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保存的周振甫先生三封信
——《周振甫编辑出版文选》代序
范军教授在完成《中国出版家·周振甫》（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之后，又编选了《周振甫编辑出版文选》，让周振甫先生的编辑出版生涯和编辑思想得以完整呈现。我非常赞同范军先生对周先生编辑生涯的定位：学者型编辑的典型代表，传统文史普及的一代大家，共和国编辑的“大国工匠”（《中国出版家·周振甫》前言，6页），《周振甫编辑出版文选》作为周先生的“夫子自道”，更值得我们学习体味。
我1983年8月入职中华书局，1985年5月从古籍办到文学编辑室工作，就与周振甫先生同事。至今定格在我脑海里的周振甫先生，就是伏案笔耕的样子，正如那张网络上常见的黑白照片。那时候，周先生每周来局，从我身后书柜中间抽屉（他的信箱）取走信件，有时候我也会事先收拾归拢好，交到他手中。周先生每周都会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他都认真作答。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依靠书信的读编往来，现在已然是一件稀罕事了。《周振甫编辑出版文选》第五部分“文心书简”，所收就是周先生的信札，遗憾存札甚少，如果能将周先生书信手札搜集汇编，应该是最能反映周先生编辑出版工作的珍贵文献。
读罢《周振甫编辑出版文选》，心有所感，于是发箧搜寻，找到几件周先生给我的书信，并一些留存的周先生编辑工作手记，本文即以此为据，对周先生的编辑出版工作谈谈我的理解。
周先生编辑生涯中最广为人知的事，是先后担任《谈艺录》《管锥编》责任编辑，以及与钱钟书先生之间学术交谊的佳话。当我第一次从编辑室档案里看到那份近40页密密麻麻的《管锥编》审读意见时，震撼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我开始用电脑练习打字，1997年用了一个暑假时间，将周先生意见和钱先生的逐条批复，一个字一个字录入电脑，并查核《管锥编》初版所在的位置。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逝世，我从书稿档案中选取周先生关於《管锥编》的选题及审读报告，整理发表于《书品》1999年第1期。2000年5月15日周振甫先生逝世，《书品》自2000年第4期开始连载发表我整理的周先生《<管锥编>审读意见（附钱钟书先生批注）》（2000年第4、5、6期，2001年第1、2、3期）。其间一直感到困惑的是，除了档案所存《管锥编》第一册的审稿意见外，其他三册有没有同样的审稿意见和钱先生批复？如果有，原件在哪里？近日找到了周先生1999年3月9日回复我的信：
徐俊先生：
您再回到文学编辑室，再主持文学室的工作，很好。您问《管锥编》有没有谈《巫山云雨》一章，我的记忆中没有。关于以后各册是否提意见，大概钱先生把全稿给我，嘱提意见。以后各册，有的提意见，钱先生已经采纳，即在中华意见中不再列入。如三册1225末行称“周君振甫曰”，即钱先生已采纳拙说，不用再提。有的因手头无书，没有见过，无法提。故二册起不再在中华审稿中提出属可能。承询谨告。匆肃不尽，即请
大安。
周振甫上 3月9日
周先生的回信有明确的日期，信封邮戳清晰可见99.03.09.20发自“工人体育场6”。我历年所写信件，除了公函，没有留底的习惯。与周先生3月9日信一起保存的，竟然有我给周先生信的副本，去信时间为1998年12月5日。周先生在收到我的询问之后的三个月，90高龄的周先生还是没有忘记回复我。为准确理解周先生的回信，摘抄我的去信如下：
今天我写这封信，主要有两件事情:
一，近日听到传言，谓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原稿有论“巫山云雨”一章，后因中华书局建议删去而未载在现已出版的《管锥编》中；更有甚者，谓删去的文章，现存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但我查过编辑室所存的《管锥编》档案，却没有相关的材料和记录。是否有过此事或类似的事情，请您回忆一下并告诉我。
二，在编辑室《管锥编》档案中，存有您审读《管锥编》的审稿意见数十页，并有钱钟书先生对您所提意见的亲笔批注。这份审稿意见，足见您当时审读之精细（我曾多次将此事作为中华书局编辑的传统介绍给书局新来的编辑同志），而现在看来，这份审稿意见更是关于《管锥编》的一份极有价值的研究资料。但我遍阅档案，您的审读意见似仅存有《管锥编》第一册部分，我的问题是：其后三册是否也有同样详细的审读意见？是否也经过钱钟书先生批阅？我想，依照当时严格的审稿制度和您的认真精神，应该是有的。那么，其余三册的审读意见现在可能存于何处？这份材料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是我们的希望。
以上二事，烦请赐知。书局这边有何事情要我们办理，也请一并见告。
前两年有人以“《管锥编》密码”为题撰文，指出《管锥编》初版字数比原稿、誊清稿都已大为压缩，并杜撰出所谓“按官定出版商所传的‘建议决定’：由原稿誊清稿的字数‘不得超过80万’”的无稽之谈，周先生亲笔信是最好的文献证明。
周先生晚年花功夫做的另一部书是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4月）。钱基博先生是周先生在无锡国专的老师，《中国文学史》是作者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授课讲义，其中明代部分用商务旧刊本《明代文学》代替，清代部分“文革”中被毁，故附录两篇论文《清代文学纲要》和《读清人集别录》以弥补缺憾。此书由石声淮、钱钟霞夫妇和彭祖年、吴忠匡先生搜集整理，周先生负责联系出版及编辑工作。周先生对原稿进行了细密的文字加工，对原稿论述欠周之处多有补苴罅漏。为此周先生曾亲携修改后的原稿，送呈钱钟书先生，钱先生通看了全部修改稿，表示认可。此书由周先生担任责任编辑，由我协助周先生发稿和读校，除了此前公布的为稿酬样书处置周先生给我的信，这次新发现的周先生信，内容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分册、通行等细节安排，可见周先生对具体编辑工作的细密考量。现将周先生信全文引录如下：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计1147页，倘先秦到唐为一册，计452页，宋元为一册，计450页，明清和附录为一册，计395页。倘分作两册，先秦到宋元为一册，计902页，明清为一册，计395页，不匀称，恐只能分三册。
本稿经过复制，有不少处字迹模糊，经校对同志细心揣摩，加以校出，极为可感。其中有些字，校对同志注上问号，当查对原书。手头无书，未查。请校对同志在二校时，把注上问号的页码标出，即在初校样上用红笔圈出，把圈出的初校样交振，振可去图书馆查对原文。
本校样有的地方改动，为了减少通行。如654页，题目占一行，改为两行，多出一行，要通行，因删去几个字，减少一行。如661页，漏排若干字，多出一行，因删去几个字，减少一行。又679页第四行“七言……”要另起，多出一行，要通行。因删去一联，这一联比较消极，可以不选，避免通行。又562-3页中的小字，原校一律改五号字，一改要改行，改到565页。避免改行，想不改。不过不改，下面相同的大字要改为小字，也麻烦，请校对同志考虑一下（已按照校对同志的意见，把小字一律改为大字，下面同样情况的大字一律不改）。倘小字改为大字，以下相类似的大字都可以不改小字，如更为方便，就请再改回来，即小字仍改为大字，以下批改为小字的一律不改。又822页删去八行，因这八行与下文重复，所以删去。同时在前后增加出八行来，以免多通行。
周振甫2/10
信中“把圈出的初校样交振，振可去图书馆查对原文”，“振”是周先生惯用的自称。“通行”，通常写作“统行”，“统行”、“统版”是活板印刷时代的术语，指因为文字增减造成版面中行或页的改动。出版走出活板铅字时代，也才三十多年，现今我们已经很难理解那个时代编辑为了避免统行、统版所做的细微处理。周先生信中所列举的五六例，形象地展示了这项工作的琐碎和必要，也可见周先生编辑工作的斟酌入微。
第三封信是写给熊国祯先生的，所谈《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7月），因为收入由哲学编辑室主持的“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所以信回复当时主管哲学编辑室的副总编辑熊先生，我所留存的是复印件。原信全文如下：
国祯先生：
接读来信，您处置得很好。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现在在译注《诗经》。《诗经》一共305篇，我译到《小雅·北山》篇，已经译了205篇，超过了半数，大概还有一百篇未译注。《诗经》的注，在汉代列于博士的有齐鲁韩三家，后来才有毛传注。毛传注后出，他是看见齐鲁韩三家注的。他写毛注，一定有不同于三家注的。三家注有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把已亡失的三家义钩稽出来。我的注以毛注为主，把毛注同三家义不同的，引三家注在内，说明三家义与毛注不同处。毛注留传后。朱熹的《诗经集传》看见毛注，有认为毛注不合的，我也引了。再有清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也有不同于毛注的，我也引了。再有今人余冠英的注译《诗经选译》，有不同于旧注的，我也引了。这样，我的译注，包含最早的三家注和毛注，及宋朱熹注和清方玉润的注在内，比别人的注不同。当然，这个注本，注译的文字要经过审核才能决定，目前还不能定。还有一百首诗未译注，等全部完了，交给中华书局审核，您如有意见，盼望指示为感。匆肃即请
大安（我的译注《诗经》，已和中华领导讲过。）
弟周振甫 12/31
《诗经译注》是周先生的最后一部著作，写这封信的时间在1999年12月31日，次年5月周先生逝世。周先生用生命的最后时间完成了这部《诗经译注》，出版后几经改型重印，发行量很大，是深受当代读者喜爱的《诗经》译注本之一。此书周先生身前未及定稿，注译文字难免有欠斟酌之处，但我们从这封信可以清楚看到周先生的学术追求，“包含最早的三家注和毛注，及宋朱熹注和清方玉润的注在内，比别人的注不同”。可见周先生对文思普及工作的学术追求，无愧于 “传统文史普及的一代大家”。
周振甫先生是一位资深的老编辑，又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但熟悉周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老编辑、大学者的架子，总是那样谦虚谨慎，和蔼可亲，编辑工作中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对典籍文化的热爱之情和对编辑工作的敬畏之心，融入到了先生的血液里生命中，所以周先生的编辑出版思想，融汇在他的全部著作，贯穿在他的一生。本书的编辑出版，是对周先生的最好纪念。
2024年6月23日匆草于岱北山居
作者简介
【责任编辑：朱田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