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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译自1913年出版的英文版书籍《中国海事海关统计系列·第六号：1902-1911年对外开放通商口岸贸易、工业等状况及条约口岸省份状况与发展十年报告》，该书收录了奥地利籍海关官员安得士（K.J.ANDÉS）于1911年至1912年期间撰写的关于南宁在1907年至1911年期间的报告。安得士曾于1911年至1913年期间担任南宁海关副税务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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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报告，1907-11（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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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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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南宁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贸易中心。在元朝之前，它以邕州（Yungchow）之名而闻名。它的黄金时代是在明朝皇帝洪武统治期间。南宁于1907年对外开放贸易。它位于左江（Tso River）左岸的广阔肥沃平原上，是广西省西部的首府重镇。南宁城紧邻河岸建造，高出冬季水位约40英尺。在洪水季节，郊区容易遭受水淹。城墙沿河岸延伸约900码（yards），由砖土砌成；城墙高度在25至33英尺之间不等，底部厚度为25英尺；城墙周长约为3000码。在旧城墙倒塌后，现有城墙于1741年使用官方资金全部重建。城市和郊区的街道都用石头铺设，总体印象是相当干净。房屋多为普通的砖结构；两层楼的建筑很少见到。在过去四年中，已建起几座半外国风格的建筑——其中包括本地商会的建筑。在城市上方的郊区是商业区，聚集了所有主要的商行和银行。在河岸左侧，靠近城市下游郊区，距离城市西南一英里处，是贸易定居点（关于这一点，见下文）。南宁城及其郊区并没有太多引人注目的特色。城里有一座大庙，即府城隍庙（Fu Chêng Huang Miao）。它是为了纪念一位备受尊敬的地方官员苏缄（SU CHIEN）而建的，他被追封了两次，第一次是在他去世后不久，即公元1075年，后来又在清朝时期，被封为威灵公（WEI LING-KUNG）。在贸易定居点的边缘，即南宁旧城所在地，可以发现部分古城墙和一座石拱门。由于多次发生山体滑坡，南宁城被迁移到了现在的位置。据府志记载，南宁现址是由刘初（Liu Ch'u）在1056年创立的，据说当时有一条大蛇向他指示了这个位置。一件极具历史意义的遗物是一块石碑，它位于城市西部的旧操场附近。据目前所能确认的信息，它是这一地区唯一一块刻有永历（Yung LI）皇帝名字的同类纪念碑。桂王（Kuei Wang）是明朝万历（Wan LI）皇帝的一个玄孙，他曾渴望继承明朝的空缺皇位，并在广东被拥立为皇帝，年号永历（YUNG LI）。
这块石碑是由巴东王（Patung Wang）在永历皇帝在位的第三年树立的，以纪念他在西门外发现的许多死者的尸骨。巴东王曾被召到南宁来恢复当地的秩序。永历在满族人面前被迫撤退时，他到达了南宁。1648年，他的儿子在这里出生。然而，永历未能恢复祖先的荣光。在耗尽所有财产，在云南边境聚集了几千士兵为他的事业而战之后，他和年幼的儿子被敌人扼杀而死。在南宁时，永历的儿子由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一位使者进行了洗礼——此前不久，皇后、皇太后和宫中的其他女眷都已皈依基督教。在城北门外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上，矗立着另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庙宇。它是为了纪念六位地方官员而建的，这六位官员被称为南宁六贤（译者注：通常说的六公祠），在元朝和明朝期间对南宁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南宁城内外的大多数庙宇都已关闭，僧侣们不得不把对六贤的供奉交给驻扎在这座昔日祭祀之地的士兵分队。在秋日夕阳柔和的光线中，这座庙宇的所在地呈现出一幅非常美丽的景色：群山点缀的平原、后方高耸的山峦、看似无穷无尽、蜿蜒曲折的河流、隐藏在绿色屏障后的散落村庄、红色的土地以及笼罩在无数稻田上的薄雾，构成了一幅极其迷人的画卷。谈及近代历史，上个世纪的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在距离南宁仅约186英里的贵县（Kweihsien）爆发，但对于南宁城来说却是有惊无险；同样，在1902年至1905年期间发生的广西叛乱中，南宁城也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中国政治制度的最近变革得到了南宁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的热烈欢迎，尽管在变革时期，官员和各界民众都表现出了焦虑、兴奋和不安。1911年11月9日，南宁宣布脱离帝国政府独立；升起了共和旗帜；并选举前广西提督陆荣廷（Lu Jung-T＇ing）为省级行政长官，称为广西都督（Tutu，或广西军事总督）。新总督与士绅代表、商会和学校协商处理所有公共事务。在整个危机期间直至本报告撰写之日，当地一直保持秩序和平。南宁以下的河流和地区盗匪猖獗，由于浔州（Sunchow）的混乱，与梧州的所有交通中断了数周。关于南宁在最近政治演变过程中的详细情况，请参阅1911年的南宁贸易报告。南宁商埠在1907年之前以政府相当大的开支（约71万1千两）规划建成。该地点遍布池塘网络，但其优势在于位于河流的高水位线之上。近年来，柏油路没有得到足够良好的维护。码头墙是石砌建筑，长1300英尺，平均高度30英尺。它在1907年和1908年两次倒塌，每年都有两段受损。码头墙修复后，其后的地面随后被排水；之后再没有发生过事故。迄今为止，外国势力不仅拒绝承认中国当局制定的商埠规定，还强烈反对将外国人和对外贸易限制在商埠范围内的提议。除了商埠的办公大楼外，整个场地空无一物，没有房屋。贸易：自1907年港口开放以来，海关记录的贸易净值如下：年份 外国净进口额 本地净进口额 净出口额 贸易总额净值1907年 739,068港元 81,573两 - 1,544,600港元1908年 1,721,941港元 357,462两 - 3,399,788港元1909年 1,840,464港元 479,640两 - 1910年 2,564,475港元 469,536两 - 4,700,517港元1911年* 1,663,798港元 461,130两 -在南宁商埠开放的前四年里，人们注意到对外国商品的需求普遍增加。然而，1911年进口量的可悲下降不应被视为这一贸易分支未来发展的指示。南宁主要是一个分销中心，因此很容易理解，其进口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陆地区的购买力。贵州省和云南省严厉禁止种植罂粟，以及本省限制土制鸦片贸易，这些是导致外国商品需求减少的主要原因。当然，1911年的政治动荡也对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当政治事务再次恢复正常，且昔日的鸦片种植者找到其他收入来源时，进口贸易的全面恢复就可以期待了。乡村居民以及市场城镇的居民，自从共和国成立以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获得那些能使他们日常生活更加舒适的外国商品。所有外国进口商品都通过梧州从香港运到这里。许多商品，如南京布、百合花、丝绸成衣、草席、药品和粉丝，实际上都源自中国，但由于它们来自英国殖民地，因此被视为外国商品，并享有转运到内地的特权。在保税进口的主要商品中，印度棉纱、衬衫布、T布、煤油和火柴占据首位。1910年印度棉纱的进口量最大，达到45442担，而1911年则降至23977担。1911年，素色染色衬衫布和床单布的销售量大幅下降，而香港染色的衬衫布则持续下滑，从1909年的近36000件降至1911年的13785件。相比之下，素色英格兰衬衫布（灰色和白色）的波动相对较小；前者在1910年进口超过19400件，后者在1909年进口近24000件。煤油贸易的发展速度惊人，这表明该省这一地区的人们渴望采用有用且廉价的外国商品。大量煤油（多为掺假油）从广东佛山通过受利益集团控制的舢板运抵南宁。日本火柴的贸易量在1910年增加到近209000罗，但在1911年略有下降。在本土进口商品中，最重要的项目是丝绸成衣，1911年价值超过128200两；其次是纸张以及丝棉混纺品。在整个考察期间，草布显示出稳步增长。出口贸易一直是这个港口（南宁）的生命线。这一方面与主要出口商品——八角油、糖、豆类和药材的年产量以及牛皮和水牛皮的到货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依赖于这些商品在香港（Hongkong）的市场情况。八角油和八角逐年出口量增加，1910年八角出口量有所下降是个例外；1911年出口了2131担八角油，价值超过426,000港元（Hongkong dollars），以及15255担八角，价值274590港元，这些数字超过了以往所有年份。1911年香港糖价有利，糖业因此大受裨益：白糖出口逐年增长，1911年达到31094担，而红糖在同一年下降至34094担。皮革出口到梧州（Wuchow）和香港稳步增长，1911年超过10100担。与最高出口纪录相比，即前一年的11100多担，1911年牛皮和水牛皮的出口量略有下降；其主要市场是香港。豆类几乎全部出口到梧州和其他中国港口。相对大量的药材被运往香港和中国其他港口。所有出口商品均来自生产区，持有向外转运证；它们从这里通过摩托艇或租用的舢板装运出口。自1897年梧州（Wuchow）对外开放贸易以来，直到1907年，根据《内河汽船航行规则》，汽艇偶尔抵达南宁。1906年，使用液体燃料的汽船“沃丰号”多次抵达南宁。1907年，仅有一艘50吨注册吨位的外国籍小型摩托艇定期从事该港的运输贸易。此后，摩托艇船队规模逐年扩大；1911年，已有10艘此类船只定期往返于梧州。去年，即使在冬季，与南宁上游285英里处的百色（Poseh）之间也保持了相当活跃且相当规律的摩托艇交通，而在洪水季节，龙州（Lungchow）的摩托艇交通则比以往更为频繁。由于摩托艇供不应求，很快将有4艘新船加入南宁贸易船队。其中两艘正在为巴克尔（Banker）& 公司的进取型航运公司建造，专为百色和龙州的河流运输服务而设计。利用现代交通工具进行的与百色的客货运输应有良好的前景。租用的舢板在该港的航运中占据了重要且较大的份额；到目前为止，尚无迹象表明摩托艇将对租用舢板运输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过去两年中，舢板主要用于下行运输体积庞大的货物，如豆类、纸张和花生饼，而回程则运输煤油、火柴和草席。1911年，摩托艇运输的货物价值3045136港元（Hongkong dollars），因此，租用舢板运输的货物价值余额为1655786港元。客运在这些地区的航运贸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途客运站点，有大量旅客上下船。其中，南宁与梧州之间开设了以下站点：永淳县（Wingshun）、南乡（Namheung）、横州（Hengchow）、贵县（Kweihsion）、東津（Tungtsun）、桂平县（Kweiping）、江口（Konghow）、平南县（Pingnam）、白马（Paima）、濛江（Mengkiang）和藤县（Tengyiin）；南宁与百色之间开设了以下五个站点：隆安县（Lungan）、下颜（Siayen）、恩隆县（Enlung）、奉议州（Fengi）和那波（Napo）；南宁与龙州之间开设了以下三个站点：新宁州（Sinning）、驮芦（Tolu）和太平府（Taiping）。除了财宝外，不允许在任何客运站点装卸货物。往年，从南宁出发或到达南宁的航行意味着不适、时间损失和危险；而乘坐摩托艇，到梧州的平均行程为三天；到百色为四天；到龙州为三天，相对而言比较安全且有一定的舒适度。关于在这些水域航行的摩托艇类型，以下是一艘摩托艇的具体信息，可能值得关注：长度76英尺；宽度14英尺；深度3.65英尺；空载吃水1.6英尺，满载吃水2.8英尺；可装载450担货物和100名乘客；发动机为煤油发动机；燃料为廉价煤油；每小时油耗8加仑；空载航速9.5节，满载航速8.5节；船体（在梧州建造，材料为中国松木）造价约34000元；发动机在香港安装；发动机成本约89000元；整船造价16000美元；方型船尾，配备两个平衡舵；螺旋桨在浸没隧道中工作；螺旋桨轴为实心；发动机配有专利倒车装置；注册吨位按香港标准计算为36吨；制动马力65；配备有船首桨。自1907年4月本署成立以来，1910年的税收最高，为95776海关两（译者注；打不出特殊字符）；1911年只有94511海关两，减少的原因是入境转运税减少。进口、出口、沿海贸易和出境转运的税收每年都稳步增长。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出口税，1911年最高征收额为69892海关两。外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几乎全部在梧州（Wuchow）缴纳，本署1911年在这一项下的最高征收额仅为1538海关两。本署从未征收过鸦片税或厘金。1910年，机动船的最高吨位税征收额为38.40海关两；租赁的舢板则由中方按港口税征收，以代替吨位税。在海关监管下的船只仅进口了非常少量的外国鸦片，1910年和1911年分别为6担和120担。可以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这里或本省这一地区都没有人吸食外国鸦片。该地区从未大规模种植过罂粟用于市场销售。直到几年前，平马（Pingma）每年还种植罂粟，产量约为30担，西北部泗城府（Szecheng prefecture）也种植罂粟，种植面积约为1000亩，年产量约为30担。早年，镇安府（Chenan profecture）也种植罂粟。但在过去十年中，由于税收增加，这一地区的罂粟种植几乎绝迹。南宁曾是多年以来贵州和云南鸦片的主要贸易中心。鸦片通过陆路运到南宁，或者从百色（Poseh）乘轮船，最近则是乘机动船运来。大部分本土鸦片从南宁出口到广西东部和广东西南部。还有定期运往龙州的货物。近年来，由于大力禁止罂粟种植，并对鸦片贸易实施严格限制，从云南和贵州进口的鸦片逐渐减少。来自四川的鸦片进口（平均每年约200担）也已停止。根据我的前任收集的资料，我发现1906年10月至1907年10月期间，南宁进口了2000箱云南鸦片，而前12个月进口了3000箱；1907年10月至1908年10月期间，进口了1500箱。1910年进口量下降到200箱，1911年下降到70箱。1908年，贵州鸦片的进口量估计为4000箱，而前一年为5000箱。接下来几年的数据如下：1910年3200箱，1911年1700箱。据称，一箱云南鸦片的平均重量约为40担，一箱贵州鸦片的平均重量约为35担。1911年春天，官方确定了最终禁止鸦片贸易的日期；应有关商人的请求，这一期限延长至8月，后来又延长至12月。1911年11月发布的公告将1912年1月18日定为鸦片贸易可进行的最后日期。1912年1月，新当局又批准将期限延长至2月18日。虽然出口鸦片的最后期限得到了遵守，但南宁城内鸦片贸易的禁止期限再次延长至3月18日。根据商人与中国当局最近达成的协议，双方规定进一步延长至1912年7月13日。由于当地商人在共和国建立以来对政治和行政事务所施加的影响，很难说本土鸦片贸易何时会在当地停止。1912年5月，百色（Poseh）报告称又有新一批贵州鸦片到货，增加了现有库存。南宁原有的25家鸦片熬制厂中，已有2家在1912年5月底关闭。1908年，1担贵州鸦片的价格约为400海关两，1担云南鸦片的价格为440海关两；1911年11月底，价格为：贵州鸦片2800海关两，云南鸦片3000海关两。1912年1月初，在这里1担贵州鸦片的价格约为1700海关两（Hh.Tt8.），而云南鸦片的价格为1800海关两每担。1911年8月，南宁土药统税卡被撤销，南宁统税局被委托征收税款，直至贸易最终禁止的日期。官方宣布，本土鸦片厘金的征收于1912年1月19日结束。所有商业交易的金融基础是“转账货币”；这一术语指的是，将存入银行的钱款按固定周期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转账或结算周期从半个月到六个月不等，并与所交易的商品密切相关。人们几乎从不把硬币存入银行，银行最初以及之后从存款人处收到的所有存款，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都是以其他银行的票据形式收入。然而，转账货币制度并不仅限于商业交易；所有有可靠收入的人群也都在使用它；他们同样通过向当地店主开具支票来结算日常必需品费用。几乎所有的转账货币账户都以当地或邕平（Yung p’ing）两（一种重量单位）为单位。邕平（南宁）的一两相当于1000份纯银中的572.35份；但当然，收账和付账的汇率之间存在差异。当以金属（而非转账货币票据）的形式收支时（这种情况很少见），邕平两以辅币称量，而不是以银元宝（sycee）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白银称量。交易很少通过数硬币进行，即使如此，支付也是按照不同的汇率进行，从8138.50到8142不等，换言之，每100邕平两，所支付的辅币金额从138.50美元到142美元不等。硬币总是溢价流通，根据对金属的需求，溢价从1%到4%不等，甚至更多。对于那些因贫困而无法享受转账货币系统便利的人来说，如店员、士兵、苦力，以及当然的，进城买卖的乡下人，铜钱，以及近三年来也包括辅币，是他们最喜欢的交换媒介。一串铜钱（壹吊）包含1000枚铜钱。辅币为美元的分数，包括广东20分硬币、香港10分和5分硬币。铜钱与辅币之间的兑换率波动最小，尽管其也会发生1%到5%的波动。未经切割的干净的印度支那贸易银元（或称为法属印度支那皮亚斯特，Piastre，译者注：俗称坐洋银元）在过去三年内一直是本省这一地区唯一流通的银元。法属印度支那皮亚斯特目前在牛、花生和糖的交易中被大量使用；内陆销售代表拒绝接受任何其他支付方式。以前，法属印度支那皮亚斯特也在纸张贸易中占主导地位；但最近，当地采购公司强制要求以当地两为单位的贸易条款。法属印度支那皮亚斯特与当前流通的辅币（以及因此也包括铜钱）之间的汇率在过去几年中波动异常；然而，自从与梧州建立了定期的快速汽船通信后，单个商人更难囤积任何一种货币，汇率也变得更加稳定。在过去三年内，汇率波动范围为3%至8%，而此前的波动范围为4%至18%。这里没有流通的铜分币。考虑到货币种类繁多、计量单位不同、金属价值波动、供求关系、交易商品种类等因素，每天可以计算出大量货币报价。信贷体系在进口商品转售方面发展良好。棉纱享有半个月（或称为“期”）的信贷期；各种布匹为八个期；煤油和火柴为一个期。存入当地银行的货币，每半个月的利息为6至8厘，而贷款的利率则差异很大，最高可达每月21%。南宁有三家银行和大约20家钱庄；前者，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后者中的一部分，与广州、香港以及本省一些更重要的贸易中心（即梧州、龙州、百色和柳州）有固定的业务联系。一些进出口商人也会抓住机会，通过出售汇票来进行货币交易，汇票金额为他们在其他地方的业务伙伴所欠的款项。广州或香港的汇票收取汇款金额1%至2%的手续费；梧州和龙州的汇票手续费从5厘到3%不等；百色的汇款手续费波动较大，最高可达10%。广西银行（由私人和政府资本共同经营）于1910年在此开设了分行。其主要业务是储存和处理官方资金；其纯商业交易主要包括以财产或商品为抵押的贷款，以及出售相对大额的汇票，特别是开给北方各省的汇票。根据1910年的一次官方统计，南宁市区及郊区的人口据称达到了36,542人，而南宁府的人口则为677,241人。这一地区真正的汉族人口并不多。在主河流的广阔平原上以及其支流的肥沃山谷中，只要这些支流可以通航，就有混合人口定居。根据他们的传统，他们是来自江西、浙江和山东等北方省份的士兵的后代，这些士兵在遥远的各个时期来到广西进行征服远征，并定居下来与当地女性通婚，这些当地女性在中国历史学家眼中被称为“南蛮”。第一批真正的汉族移民似乎可以追溯到著名将军马援的时期，他为了纪念自己的胜利，在公元40年在越南和中国广西的边界上竖起了一根铜柱。这一地区现在的人口在当地被称为非常模糊的“土人”（tu jen），即“土地上的人”。他们的语言是北方汉语和当地古老语言的混合体。平话（p'ing hua）、獞话（chaang hua 译者注：原文就是写“獞话”）、客话（ko hua）和其他当地方言之间有明确的区别。离河流越远，离山脉越近，人们的面貌中的汉族特征就越少，他们说的话对于汉族人来说也就越难以理解。在该地区的北部和西北部，可以遇到苗族和瑶族的后代。南部和西南部则有大量客家人涌入。在南宁市，土人和与当地广东移民通婚的土人女性的后代构成了人口的主要部分；未同化的广东人和其他纯汉族人构成了其余人口。据报道，纯广东人大约有2000人，他们实际上垄断了这个地方的贸易和商业。他们有一个总会和几个分会，决定所有贸易问题，通常与来自湖南、云南、贵州、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陕西和山西的商人行会协商决定。这些行会所代表的利益往往与当地士绅所代表的本土人口利益相对立。双方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敌意，一方在商业上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则是城市和郊区几乎所有土地和房屋的地主。漫步在主街上，人们会确信南宁的人口在容貌上并不出众，无论是男性、女性还是儿童，他们脸上的表情普遍都很呆滞。他们的衣物是普通的蓝色棉制品；很少有繁华的展示，即使在中国通常的大型节庆活动中也缺乏适度的奢侈。当地女性除了佩戴廉价的银手镯和耳环外，不佩戴任何贵金属饰品；她们在这方面的朴素也许部分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即她们中的许多人由于丈夫和父亲的不作为，而被迫为家庭谋生。就这样，城市和郊区的许多家庭完全依赖家庭手工业，或者依赖女性从事搬运水、米、石灰、砖块、盐等工作为生，或者直到最近，还有机会的话，从富裕的男性人口中以其他方式赚钱。由于后一个原因，南宁在中国人中以其严重的道德沦丧而闻名。然而，据说这一声誉近期有所改善。五年前，第一艘花船（装有广东舱室）被引入，并且在商业区对面的河上开了一家大型水上酒店餐厅。由于岸上没有餐厅和剧院，这些花船已成为商人进行商务娱乐的场所，也是各阶层年轻人聚会的地点。花船公司（保真公司，别名花捐公司）每年向当地政府支付818,000元。从花船税到海盗行为显然是一个转变；但这两者很可能都会在这里长期存在下去。由于海盗与当地人口关系密切，因此在本章中进行了讨论。这一地区河流上和乡村中的武装抢劫是长期存在的弊病，在中国早期历史中就有提及。确实，至今仍然存在着有组织的职业匪帮；但是，也有一些原本和平的农民，他们更喜欢在交通要道上偶尔进行的袭击所带来的丰厚战利品，而不是在田地里辛勤劳作所带来的微薄收成。虽然过去所谓的海盗只满足于从本地帆船上劫取大米、盐、鸦片、衣物和铜钱，但最近他们开始染指外国和中国旗帜下的汽艇；他们配备现代左轮手枪，威胁船员和乘客，如遇抵抗则格杀勿论，然后抢劫他们的财物和船上的任何财宝。无论在过去还是近几年，都发生了大量女性被土匪绑架、强奸和贩卖的案件，无论是在河上还是在陆地上。根据中国和广西省的各种地图来判断，流经南宁的河流名称似乎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个地区被称为“左江道台管辖的区域”，而这条河流的官方中文名称一直是“左江”，字面翻译为“左河”。从地理上来看，这个名字可能看起来不准确，因为这条河是两条河流中位于右侧（南方）的支流，这两条河流在桂平县城上方汇合，形成通常所说的西江或“西河”。然而，“西河”这个名字也被用于桂平以上、直至龙州的水域，从那里开始，被认为是左江主支的河流向下游流去。因此，实际上，西河从龙州经南宁、梧州延伸到广东省的三水，那里是三角洲的起点。左江，或者更准确地说，从龙州流来的河流，在距离南宁30英里的三江口接纳了从百色流来的右江（或“右河”）。这些水道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们布满了成片的岩石。绵延数英里的急流和浅滩在枯水季节使航行变得困难，船员们需要高超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来应对航道中的急转弯。左江在桂平和南宁之间的河段包含了许多航行障碍，尽管这些危险远不如长江上游那么严重。这条河全年携带大量泥沙，沙洲频繁地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总的来说，河堤由相当松散的物质组成，大雨后容易发生不小的山体滑坡。然而，对航行最重要的障碍是两个急流，当地称之为大滩（Tai-t'an）和湴滩（Pan-（Bang-）t'an）（英文为“Great Rapid”和“Mud Rapid”）；除此之外，官方还列举了33个次要的急流。在水位非常低的时候，上述两个主要急流的平均深度为2英尺；吃水更深的大型船只则不得不通过把乘客和货物转移到货船上，以空载状态通过这些危险水域。1908年11月和12月，海关总监督应广西省长之请，派遣副海岸监督埃尔德里奇（ELDRIDGE）先生及一批外国助手，对河中的危险水域进行考察。对两个最可怕的急流的考察工作是在极大的困难和相当的危险中进行的。海岸监督和副海岸监督撰写的考察工作报告以及相关的规划图已转交给省长。但迄今为止，该计划再无下文。海岸监督泰勒（TyLER）先生对大滩急流的报告如下：“查看规划图可以看出，这个急流由一系列因不规则岩石带而形成的独立小急流组成，分布在14里的河段上。河流在高耸的岩石山之间穿行。在河水非常高的时候，船只可以越过这些岩石；但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船只使用的航道实际上与低水位时的航道相同。大滩急流上下游的水位差为8英尺，但落差并非均匀分布在14里的河段上；水流呈阶梯状下行，在这些阶梯处，坡度相当大，流速快，河道狭窄，有时因在岩石间蜿蜒曲折而变得非常复杂。”关于湴滩：“考察这个急流的规划图可以看出，它是由六条狭窄的岩石山脊形成的，这些山脊横跨河流，与水流方向垂直，在低水位时大多是干涸的。就湴滩而言，虽然它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仅次于大滩，但它相对容易处理。”泰勒先生进一步表示，大滩除非花费巨额资金，否则无法改善，“因此，目前这里什么也不能做。”他继续说道：“既然如此，改善其他较小急流条件的重要性就有所降低，但并不一定降低到采取行动不可取的程度。例如，可以着手处理湴滩，并鼓励汽艇和摩托艇的船长报告其他急流上类似的小型工程，这些工程的费用或许可以承担。这些小型工程可能包括修建拖曳路径、在低水位时移除一两块岩石，或标记危险区域；但在移除岩石方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除非得到船夫和领航员的批准，并且他们明白岩石可能只能移除到低水位线，否则不得进行此类工作。”河流的改善对这个港口的贸易以及该省这一地区的商业和农业发展至关重要；但目前这个问题已被无限期推迟。除非有新的河流改善计划推动者出现，并且能找到必要的资金，否则工程的执行将不得不等待——岩石将留在原地，湍急的水流将继续像以前一样唱着它们愤怒的老歌，而船员们将像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燃放鞭炮，以纪念那些坐在悬于急流之上岩石峭壁间、介于天地之间的蓝色庙宇中的古老偶像。左江南宁至龙州段仅在洪水期间（每年约四个月）可供吃水超过1英尺的船只航行，而在枯水期，当地船只过岩浅时必须减轻到6英寸吃水。当地领航员统计，在这195英里的航程中有多达30个急流和浅滩，其中黎壁滩（Laipieh Rapid）和滑石滩（Washek Rapid），分别位于南宁上游约160英里和187英里处，据说最为凶险。这条水道穿过极其岩石嶙峋的风景，沿途有新宁州（Sinning）、馱蘆（Tolu）和太平府（Taiping）等城镇。右江（Yu River）源自云南，比左江更大，水量更多，也更为重要；它已在前文提及的南宁上游30英里处与左江汇合。在有利的高水位条件下，比如从五月到十月，这条河对于吃水达4英尺的船只来说，可以轻易通航至百色（Poseh）。南宁到百色的距离为285英里，两地间的河流落差被记录为500英尺。根据当地领航员的报告，这一河段上有40个不同特征的急流；金陵滩（Kamling Rapid），位于南宁上游35英里处，因其水流湍急而被认为很危险；而位于百色附近的孻骨滩（Lnikwat）和打鱼滩（Tayü Rapids），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因为水浅而成为航行的大障碍。在十二月至三月极低水位期间，只有吃水小于2英尺的船只才能成功航行。百色以上，在洪水季节，右江对于吃水浅的小船来说可以通航至云南-广西边界的剥隘（Poyai）；甚至像舢板这样的小船也能上溯到西林县（Silin）。1911年夏天，英国炮舰“Moorhen”成功上溯至龙州和百色，这一事实更清晰地说明了左江和右江多变的水文条件以及可能出现的航行机会。“Moorhen”是一艘相对较大的河上炮舰，重180吨。在南宁，左江的当地名称是邕江（Yung-kiang）或邕河，“邕”是这个府的古名，如本报告其他部分所述；在最低水位时，其宽度约为300码，在最高水位时约为400码。海关监管下的船只停泊港从贸易定居点的上限延伸至下限，距离约为1300英尺。港口底部由碎石、沙子和岩石组成；它为摩托艇和租用的帆船提供了足够好的锚地。南宁市的河岸线构成了中国船只的锚地。本区域没有设置灯光或浮标；但是，在需要时，帆船从业者会采取临时措施来标记浅滩。1900年6月，北海海关税务司以邮政局长身份派遣一名邮政员在南宁开设了中国帝国邮政服务的内陆邮局。当时，开设了两条信差线路，一条通往北海，另一条通往龙州。1901年，南宁划归梧州邮局管辖。过去十年来，这些地区的邮政业务稳步增长。1911年9月，南宁被划为广州的一个邮政副区，并任命了一名外国人负责。新的邮政副区从西省界附近的百色（Poseh）延伸至东部的江口（Konghow），从南部的上思厅（Shangsze）延伸至北部和西北部的贵州省界。南宁邮局管辖下设有5个内陆和分支机构（其中3个被授权签发最高250美元的汇款单）以及60个代办处。通过6条主要信差线路与这些站点保持定期通信。线路总长度从1900年的800里增加到1911年的约8300里，其中1500里为蒸汽服务。该区的东北部尚未纳入邮政扩展范围，因为那里居住着文盲部落，据说他们不觉得有必要将有关他们的牛或家庭的消息发送给其他地方的人。广西的电报服务总部位于桂林，直到1910年一直处于独立的省级管理和控制之下，之后才被纳入帝国政府的管理。南宁分别与桂林、梧州、龙州和百色通过电报线路相连。从梧州的主线分出两条支线，一条通往北海，另一条通往郁林州（Watlam）。从百色有一条线路通往镇安府（Chenanfu），另一条通往云南，还有一条通往贵州。南宁的电报局于1885年开始运作。到1911年9月，员工人数约为18人，包括几名机械师；当时正在使用的电报机有五台。在正常情况下，每年大约传递10,000条消息，主要是来自或发往桂林、梧州、广州和香港。在省级管理期间，实施了一项特别资费，该资费甚至比中国其他省份的资费还要高，而且消息传递长时间延误是常态。例如，发往或来自香港的电报，通常在寄出后的五到七天才送达。然而，当电报服务转归帝国政府控制后，情况并没有太大改善。在当前的管理体制下，商人们热切期待能有显著的改进。（未完待续）
附老照片（主要是安得士后的海关关长贺智兰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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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洪水中的南宁海关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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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南宁海关公署和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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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洋关码头和南宁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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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南宁 洪水损坏的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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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南宁 洪水损坏的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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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南宁 洪水损坏的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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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南宁 海关税检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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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从邕江看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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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邕江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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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8 洪水中的海关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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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8 洪水中的海关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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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8. 南宁 邕江洪水监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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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8. 邕江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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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8. 邕江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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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南宁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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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前后南宁海关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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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 外国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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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海关税务司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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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关税务司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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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关税务司公馆马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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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海关税务司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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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海关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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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 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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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 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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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 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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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 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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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邕江看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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