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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录自1925年出版的《Roving through Southern China》（直译：穿越中国南方），该书为美国作家哈利·弗兰克（Harry A. Franck，1881–1962）著。201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百年前的中国：美国作家笔下的南国纪行》，译者符金宇（本文摘录的是这个译本）。
哈利·弗兰克是20世纪上半叶著名游记作家，熟练使用多国语言，曾成为1913年全美最畅销作家。被誉为“流浪王子”。在20世纪20年代初，哈利·弗兰克踏上了中国南方之旅，深入广袤的南方腹地。在广西，他沿西江顺流而下，途经龙州、崇左、南宁、桂平、梧州等地，广泛接触中国社会的各类人群：军阀、进步学生、租界买办、贫苦乡民、传教士、手工业者，等等。用文字和相机真实地捕捉了1924-25年中国南方的市井生活细节。全文约1万5千多字，分上下篇贴出，本篇为上篇。标题编者添加。
1925年美国旅行家的南宁见闻（上篇）
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村子前拴缆停船，就算沙洲和急流无碍于晚上行船，但只要想到土匪就觉得不安全。西江沿岸的村子里有很多土霸王，官职不大，却是地头蛇，外国人管这些人叫“国王”。这个时候的广西比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安定得多。以前每一个土匪的关卡，所有船都要停下来，船长会亲自上岸进贡，有时一趟下来得交500块。现在这些土匪大部分都被赶跑了，不过这只是暂时现象，在我离开中国之前又听说，西江上的旅行又开始变得异常凶险。江岸的悬崖峭壁上有巨大的洞穴，有的修筑庙字，有的筑起寨门，不时可以看见崖面上搭起梯子直达洞口，这样土匪们就不愁没有落脚之地，因此不难理解，长久以来强盗们为什么能够在这些峡谷里对过往船只为所欲为。随着离南宁越来越近，山势逐渐缓和起来，变成丘陵。岸边有不少村子，石头台阶和下头的小路直接通到水边。现在的水面和九月枯水期时差不多，我心里的不安逐渐加重了起来。我们终于到了省城，此时的天已经黑了，城里电灯不少，还有数百条舢板，每一艘船上都有顶棚，像间小屋子，里面亮着灯，放在船中部的家族神龛前，一切让这个地方在晚上看起来像座大都市。我请两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用她们颇有年代的船屋送我到岸边，一路上碰到六七个收厘金的水上站点。每个站点都有人提着灯笼过来，确认她们大声喊的是实话-船上只有一个外国人带着随身物品。虽然我坚决要求那些强取豪夺之徒相信这两个女人的话，让我可以赶路，可还是走走停停。整个文明世界就在岸上等着我们，外国人管那儿叫“SOCONY”，而对中国人来说，它的名字是“美孚”。（译者注：“SOCONY”，即美孚石油公司，英文全称为＂Standard Oil Corporation of New York＂。）直到天光乍现我才发现，南宁是中国最小的省会，正如广西是十八个行省中人口最少的一个。南宁形如新月，位于西江的外弧上。西江到了这里真的成了一条小河，江面上方被阳台遮蔽，还有挤得紧紧的船屋。城墙早已变成断壁残垣，勉强把城市围在里头。墙顶上盖着灰黑色的瓦片，不时伸出一个阳台用以晾晒衣物，到了夜晚又变成聚会的场所，一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当然也算是城门的上层建筑。街道很窄，有的修在陡峭的斜坡上，上面铺着石板，几个世纪以来早已被脚踩得像镜子一样光滑；加上人们每天都从河里挑水回家，路上总是滑溜溜的。你要是穿欧洲款式的软鞋四处转悠，准保会摔得四仰八叉。食物或许是南宁这座城市的主要有趣之处。不管是走内陆去北海，还是到海南，南宁都相距不远，自然也流行同样的口味。我一早起床闲逛，看见铁篓子里装得满满的全是蛇，有的放在店铺敞开的大门里，有的被小贩挑在扁担上。虽然毒蛇，尤其是眼镜蛇被当作美味佳肴，不过这些蛇都是无毒的，5-7英尺长，按重量卖。说起称重，在南宁就连卖一个橘子都要用称重来决定价钱，我见过一个小女孩只买了两文钱的猪肉，摊主还郑重其事地称好。待售的蛇中，我见过最大的有红色的头和一条长长的红尾巴，卖了大概60美分，当然这些肉能让储藏室好长一段时间都塞得满满的了。我想拍照，有个卖蛇人非常热情，一把抓着条蛇尾巴给拎了出来。它们可不像马戏团要蛇人手里的那些总是昏昏沉沉的蛇，要么被灌了药，要不就在食物里被下了药；这里的蛇只要转过头来，又大又宽的嘴巴就能一下咬住卖蛇人的手腕。卖蛇人一边数落着蛇的老祖宗的不是，声音越说越大，一边拍打着蛇头，却不会用太大力气，以免伤到蛇，在中国给人吃的蛇和鱼一样，只有活的才能卖个好价钱。蛇缠在卖蛇人的手上不放，像发狂了一样，只能撬下来，在手腕上留下十来个针孔大小的血印。有个人曾在海关关长家当过厨子，加上又去广州学过几手，于是便在南宁开了间半西式风味的餐厅，还挂了块英文牌子。不过，住在当地的外国人本来就不多，各人都有常去的地方；外国游客又很少，就算来了也不见得会光顾他的餐厅，而南宁本地人对外国菜几乎不感兴趣，因此这位雄心勃勃的餐馆老板只能推出一道非常受欢迎的广西本地菜才不至于让餐馆倒闭。这道菜用到了蛇肉和猫肉，据说吃起来“非常甜”，弄得城里的年轻人都养成了习惯，常常在看完戏之后到这个挂着洋招牌的地方饱餐一顿，炫耀一番。吃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口味问题，南宁牛肉多得很，特别是水牛肉，猪肉更加不在话下。当地比起中国大多数地方，生活条件没那么差，工资也要高些，这或许是受到客家的影响。不过，读者们可不要妄下结论，以为那些老掉牙的传言都是真的，说什么中国人经常吃猫肉、老鼠肉、蛇肉、狗肉。除了饥荒年代，否则中国普通老百姓和西方人一样，并不吃这些。原著插图：南宁街头的这个人正在贩卖“供人吃的蛇”，他好心地在我的照相机前摆了不少姿势，结果手腕上被咬了许多小眼这座广西的省会城市沿河的风景因季节而变。河边的沙洲上是一大片空地，到处是被丢弃的东西和做生意的人；当然，这些都在沿城墙的一侧。不过，就在去年八月，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洪水，墙外河边的大道被淹没，石头墙面全部浸在水下，就连外国人在几码大的院子里活动都得划舢板，城里水深可达二楼，不时会看见墙壁被水浸透，塌下来一大块。赶上这样的日子，顺着西江去往下游只需要一眨眼的工夫；我听说有人从龙州到广州一共才用了60个小时，而我却花了整整15天。沿河一带能够见到一些姑娘，年纪很小却要承担保姆的工作。在一个孩子拥有真正童年的国家，她们连负法律责任的年龄都不到，却要背着更小的弟弟妹妹，帮着料理家务或是船上的活计。以前船上的孩子会带着竹节梆子，作为救生圈，现在更多人带的是装油的罐子，体积不大，形状跟竹梆子一模一样，买的人还很多。很小的孩子就用绳子拴在河滩上，像猫一样。我见到有个小孩掉进了河里，他的妈妈虽然很快把他拉了上来，却看不出一点着急的样子。小孩就算哇哇大哭，也丝毫不会引起母亲过多的关注，毕竟还有其他事情要忙，让这么小的孩子明白自己的生活环境，倒也是件好事。原著插图：中国有数百万儿童保姆，她们比自己背上背着的孩子其实也大不了多少我在南宁看了不少地方，陪同的是一位美国商人，对我招待十分周到。此人最初到亚洲时在菲律宾当老师，那时的他刚刚毕业不久，年轻而充满热情，想来应该对大千世界和不同的民族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吧，可如今已经变成典型的生意人。从他的住所直接到商品销售点，需要走过一条大街，除了在这条路上走上一半距离，他绝不会在城里多走半步。不过，你可莫要误会我是在批评他，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对于受过教育的西方人来说，南宁的生活并没有多少东西让人产生兴致。再说，这里的人虽然表面上并未表现出不友好，但你能够感受到一种排外的气氛。这种氛围只会让人不愿与其他族群进行交流，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住在当地的那一小撮外国人通常会晚上聚在一起-当然，传教士除外，原因众所周知-或者去你家，或者在我家，反正家里地方宽敞，服侍周到，又没有老婆打扰，要么打骨牌，要么喝上几杯，那可比柠檬汽水要来劲，就靠这些打发晚上的漫长时光。几家外国企业的厂房，还有外国人在华经营三大行当的办公地，实际上并不在南宁城区，而是位于下游的江滨一带。那里除了外国人没有其他居民。在小一点的港口城市，这样的聚会通常局限在彼此熟悉的一群人之间，比如说海关关长、邮局局长、盐税局局长，他们都是英国人，还有卖油的美国人，再加上一个在卷烟销售公司工作的英国人，不过这家公司更多是从南北卡罗来纳招人，不时会有大人物来访，地位够高才能参加这个聚会。至于我这样的过路客，连该被归入哪一类都搞不清，只能招来质疑的眼神。这样的社交群体让我想起了一句老掉牙的话，说美国在中国有三大行当，用的是同样的宣传语：“Fiat Lux”-“要有光！”（译者注：“要有光”（Fiat Lux），典出基督教《圣经·创世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Let there be light.and there was light)。）三者中间，一个是来传播“福音之光”，一个是为了推销油井里挖出来的产品，主要是煤油；最后一个则致力于实现“让中国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嘴里都叼上一根烟”的理念。三者之间，第三个的任务看起来完成得最为圆满，让最具侵略性的美国销售方式声名远扬-至于股息就更不用提了，丰厚得足以让其他公司的股东嫉妒得泣不成声，还能够增加给大学的捐款。如果从名字上判断，在华最大的外国企业听起来像是家英国公司，不过你得知道，英美两国在企业所得税法上关于境外收入部分的规定有所不同。我现在也喜欢在饭后点上一支烟，虽然这东西有那么一点点害处，我也不想剥夺人类的快乐，但我还是站在了中国禁烟运动改革者的一边。且不论这些起着麻痹作用的野草有多么可怕，至少有一点害处是明确的，若是一个人一天抽上20支烟，就会有成千上万人的蒙受损失。这些人本来需要将挣得的全部收入，甚至更多的钱用于购买补充营养的食物，何况沾染这一恶习的人完全没有性别和年龄的区分；毕竟连口香糖泛滥也会成为严重的灾难。你甚至会在年轻的男性劳工中见到有人面容憔悴、脸色苍白，可能是吸食鸦片或结核病所致，但也可能仅仅是因为抽烟无度。你不能怪中国人搞不懂我们外国人，如果说有一帮外国人-要么说得更加具体一点，权且说是美国人吧-把禁烟运动当成自己传教工作的一部分，而另一帮人虽然来自同一国家，却在任何平整的地方都贴上诱人的宣传图片，就连庙里的墙也不放过，大肆宣扬烟草的好处，那么请你扪心自问，这让单纯的中国老百姓应该相信谁？西方世界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复杂的。我还记得我曾经磨破嘴皮才说服招待我的房东去拜访那些浸礼会的门徒们，那帮人是他在南宁唯一的老乡，这也是他第一次去看他们。比起这件事来，我还连哄带骗地拉上过两个家伙和我一道去看看这座省会城市的夜生活。他们作为那个小小的江边社交群体中的成员，还算年轻。大酒店坐落在江边，在这座新月形城市的中间地带，像人脸上的鼻子一样，甚是惹眼。酒店门前那么多人在做不道德的事情，叫那些虔诚的浸礼会教友看上一眼，恐怕都会彻夜难眠-整栋三层楼的房子里随处可见在玩番摊的人，人们三五成群打着麻将，一掷千金，让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项游戏在中国不少地方屡屡遭禁；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鸦片烟味。十几个妓女在敞开的房间里等着客人上门，一个个脸上随便抹了点脂粉，平均年龄还不到15岁，躺在木板床上，床上只铺了床罩或草席做的垫子。这些女子中只有一个对外国人有些兴趣。作为中国人，难得有几个女孩身体条件能像她这么吸引人，她身上的裤子已经成了棕色，披着件上衣，油黑发亮的头发上插着朵花。她一定接过外国客人，发现外国人不错，至少出手阔绰。而在这个夜晚，她缠上了招待我的房东，直到后者喊来游艇方才脱身。不用多说，我的房东肯定是我们中间长得最好的，具有十足的男子气概。那个女孩拽着他的胳膊，扯着衣角，时而娇滴滴，时而凶巴巴，嘴里说个不停却也无济于事，有时还会愤怒地吼上一句脏话-那可是她唯一会说的一句英语。像这样明目张胆地拉客在中国还真是少见，也算是在南宁有了新的人生体验吧。这里多少有几趟按时开航的班轮，都是条件极差的，从南宁发船，沿西江而下，直到广西省东边的梧州。有几艘货船插着美国国旗，却不是真正来自美国，只是有一两个人发现这样做有利可图，能够避免货物被查抄；只要在广州的美国领事馆注册登记，并且支付一小笔费用或者某种特别使用费就行。这些船即便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归中国人所有，据说其中一艘“远键”号在我到达当天的下午四点就要起航。在中国旅行有不少事情让田园野趣大打折扣，其中最叫人恼火的莫过于他们在谈到什么时候动身启程的时候，几乎不说真话。幸运的是，在南宁招待我的那人从“远键”号的中间人那里听说，我在参加完原定于第二天晚上举行的晚宴之后还能赶上船。鸦片成了中国，尤其是西南省份各派军阀的主要收入来源，不少就种植在贵州和云南。贵州产的鸦片因土匪作乱，运输时改道长江，而云南产的都顺着西江较大的支流而下。百色是支流上的广西第一重镇。当地的桂系军阀对上游罌粟田里出产的所有鸦片征税。鸦片依照当时的中国法律是被“禁止”的，所以这笔税款也被登记为“罚款”，由名不副实的“禁烟局”收取。可事实上，鸦片船无时无刻不从百色开往下游的南宁，因此即便广西本地不怎么种植毒品-的确，在这里种鸦片是遭到严厉禁止的-但鸦片却已成为广西最大宗的商品。鸦片若是没有盖章证明在百色已经交过税，就会被军政当局没收。运鸦片的船有的打着军队形形色色的临时旗帜，有的甚至插着假冒的外国国旗。不管哪种旗子，民事部门一路上都不会过问，就这样直抵南宁，在一个“附加税排”，也就是浮动码头上卸货，再搬运上岸，在士兵保护下穿过市区，再次装船。装货的船就在江流的弯道等着，一旦通过海关检查便运往梧州。在南宁，但凡明白人都知道这些不过是障眼法罢了。以前贿赂海关里的小人物要容易一些。有个英国海关稽查，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在南宁海关当了两年“外头的人”，待到任期结束时，居然攒下了6.5万英镑-而且还不用缴个人所得税，就算要申报也不怕，因为都是在国外挣的。不过，这样的漏洞总有办法堵上，所以现在改为归“军事保护”。可怜那位海关关长虽然年事已高，却一片赤诚，坚守职责禁止一切鸦片买卖，一旦发现立即没收。谁知刚一行动，就有士兵威胁要杀了他。于是关长致电北京，请求指示，结果被告知由他去吧。直到十多年前，鸦片贸易还属合法，海关从中获利不少；现在虽然被禁，却更加泛滥，还没了税收来源。在海关的人看来，无论如何自己在这里是为中国政府收税，或者说是为了中国的外国债权人，既然查抄鸦片与关税不再有关，那么就不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了。于是乎，你只要悠闲地走到公共码头，便能看见成箱成箱的鸦片，软乎乎像糖浆一样。所有的箱子都在士兵的警戒之下。你会看见几个“外头的”家伙对一艘空载的轮船放行，允许它离开“排子”，以示“通过检查，准往梧州”，然后出神地盯着另一艘一模一样的船。后者打着军队的旗帜，冒着滚滚浓烟，船上满载鸦片，紧跟着那艘空船。全城人都知道只要开到下游看不见的地方，这些鸦片就会被重新装到已经通过海关检查的那艘船上去。若是有人对此感到奇怪，质疑海关工作人员面对如此猫腻竟然无动于衷，不加阻止，那么一定会有人提醒他，中国海关“上了岸的一概不管”。原著插图：我们的小汽轮自西江顺流而下，后面拖着一艘货船，上面满载鸦片，每逢通过急流时便将这条笨重的木船解开，由船上的人划桨操纵
在过去一年里，南宁的海关官员扣押查封的鸦片居然是8-10盎司（译者注：叠词（ounee），英制重量单位，旧称英两，1盛司约合28.35克。）这得归功于他们对所有进出船只的严加检查-得到军方保护的除外-甚至还会搜查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的中国过路人，往他们小小的木枕或者瓷枕里瞄上一眼。这一年里究竟有多少吨鸦片从他们眼皮子底下通过，没人敢去猜想。据说以前每个季度都会将查封的鸦片和吸食鸦片的器具公开焚毁一次；这样的活动现在还会不时进行，不过查收的那一点点鸦片很难劳动这些官员亲自来演这出戏，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也在抽大烟，通常还会接受鸦片贿赂。1921年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之后，广西经济一蹶不振，而此前鸦片贸易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现在可好，商人要想维持不亏本，只能做“大烟”买卖。运往上游南宁的外国商品真以鸦片为结算货币。那家石油巨头的在华办事处靠卖油赚钱，然后换成鸦片，在军队的保护下顺江而下。城里大多数财力雄厚的商人都在做这个营生。鸦片本来并不贵，别看在香港每盎司要卖到14.5美元，在广西价格也就30美分左右，南宁几乎人人都抽得起。轿夫一边等着拉客，一边抽着大烟。一个海关的稽查人员会躺在某艘轮船船长的长椅上抽鸦片，而他原本是上船清查鸦片的。他们一脸鸦片鬼的模样，萎靡不振的神情中带着凶相。就连省长也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中国的禁烟运动在1915年一度取得了成功，现在却不得不再次向鸦片开战，而且困难要远在此前之上。据估计，今天仅西南诸省便可年产鸦片过万吨。山西的“模范省长”（译者注：此处所谓“模范省长”即阁锡山，闽在担任山西省督军时大力推行改革，为山西赢得“模范省”的称号，自 1917年推行“六政三事”以提振农业民生，其中“六政”就包括禁烟。）已经设立“戒烟所”，预计将有成千上万人在那里戒除烟瘾。除此之外，事实上没有任何官方途径抵制鸦片贸易。军阀独夫们各自为政，拥兵自重，就靠鸦片贸易来维持军队，购买军火武器，往自己在外国银行的个人账户上存钱。反对禁烟的势力也不少，这股势力既来自个人，也来自官方。过去几年里，鸦片种植泛滥成灾，使得鸦片价格极其低廉，中国不少地方几乎人人都养成了吸食鸦片的习惯。在西南各省，不论是在公共场所还是名流府邸，或者是在政府衙门里，人们吸食鸦片如同抽烟一样公开。卖鸦片的店铺同米店一样敞开大门做生意。到了抽鸦片的时间，或者在中午之前，大部分政府官员连人影都见不着。对于鸦片本应实施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出现如此情形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各省几乎都设有机构垄断鸦片买卖，大部分都是打着“罚款”的幌子，由“禁烟局”负责处理。这些钱实际上是地方军阀对罂粟种植户、批发商、专卖店、烟民本人以及鸦片运输方征收的税款，数目巨大。除广西之外的其他省虽然禁止种植罂粟，却允许从外省进口鸦片，还制定出一份长长的规章，条文极尽繁冗，足以将走私和“非法”运输保持在最小限度之内。至于出口税，各地军阀想要多高就有多高，外国列强就算有心规范中国关税，也完全插不上手。中国不少地方会提前几个月，乃至几年收取鸦片税，农民无计可施，只能种植罂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补贴损失。有的在交完税钱后就不再种植，多半是出于害怕法律变动就会摊上大罪极刑。其他人则在其他作物之间栽种鸦片，一方面掩人耳目，另一方面则在于一旦这些见不得人的命令有朝一日改了风向，好歹还能有其他东西留下。军阀们公开宣传禁止种植罂粟，却又在私底下发布命令加以怂恿。可怜那些农民眼睁睁被提前收掉未来几年的税钱，而骑在头上的官老爷又每隔几个月换一拨，可叫他们如何是好？！有人若是信誓旦旦嚷嚷着要改革，那可得当心了。中国人在国联面前早就不止一次大声疾呼鸦片贸易必须加以禁止，可能中国希望减少竞争对手，以方便他们通过种植罂粟大发横财。当然，如果说起与中国保持鸦片贸易这个问题，英国、法国、葡萄牙、荷兰、日本还有其他列强都洗脱不掉罪名，不过这些国家出产的鸦片全部加在一起也不及中国人自己种的一半。为了给国联和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中国开始大张旗鼓对罂栗“斩草除根”，此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意味着那些调查官员会从中获取回扣，于是对种植鸦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他们真的需要去鸦片种植区走一趟，索性挑个省事的季节去看一看，反正那个时候也没有罂粟可种，这样回来也好写报告说什么都没看见。各省省长对自己违反法律和条约的行为心知肚明，还有人在订立规则时在序言里写上：“兹正式宣布严禁鸦片，以避免外国干涉。”随后又在同一份文件中，号召手下各级文武官员竭尽所能，把鸦片垄断买卖这件事办好。一言以蔽之，中国的鸦片问题像极了美国的禁酒问题，常备军、预备队还有国民警卫队的军官将校们，反正只要有能力，都会在自己周围拉拢起一批私人军队，破坏禁令，为自己筹得资金，与对手开战，结果把局面弄得更加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