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传教士南宁经历记录（1930—1933年）

民生 2024-11-01 08:01 广东

编者按：

英国圣公会差会（CMS）是1799年由英国国教会创立，初名“东方与非洲行教会”，后简称为英行教会。1815年首次向海外派遣神职人员，20世纪后其神学立场转向自由主义，导致1922年分裂，保守派成立“圣经教徒传教会”（BCMS，Bible Churchmen's Missionary Society，即现在的Crosslinks）。

本文摘译自1947年12月伦敦出版的《圣经教会传教士协会前二十五年（1922-1947）》（The First Twenty-Five Years OF THE BCMS）一书中的第七章。时间跨度为1930年至1933年。原文有不少民国时期的威妥玛拼音地名，有些无法判断，只能音译，还有不少宗教组织术语翻译错误，请读者谅解。本文配图为编者添加。另：翻译分享，并无任何传教意向，仅旨在帮助读者了解复杂多元的世界，文中著者所述的不一定是客观事实，应激反应者谨慎阅读。 前篇可见：英国传教士南宁经历记录（1925—1928年）

英国传教士南宁经历记录（1930—1933年）

第七章最动荡的土地

中国的连绵苦难——西部的动荡与撤离——那里忠诚的中国工作人员——南方的混乱——广西的战争——菲尔德（Field）小姐遭土匪袭击——龙州（Lung chow）儿童之家危在旦夕——艰难的跋涉——孩子们被安全带离——传教士在江上的船只中遭袭——南宁（Nan ning）再次陷入危境并撤离——工作在那里和平恢复——本时期其他事件与发展概述。

在本书所述的二十五年间，没有哪个国家比苦难深重的中国更加动荡不安。内战与土匪活动在中国各地此起彼伏，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所有恐怖事件爆发之前，日本就对中国发动了侵略。在第三章中，我们曾看到，1925年，一场反英的狂潮席卷而来，使我们的教会工作四散而落，而在此后的几年里，它也一直受到暴力冲突的周期性冲击。

“可怜的中国，可怜的中国，”1930年，贝尔德（Baird）小姐在南宁写道，“你何时才能获得和平？”然而，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战争、饥荒、物价飞涨——这个饱受苦难的国家经历了一段难以想象的艰难历程。我们的传教士也遭受了苦难，有些甚至面临极端的个人危险。本章将主要讲述这一切。

在西部，从1930年开始，工作完全交给了中国人。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那个教会五年间的历程。

1929年，豪斯登（Housden）夫妇被派往那里。他们的报告中描述了一种持续的动荡和战斗状态。他们经常去军医院，与外面的士兵交谈，并给他们发放传教小册子。在关安（Kwangan）的妇女工作令人振奋。廖牧师和其他基督徒举行了福音布道会，得到了很大的祝福。观音阁（Kwan-yin-koh）的工作受到了高度评价，那里是“最繁荣的布道站”（在第三章中也有特别提及）。当地缠足的女性会步行十里甚至更远的路程去那里聆听福音。不久后按立为传道人的赵先生被描述为“一位极具灵性的人”，他的信息“总是充满了自由而完全救赎的喜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规定，即如果有教会成员连续两个周日缺席，就会派代表去探访他，如果第三个周日仍然缺席，他就会被暂停教会职务。

报告还提到了另外两个布道站。林水（Linshui）位于群山之中，四周都是土匪；在周边地区，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耀崎（Yochi）也遇到了困难，临时传道人的负担并不轻松。

这是豪斯登夫妇关于中国工作的最后一份年度报告。我们记得，在本书所述的这段时期之后，我们在东非地区找到了他们。在决定把中国西部教会的工作交给中国工作人员之后，他们被调到了那里。

这片中国西部的教区由中华内地会（C.I.M.）传教士丹纳姆（G. T. Denham）牧师总体负责，他也对这项工作进行了报告。在谈到他和妻子于1931年夏天的一次巡视时，他说，在关安（Kwangan），廖安成（A. C. Liao）牧师一直坚守阵地。在这次巡视期间，他们举办了一个为期八天的圣经学校，得到了一位专门负责此类服务的中国牧师的协助。来自政府学院的学生曾拜访过廖牧师，在与其中一些学生长谈后，大约有十几人表示愿意相信主——这一愿望也被一些来自工业学校的年轻人所表达。

在观音阁（Kwan-yin-koh），赵天石（T. S. Chao）牧师夫妇仍在愉快地工作，来访者对他们的逗留感到非常高兴。周日有80名会众聚集，其中约50人留下来参加圣餐礼。礼拜进行得异常有序且虔诚。这次无法访问林水（Linshui），但那里已经增加了一些慕道者；在耀崎（Yochi），情况也令人鼓舞；传道人李先生在最近于其他地方举行的一些会议上得到了祝福。

1933年是极为糟糕的一年。○○○○○的肆虐入侵使得局势显得毫无希望。尽管这些军队并未直接抵达圣经教徒传教会（B.C.M.S.）的地区，但关安作为其主要中心，人们惊恐万分，几乎全部逃离。基督徒四散奔逃，传道人逃往另一座城市躲藏了整整两个月。土匪则一如既往地利用了这种普遍的混乱局面。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似乎也成为了激发那些爱神之人灵性生活的事情之一。一些基督徒在遭遇苦难和损失后，他们的信仰反而更加坚定。

在林水，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那里出现了慕道者，并成功进行了几次洗礼和偶像破坏活动。然而，不幸的是，观音阁被一大群土匪洗劫一空。他们几乎抢劫了每一户人家，还掳走了大约200人，将他们扣为人质以索取赎金。可怜的赵牧师，这位忠诚的仆人，失去了他所有的财产。在躲藏期间，他甚至听到土匪在寻找他，并扬言要杀了他。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都躲藏了起来。关安的基督徒们放弃了他们的圣诞庆祝活动，将原本用于庆祝的钱送给了赵牧师。他还收到了来自英华内地会代表丹纳姆牧师以及私人朋友的慷慨捐款。在耀崎，他们租了一间店铺作为传教中心；在关安，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新情况。

丹纳姆先生代表霍尔登主教和他自己表达了热切的期望，希望能够尽快从国内派遣工作人员到这个中国西部急需帮助的地区。然而，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一段时间。

尽管如此，我们已经看到，工作并没有停止。忠诚的中国工作人员在这些艰难时期证明了他们的价值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因此，我们现在离开中国西部教区，转向南方。

在这里，事件主要发生在南宁、龙州和海防这三个地方。这些地方对于圣经教徒传教会（B.C.M.S.）的读者来说都耳熟能详。1929年和1930年的故事主要描述了一种几乎无法形容的混乱状态。包括自相残杀的战争、危险和强盗的肆虐，以及我们的几位传教士多次面临迫在眉睫的个人危险。然而，在上帝的庇佑下，他们最终都安然无恙。莱赫米尔·克利夫特（Lechmere Clift，即祁理扶——译者注）医生在1930年解释道：“广西”（南宁和龙州所在的省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除了短暂的和平间隔外，一直处于反抗南京中央政府的叛乱状态。”刚从波斯调来的赖斯（Rice）博士在1930年3月写道：“广西的情况如此混乱，与其说它像任何其他事物，不如说它更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一页。简而言之，仅在这个省份，就有五个不同的派系为各自的目的而战。除了这些相互敌对的将军外，所有的山丘或山区都有大量的土匪，所有的死水和河流上都有海盗。”

以上是1929-1930年的背景情况。1929年初，克利夫特医生和夫人来到南宁，重建了一座荒废已久的医院（见第三章）。然而，在4月，战争再次爆发。人们对军事防御的准备感到恐惧和不安。到了10月，情况变得更加严峻。“涉及全中国的大战爆发了。”广西分裂了，“一方支持铁军，另一方支持蒋介石。士兵涌入南宁。几天之内，20000名士兵被安置在全市各地”，甚至包括中国传教工作人员的家中。克利夫特夫人这样写道。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仍然坚持分发文献。部队很快就接到命令沿河而下。但仅仅过了很短的时间，战争状态就再次恢复了。

现在，让我们转向龙州（Lungchow），那里目前建立了儿童之家，由卢卡斯（Lucas）小姐和劳德威尔（Loudwell）小姐负责。还有海防（Haiphong），年龄较大的女孩们为了安全被带到了那里，由菲尔德（Field）小姐和斯科特（Scott）小姐照顾。她们还致力于在中国人口中开展重要的传教工作。1929年12月，菲尔德小姐正试图为四人小组寻找一条“后门”进入中国——两名新招募的女士，巴雷特（Barrett）小姐和兰登（Landon）小姐，一名前往医院接受培训的中国女孩，以及从华西（West China）调来的弗莱尔（Fryer）先生。她陪同他们从香港乘船到海防，需要指出的是，海防当时是法国领土。火车将他们带到边境附近的谅山（Langson），但是通过龙州前往南宁（Nan-ning）的陆路和水路旅程都充满了危险。在两次尝试失败后，这个小队终于抵达了龙州。菲尔德小姐于12月21日乘坐公共汽车返回海防。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遭遇了土匪的袭击。她和六名中国男子被命令下车，跪在路边，而土匪则洗劫了车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枪杀或被绑架勒索赎金（几天后，在同一个地方有一名男子被杀）。土匪夺走了她的财物，但在她特别要求下归还了她的鞋子。土匪离开后，旅行者们决定返回龙州。菲尔德小姐在士兵的护送下被送往海防。她的行李箱在一次惩罚性行动中被找回，但几乎已经空了。

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1930年2月初，○○攻占了龙州。就在此时，赖斯（Rice）博士和W·施戴德（Stott）牧师几乎同时从海防赶到，他们意外地获得了向大量涌入教堂寻求庇护的妇女和女孩们传播福音的宝贵机会。然而，好景不长，有流言四起，称○○将驱逐所有外国人。当晚，原本就计划有一场圣餐礼拜；中国基督徒提议再举行一个祈祷之夜，为即将到来的未知挑战做好准备。

2月20日上午7点，大约三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闯入，几乎洗劫了所有财物，并将传教士们押解至军队总部。罗马天主教的建筑已化为灰烬，城市四处贴满了恐怖的漫画，描绘着外国人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

在士兵的押送下，传教士们那天艰难行进了大约十八英里。“一些士兵对他们深表同情”，甚至询问他们是否疲惫不堪。他们恳求卢卡斯小姐“讲述耶稣的教义”。赖斯博士对卢卡斯小姐和劳德威尔小姐的乐观与勇气大加赞赏，并描述道：

“你能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吗？一位年迈体弱的老妇人，在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中艰难前行。这些士兵为了聆听这位囚犯讲述那个古老而永恒的故事，纷纷离开自己的队伍，围聚在她身边。”

途中，土匪突然开枪射击；众人被告知快跑，最终侥幸逃脱。他们当晚在一个村庄歇脚，得到了一顿简单的晚餐。然而，清晨5点半，他们又踏上了征程，连一口水都没来得及喝。两个半小时后，他们抵达了另一个村庄，在那里找到了食物、水源，以及继续前行的交通工具。下午1点，他们终于抵达了法属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的边境。法国领事非常友善，慷慨解囊，资助他们前往海防。

那么，那些留在龙州的中国儿童和工作人员呢？他们不得不孤苦伶仃地留下来，这确实令人揪心。尤其是考虑到那些○○煽动者不仅仇视外国人，也反对基督教。那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然而，上帝的慈爱守护着他们，保护着他们免受伤害。○○措手不及地失去了这座城市，尽管他们完全有可能卷土重来。卢卡斯小姐深感自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孩子们带出来。在上述撤离事件发生几周后，在上帝的庇佑下，她得以与两名官员在强大的士兵护送下返回龙州。然后，她先将孩子们转移到海防，再于5月将他们送往香港。在那里，他们在英国国旗下过上了安全快乐的生活。自1926年离开南宁以来，这些年里，这个小团体中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帮助者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和危险啊！

赖斯博士特别赞扬了他们的“小管家婆”——一位聪明伶俐的中国女性。在其他中国人都因抢掠和极度的恐慌而手足无措时，“她既保持了理智，也保持着笑容”。人们坚信，在那段危险的时期，她是上帝赐予孩子们安全和幸福的守护神——“是这种恩典的卑微见证者”。

与此同时，巴雷特小姐、兰登小姐和弗赖尔先生的境遇又如何呢？在龙州被滞留了六周后，他们与一名中国女孩（显然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位）一同乘坐河船前往南宁。船上还有“八名衣衫褴褛的士兵”作为武装护送，他们打着红旗。然而，第四天，船只遭到了猛烈袭击。不久，旅客们就被迫跳进浅浅的河里，挣扎着爬上岸边，躲在岩石间避难。一整天都在下雨，但到了傍晚时分，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小村庄和避雨的地方。他们的船已经不见了踪影，但幸运的是，他们搭上了一艘帆船。在“近五十个小时没有食物和饮水，而且全身湿透”的艰难条件下，他们终于追上了那艘帆船。当他们进入船舱时，惊讶地发现所有东西都完好无损！但强盗们已向船员们勒索了大笔钱财。就这样，他们在2月15日安全抵达了南宁。

现在也是我们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了。贝尔德小姐于1929年12月底抵达南宁。而1930年1月，赖斯博士和W·施戴德牧师离开香港，试图经由龙州前往南宁；克利夫特博士和夫人也在那个月离开了南宁，因为医院急需赖斯博士的回归。然而，这次尝试却以失败告终。由于战事频发，西江禁止通行。直到6月，这两位传教士才得以通过。在此期间，贝尔德小姐勇敢地挑起了整个医院的重担，她以出色的能力和勇气应对了一切挑战。

局势迅速恶化，以至于在7月13日，为了确保贝尔德小姐、兰登小姐和巴雷特小姐这三位女士的安全，她们被紧急转移至梧州。而与此同时，两位新来的传教士却选择留在了那片混乱之中，坚守岗位。7月22日，南宁被两万名云南军队重重包围，但幸运的是，这些军队对传教团并无敌意。然而，受伤的士兵却源源不断地涌来，给医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三枚炮弹甚至在医院病房内或附近爆炸，但幸运的是，仅有一名中国工作人员受伤，且伤势并不严重。然而，到了8月13日，由于形势愈发严峻，医院已无法继续在原地维持，不得不搬至一个离城墙更远的建筑内。在这个过程中，三名中国志愿者选择留在药房地板下避难，以防抢劫等意外发生（其中一人正是当天受伤的工作人员！）。尽管条件艰苦，但临时住所内的善举仍在继续，甚至在战斗期间，还举行了一次公开的洗礼。

▲1930年11月，天津益世报

▲1930年8月，滇军分两路围攻南宁。前锋占领南宁城仓西门外木行街(今石巷口一带)及东门外三、四标营等处(今古城路大板一区一带)。城外石巷口乃攻守双方炮火密集之区。图为石巷口被大炮击毁的房屋。（《南宁百年图录》）

▲“人祸甚於天灾：追记广西南宁之役”（《时代》 1931年第5期）

▲中国红十字会南宁分会在战地掩埋陈亡兵士摄影（《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1年第1期）

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传教士们不得不在8月31日做出艰难的决定，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南宁。他们深知，一旦被俘，可能会给传教协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甚至面临巨额赎金的要求。在撤离途中，其中一人更是幸运地躲过了一颗子弹的致命威胁。由于云南军队占领了原住所，他们已无法返回，但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失去太多重要的物资。赖斯博士对这次祈祷得到的显著回应深感感慨，认为这是上帝对他们的庇佑。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让赖斯博士轻松过关。他很快就因阑尾炎而病倒，不得不前往香港接受手术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他于9月12日重返南宁，随后南宁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和平工作时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直到1933年，都没有任何骚乱阻碍传教工作的进行。

在总结这一时期的尾声时，我们不得不简略提及一些重要事件，因为早期的事件已经占据了大量篇幅。克利夫特医生作为院长的忠诚而富有成效的服务期结束后，1931年成立了类似印度的华南地区理事会，以更好地协调和管理传教工作。1932年10月，W·施戴德牧师在南宁创办了一所华南地区的圣经学校，为培养更多的本土传教士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地的教会已实现自治，并朝着自给自足的目标迈进。同年2月7日，在莫埌开设了新的传教站，该站通过福音传播和医疗工作迅速取得了显著成果。南宁的福音传播队和莫埌的中国助手们都在积极开展工作，弗赖尔先生和施戴德先生也与中国工作人员一起进行了更广泛的巡回工作。

然而，传教士们在中国现代社会生活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其中，低俗文学和电影带来的恶劣影响尤为突出。但尽管如此，许多灵魂仍然得到了拯救，基督教工作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在海防地区，英国中华循道会负责整个华人社区的工作，到这一时期结束时，那里的教会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充满活力，成为当地信仰的重要支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里的一位忠诚的中国工作人员——潘先生。

此外，育婴堂也从香港搬到了大约十四英里外的大埔地区，仍在英国的保护之下。在施戴德先生发表演讲后，育婴堂里的十一名女孩主动要求接受洗礼，其中一些年纪较大的女孩更是期待着未来能够成为自己同胞中的女传教士，为传播福音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卢卡斯小姐则在1933年从她出色的工作中退休。

回顾本章所述的这段时期，共有十四名传教士加入了中国南部的传教团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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