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是不喜甚至讨厌杨绛的，这差不多已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有一位先生，专门给杨绛写了传记，几十万字地谈不容口，但我知道，私底下说起杨绛，此公的话是很难听的。
很奇怪地，世上似乎存在两个杨绛。一个留存在公开报道中，所有人交口称誉之，受尊为一代知识分子楷模，是中国式贤妻良母的典范，甚至呼为“最后的女先生”而不名；另一个，悄然流传于圈子“私议”里，形象与之截然相反，颇为负面：自私、市侩、自恋、好名、惯于说谎、忙于粉饰，甚至还有攻击她翻译水准的，诸如此等反正够刺耳。当今“钱学家”，也往往有一微妙态度，就是盛行扬钱抑杨。比如最著名的范旭仑，就是称颂老钱无所不至，贬斥杨绛则无所不为，是很公开的。其研究，两套标准，两种态度，对人不对事，差不多就是一部钱杨夫妇“离间史”。画风够诡异吧？ 我向来都是钱锺书的拥趸，也无聊地想过很久很多，有意去搞明白这件事：杨绛到底做了啥，引这些人如此“公愤”？时至今日，我的答案都是一句话：杨绛活了104岁，没做过任何一件事，是值得被责骂或遭唾弃的！那些公开的骂杨文字，那些背后的腹诽之论，我多少有过了解，始终找不到一条“罪状”，能支撑这些立论。我也曾经请教过一位“毁杨专家”：杨可曾有过一桩真正的污点？可惜此公左右而言他，噼里啪啦回了一大通，却无一句是实质性解释。
我以为，杨绛一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我能get到的是，她得罪过很多人，有意或无心的，不一而足，都有。最大的“罪过”，我以为是她太爱惜羽毛，不愿意配合，不喜欢分羹予人，拒绝了太多利益分享请求，以至让很多“粉丝”最后都成了“黑粉”。比如说，钱杨夫妇晚年，早就是两尊唐僧肉了，按照我们传统的那套国情，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们使劲抬轿，甘为“门下走”，你们也应该知趣施舍一点就是，无数大佬都是这操作，属于文化人间的默契了。但钱杨夫妇不这样，是异类。
他们谢绝甚至抵触这些形式的名闻利养。有人出钱锺书研究著作，杨绛出面制止；有人动议搞钱学研究会，杨绛及时喝住；有人出售钱锺书信件，杨绛不惜对簿公堂.....甚至，在去世前，杨绛毁掉了所有书信、日记等遗物，不是烧掉就扔到了垃圾桶（据说竟还有人去扒到一些），让所有研究者痛心莫名。而所有得罪人的事，清一色都是杨绛出面干的，志在替夫君挡箭，钱锺书则从来默不作声，当也懒得理会这些琐事。你说这些人不记恨杨绛，记恨谁？一个人有名之后，中伤你最深的暗箭，不会来自对手，而是“粉”转的“黑粉”。后来拿他们学历大做文章，搬出林非打架等等事情加以渲染的，“材料弹药”基本来自这些“曾经的铁粉”。杨先生作为典型的“江浙老太”，为人处世是极有分寸感，且往往能把一切虚雾都看得透透的，可谓练达人情。1933年，钱穆与杨绛同行，相处不多时就送22岁的杨绛一句评语：“我看你是个有决断的人！”既精明又决断，大体可以概括杨绛为人，而这竟也成了错。人生实难，做人最难。
我当然不会傻到认定杨绛完美无缺。坦白地说，杨先生也有很世俗的一面，至少不是餐风饮露的“世外高人”，比钱锺书就接地气很多。她的确很精明，有时不免自私，也会偶尔流露出自恋的端倪，不是白璧无瑕毫无可议的。那些风雨晦暝的岁月，钱锺书又书生气，钱家能全身而退，多是靠杨绛的“精明”在保驾护航。但这种精明，有时过度小心了，就成为明哲保身，甚至不粘锅到铁面无情，是会受人诟病的。例如当年柳苏上门拜寿，杨绛竟出门挡驾，不给老友们一点面子，内情不正是柳苏尚是“戴罪之身”，杨绛不愿意有丝毫沾染？即便天崩地裂时分，你要杨绛出来“为民疾呼”，她也是不会的，这也可说是她的“自私”吧；她晚年出自传谈往事，讲到费孝通时，如此暧昧旖旎，不说费公已矣死无对证了，那股弥漫书中的“自恋”情状，读者又岂体会不出呢？杨绛比钱锺书“俗”，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精明也好，自私也罢，自恋也行，鄙以为均人之常情，甚至是人性化的表现，压根不值得诟病，也与“女先生”的人设不冲突。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杨先生，但很敬服她。她始终那么清醒，这份慎独功夫海内名人绝少能做到；她那么朴素，及对夫君那种维护，是对爱情的至死不渝；面对家庭剧变，眼见夫君与爱女一一离去，那份从容沉静决断，完全是智慧老人。她一生都不曾害过一人，诋毁过一人，有所不足也只是自保而已，已经足够可贵，是一个时代的吉光片羽。杨先生更是真正的文化人，她晚年体现出来的顽强毅力，尤其令我惊叹。比如，她是50多岁才开始学西班牙语，并且翻译出名作《唐吉坷德》的；90高龄时，又译出柏拉图的《裴多》，豆瓣评分至今9.1，犹如奇迹。鲁殿灵光，岿然独存，此之谓乎？
我自己，时常起念继学日语，亦或读完一遍《说文段注》啥的，每每都是半上落下终不济事。就这点“小节”，我都心悦诚服，觉得她是当之无愧的“先生”。求全责备，洗垢求瘢，到底谁更干净呢，“吾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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