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体健|《钱锺书手稿集》与王安石诗歌研究

侯体健

《钱锺书手稿集》（以下简称《手稿集》）［1］遍论宋人诗歌，大家、名家乃至江湖小家，无不钩摘诗句，旁征博引，精下断语，烛照出各家各派独特的艺术奥秘，堪称一部“钱氏宋诗艺术论”；又多能前后勾连、由点成线，俨然一部“钱氏宋诗发展史”，不啻为宋诗研究的富矿。王水照先生曾据此作过系列讨论［2］，在钱锺书的基础上由“照着讲”到“接着讲”，得出了诸多重要结论，推动了宋诗研究和“钱学”的发展。但是，《手稿集》中仍有许多论述尚未得到重视，让人多有徒守宝山而不得其入的遗憾。其中对王安石诗歌的摘抄赏评、抹批品藻，就还未被系统清理。作为宋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王安石早就引起了钱锺书的兴趣。在《谈艺录》和《宋诗选注》中，钱锺书对荆公诗歌就做过深入的分析，已为学界所熟知，而《手稿集》中也有专论，且篇幅较大（可辑录出两万余字）、议论颇丰，关涉荆公诗歌的不少核心命题，非常值得挖掘。

《钱锺书手稿集》集中论及王安石诗歌有六处，为便论述，本文将它们编号并按照写作时间先后分列如下：

《谈艺录》于1948年开明书店初版，至1984年中华书局“补订”新版，其中集中讨论王安石的部分有第一八“荆公用昌黎诗诗用语助”、第一九“荆公诗注”、第七四“王荆公改诗”，共三则（包括相应的“补订”条目）［4］。这三则中，第一八则主要谈王安石诗歌承袭韩愈，所谓“荆公诗语之自昌黎沾丐者，不知凡几”（《谈艺录》，第173页），第七四则论荆公“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谈艺录》，第600页），都牵涉王安石如何对待前人作品的问题，所论尚未在《手稿集》中发现相应条目。但第一九“荆公诗注”部分，则能在《手稿集》中找到众多“原型”。将《谈艺录》的初版、“补订”版分别与《手稿集》相较，可见出《手稿集》中保留了许多钱锺书的早期思路，特别是溢出《谈艺录》部分，提出了不少新的学术问题，颇堪重视。

先看《谈艺录》初版与《手稿集》对勘之例。

《谈艺录》初版之中，钱锺书对沈钦韩的《王荆公诗集补注》作了评骘，既肯定其“博采广摭，用力甚劬，足以成一家之学”，又指出他“矜心盛气，勇于自信”，以至于“妄事纠弹”“繁文缛引”（均见《谈艺录》第188页）；沈氏自序责难李壁注“人物制度，犹有未尽，概从缺略”，尤为钱锺书所驳斥。这段评述在《中文笔记》②中已经成文，虽然具体表述有异，但观点几无差别。惟有一段未见他处言及，更可见出钱锺书对沈钦韩补注的多维认识。《中文笔记》②提到：

这段评语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认为沈钦韩深厌王安石；二是揭示沈注的主旨更倾向于“作史学”，故所注文章有选择性；三是指出沈氏文笔拖沓。后两点在《谈艺录》中略有透露，说沈氏“志在考史，无意词章，繁文缛引，实尠关系”（《谈艺录》，第188页）。而第一层意思不见于《谈艺录》，甚可琢磨。钱锺书认为沈钦韩是否定荆公的，虽然花费了不少笔墨笺注荆公诗文，但多借机指斥，所举例证即《韩忠献挽词》的沈注。该诗有“骨相知非浅丈夫”之句，沈氏引《东轩笔录》和《邵氏闻见录》，以证荆公与韩琦关系紧张，并言：“观此诗，则其诋诬之言，信有素矣。为两朝佐命元臣，亦何待言‘骨相非浅’哉？”［5］沈氏的态度表达得很清楚。钱锺书则指出《邵氏闻见录》乃“社党之书”，是站在“旧党”立场来看待王安石的，其撰述立场必将影响其纪事指向，以《闻见录》所记事件来论定韩王关系，并不可靠，故而此注是否符合王安石诗歌本意，或应重新考虑。在《宋诗选注·王安石传》中，钱锺书说“先后注释他诗集的两个人（指李壁和沈钦韩）就是很不赞成他的人”［6］，所列一系列依据正有《韩忠献挽词》。钱锺书这段评语，提示了沈氏对待王安石的态度当是考量其注解合理性的重要维度，同时警醒读者应对史料的阐释限度有所认识，撰述者的立场有可能影响文本接受理解的方向。

在《谈艺录》初版的“荆公诗注”中，钱锺书又择他人所未言者，补注了13条，其中有2条可在《手稿集》中寻得踪迹。一条是《松间》诗句“丈夫出处非无意”，《中文笔记》③指出：“用种明逸答杜镐语，详见《玉照新志》卷一。”《谈艺录》即引《玉照新志》文以证（见《谈艺录》第191页）。另一条是《再用前韵寄蔡天启》“东京一祭酒，收拾偶余惬”一诗，《谈艺录》指出李壁将“祭酒”注为韩愈是错误的，此处当是指许慎（《谈艺录》，第189页）。在《中文笔记》③中即有记录：“《寄蔡天启》中有云：‘六书遂失指，隶草矜敏捷。东京一祭酒，收拾偶予惬。’此《字说》之所由作，而荆公之不薄许学可见。”这里虽未明言“祭酒”指许慎，但提及《字说》、“许学”，都已显而易见。且钱锺书认为此诗乃王安石“不薄许学”之一证，对于探讨此诗意蕴，也值得玩味。这些都可见出《手稿集》虽与《谈艺录》多有对应，但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重复关系，《手稿集》自有其独特价值。这一点在“补订”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将《谈艺录》“补订”与《手稿集》对勘，“荆公诗注”补订二十余条几乎全部可以在《手稿集》中找到对应条目。

“荆公诗注”补订开篇最引人注目的，是钱锺书对“好引后人诗作注”的方法论反思。他在《谈艺录》初版中对此是持否定意见的，但《容安馆札记》⑤中早已改变看法：“雁湖注每引同时人及后来人诗句。卷三十六末，刘辰翁评颇讥之。余《谈艺录》第九十三页亦以为言，今乃知须分别观之。”［7］故而在“补订”中径直承认：“余此论有笼统鹘突之病。仅注字句来历，固宜征之作者以前著述，然倘前载无得而征，则同时或后人语自可引为参印。若虽求得词之来历，而词意仍不明了，须合观同时及后人语，方能解会，则亦不宜沟而外之。”（《谈艺录》，第185页）他在《容安馆札记》⑤中将“分别观之”，又分为“牵合无谓”“不足为训”“益人神智”三种情况，并各自列举了多个诗例。其中有些例证《谈艺录》不载，仍有申说的必要。比如荆公《东陂》“无端陇上翛翛麦，横起寒风占作秋”，李壁注引宋祁诗“情知边地霜风恶，不肯将花剩占秋”；《春江》“吹尽柳花人不见，青旗催日下城头”，李壁注引李觏诗“山店吹英春寂寂，青旗吹尽柳花风”，这两例钱锺书都认为“牵合无谓”。斟酌诗意，荆公诗句意思醒豁，且无论从立意还是句法，都与宋祁、李觏之句无太多瓜葛，仅是字面相似，此类情况征引同时甚至后代之作以注诗，就没有必要了，钱锺书的判断是成立的。《容安馆札记》⑤在“益人神智”之例中，也有《谈艺录》不载者，如荆公《北窗》“北窗枕上春风暖，谩读毗耶数卷书”，李壁注引宋祁诗“一榻北窗思道友，数行西竺悟劳生”；《午睡》“檐日阴阴转，床风细细吹。翛然残午梦，何许一黄鹂”，李壁注引苏舜钦诗“树阴满地日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钱锺书指出它们“或则巧合，或则脱胎，可以悟作诗之法”。这又比《谈艺录》所列诗证更为丰富。

《谈艺录》《管锥编》都以广博的连类而著称，最善于将古今中外相类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打通观照。从《手稿集》与《谈艺录》的对比中可以发现，钱锺书的原始笔记在讨论某些具体问题时，其资料的多样性又胜于著作的呈现，我们在《谈艺录》中所读到的已经足以炫人眼目的连类引证，仍然只是钱锺书所得的冰山一角。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手稿集》总体上比《谈艺录》更全面，实际上，《手稿集》与《谈艺录》对同一问题的议论生发，仍是以《谈艺录》为更成熟。《手稿集》可视为钱锺书的“种子仓库”，许多问题都还处于引而未发的状态，《谈艺录》《管锥编》则是这些种子开出的花、结出的果。然这种子的胚芽，已经包孕着花果的各种可能性，弥足珍贵。

在《谈艺录》“荆公诗注”补订的具体诗句中，两条最长篇幅者都在《手稿集》中埋有伏笔。

一是第（九）条《重游草堂寺》“鹤有思颙意，鹰无变遁心”，广引各类典籍，自南朝而至于宋元，详论支遁养鹰之事，以释荆公诗意，补证李壁所注。这一条在《中文笔记》⑥中已略现规模，所引文献涉及《世说新语》《高僧传》、皎然、司空图、苏轼、《佛祖通载》，但只是表达了疑惑，支遁赏其神骏者究竟是鹰还是马，并未获得圆满解答。至《谈艺录》补订则新增了杜甫《雕赋》、元稹《有鸟》、阮元《石渠随笔》、孙承泽《庚子消夏录》，又在“补订”基础上继续“补正”，添入《建康实录》、张九龄《鹰鹘图赞序》、王柏《题贾菊龙眠马图》、李邕《鹘赋》、耶律楚材《过白登和李正之韵》，再续以梅挚《留题重光寺罗汉院宪上人》、梅尧臣《腊日出猎因游梅山兰若》，特别引入了类书《事类赋注》考察典故流传，更是在视角上获得更新。支遁养马复养鹰，并赏其神骏的公案，经钱锺书不同阶段的不断梳理，其复杂的流传面貌逐渐呈现，荆公诗句“鹰无变遁心”的典故取资来源也日趋清晰。

二是第（十三）条《游栖霞庵约平甫至因寄》“求田此山下，终欲忤陈登”，由“求田问舍”之典，谈“一家诗集中词意重出屡见”现象。《容安馆札记》④中论及此诗及李壁注时，仅继续罗列了《和杨乐道幕次忆汉上旧居》“如何忧国忘家日，尚有求田问舍心”、《寄平甫》“乘马从徒真扰扰，求田问舍转悠悠”、《默默》“苍髯欲茁朱颜去，更觉求田问舍迟”等同用一典的荆公诗句，并未作阐发。而《谈艺录》补订则由此引申发挥，指出荆公诸诗同用“求田问舍”之典，以李壁所拈出“问舍求田意最高”之句为最工，同时又由此提升至一般的文学现象，并博征诸说，以大量篇幅展开论述。钱锺书破除“谈艺则每嫌其事料俭而心思窘，不能新变，几于自相蹈袭”的成见，而将“语意屡见”视为“一首之有草稿与定本”（《谈艺录》，第199页），是诗人不断试错、精益求精的体现。这就从一般的用典重复现象中，窥探出作家创作心理之一隅，洵为高明之见。

以上两例最可见出钱锺书那些在《手稿集》中蕴而未发的重要主张，经过扩充、提炼甚至升华，成为了《谈艺录》的正式内容。类似的释例，不胜枚举。如《谈艺录》补订（一）《秃山》，《中文笔记》⑥已指出：“此诗略同柳州《憎王孙文》。”补订（六）《昼寝》，《中文笔记》①已注“亦见刘贡父集”，《中文笔记》⑥更言：“（李壁）注无谓，不切。二句皆缩脚。有且，昼寝；无如，昼寝耳。”补订（七）《半山春晚即事》，《中文笔记》⑥于此诗下引孔平仲《夏夜》“一天星月清人意，四面芙蓉遗我香”之句。补订（十一）《君难托》，《中文笔记》⑥于诗下注引陆游《夜游宫·宫词》“咫尺长门过万里。恨君心，似危栏，难久倚”。这些内容在《谈艺录》中都有更充分的发挥，而《中文笔记》已初具雏形。其他各条，无一不是如此，不再赘列。

《手稿集》与钱锺书其他著作互有详略、互有异同。从论王安石来看，《谈艺录》自然是最重要的一种，议论集中而丰沛，与《手稿集》的对应性最强，形成了紧密而显著的“互文”；《宋诗选注》选荆公诗9首，其中《河北民》注五谈贞观十五年“二喜”［8］，《初夏即事》注“弯碕”音义［9］，《夜直》注“春色恼人眠不得”本于罗隐［10］，仅此三处可在《手稿集》中寻得踪影，其他诸首注解，尚未见于《手稿集》。总体而论，《手稿集》所涉及的荆公诗句比《谈艺录》更广泛，但具体问题的论述深度，则以《谈艺录》为胜。因而，要全面认识钱锺书先生的王安石诗歌研究的成绩，就不得不对《手稿集》中那些《谈艺录》和《宋诗选注》尚未涉及的材料，继续加以爬梳。

从《谈艺录》中可看出，钱锺书对荆公诗的讨论主要是从字词的考订、人物的征实、文献的辨正、艺术的揭示等方面予以展开。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艺术的揭示。如《谈艺录》补订（十五）谈《江上》“春风似补林塘破”之“补”字［11］，钱锺书解说道：“不言以甲物补乙物，而言春风春物，百昌苏茁，无阙不补，有破必完，句意尤超。”（《谈艺录》，第201页）真须涵咏揣摩，浸透诗歌肌理，才能有此浃髓沦肤之论。检视《手稿集》所涉“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12］，也有不少引人深思、新人耳目的观点，其品藻衡鉴的方法归纳起来可分为三类，即以他诗证荆公诗、以荆公诗解荆公诗、以他说析荆公诗。今以仅见于《手稿集》中的例证，略加阐述。

先看以他诗证荆公诗。

王安石博学多才，他的诗歌多能充分吸收前人精华，甚至“偷意”“偷势”为我所用，这已为大家所公认。钱锺书在讨论荆公诗作时，亦尝喜于点明其诗意诗法本自何处，并常能征引同时甚或其后之作予以印证。尽管他曾经对这种注诗之法略有微词，但他自己却颇善此道（这大概也是他后来一改前态的重要原因）。钱锺书在《中文笔记》③摘录《元丰行示德逢》“旱禾秀发埋牛尻”句，并注：“参观东坡‘但寻牛矢觅归路’。”这应是从题材、雅俗角度映照二诗的相近之处，牛尻、牛矢都不是此前诗学传统中可入诗的意象，荆公此句与东坡诗，都是打破唐诗藩篱、开拓诗意表达空间的作品，自然可以互证。又《中文笔记》⑥《次韵朱昌叔》“长以声音为佛事，野风萧飒水潺湲”句下，钱锺书注：“坡诗‘（水）［溪］声便是广长舌’。”两诗均以溪水之声与佛事相联系，这又是以两诗取径于同一喻象而并置一处。在《寄余温卿》“平日离愁宽带眼，讫春归思满琴心”诗下，钱锺书引宋庠《送巢邑孙簿兼过江南家墅》“离恨枉能宽带眼，归期犹喜咏刀头”之句，两诗同一主题，同以“宽带眼”写离愁之深，同样指向归心之切，互相呼应，确能醒人眼目。与以上三例主要着意于题材、意象不同，《容安馆札记》④谈《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第十一首，则从作者相似的处境与心态来引证他人之作，以助理解：

《拟寒山拾得》第十一首与刘克庄的《无题》都是以观傀儡戏为主题，所呈现的诗人感受都指向戏剧后台操纵者和前台观众的强烈反差，寄寓了世事如戏、人如傀儡的深沉感慨。刘克庄晚于王安石一百五十余年，从注诗的角度来说，引刘诗注王诗并不合适，但从体味王诗所表达的人生况味而言，王、刘二作确实是气息相通的。

再看以荆公诗解荆公诗。

前文已及，在《谈艺录》补订“荆公诗注”中，钱锺书花了大量篇幅讨论“一家诗集中词意重出屡见”现象，这恐非偶然。我们在《手稿集》中发现钱锺书勾稽了大量荆公诗中“词意重出屡见”（不仅词意，也包括句法、章法）的例子，这大概就是引起他对“重出屡见”现象多角度审视的重要契机。以荆公诗解荆公诗，一方面展现了钱锺书所言的“试取斯类诸篇汇观，宛若睹一篇之先后数番改稿，惨淡经营，再接再砺，而非百发百中焉”（《谈艺录》，第200页），另一方面也确能给我们领悟荆公诗法、诗意提供思路、指示方向。

《中文笔记》①摘录《张明甫至宿明日遂行》诗的刘辰翁评语：“每语出一‘公’字，恳款至尽，自不为厌。”钱锺书按云：“《游钟山》七绝亦是此体。”荆公《游钟山》：“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此诗写爱山之情，句句不离“山”字，此法从陶渊明《止酒》始，已形成独特一体。刘辰翁点出重复的“公”字，以为写尽了恳款之情，这与荆公爱山而句句不离“山”字是类似的。钱锺书挑明两首均属一种笔法，有助于我们把握此体独特的表意效果。《中文笔记》③指出：“五律《怀古二首之一》与七律《岁晚怀古》同，皆缀陶语为之。”覆按两诗，从境界营造、语言风格，乃至遣词造句，无不沾溉于陶诗，实具檃栝色彩，也提示了宋代崇陶思潮中，王安石是不应被忽视的一位。《容安馆札记》中类似例证更夥，试举五例如次：

第一例两诗均写画中山水酷似往昔所见，勾起思乡记忆，钱锺书指出二者“机杼正同”；第二例前诗以花的“不老”与人的“枯槁”形成对比，态度略微消极，后诗以“新花”与“故吾”均不得长久，转笔反写当下的超然，两诗取象一样，而情感色彩相反，亦可形成对比；第三例两诗都以“心折”“眼穿”写思乡之情，但因所用虚词不同，情感力度也有异，“空折”胜于“常折”，“更穿”强似“欲穿”，两相对照，足显荆公笔法变化；第四例钱锺书言两诗“一张一弛，或修或息，皆惟少年为宜也”，则又是着眼于对老病的两种态度，两诗均以“少年”为构思的落脚点，与妹妹长安君共叹余生就不免羡慕少年，与后生少年吴愿交流，则不妨抛书还与少年（对方），自己且作休息；第五例两诗同写午睡被鸟啼声唤醒，然前诗恬淡欣然，后诗心烦意乱，“境同而情异”，适足以互相映衬。《中文笔记》和《容安馆札记》中的这七组“以王解王”的例证，钱锺书虽未展开议论，但如此捉置一处，对我们体认荆公诗句的笔法与用心显然多有助益。

以上诸例尚属荆公诗法一对一的互证，《手稿集》中钱锺书还拈出一对多的例子，饶有兴味。比如《容安馆札记》④就特别讨论过《永济道中寄诸弟》（又作《永济道中寄诸舅弟》）一诗。该诗颈联“客路光阴真弃置，春风边塞只萧骚”，钱锺书指出荆公《尹村道中》“却疑青嶂非人世，更觉黄云是塞尘”，《宋城道中》“宿草连云青未得，东风无赖只惊尘”两联，“可与第六句合观”。《永济道中寄诸弟》是王安石在伴送辽使回辽途中写给表弟们的诗，“春风边塞只萧骚”以本应怡人心眼的春光与边塞现实的萧条形成强烈对比，表达出旅途之中对故人、故园的思念，此乃反衬之法。《尹村道中》《宋城道中》都是旅途所作，不但心情与之相近，笔法亦复如斯。一路的异乡风物，带来的不是新奇之感，而是浓烈的思乡之情，尹村所见青嶂黄云，在诗人感受中都非美好之物；宋城（当为“宗城”）道中的东风也是如此，它未能吹青宿草，反倒带来了尘沙。所以钱锺书说这些诗句可以“合观”，互为注脚。《永济道中寄诸弟》一诗的尾联“辛夷树下乌塘尾，把手何时得汝曹”，以辛夷树、乌塘尾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地理意象，书写诗人对外家亲人的思念。这两个意象在王安石诗中颇富特殊意涵，承载着他对外家的一往深情，故而常于诗中反复使用。钱锺书列出了《寄吴成之》《中书即事》《送黄吉父》《乌坞》《柘冈》《过外弟饮》六首作品的相应诗句，指出“可与此诗七、八句合观”。这些诗句都是借辛夷、柘冈（或冈头、乌石冈、乌塘）的外家景致抒情，其中既反映了诗人对同一意象在不同语境下最佳用法的探索，也反映了王安石对外家非同寻常的情感认同。钱锺书又引及《佩韦斋集》卷十八《辑闻》无名氏《王荆公读书堂》诗，诗云：“乌石冈头上冢归，柘冈西畔下书帷。辛夷花发白如雪，万国春风庆历时。”此作可谓集合了时人对荆公早年经验与情感世界的把握，与荆公自作连类以观，自具独特赏会。

钱锺书在《中文笔记》③中还将荆公诗句的重复，甚或“通首大同”标出若干例。如云：“《送别韩虞部》七律与《韩玉汝居近两家唱和》七律颈联相同。”覆按二诗，一作“当年岂意两家子，今日更为同社人”，一作“当时岂意两家子，此地更为同社人”，几乎完全相同，但细致琢磨，前一首乃以“当年”对“今日”，都是时间的对比；后一首改“当时”对“此地”，是以时间对空间，似又胜出一筹，且点出空间，更切于“居近”的主题。又如云：“《偶成》七律二首之一与《寄曾子固》七律通首大同。”两诗的主旨都指向“吾道独难行”，两诗语句已近重复，但前者以“渐老偏谙世上情”开篇，是自叹遭际，感慨渊沉；后者以“斗粟犹惭报礼轻”开篇，乃寄友倾诉，寄寓遥深。两诗各有所托，或许正是同一意、同一语“数番改稿，惨淡经营”的典型案例。正是有了如此充裕的案例的刺激，钱锺书才会在《谈艺录》中借解读荆公诗句之际，提出对“词意重出屡见”的深度思考。

除了以他诗、王诗互参互证，钱锺书尤擅于征以他说，递相连属，广人眼界。《中文笔记》⑥论《定林》诗“六月杖藜寻石路，午阴多处弄潺湲”之异文，李壁注已引许子礼之说，钱锺书又添一证云：“观《夷坚乙志》卷五‘道亨’条，［弄］正作‘听’字，惟‘寻’字作‘来’字耳。”《容安馆札记》④于《和杨乐道见寄》“杀青满架书新缮，生白当窗室久虚”句下，按云：“靳荣藩《绿溪语》卷下云：陆鲁望《寄华阳道士》排律之‘凝神密室先生白，叙事连编尽杀青’在介甫此联之前。”于《次韵和甫咏雪》“平治险秽非无德，润泽焦枯是有才”句下引《黄氏日抄》之说以释之：“说得意思佳。但上句正可言才，下句正可言德，布置似颠倒耳。”如此之类，都能添以新证，采获新解。尤其是关于荆公名作《明妃曲》，《容安馆札记》④中综合宋元明清各朝多种典籍，给解读此诗带来多维度的观照。如引支如增《小青传》记其弥留之际，三命画工易稿，其始首肯之事，是给“意态由来画不成”之句作注解。而引《风月堂诗话》记太学生斥此“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有伤名教事，则是指向此诗的主旨问题。至于引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赵与峕《宾退录》、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168《题古画王昭君图》、赵文《青山集》卷7《昭君词小序》《墨憨斋定本精忠旗》戏文等，乃是对如何解读“汉恩自浅胡自深”诗意的讨论。《明妃曲》由宋至今引起了学者广泛关注，钱锺书征引的这些材料为深入把握此诗创作意涵和接受流变提供了线索。

正如我们在文章开头所列出的那样，钱锺书先生批阅王安石诗集并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经过不同时段的反复品读，且都作了笔记摘抄。倘若我们承认摘句与选诗本就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重要方式［14］，那么《手稿集》尤其是《中文笔记》中大量的诗句摘抄，也应当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批评样态，并非简单的转写而已。《手稿集》中六处阅读笔记，《容安馆札记》已属半成品，钱锺书议论文字较多，自可不必当做摘句和选诗来看待；《中文笔记》②是摘录、评论沈钦韩的补注内容，也可排除在外。剩下的《中文笔记》①③⑥的主要篇幅就是摘句和选诗，我们不妨就此试析其中的诗歌批评意涵。

王水照先生在讨论《容安馆札记》的撰述形态时指出：“一般是先述所读别集版本，再加总评，然后抄录作品，作品与总评之间又有呼应印证关系。”［15］这非常切合《容安馆札记》的实态，也是钱锺书采用较多的笔记写作模式。在《中文笔记》③中，钱锺书对荆公诗有一段罕见的总评：

这段评语最先由王水照先生揭出［16］，笔者又撰文试诠其中“词头”之意［17］，它实可与《中文笔记》中抄录的作品对读。就拿七律“词头”来说，笔者认为它“既可指词面上的转相承袭，也可指这些承袭词面背后所包蕴的修辞与用意的反复”，或近似于《宋诗选注》指斥王安石的“搬弄词汇”。如果这种诠解不错的话，那么正可在《中文笔记》①的摘录中觅得“词头”的印痕。如卷二六《次韵致远木人洲二首》其一颈联“年多但有柳生肘，地僻独无茅盖头”，仅摘录了“柳生肘”“茅盖头”两词，未摘句；至卷四一《东皋》绝句，又仅摘录了“肘上柳生”“眼前花发”两短语。其中的“柳生肘”应当就是“词头”之属了。此典出自《庄子》，而广为历代诗人所用，白居易、元稹、苏轼、苏辙、孙觌、程俱等人诗中都频有出现。钱锺书将之标出，或即视为“词头”之意。又如卷二六《次韵酬朱昌叔五首》其四颔联“世事但知吹剑首，官身难即问刀头”，也仅摘录了“吹剑首”“问刀头”两词，“刀头”为“环”，谐音“还”，乃古人诗中习用之词，王安石自己也在诗中多次使用，自然也可算入“词头”之列。这些摘抄潜藏着钱锺书的褒贬态度，正与总评相呼应。

以上或可看作否定之例，更多则是赞赏之例。有些诗句在《中文笔记》①③⑥中不止出现一次，这些诗篇大抵应属钱锺书非常认可者。以五古而论，《杏花》“俯窥娇饶杏，未觉身胜影”之句摘抄两次，乃是以水中之影写杏花之美，笔法较之正面描写又转入一层；《法云》“窈窕一川花”摘抄两次，其妙处在于以写人之词写花，以“一川”之阔大空间写微物；《独卧有怀》“微云过一雨，淅沥生晚听”，摘抄三次，尤为突出，细品此诗，从午间的鸣鸠起笔，写至傍晚独对春景，“有怀”而“无言”，中间此联正是眼前之景而具禅意者。这些诗篇被誉之为“粹美”之作，当无愧色。至于五律如《壬辰寒食》“客思似杨柳，春风千万条。更倾寒食泪，欲涨冶城潮”摘抄两次，所写似现盛唐诗境，在钱锺书总评所举之例外，正好又添一“雅有唐音，往往有似摩诘”的注脚。

钱锺书所摘之句，有些在《谈艺录》《宋诗选注》中被征引，更可见出其关注点。《中文笔记》①③写成较早，其中就有“春风似补林塘破”“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春风自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等句，延伸至正式著作中，或感其用字之精审，或赞其立意之非凡，都有了新的、充分的阐释发挥。还有一些摘句，不必求之外证，也可体味出诗歌之妙。如《洊亭》“众山若怨思，惨澹长眉青”，《弯碕》“伐翳作清旷，培芳卫岑寂”，《白云然师》“苔争庵径路，云补衲穿空”，《清凉寺白云庵》“木落岗峦因自献，水归洲渚得横陈”，《净因长老楼上翫月见怀》“坐对高梧倾晓月，看翻清露洗新秋”，《北望》“可怜新月为谁好？无数晚山相对愁”等等，这些写景诗句，构思巧妙，句法新鲜，充分体现出荆公诗雅丽清新而又创辟好奇的特点，兼具“唐音”与“宋调”之长。又如《同王浚贤良赋龟得升字》“刳肠以占幸无事，卷壳而食病未能”，《凤凰山》“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迟”，《除日立春》：“物以终为始，人从故得新”，《雨过偶书》“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答刘季孙》“轾轩已任人前后，揭厉安知世浅深”，《怀钟山》“何须更待黄粱熟，始觉人间是梦间”等等，慨叹世情，洞悉人事，表达出荆公不同时期的人生感怀，其立论立意自现一段宋诗好议论的时代风貌。诸如此类，涉及近两百首诗作，这些摘句虽然脱离了荆公诗歌的全篇语境，但却能让读者阅读时更聚焦于诗境、诗艺、诗法的观照，不失为认识荆公诗风的一扇窗口，也透露出钱锺书的趣味所在。

据笔者统计，《中文笔记》①摘句涉及83首诗歌，《中文笔记》③涉及20首，《中文笔记》⑥涉及144首，三者合并去重后共计211首作品。这些作品涵盖了《谈艺录》和《宋诗选注》讨论或选录的绝大多数篇目，如果再加上《容安馆札记》所讨论的作品，几乎可近钱锺书公开著作所涉荆公诗的所有。这批作品达到的艺术水平和包蕴的学术问题，无疑代表了钱锺书对王安石诗歌的全部印象和评价。倘若让钱锺书编选一部《荆公诗选》，想必入选作品也当在《手稿集》所涉篇目范围之内诞生。较之《中文笔记》①③的单纯摘句，《中文笔记》⑥中就有摘录全篇（部分长篇古诗，摘录超过六句以上也算）的现象。该部分写成最晚，我们据以整理其目录，俨然可算作一部别具风味的《钱氏荆公诗选》，其选目有：

以上共计53题55首，兼备诸体，尤以七绝最多，恰与“七绝则几乎篇篇可传”的评价相一致。这当然不是一个全面反映钱锺书观念和主张的荆公诗歌选目，像《明妃曲》《葛溪驿》《泊船瓜洲》《书湖阴先生壁》《登飞来峰》等名作都不在其中，有些《容安馆札记》中特别标举的作品也不在其中，如《永济道中寄诸弟》，钱锺书说“此诗殊苍遒，而诸《选》皆不及”，足见他特别看重此作。另如《江宁夹口三首》其三，《容安馆札记》已经指出：“此方子（深）［通］诗，荆公尝手书之，遂误入《集》。见《后村大全集》卷二十《题听蛙方君诗稿》第二首自注，又《瀛奎律髓》卷二评语。”已知非荆公之作，《中文笔记》⑥仍全篇抄录。这些不足与漏洞，要放在《中文笔记》⑥的摘抄语境中去理解。因这篇笔记是在诸种手稿中最后完成，且已注明“补日札第六〇四则”，所以它带有查漏补缺的性质，《容安馆札记》已重点讨论过的作品就未再多抄。由此，倘若钱锺书真有一部《荆公诗选》，以上选目应该仅是整个选目的一部分而已。换言之，我们审视这个目录，更应该看其入选了哪些作品，而不必在意未入选哪些作品。当然，钱锺书抄录的这些作品，肯定隐藏着他个人的兴趣点。比如《老景》诗注“以人名藏句中”，是赏其诗体之独特；《同昌叔赋雁奴》一诗，钱锺书于“频惊莫我捕，顾谓奴不直”下注“战前之丘吉尔是也”，竟与现实相关联；《别鄞女》诗下云：“奄奄似泉下人语，安知有后段富贵耶？”这些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阅读感受的记录，或许也可以看作是钱氏批评之一隅。至于对荆公诗集中某些作品的作者归属问题作出斩截的判定，更是“前数据库时代”令人拜服的考据工夫，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详述。

综上所述，《钱锺书手稿集》保留了正式著作中所没有的富博材料，呈现出钱锺书先生对王安石诗歌日新又新、生动活泼的认识过程，它蕴涵的艺术经验和诗学判断尤具深刻的钱氏印记，与《谈艺录》《宋诗选注》《宋诗纪事补订》共同组成了钱氏完整的荆公诗论图景，是当代王安石诗歌研究的重要成果。不必讳言的是，钱锺书的王安石诗歌研究并不完美，文献失误、引据疏漏、囿于成见也有多处［18］，《手稿集》中一些诗句摘抄的用意仍难明确，不免留下遗憾。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