,箱笼等物至数千件,道旁观者曰:此中悉累累黄白物也!”这位刚毅大人还是一个极端保守派,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他宣称“改革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也!”在他眼里,改革会让“汉人”获益,而作为统治阶级的满人将受损。在戊戌变法期间,他不遗余力地打压维新派,甚至主张废黜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正是这样一位腐败无能、顽固不化的大臣,说出了“我有产业,吾宁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使奴隶分其润也”这样的话。这句话后来被演绎成了“宁予友邦,不予家奴”,充分暴露了统治阶级对底层民众的蔑视和压榨。在他们眼中,普通百姓不过是任人宰割的牛马,是可以随意剥削的奴隶。他们宁可将民脂民膏赠送给外国列强,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子民得到一丝一毫的好处。也许,财富带来的快感已经麻木,唯有凌驾于民众之上、肆意践踏奴隶的特权感,才能满足其畸形的欲望。他们害怕民众过上好日子,因为那样会动摇他们的统治根基。因此,“宁予友邦,不予家奴”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南。再来看看慈禧太后的那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话出自1901年2月14日的一道上谕,当时八国联军已经攻入北京,慈禧被迫“西巡”。在这种情况下,她不是反思自己的错误,不是考虑如何振兴国家,而是一心想着如何讨好列强以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这道上谕中,慈禧表示“念友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她根本不在乎国家的利益,不在乎人民的苦难,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位。为此,她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牺牲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慈禧的这种自我保护逻辑,与刚毅的言论如出一辙。他们都认为,天下权贵是一家,而自己的子民不过是随时可以抛弃的家奴。外来强权能够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而国内的家奴却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统治。因此,与其分一点利益给国内百姓,不如给外人撒钱,共同压榨底层民众。这种心理并不是慈禧或刚毅的个人偏好,而是深植于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性格中。汉唐宋等所谓强盛的王朝,表面上对内表现得强硬无比,但对外来者却格外“慷慨”。强大的汉朝接纳南匈奴,唐朝接纳东突厥,而宋朝在金辽蒙古面前更是卑躬屈膝。这种“慷慨”并非因自信强大,而是一种源自对外来者的恐惧心理。这种惧外心态与对内部民众的控制欲结合,便形成了“宁予外人,不予家奴”的统治策略。统治者的心态很简单:百姓不能被宠溺,不能享有过多的权利,否则便会失去控制,而外人则不同,必须时常孝敬。宁愿把利益输送给外来者,也不能让国内的奴隶过得舒服。这是因为一旦奴隶有了权利和利益,他们便会提出更多的要求,甚至有可能推翻现有的秩序。这种特权与奴性共存的制度下,真正压垮的是国家的根基。历史早已证明,这种短视的做法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晚清政府的软弱妥协,不仅没有换来列强的善意,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那些曾经被视为“友邦”的国家,最终成为瓜分中国的野心家。而那些被蔑视为“家奴”的普通民众,则在革命的浪潮中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者的无耻往往没有底线,历史的轮回也从未停止。那些手握权力的贵族们,不断重复着前辈的愚蠢。历史的教训在于,内外有别的统治哲学,最终导致的不是国家的强大,而是内外皆亡。终有一天,革命的洪流终会到来,腐朽的制度终将被人民推翻,而量中华牛马之物力,结与国权贵之欢心——这样的荒谬逻辑终将被历史所嘲笑。不知何时统治者才会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来自于一味对外输血,而是来自于自身的发展;真正的尊重不是内外有别,而是平等互利;真正的爱国不是口号,而是实际行动。只有让每一个普通民众都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国家才能真正强大起来;只有尊重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权益,社会才能真正和谐稳定;只有坚持真正的改革开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