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一个帝国靠贩毒度日更为可笑和可悲的事了。然而，这正是大清帝国的真实写照。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天朝上国，最终沦落为一个巨大的毒窝，上至朝廷大员，下至贩夫走卒，都在这片罂粟花海中挣扎沉沦。
说起鸦片，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这位仁兄在虎门销烟时可谓威风八面，把洋鬼子的鸦片全倒进了海里。但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位“禁毒英雄”后来居然成了国产鸦片种植的支持者。这就好比一个戒烟大使突然开始代言香烟，让人不禁怀疑人生。
林则徐的转变是有一个过程的。
1838年12月31日，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主持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下令广州十三行行商与外商限期上缴鸦片，并立下保证书（具结）答应永不贩卖鸦片。烟商起初拖延，后迫于压力交出了所存全部鸦片。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主持销烟，共计销毁两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斤鸦片，取得了禁烟斗争的初步胜利。
1840年6月，早已经成为资本家代言人和保护人的英国政府挑起了鸦片战争。清政府军队缺乏有效的组织，还处在冷兵器时代，面对坚船利炮的英国海军，两国军事实力早已不在一个档次，因此战败成为必然。
1842年8月，英军兵临南京，清政府求和，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近代史上，一段国家风雨飘零内忧外患，无数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画面，就在这一纸条约中缓缓拉开了。
然而，《南京条约》的签订，众人只记住了它是屈辱近代史的开端，却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战后的鸦片贸易怎么办？
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开埠通商的各个口岸，鸦片走私极为猖獗，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利益面前，道德有时候也得滑跪。
面对国家的衰败，知识分子们开始寻求抵抗列强的方案，为了减少鸦片进口的危害，缓解贸易逆差带来的财政危机，清廷最后想出了方案：发展“爱国鸦片”，也就是鸦片种植本土化，以本土鸦片替代进口鸦片，以此抵抗列强的经济入侵。
1847年，林则徐给他朋友文海的信里写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阿芙蓉，指鸦片），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无如知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如绍兴之美醖、湖广之锭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我觉得在国内种鸦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恨中国人爱抽洋鸦片不爱抽国产鸦片。要是国产鸦片比洋鸦片好，谁不愿意买便宜的抽呢？”（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林则徐全集》第8卷第116页）这话要是让当年在虎门看他销烟的人听见，怕是要当场吐血三升。
农民们也不傻，很快就发现种鸦片比种粮食来钱快多了。“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种鸦片不仅收入高，还省力气，这种好事，谁不想干？据史料记载，1亩罂粟地能收获50两鸦片，1两鸦片约值大洋1元，可以买40斤左右大米。也就是说，1亩鸦片就能换来2000斤大米。亩产万斤，遥不可及，亩产2000斤，毫不为过。
在“驰烟”思想的纵容和高额利润的驱使下，鸦片种植在中国迅速扩大开来。全国上下，从官员到百姓，都开始热衷于这门“爱国生意”。而恰好是在这段时期，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廷财政愈发吃紧。
1858年，为了筹集平乱军饷，清廷对进口鸦片上税，等于官方认可了进口鸦片合法化，鸦片这种罪恶的毒品，一跃而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为增加税收收入，也积极鼓励民众种植鸦片。
清政府一边喊着禁烟，一边又靠着鸦片税收过日子，还给自己的行为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叫做“以征为禁”、“寓禁于征”，意思是征税是为了禁止。鸦片生意真挺赚钱的，不仅中央政府能从中捞一笔，地方政府更是乐开了花。据驻英公使郭嵩焘所言：“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两广总督刘坤一就极为反对禁烟，因为广东每年的税收仅鸦片一项就超过百万两，是财政收入的“支柱”，万万不能禁止。“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从。”
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罂粟种植已遍及全国，再也找不到无大量罂粟种植业的省份了。北至蒙古、西至甘陕，南至闽粤，东至富庶的江浙山东，各省皆有大量土地用来种植罂粟，甚至成为许多农民的主业。著名传教士理雅各曾从北京由陆路旅行到镇江，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根据台北中央研究院王良行的研究，到1879年，大清国鸦片的国产化程度竟达到80.12％。三年后，大清国的鸦片就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成为第一个实现国产替代的行业，并且开始出口创汇。到了光绪年间，鸦片税收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中至少维持在10%以上的比例。而且这还只是中央政府从进口鸦片中分到的那一杯羹。本土鸦片的税收大头都被地方政府吞了。
但是，好景不长。当清政府终于在20世纪初下定决心要禁烟时，却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戒掉这个瘾了。1909年，清廷下禁烟令后，山西巡抚报告称，禁烟造成了地方财政困难，当年亏空达到百万两。
靠鸦片支撑地方财政、发展农村经济、支撑社会稳定繁荣终究是饮鸩止渴，自寻死路。这个曾经靠鸦片维系的帝国，此时就如同一个久病难愈的瘾君子，无力戒断，生不如死，革命就在眼前。
禁烟之后，地方经济受损严重，但因为清廷财政收紧，无力支持各省财政，对全国的控制日渐式微，地方与中央越来越离心离德，自治一方的地区越来越多。1911年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纷起而响应，宣布脱离清政府，大清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
一个国家若失去了道德底线，将短期利益凌驾于长远发展之上，将爱国与卖国、禁毒与贩毒、荣耀与耻辱混为一谈，终将走向灭亡。大清帝国的覆灭，不正是这个道理最好的证明吗？如果林则徐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吸一口，吸一口，再吸一口……人民以鸦片为食，大清以人民为食物，这就是大清的鸦片生意。荒诞，可笑，yet so real。在这片土地上，永远不缺少打着崇高旗号干龌龊事的人；在利益面前，永远不缺少弹性灵活的底线；在人上人脚下，永远不缺少升官发财的途径。
拒绝赌毒，人人有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